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寻常的“风土考”_顾准的事迹

不寻常的“风土考”_顾准的事迹

第七章　不寻常的“风土考”

1956年11月左右，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张劲夫，找顾准谈了一次话，宣布让他到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任副主任。这下，顾准的工作范围又从社会科学跨及自然科学。

以党的“八大”为标志，1956年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有着非凡的地位。从科学史的角度说，简直可以把1956年称为“科学年”。这一年的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工作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3月，集中各方面精英人物着手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十二年规划）；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www.guayunfan.com)在1956年8月已基本完成编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纲要中提出57项重要科技任务，其中的第一项（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第三项（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的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第四项（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的综合考察及其开发方案的研究），第五项（我国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综合研究和开发），第六项（我国重要河流水利资源的综合考察和综合利用的研究），具体落实下来，都是要由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来组织协调，有些任务已显燃眉之急。

中国科学院于1956年1月1日成立了以竺可桢为主任的“综合考察工作委员会”，后于1957年6月正式成立“综合考察委员会”。当时院部在北海公园西边的文津街3号，综考会的办公机构就设在院部大楼内。在院机关中，综考会与刚刚成立半年的各个“学部”是平起平坐的局级单位，竺可桢以副院长兼综考会主任一职，但他是党外科学家，照常规，还必须要有一位党员高干来操持党政要务。

竺可桢已非当年的浙江大学校长，他没有用人之权。据《竺可桢日记》1956年10月8日：“上午九点至院，约石湘君谈综合考察事，知院调何康来院，何本人不同意，愿在农垦部管理热带作物。”[1]由此可知，院中欲调何康来做副主任，竺可桢并不知情，是综考会办公室一位基层党员干部透露给他的。何康原是农业部热带作物司司长（“文革”后曾任农业部部长），当时在农垦部工作。何康不愿意来，张劲夫决心再动员自己在抗战前夕救国会时期的老战友顾准来充任此职。

顾准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竺可桢日记中，便是在1956年11月12日：“午后至院，和席泽宗谈，又和张［劲夫］副院长谈，为综合考察委员会事。据[云]顾准同志已到院，十四日可来办公，明日可以会见云。”

顾准正式就职时，在兴起不久的中关村科学城中，已盖好了三幢特级楼（13－15号楼），那里住着钱三强、钱学森、赵九章等一批顶尖的中国科学家。顾准的家，由此搬进了中关村的13号楼中。顾准的名字，也由此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竺可桢的日记中。最常出现的句子是“与顾主任谈综合考察委员会事”，这多是指平日工作的常规碰头。

查竺可桢的日记所记，初期工作除了眼前必须处理的急务外，还有1957年的年度考察计划，更长远的是如何安排全面落实十二年规划中的各项任务。这里将有关日记内容列举几条：

1956年12月11日　星期二

晨九点至院。约水利部冯仲云及赵锋、顾主任谈黑龙江流域资源研究会事，决定于明年一月八日起开会，谈了议事日程以及存在问题。关于额尔古纳河探勘事，电力部要的是水文地质人才以及沿江的测量。此事交由顾主任去和地质部测量局谈，计有水库区域、矿藏、淹没损失、地质工程、坝址打钻、长白山新的地质队，哈尔滨设计院所提问题和地质填图。测绘局有库区航测、松辽运河航测、沿国境25公里磁测问题。李［富春］副总理最好能请其到会指示方针，因现在分工并不明确云。

1957年1月10日　星期四

晨六点起，上午未出，二点至院和朱济藩及顾准谈至三点。至军委会俱乐部，聂荣臻副总理听取黑龙江流域综合研究委员会报告。见到地质部宋应，水利部冯仲云，电力部王力和田忠院长，计委杨英杰，科学院张副院长、朱济藩、顾准及规划委员会武［衡］副秘书长、范长江同志。

1957年1月17日　星期四

下午二点半至院和顾准谈科学院规划中1、3、4、5、6项组织领导小组事，计委允出来参加，但一切要科学院负责，因此仍有许多困难。内定由杨英杰副主任为领导小组主席，顾要我也在小组内，我不允，因我在内，杨必推我主持，以院出面不便领导，所以不如由顾担任。

1957年1月18日　星期五

晨七点廿分起，八点半至院和顾准同志及武衡副秘书长谈如何完成科学规划第一小组任务：1.自然区划；2.西藏考察；3.新疆；4.华南；5.大流域；五个任务。先成立小组，以农业部（杨显东、张林池）、水利部、林业部、计委、高教部，及侯德封、黄秉维、李连捷和顾准等十人。领导小组以计委为主任。暂定廿四日开会讨论如何规定1957年计划。

上述表明，顾准此时多与部委级领导干部商议国家科学规划的大事，可见其承担任务的担子之重和参与领导的“层次”之高。

当时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会”，下同）主要负责自然资源的考察工作。主任竺可桢（1890—1974年）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气象、地理学家、现代气象事业的创始人。他是浙江绍兴人，另名烈祖，字藕舫。191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校长等职。建国后除在科学院任职外，还担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196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与顾准共事时，他是以党外著名科学家的身份出现的。

