鳏病之身的烦俗事_顾准的事迹

鳏病之身的烦俗事_顾准的事迹

第十一章　鳏病之身的烦俗事

大批判的暴风骤雨即将来临，而在此之前，人们稍微感觉到一丝平静。

1964年7月初，经济研究所安排顾准去青岛休养了一个月。在那里，他写作《粮价问题初探》花了半个月。另外半个月，通过青岛市政府负责人的介绍，到青岛啤酒厂、崂山汽水厂、青岛纺织管理局和一个国营棉纺织厂、一家制造皮鞋的手工业合作社了解会计工作，并参加了一次由青岛市财政局组织的讨论会。8月份返京回所。(www.guayunfan.com)那时候，全国正开展历时近四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故又称“四清”运动）。顾准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这些运动。

登长城。顾准1965年摄于青龙桥至八达岭的崎岖山路上

与此同时，哲学界在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史学界在批判罗尔纲的李秀成研究等等，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所反应。

1963年10月26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在政协礼堂开会，郭沫若主持会议，周扬作了长篇报告，一直持续到下午。

周扬开宗明义地提出：学术上的反修与政治上的反修配合，建立战斗的马列主义的学术战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科学基础，也需要强大的思想建设、精神建设。学术不能不与政治配合，配合反修，配合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适应需要。他着重强调在各学科树立马列主义，打倒修正主义的重要性。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比作狂暴的腥风血雨，那么，1964年的“大批判”便是作为前奏的电闪雷鸣。经济学领域遭到雷击火焚的是孙冶方和他的“利润挂帅”。这一年，孙冶方被围攻、批判了39场。康生、陈伯达在幕后操纵着这一大规模的围剿，孙冶方从此被戴上“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帽子。对此，顾准心里很清楚：“我认为孙冶方在经济问题上发表的一系列意见并没有什么错误。我一向自承，如果我关于经济问题的见解是修正主义的，那我比孙冶方更为彻底。如果孙冶方因持有并发表这些意见，所以有罪，那我的罪更大于孙冶方，既然孙冶方是运动中的重点，我也跑不了。”[1]后来的事实证实了顾准的这一预见。

10月份，经康生批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兼中科院副院长陈伯达布置，由当时的中宣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纠集了一个多达70人的“四清联合工作组”，开赴三里河，大张旗鼓地进驻经济研究所。“四清联合工作组”厉声宣布：立即揪出“张闻天、孙冶方、顾准反党集团”！顾准被称为该集团的“黑智囊”。而骆耕漠，既是张、孙、顾的支持者，又是“潘、杨集团”的漏网分子，也成为整肃重点，被免去政经组组长职务。“四清联合工作组”配合经济研究所的“党团骨干”“积极分子”，用无休止的“车轮战”对付张闻天、孙冶方、顾准等人。

关山复任当时的工作组负责人，他经何建章通知，要求顾准停止写作，全部时间投入学习。10月29日和30日两天，关山复主持召开政经组扩大会议，无情地批判孙冶方的所谓“恶霸”态度，不准他“占领舆论阵地”——不准解释、不准答辩、不准“反扑”——一帮打手被动员来“打态度”，并揭发孙冶方的理论有两个来源：索仓里和吴绛枫（即顾准），会场上充斥着一片乱哄哄的叫骂……

据顾准回忆：

就在这次会议以后，我不再参加运动中的任何会议，连续两个月，奉命写了两三份十分详尽的和孙冶方关系的交代材料。此次会议以后，我更进一步猜测，孙冶方的问题是任用我这个右派分子而引起的，我这个人，到哪里都要害人，这回又害了这个老朋友，觉得很对不起他。[2]

殊不知，孙冶方是陈伯达、康生之流钦定的罪人，何况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是到了这步田地，顾准已脱不了与孙冶方的干系。

工作组积极罗列顾准、孙冶方、张闻天等人的材料，不仅已经写成的书要“批判”，明明还没有写成的书（论文、研究报告），明明是处于写作过程的初稿、修改稿、内部讨论稿，也给印出来作为“大毒草”批判。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社会主义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粮价问题初探探》，也被列为“毒草”横遭批判。与此同时孙冶方后来收入《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书的大部分文章、张闻天的关于集市贸易等内部研究报告亦遭到同样的厄运。

现在，读者只要认真阅读这些文章，不仅从里面那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真知灼见中受到教育和启发，而且像读历史深深感到当时是非颠倒的惨痛教训。

