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_顾准传_顾准的故事

解放之初的上海，经济任务繁重。既要从财力上支持肃清残敌、调运粮食、供应煤炭、抢修公路桥梁，又要疏散、救济十几万难民，清除城市垃圾、恢复交通秩序，还要为市民注射防疫针、改造租界供水系统各自为政的紊乱状态。

并且，上海还苦苦支撑着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确保社会稳定，在资金支持上，顾准功不可没。

当然，高效的工作离不开科学的团队建设。据时任顾准的秘书陈新华回忆：

一次，顾准突然对我说：“我总是觉得自己一个脑袋实在不管用，接触面不广，考虑问题的局限性很大。我们能不能想个法子，把全局员工调动起来，号召大家面对严峻的形势，都来动脑、动口、动手。”

他拧着眉头，紧闭着嘴唇，额头上显出深深的皱纹。忽然，他伸出左手狠劲往下一劈，朝我道：“对，来个‘大脑袋’活动！”

“什么叫‘大脑袋’活动？”我纳闷地发问。

“集中所有人的脑袋，融汇每个人的智慧，这岂非‘大脑袋’？”他笑着说。

“大脑袋”活动开始了。每到周六下午，全局员工都要到位于外滩6号大楼的本部学习。顾准亲自上大课做报告。说是报告，更确切讲是谈心。因为他讲话从不用稿，而是针对大家的思想动态坦诚地和员工们交换意见，谈心里话。员工们根据局长的讲话，随时可以递张条子，写上三言两语都行。每当此时，顾准总是详细地做出解答，然后像珍藏宝贝似的把这些凌乱不堪、毫无规则的小纸片小心翼翼地夹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为掌握群众的思想脉搏，他总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多少次，他都是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午饭，一边用心听着汇报。有一回，我觉得他实在太辛苦了，便主动为他写好了上大课的稿子。

他接过来翻看了一下，低声问道：“这报告是你做还是我做？”

“当然是你局长做呀！”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顾准莞然一笑：“既然是我做报告，那就应该我自己动脑筋，自己动笔头，怎么能叫你代劳呢？”

诚能动人。

“大脑袋”活动激发了广大财税干部的主人翁意识，也提高了中共在群众中的威望。一位头发花白的员工激动地说：“我做了半辈子旧机关的小公务员，从来都是在局长面前低头听训，而现在却是局长和我们一同商量。上面没有官架子，下面没有畏惧心。”

然而，也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一次，听完顾准的报告后，小伙伴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局长不是常说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吗，怎么还称我们是‘留用’呢？”

“喊我们‘留用人员’根本就是给我们划了条界限！”

的确，接管的税务局，一半以上的员工都是从旧机关转过来的，心里埋藏着挥之不去的自卑感，甚至认为新领导未必会对自己坦诚相待。

而这种长期压抑的委屈，又因顾准一口一个“留用人员”的无心之失发酵成强烈的失落感。

顾准得知后，自责不已，专门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同志们，作为一个领导，我曾错误地称呼你们，我向你们道歉。你们是旧社会走过来的人，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才到旧机关工作。但在新社会，你们用自己的劳动证明了和我们一样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大家都是革命队伍里的战友，是平等的，是同志。我们应该互称同志才是！

自此，“局长检讨”在全局上下传为美谈。

为了让顾准更好地工作，市府将一栋三层的洋房分给了他。

楼前是一个将近一千平方米的西式大草坪，院内摆满了盆栽与花坛，楼后还有一个车库。

除此之外，政府又给他配了秘书、警卫、司机、门卫等九名工作人员，但顾准从来只以平等的同志关系待之，极少使唤他人。

刚搬进来时，顾准一眼就瞥见了客厅里那套奢华的硬木家具。他想都没想，便让人统统搬走，一件不留。

顾庆莲不乐意了。好不容易熬出头，儿子当了大官，改善改善生活都不行吗？

顾准见母亲执意要家具，怎么劝也没用，只好跪下来求她撒手。看儿子长跪不起，顾庆莲便也不再坚持。

于是，所有去顾准家做客的人，都看到宽大的客厅里只摆了几张破旧的沙发和茶几，显得空空荡荡。

顾准却不以为意。

警卫员不止一次向汪璧感叹，说真不知首长的精力从何而来，似乎用之不竭。

汪璧也很郁闷，孩子们总盼望临睡前能见上晚归的父亲一面，可连这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