竺可桢一生傲骨铮铮，不媚俗，不媚外，不媚权贵，这一性格与顾准颇为相似，故在综考会工作期间，两人亲密合作，配合默契，堪称党内外人士合作公事的典范。

竺可桢虽然曾出身“哈佛”，是服膺“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以及“科学救国”的科学家，大名鼎鼎的他，除了开拓气象学、地理学、科学史、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等领域的科学成就、教育思想、人格伟岸之外，还有主政浙江大学期间，“文军长征”弦歌不辍以及“东南民主堡垒”的美称，曾有“费巩案”“于子三案”的大风暴，从而使竺可桢赢得了“民主保姆”的佳誉。建国后，他并不止步于旧时代，而是学俄语、学马列毛，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新中国科学泰斗。

顾准在工作上对竺可桢是非常尊重的，并没有表现出某些党员傲视一切的流俗。作为前辈科学家，在紧张的院务工作之余，竺可桢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坚持科学研究，并亲自率队到野外直接进行自然考察，对这一点，顾准印象很深，并引为榜样。

综考会的设置，是应有关方面的要求，接受具体的考察任务。如顾准来到之前，已进行了黄河流域的水利、陕晋两省水土流失情况等方面的考察，提出了报告和具体意见。

参加综考会各项考察工作的科学工作者，由综考会和科学院各所及各高校联系，邀请他们的有关研究人员和教师参加。按照这个原则，它自己是没有直属研究机构的，唯一的例外是直属于它的有一个“土壤考察队”，任务是进行华北各省的土壤测量，队长名叫熊毅，1960年以后合并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去了。

顾准在综考会的工作时间约一年左右，除了领导“土壤队”之外，负责“进行工作中的考察队”还有不少，据他自述有如下几个：

甲、黄河中游水土保持考察队，队长由土壤研究所所长马溶之兼任，行政副队长为陈道明，任务是配合三门峡建筑水库，考察研究黄河中游严重水土流失的解决方案。

乙、新疆考察队，任务是配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垦殖任务，考察新疆的农牧资源，并研究解决灌溉农田土壤的次生盐碱化的办法。队长李连捷，北京农大教授，行政副队长陈某，新疆干部，考察队基地设在乌鲁木齐。

丙、热带植物资源考察队，任务是配合华南垦殖，考察闽、粤、桂、川、黔、滇诸省的热带植物资源，由广州植物研究所负责。队长强某，名字忘了。这个考察队，1957年才开始工作。

综考会的新疆考察队，邀请苏联专家参加工作。又生物学地学部各所和苏联有关的研究项目，在野外工作中有苏方人员参加的，也归综考会办理，如刘崇乐（昆虫研究所）的紫胶研究，侯学煜（植物所）的植物区系研究等。当时生物学地学部各所一部分研究员，似乎有一种倾向，觉得和苏方合作可以扩大研究范围或提高研究题目的“身份”，我对这种倾向并不同情，尤其反对接待苏方人员中的铺张作风。1957年11月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上，侯学煜把我迎接苏方人员时不肯多买几束花（一束10元！）也在会上提出了批判，不过这是以后的事了。[2]

当时，综考会的机构极其简单，只设一个办公室，主任为简焯坡，顾准到后不久，就由郁文（中科院负责人事的副秘书长）把他调回植物所搞研究工作去了。只剩下两位副主任，均为女性，搞政治工作的两位也均为女干部。其他还有会计、总务、翻译人员。简焯坡离会前，要来了几位植物、土壤等学科的大学毕业生，其意图是让他们一面参加野外工作，一面留会做资料工作。

应该说，在如此机构，应当太太平平，大家相安无事了，但是事与愿违。

办公室主任简焯坡调回植物所做研究工作以后，留下两位副主任互不服气，闹无原则纠纷。顾准对此感到很不是滋味，他觉得，大家都是党员干部，起码的政治觉悟总应该有的嘛。于是，便努力说服双方，结果成效不大。

其中一位有一次负气地向顾准提出，要求调动工作，顾准一时感到很为难，只好答复她：“你跟干部局去谈谈。”后来，她也就不再提调动工作的事了。在顾准眼里，办公室是负责综考会政治工作的唯一机构，干部群众来自五湖四海，都要团结一致。

据顾准回忆，办公室里有一位工作人员“是干部子女，打扮得干干净净，工作却并不认真。有一次我问她的经历，她说她父亲去延安比较早，她是在延安保小上学的。我问问延安保小的情形，她在答复中有一句话很刺耳，至今我还不能忘掉，她说那时保小的老师跟同学们说：‘你们是不同于普通孩子的孩子。’当时我对此话的印象，认为并不反映此人具有革命后代应该多担负革命责任的意思，而是反映了她的某种不正确的‘先天优越感’的意识。政治水平、文化水平都不高，是干部家属。我曾和一位副主任谈起，×××并不适宜干办公室的工作。我还问，她既是干部家属，何以一定要在家里雇上保姆，自己出来工作。这位副主任回答我的话，我已不能具体记忆，大意是应该‘安排’她的工作。（后来知道，1957年“反右”运动中，这两位同志都调离了综考会。）总之，这个办公室，在我当时的印象中，是脱离综考会的工作实践，脱离综考会的野外工作人员和内勤工作人员，办公室的同志有以功自居的思想，甚至还有‘世袭优越’的思想。”[3]