当时的上海，三个局长最忙，一个是公安局长扬帆（1912—1999），一个是工商局长许涤新（1906—1988），还有一个就是财、税局长顾准。

组织上给繁忙的顾准配了三个秘书，其中税务局的秘书刘方锦跟他关系最近。

工作中，刘秘书发现顾准有一门绝活——速写。

一次，他起草讲稿，一个小时写了70张纸，刘方锦连抄都来不及。通过仔细观察，他发现顾准握笔的姿势很奇怪，笔身同桌面夹角小于三十度，笔尖斜抵着纸飞快地滑动，一个个俊秀的小字便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淌了出来。

对顾准而言，一边主持财务局的党代会，一边写税务局的年度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完全是家常便饭。在召开办公室会议时，他总是让各处处长先说，待大家都发过言了，才画龙点睛地总结几句。有时甚至连总结都没有，只说一句：“好，既然各位都清楚了，散会！”

1950年5月，市委第二书记刘晓宣布顾准正式兼任市政府副秘书长。这项任命的政治信号非常明显：顾准已隐然成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候选人。

前途无量的他吸引了众多年轻漂亮的上海女孩，公开示爱追求的没有一个连也有一个排。有的听了顾准的报告后，专门跑到后台去看真人，要签名；有的干脆直接在市府门口堵顾准的专车，当面递情书。

一次，刘方锦在办公室拆阅群众来信，无意间发现一封含情脉脉、令人脸红的情书。他将信纸小心地塞回信封，交给顾准：“局长，这是您的私人信件。”

顾准看完后哈哈大笑，并不避讳：“以后再拆到这样的来信就不必拿给我了，直接处理掉。”

这是顾准人生辉煌的顶点。

新中国成立伊始，全国各地的征税工作统一采取“民主评议”的办法，即由一两个工商界著名人士在行业会议中提出各户应摊派的税额，大家点点头就算通过，以后便按此交税。

而顾准在上海搞的“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可谓自行其是，独此一家。

弊端很明显：“自报”是否符合真实情况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但对上海工商业如数家珍的顾准却相信一切在他掌控之中，毕竟绝大多数从业人员对税务的认识都是从他和潘序伦那几本书中学到的，又岂敢班门弄斧？

再加上“轻税”的红脸和“重罚”的黑脸，顾准觉得税务工作已被他安排得井然有序。

中央则不作此想。有关部门领导认为这是为资产阶级逃税漏税大开方便之门，再三发电训斥顾准，责令上海整改。

顾准坚持己见，执意不改，但为了减轻上面的压力，在听取苏联专家的建议后，他提出一套“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的中和方案。

首先，根据普查将所有税户分为三类：

一、账册齐全的工商业大户；

二、账册齐全的中小企业；

三、没有账册的个体户、夫妻店。

第一类由市税务局稽核处专管查账，第二类由区县分局专管查账，第三类则不查账，只收定期定额的工商税。

由于新办法科学公正，一出台便受到企业的欢迎。在陈毅的力挺下，上海全面推行顾准的征税方案，收入激增。

1951年12月，陈云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表态，说“顾准的方法是对的”。于是，这套税务制度开始在全国施行，并一直沿用至今。

时隔多年，上海财税系统的老职员提起顾准仍充满敬意：“顾准局长来事（能干）！大老板、小摊贩，谁敢在顾准手里逃税？”

争论结束，真理打败了谬误。然而，因为得罪了某些高层，顾准今后的人生之路注定崎岖坎坷。一种传言开始在官场上悄然流布：顾准这个人就是不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