此后不久，1957年5月间，《人民日报》连续刊载“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言论，报上曾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葛佩琦在一次座谈会上的所谓“杀共产党人”发言，实际上是断章取义：“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的，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人民不会亡。”葛佩琦这些话，当时被视为“疯狂反共”的言论，遭到痛击，还被错划为“右派”[4]。而顾准认为：“葛佩琦的话值得我们警惕”，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谈一下。顾准的这一言论，后来也成为“右派”的“罪证”之一，这是后话。

顾准担任综考会副主任后，便积极投入角色，勤奋工作。现存的《顾准自述》这样写道：“我到会后，参考了苏联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一些资料，考虑了建国以后我国自然资源考察工作的状况，觉得我国大部分自然资源考察工作已由国务院各部担当起来，最主要的例子，例如矿物资源的考察勘查由地质部负责，水力资源由水电部负责，而新的工矿地区的资源利用综合规划，也唯有国家计委和经委才抓得起来，所以，设想把综合考察委员会夸大到苏联科学院生产力研究委员会的规模是不现实的。它只能够根据国家要求，分担若干项目的综合考察工作，当时综考会的状况，也就是这样的，既然如此，综考会的工作机构无须扩大，有一个办公室也就够了。因为它的任务不过是组织考察队分项进行工作，考察报告应该送到委办机构去，学术上利用考察所得资料一事，参加考察的研究人员自己就会抓紧，综考会也就无须有自己的研究机构。竺可桢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党组分管综考会的副秘书长谢鑫鹤，原来以为我到职后要大肆扩大机构的，听到我说明我的意见后也表示同意。1957年8月前，综考会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办的。我不主张有大机构，可是我在不到一年的综考会工作中还是比较认真负责的。我要学习许多新知识：地理、地质、植物、气象的等等。这些学科的哪一门我都不打算精通，可是起码我要知道一些常识。每一个考察队的行政工作都由综考会负责，解决这个问题倒还比较容易。可是要把每一项考察工作的内容、结果及其经济—政治的意义了解清楚，却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野外工作比读书更重要。”[5]

好在综考会主任竺可桢是这方面的权威，他悉心指点顾准，顾准虚心学习，努力研修，并积极参与野外工作。1956年他刚到综考会时，该年度的野外工作已经结束了，为此他深为遗憾。只得参加翌年的项目，虽然工作条件还不如北京这座大城市好。

1957年春节刚过不久，顾准随同竺可桢深入海南岛和雷州半岛考察1953年以来的橡胶垦殖的成果。华南垦殖，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初期我国重点投资项目之一，其目的是尽一切可能的条件努力开垦荒地，发挥国营农场的示范作用。

海南岛与雷州半岛原来都不出产天然橡胶，竺可桢从一个地理学、气象学家的角度曾认为，这两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一般并不适宜种植橡胶树，但他知道这一垦殖事业是我国政府应苏联要求而进行的（其实“一五”计划就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编制的，其中许多项目由苏联援助），所以，同时参加考察的还有一位苏联90岁高龄的植物学家。

由于调查队在北纬22度的高州县城附近发现了三株橡胶树，垦殖局遂决定以此纬度线为种植橡胶的北界。参加调查的中国科学院人员，曾就防风、防寒、防止水土流失、实行“等高”开垦等问题提出多方面建议，但未被重视。1952年春节刚过，中央军委下令从华南地区抽调2万多官兵，组成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奔赴海南、湛江和合浦的热带雨林中。设场、开垦及播种工作，走在了调查、勘察和设计的前面，投入人员也愈来愈多。1952 年8月，苏联政府决定贷款1亿卢布帮助中国搞橡胶，斯大林高兴地对中国领导人说：你们在志愿军赴朝作战和发展橡胶生产这两件事上也是在援助苏联。

垦殖工作铺得大，铺得快，到了1953年初就暴露出了大毛病。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北部数10万亩土地上原有的大片灌木森林，在开垦后变成了沙荒地，几年来开垦的橡胶园有将近50万亩地被放弃。交出了一笔巨额学费之后，开始醒悟的领导们考虑今后怎么办。

1957年元宵节过后的2月16日，竺可桢、顾准率队南下广东，到海南岛和雷州半岛考察近年种植橡胶等热带特种经济作物的发展情况，然后在广州主持华南热带资源开发科学讨论会。会后又到武昌参加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成立大会，3月19日回到北京。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竺、顾二人可以说是朝夕相处、形影不离的。因此，不仅竺可桢日记中记述的沿途行踪大致可以视同顾准，而且，竺可桢有关此次考察的工作报告也与顾准密切相关。

此次与竺可桢、顾准同时南下的，有苏联科学院森林研究所所长苏卡乔夫院士等7位苏联专家。中方人员有植物分类学家吴征镒、植物地理学家侯学煜和土壤学家李庆逵等，还有青年科研人员江爱良和彭加木等。抵达广东后，另有林学家郑万钧等人参与。全队共40余人，在海南岛及雷州半岛等地区前后工作20天，先到海南中部屯昌、保亭（通什）等地，再划分为森林土壤组、植物区系组和热带资源组，三个小组分头考察。竺可桢与顾准参加热带资源组，于2月22日从通什出发，途经海南岛西部及北部的儋县（那大）、澄迈（幅山）、东部及南部的崖县、陵水、万宁、乐会、琼东及文昌等各县及海口市，雷州半岛的徐闻、海康、遂溪、湛江，并经粤西的化县、茂名、信宜、罗定、云浮、高要等地。三组于3月9日在广州汇集。

竺可桢和顾准等人的沿途考察情况，在《竺可桢日记》中做了较为详细的记录，如3月4日在雷州半岛的徐闻：“8：45乘车和江爱良、顾准二人及冯场长一行出发，赴友好农场未停即赴红星农场，由场长徐君陪同看胶园……有10万亩，可种橡胶3万亩，已种1.2万亩。在徐闻七个场有4个专门种胶，即南华、友好、红星和五一，其中以红星地点为最好……1955年寒流只冻伤3/10，而南华（冻伤）90%，五一95%，友好80%。11：20至友好农场……有地7万亩，植胶1万多亩，尚要种1万多亩。有职员600人，干部50人，技术人员5人而已。……三场内以橡胶为重点，唯据过去经验是否将来能出胶甚多是问题。二点至海鸥场，1952年种胶，因风大全部失败……四点又和冯场长、彭加木、应幼梅、顾准、江爱良看南华场，场中最佳胶为1952年种，直径8cm，但各区很少有叶子，而且在防护林之东北角者稍好，西北迅速变坏，一般说在此种橡胶希望是不大的。可以出胶，然出胶多少无把握。国家用如此大力推广，徐闻区似应放弃。”

除业务内容外，竺可桢在日记中还记有考察途中有谢姓司机患病，由顾准陪同司机去卫生院看病这样的细节。

考察结束后，全面的结论，反映在竺可桢以“人大常委”身份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6]。报告认为，琼海地区只有某些具备了特殊条件的地方可以种植橡胶，提出的结论性建议有以下几条：

1.适宜于种橡胶树的地区，应该多种橡胶树和怕寒怕风的热带植物，少种别的生长条件不如此苛求的经济作物。

2.不适宜种橡胶树的地区，不要大规模种植。雷州半岛以及粤西地区目前一部分橡胶树生长不良，勉强维持着的胶园，应该考虑放弃。

3.橡胶树的北移是可能的，但是必须先在许多不同地理区进行试验研究。在试种成功、产胶量和经济价值确定以前，不宜于在较北地区大规模种植橡胶树。

4.华南地区，骤雨密集，在坡地上开垦而不采用等高条垦等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就必然引起土地的严重破坏。现在除极少数农场已经采用等高条垦措施以外，各个单位对此还不够重视，以致在雷州半岛和海南岛上不但土壤冲刷所造成的砂地蚀谷处处可见，而且新的砂地蚀谷正在逐渐形成。因此，关于垦植工作，必须订出合理的具体规划，关于橡胶树的栽培、抚育、施肥等等方面也是一样。

此外，报告中提出了“保护自然”和“开发海南岛”的具体建议。

随后，4月29日，中国科学院召开本年第八次院务常务会议，听取竺可桢副院长关于雷琼地区热带植物资源的考察报告。[7]据中国科学院档案记载，顾准以综考会副主任的身份出席了只有院中高层人物参加的这次会议，会议决定将该报告呈报国务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子恢将此报告批转给有关单位，其缩写稿曾以《要开发自然必须了解自然》为题，刊于8月20日出版的《中国农垦》1957年第2期。

顾准参与了上述报告的撰述。竺可桢回到北京后，在3月20日的《日记》里，记有“午后开始看顾准同志所总结的考察队诸人意见，包括郑万钧、李庆逵、侯学煜等，吴征镒意见尚未寄来，待补入”。翌日又记：“晨，着手改顾准同志所草至海南岛雷州半岛考察意见书。至中午12点改竣，约七八千字。”他向院务常务会议提交报告时，在报告的结尾处也特别说明此报告“大部采取自综合考察队若干同人书面和口头意见”。

顾准与竺可桢的合作，既是正副主任的合作，也是党员干部与党外科学家的合作。应该说，竺可桢和各学科的科学家从“学术”角度分析了雷琼地区大规模垦殖橡胶林的现状和应采取的应对措施，顾准则从“党政”角度支持了竺可桢的据实上报。考察报告中采用了郑万钧、李庆逵、侯学煜、吴征镒等专家的意见，顾准在这些分报告的基础上写出综合初稿，最后由竺老修改定稿。顾准是这篇报告成稿过程中的“二传手”。

顾准在《自述》中关于这段经历写道：

华南垦殖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我国重点投资项目之一，竺可桢认为这两个地区的自然条件一般并不适宜于种胶，其实从政治观点说，中苏合作经营华南橡胶垦殖的协定，苏联政府已经片面毁约；这两个地区种胶除小块地区外，其他都是失败的，也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我方经营此项事业的巨大损失早已成为既成事实……这次参加考察，确实使我对赫鲁晓夫的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不负责任态度，增加了一层认识。[8]

顾准认为自己从中央党校期间思考苏共二十大问题开始，已处在“思想危机”中。后来的进程表明，广东海南考察为他的“危机”之火添加了一把柴草，而随后赴黑龙江的考察则更是泼了一桶油。

在这次华南之行结束返京后，1957年5、6月间，郁文（原从中科院新疆分院调来）副秘书长要顾准到新疆去一次，了解并解决新疆考察队行政副队长陈某（汉族人）和中科院新疆分院（任务是培养维吾尔族科学人员，秘书长哈密提，维族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的原则是要尽可能照顾少数民族。

顾准这次去新疆，参观了玛纳斯湖流域的军垦农场，到过石河子新城，在天山上的巩乃斯种羊场呆过几天。在乌鲁木齐的时候，为了接近哈密提，有几天不住在宾馆，住到了他的家里，两人促膝谈心，达成了谅解。顾准之行，终于解决了考察队与新疆分院的紧张关系。

紧接着的考察，就是中苏联合黑龙江考察活动——影响到顾准政治命运的“不幸”考察。

1957年7月，中科院综考会开始了中苏联合黑龙江考察，顾准参加了这一考察，其行程，如他自述为：“（一）和冯景兰两人走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二）在黑河和走松花江、黑龙江水路的竺可桢等大队会合；（三）全队在黑河渡黑龙江到海兰泡和苏方人员会合，在“阿穆尔州”境内参观了几个地方；（四）在海兰泡乘“拉佐”号轮考察沿岸坝址，到伯力；（五）由伯力到共青城，回伯力后到海参崴；（六）由海参崴经双子城，在绥芬河进入我国境内；（七）经佳木斯、鹤岗，在伊春附近一个实验林区参观，然后回哈尔滨。这次考察中就发生了太平沟问题的争论。”[9]

与在南国种植橡胶相同，北疆的黑龙江流域考察，也是由苏联老大哥主动提出来要中国接受的。不幸的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两件事又都被正在滋长着“反苏”思想的顾准撞了个正着。

1957年7月，中苏双方考察人员乘“拉佐”号轮船航行在黑龙江上

苏联早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已经对黑龙江左岸地区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做过初步考察，他们打算在左岸较大的支流上兴建一些水电站，也在考虑如何利用黑龙江干流水能资源问题。为了把上述工程纳入第七个五年计划，他们需要在1950年后期进行有关的勘测设计工作。如果在干流修建电站，因坝址条件和库区淹没等问题都与黑龙江右岸的中国有关，因此必须有中国方面参加。在苏方的建议之下，1956年5－6月间在北京举行过中苏合作考察的谈判会议，中方谈判组长是竺可桢。其时顾准尚未入此行列，是由张劲夫充任组员以为政治后盾的。

1957年7月6日，由竺可桢、顾准率领的中国考察队一行18人，与由苏联生产力委员会主席涅姆奇诺夫院士为首的苏联考察队（共有25人）会合于海兰泡，开始了为期三周的黑龙江流域联合考察。考察地包括黑龙江的中苏两国共同河段，在苏联境内有海兰泡、伯力、海参崴地区，在中国境内有佳木斯、鹤岗、哈尔滨地区。竺可桢与顾准自始至终都参与了考察全程，顾准只有7月初的头几天未与竺同路。顾准说他和冯景兰（地理学家，冯友兰之弟）“两人走哈尔滨——齐齐哈尔——黑河”，竺可桢日记中则说是“请冯景兰与顾准先坐铁路到黑河，以便安排日程”，打前站去了。其他时间，顾准的行踪，皆可视同于竺可桢。《顾准自述》中所说的行程路线，都可在竺可桢日记中落实到具体的某一天。

苏联《太平洋之星》报载中苏联合考察黑龙江的照片（1957年7月14日），右起5—9人，依次为竺可桢、陈剑飞、顾准、涅克拉索夫、涅姆奇诺夫

对于这一考察的具体内容，暂且不表。先说一下黑龙江考察队的来龙去脉。根据现存资料，黑龙江考察队原本并不直属综合考察委员会。

这个队的队长由水电部副部长冯仲云（1908—1968，江苏武进人。1927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东北领导革命斗争。建国后任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北京图书馆馆长，水利部副部长兼华东水利学院院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不幸病逝，1977年11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兼任。他出任这项工作是由国务院指定的，因而他在工作上也直接对国务院负责。不过苏联方面的实际目的虽然是在漠河附近建设水电站，却把考察范围定为黑龙江流域资源综合考察，工作范围扩大到地质、水文、土壤、植物等方面。由于这些学科的研究人员主要在中科院，该队副队长由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所长朱济藩出任，考察队的办公室由水电部抽调人员组成，但设在中科院院部内。

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他分管自然科学）也兼管这个考察队的工作，可是它跟综考会的关系原来极不明确。顾准回忆说：“我到综考会后，原不想插手这件事，该队办公室主任赵锋几次找我，说他的工作水电部、科学院双方都不管，不好搞，要求把他的办公室和综考会的办公室合起来，由我把该队的日常工作管起来。竺可桢支持赵锋的意见，我只好同意。办公室合并时，朱济藩已出发莫斯科参加该队‘联合学术委员会’会议，商量该队1957年的工作计划了。朱出发前，关于1957年计划规模和内容向哪一个机构、哪一位负责人请示过，得到了怎样的指示，我不知道，事后也未追问，朱自莫斯科回来向竺可桢汇报所决定计划的内容，我也参加了。1957年黑龙江上的考察，就是根据莫斯科联合学术委员会商定的计划办的。”[10]

中苏友好合作，是20世纪50年代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谁在这个问题上稍有闪失，谁就会大祸临头。在中苏联合考察中，顾准与苏联专家，因维护国家利益而据理力争，发生冲突。事隔多年，吴敬琏后来谈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几位苏方人员态度相当蛮横，凡是开发的好处都想留给苏方，而造成的损失却让中方承担。顾准看不惯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作风，采取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的态度。考察组有的中方领导成员认为，对‘老大哥’应当恭谨从命，就把顾准的有关言论记下来，报到北京去。正赶上‘反右派’，由于顾准的这些言行违反了毛泽东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中的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他被打成‘右派分子’。我那时也因为‘严重右倾’挨批，所以不知道批判顾准的具体过程，只知道在科学院范围内印发了辑录他的‘反党言行’的专题材料（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言论当然也被辑录进去了），开过好几次批判会，然后正式戴上‘右派’帽子。他后来对我说：1957年那次当‘右派’纯属‘误会’，戴上‘右派’帽子促使他重新思考，思想发生不少变化，对‘左’的那一套开始有了认识，所以第二次在1964年因为批评对毛主席的个人迷信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倒不是误会了。”

吴敬琏对这件事的忆述细节阙如，好在《顾准自述》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顾准谈到此事，口气依旧十分不平：

黑龙江考察队的苏方领队人是涅姆奇诺夫。正是这个人，考察途中给我的印象特别恶劣。他在考察途中，对我方领队人、科学院副院长、高龄科学家竺可桢极其傲慢。无论在正式的会谈中或非正式的会议中，他对竺可桢不时流露出一种老子教训儿子的口吻。其实，论年龄，他比竺还小几岁；论地位，竺是我国科学院副院长，他不过是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的成员，这种傲慢态度，绝不符合国际交往的起码的礼节要求。也不能以共产党员对待非党人士的优越感来解释这种不平常现象。我绝对不会相信，他在接待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学者时会摆出那副老子架子。其实他这种傲慢态度不仅对竺可桢如此，对我方其他考察团员也是如此。记得他在火车中曾利用一点时间，个别找我、吴传钧（地理研究所经济地理研究员）、王首礼谈话，也是用一种很难忍受的指导者口吻。我和他谈话时，在这种傲慢态度面前绝未表示出丝毫的恭顺之意，“反右”斗争中也有人把这当作右派罪行加以揭发，我认为不是我错了，而是揭发者错了。

诚如顾准所言，错误的不是他。他在黑龙江考察中，特别是在太平沟问题上，采取了维护中苏联合开发黑龙江资源计划中我方权益的立场，这是他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结果。要是顾准像某些人一样，趋炎附势，吹溜恭顺，不就能避过劫难吗？不！顾准是一位深明大义、顶天立地的硬汉子，他是真正的如鲁迅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顾准在他的《自述》中对此次考察的“交代”，重点是表露自己对苏联的态度，关节点是“太平沟”问题的争论。

太平沟，是黑龙江流经小兴安岭峡谷的南口，地形地质条件良好，可能装机容量为100万－270万千瓦。但若贮水水位过高，苏联一侧的平原就会被淹没，而那里是苏联在远东的一个重要农业基地。此外，还有因施工倒流量大而带来的技术上的困难。

顾准回忆说：“当竺可桢十分含蓄地说到黑龙江上的太平沟是一个良好坝址时，我才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有关维护我方权益的重大问题，积极支持他的意见。请示聂总，并在取得聂总指示后，在考察工作的整个过程中，采取了遭到陈剑飞坚决反对、被诬为反苏的立场。……在太平沟问题上行动得很坚决……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怀疑的，而且是我对之担负了政治责任的，我当然要毫不犹豫地为之而斗争。”在这个问题上，在竺的“含蓄”和顾的“敏感”之间，可能存在着沟通和理解上的落差。

竺可桢（右二）、顾准（右三）乘船考察黑龙江流域，摄于1957年7月

黑龙江考察，事涉中苏关系，政治背景复杂，大的方针、政策、原则皆出自中央。虽然竺可桢以副院长兼综考会主任的身份参与其事，但向中央的汇报请示并非直接经由他，他不是中央领导发出指示的第一受传者。从业务上说，太平沟选址问题，不是他熟悉的专业范围，也不可能贸然表示态度。顾准对太平沟问题的观点，也不是“空穴来风”。在《竺可桢日记》中有关竺、顾等人在北京时的讨论均有记载：

6月8日　星期六

北京下午二点开黑龙江调查队（综合队）会议，到冯仲云、唐季友、吴传钧、冯景兰、王守礼、顾准和杨宣仁。大家对于太平沟水库，认为应向苏方提出。唐季友（电力工业部工程师）对于开发额尔古纳河极为热忱。

6月28日　星期五　北京

晨六点起，八点半吴传钧来，同至中南海科学规划委员会，和范长江谈黑龙江综合考察事。因我不久出发至黑河和涅姆奇诺夫会面，同考察25天，协商1958—1959两年计划，曾提三点意见要聂副总理批示。今日聂副总理未来，到范长江、冯仲云……第二点关于唐季友所提要用较多力量来和苏联勘察水库。此点田忠局长也做了说明，综合小组无能为力，要由电力部作主。第三是关于勘察太平沟水电，李局长认为太平沟勘察水电比上流柴达木为适用，但苏联注意上游，范长江意这次会勘只是交换意见，不作任何决定。

由此可见，在太平沟建电站，主要是电力部方面的主张，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范长江转达聂副总理的指示是：“这个问题可以以个人交换意见的方式提出，但不必作为我方的正式意见。”[11]

在当年的考察中，苏方负责人涅姆奇诺夫还想借机来北京，顾准和竺可桢两人以原先无此计划、北京未作接待准备为理由加以推辞，抵制了涅氏的无理要求。

在这次考察途中，顾准发现了中苏两国贸易不正常的现象，曾对同行人说过：“中苏贸易我方不合算，应该发展对日贸易。”这一观点，现在看来，也是真知灼见，发展国际贸易，理应包括双边、多边贸易。

顾准和其他考察人员对下面几件事印象特别深，并且互相之间做了交谈。这些事情如顾准所云：“一是我们经过的远东地区，向来是华侨众多的地方，但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我们竟未见到一个中国人；二是懂俄语的同志，曾听到一个当地的苏方汽车司机对莫斯科来的苏方考察团员说，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还和中国孩子在一起玩，后来中国人全都迁走了；三是有一个苏联马戏团，全是苏联籍中国人组成的（记得叫做‘王友礼马戏团’），从别处来到当地演出，我方考察团员和这个马戏团的人员谈话时，这个马戏团的人见到中国人十分欢喜，十分激动地说，这些地方本来全是中国人的。”[12]很显然，在这些议论中，顾准并没有什么“反苏”言论。

如前述，早在这次考察之前，顾准去海南岛（1957年2至3月）的时候，通过考察知道了华南橡胶是我国“一五”计划中投资数额仅次于鞍钢的重点项目。而这一项目基本上是应苏方要求进行的，并订有协定，苏方对于这项垦殖投资理应承担巨大的义务。顾准敏锐地发现，由于海南徐闻一带宜于种胶的地区极少，到1956年为止，种胶工作停滞不进。这时恰逢国际关系有所缓和，苏联已不难从国际市场上采购橡胶，于是片面毁约，以致中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一事实，给顾准的心灵投下了不小的阴影。

又一件事情的发生再次深深地刺痛了顾准。他从华南回京，又去新疆，耳闻北疆有些稀有金属矿，名义上是中苏合营，实际上全归苏方控制，而且在矿区还驻有苏军。顾准还发现在中苏合作方面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其一，中苏汇率订得极不合理，以致中方的对苏贸易，特别是非贸易收支上吃亏极大。

其二，抗美援朝战争中苏方对中方“援助”军火，还全以“半价”付款。

其三，顾准早就知道苏联军队驻扎我国东北时曾大量拆迁日占时期的工业设备。他在苏联共青城一家造船厂和一家机械厂中注意到那里机床上的铭牌，果然看到大量机床上有日文标记。

诸如此类，加上在黑龙江考察时，亲身领受苏方的无理要求，顾准义愤填膺，为了维护祖国利益，挺身而出，与苏方人员发生了正面冲突。

另据顾准回忆：“正在此次考察之前，北京举行过日本展览会，我去看过这个展览会。我对于展览会中展出的小型机械化农具很注意，当时曾经出现这样的想法：我国农业基本上是高度集约农业，地块小。苏联和美国那样大片耕地上的机械化农具对我国大部分地区是不适用的。日本农业和我国属于同一类型，他们的机械化农具似乎值得我们‘取法’。回想不久以前在高级党校听主席《论十大关系》报告的传达，指出我国要向一切国家学习，觉得日本的工农业技术，应该可以借鉴。所以，我在对苏方行径表示不满的同时，曾说过‘苏联工业中心远处万里之外，日本和中国不过一衣带水之隔，仅以运费而论，我们发展对日贸易也比苏贸易为有利’之类的话。”[13]

顾准的这些言论其实无可厚非，是从国家利益和实际情况出发，并且显示他独具慧眼，他的这些观点在黑龙江考察时与有关人员交谈过。不过，后来在揭发批判顾准的“右派罪行”时，又被人们翻出来，错误地指责为“亲日派”。这是另外的话题。

在赴黑考察过程中，围绕选择坝址的问题，顾准不仅与苏联专家争论，也与黑龙江省副省长陈剑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对此《竺可桢日记》虽然未记其详，但可见其端倪：“和陈剑飞、顾准谈。顾对于太平沟坝址认为中方应提出提前勘测，陈则以为应从国内已有水力资源先开发，因苏方以泽雅河三角洲为远东农业基地，如太平沟筑高坝，则将淹没也。太平沟如筑25米坝，可以得100多万千瓦，如筑36米可得200万千瓦。以坝址论，为全流域最好。”（7月17日星期三晚伯力出发至海参崴）

竺可桢、顾准率领考察团的全程旅途是漫长的。一路上，没有考察和谈判任务时，大家除了观望沿途的景色外，便聚在一起聊天解闷。顾准生性健谈，是聊天的“主将”。他在信口开河中，又毫无顾忌地增加了许多‘反苏”言论。他多次援引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政治见闻，以愤愤不平的口吻，指责苏联政府在处理两国国界线、边境领土、边境民房拆迁、贸易关系和货币汇率、华南垦殖项目等问题上，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蛮横态度；苏联红军帮助我国赢得了抗日战争后，却在东北大量拆迁中国工厂的机器；苏联压低波兰出口苏联的煤炭价格，是任意欺负兄弟国家……正在轰轰烈烈进行的“反右”运动，是大家谈论的头等大事。顾准不满地认为，眼下的“反右”运动，是对他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当头一棒”；十分“希望风潮能够和平地平息下去”。他在聊天时，毫不设防地流露出对党中央把“大鸣大放”一下子改变为“反击右派分子”运动，感觉突然和抵触。他心直口快地评论说：党现在对“右派’进行反击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无可奈何……更要紧的是，他还无遮无拦地对众人说：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

顾准以“犯上”口吻所说的“老和尚”，指的是谁，不言而喻。然而事出有因。1957年5月初，当毛泽东还在大力鼓励群众“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嘛！于是，以批评“党天下”而闻名全国的《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6月1日便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著名发言稿中，尖锐地说道：“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顾准便是接着储安平的话，使用了这一提法。他这句“大不敬’的话，后来被上纲为“恶毒攻击毛主席”。其实，他不过是对最高领导人面对各方面的批评，不能出来承认错误，表示惋惜而已。

顾准在旅途中，不知道北京已经风声鹤唳。从事“阳谋”的专政机器正张开它的巨网，等待“出洞”的“毒蛇”，等待“上钩”的“浮鱼”。

顾准在旅途中无法想见，北京的斗争已经进行到什么地步。而顾准在20世纪30年代的老熟人、粮食部长章乃器，由于在文章中说：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应该“拆墙”“填沟”；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中，积极的一面是主导的和发展的；有些社会主义企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效率反而不如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已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称为“右派的老祖宗”。

竺可桢、顾准一行于8月初回到北京。那时，“反右”斗争已经开始。竺可桢后来得知“陈［剑飞］有信致院，报告顾准在黑龙江时语言不当之处”（见《日记》9月14日）。

究竟有什么“不当之处”？顾准在《自述》中称自己是“采取了维护中苏联合开发黑龙江资源计划中我方权益的立场，我主观上认为那是我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结果”，这样的爱国行为，结果被陈剑飞反诬为“反苏”，当然罪不可赦。

黑龙江省领导对这项中苏联合考察计划非常重视，从地方发展的角度考虑，这也合常理。太平沟建坝选址问题，于中苏两国之间，于国内的中央与地方之间，都有利弊权衡问题。陈剑飞的全面观点如何，《日记》未详，《顾准自述》的文字则有情绪化的成分。竺可桢在后来议述前事时稍有披露：“九点至院，和赵锋［综考会办公室主任］谈，知顾准主任在党内检讨，他的言论在党员中间是很特殊的。他的主观意识很深，在黑龙江考察时对报馆发表书面谈话和做总结报告，对于中游太平沟的水电站统特别强调，以后我指出了才改。”（8月20日星期二北京）

竺可桢说顾准“主观意识很深”，应是指他固执，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从前述背景看，顾准身为综考会副主任，实际上是中方考察队的党政负责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担负了政治责任的”。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他自认为是在按照聂荣臻副总理的指示，“以个人交换意见的方式”为国家争权益。然而，中国政府对于这次考察的方针早有规定，只考察，只交换意见，不就实质性问题作出决定。因此，单纯从对外交往的角度而言，顾准的言行可能有些越格了。竺可桢说他“对报馆发表书面谈话和做总结报告，对于中游太平沟的水电站统特别强调，以后我指出了才改”，既表明顾准在考察队中占有着特殊的地位，也表明在政策问题上或有失准，还表明了顾准对竺老意见的尊重。

陈剑飞告发于前，后面就是“墙倒众人推”“新账老账一起算”了。《日记》记载：

9月5日　星期四　北京

和谢［副］秘书长［鑫鹤］谈顾准事，知其于1935年入党，曾做过几本书，过去随潘序伦、徐永祚工作，解放时曾任上海财政部部长，计委副主任，税务司司长。在1952年“三反”时期走左倾路线，主张以没收方法来消灭资本主义，被批评撤职，至河南任工厂副厂长和中央建筑工程事，到去年来院时常批评党，说共产党做事如猴子种葡萄，种下后一下又拔起，对于撤职事不满意。赵锋云他在黑龙江流域考察时和陈剑飞闹意见。我也觉得自由主义太重，主观意识深，如对于先开发太平沟问题，要组织经济组问题，统是太片面了。

竺可桢不知顾准的光荣历史，记下了别人的不实之说，所说所记无从认定。竺在转述之后附上自己的一点看法“自由主义太重，主观意识深”。关于“经济组”问题，笔者于此做一推测。中央要把中苏合作考察黑龙江的工作只局限于科学考察上，而不涉及未来的经济合作，周恩来已有指示，不设立“经济组”，而《日记》所记似指顾准主张在中苏黑龙江资源综合考察队之下组织“经济组”。若果然如此，顾准的自由主义太重一些，但这一点与顾准“反苏”无关。此事亦只见于竺可桢的私人日记。竺可桢对顾准的批评，不过尔尔。

据《竺可桢日记》，9月16日“下午至院，和顾准主任谈”。这是竺、顾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商谈工作。

【注释】

[1]本书引用的《竺可桢日记》，参见樊洪业《竺可桢日记里的顾准》，200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

[2]《顾准自述》手稿，第288—289页。

[3]《顾准自述》手稿，第426—427页。

[4]参看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案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1998年5月版。

[5]《顾准自述》手稿，第290—291页。

[6]《竺可桢全集》第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35－338页。

[7]《竺可桢全集》第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41—349页。

[8]《顾准自述》手稿，第292页。

[9]《顾准自述》手稿，第293页。

[10]《顾准自述》手稿，第290页。

[11]《竺可桢全集》第3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383页。

[12]《顾准自述》手稿，第434页。

[13]《顾准自述》手稿，第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