炙热的批判烈火，从“阶级斗争”火焰喷射器，急剧地喷射到张闻天、孙冶方、顾准、骆耕漠身上。这其实是未来全国思想学术界“阶级斗争”的实战演习。

然而，康生、陈伯达没有料到，他们面对的是一批有独立精神的思想者。曾有一段顾准对自己“坦白交代”的注释，令人叹为观止：“有的同志把我说成是孙冶方的‘启蒙者’，我觉得并不确切。因为孙搞经济学比我早得多，这种反动经济思想在他脑子里恐怕早已存在，无待我来启蒙，充其量我不过通过请教《资本论》那段引文对他起了‘惊蛰’的作用。至于我自己，我完全清楚我的反动经济思想和我的反动世界观的关系，我绝不是如所内许多同志那样，不自觉地受了他的影响，受了他的蒙蔽不自觉地犯了错误。孙顾二人，是分别在自己早已形成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共同酝酿了反动经济思想，这两个人的经济思想基本相同，然而大同小异，两个人彼此独立地想搞自己的‘体系’，谁也不是谁的助手。所以我说，孙顾关系是‘反革命思想联盟’。”[3]

顾准真不愧是“顾准”，写个坦白交代也这么咄咄逼人——你们甭说是我给孙冶方“启”了“蒙”，可也甭打算说我是孙的助手，我俩之间的“官司”哪里是尔等人物能够理解的？我也犯不着跟你们解释。既然你们非要给我俩套上一个“名头”不可，那么，就算“反革命思想联盟”。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顾准与孙冶方“惺惺惜惺惺”！不过，语气是如此皮里阳秋，绵里藏针！

当然顾准、孙冶方及其文章的命运，不是一个人及其观点遭受磨难与挫折的问题，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受到的磨难与挫折。后人应该牢记这些教训。其实，比较一下顾准与孙冶方的经济理论，还是相当有必要的。据顾准其时的同事赵人伟（“文革”后曾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介绍：在被称为第一个改革浪潮的1956年，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两篇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文章，一篇是孙冶方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另一篇是上面已提到的顾准的文章（按：即《试论》一文）。众所周知，孙冶方撰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得到过顾准的启发。可见，在这个改革浪潮中，顾准毫无疑问是站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大跃进”所造成的各种经济问题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实际上形成了两大派。当时的经济研究所内，两大派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我们不妨称之为运转派和意识形态派。运转派以孙冶方为代表，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讲究效率，即要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并要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红线”；还强调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即不仅要考核活劳动的效益，而且要考核物化劳动，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意识形态派的代表人物在此从略。不过，从1964年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对孙冶方的批判，基调就是要以“阶级斗争”这条“真红线”来代替“最小—最大”这条“假红线”和“真黑线”。可见，就经济研究所而言，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从“文革”才开始，而是从1964年的“四清”就表现得非常突出。现在又要回到顾准。顾准当时刚摘掉“右派”帽子，处于没有资格参加上述问题争论的状态。然而，从他的经济思想体系来说，属于运转派是毫无疑问的，不妨称之为潜在的运转派。而且，问题还不止于此，在运转派中，孙冶方属于有计划的生产价格派，顾准则属于要让价格机制真正起作用的市场派。

在这里，如果把顾准的经济思想同孙冶方的经济思想作一点比较是颇有意思的。孙冶方和顾准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均持批判态度，竭力主张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共同的。而且，由于他们不同的处境，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这一段，在分析和解剖传统体制的弊病方面，孙冶方比顾准作的贡献要多一些。不过，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方面，我认为顾准又有两点是超越孙冶方的。第一，在理论上孙冶方主张的是有计划的生产价格，而顾准是要让真正的价格，即市场机制来调节生产。这一点在他上述1957年所写的文章中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尽管当时在表述上仍然袭用苏联的经济核算之类的术语，但他提倡经济核算制的最高限度的做法，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的思想。第二，在方法上，孙冶方用的是平均概念，生产价格就是以利润平均化为前提的，而顾准除了平均概念以外，还有边际概念。尽管我们未能见到他运用边际分析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论著，但他具有这方面的素养是可以肯定的。

屋漏偏逢连阴雨。这时，顾准的外甥宋德楠因组织“反动小团体”，又牵连到顾准。

宋德楠是顾准大姊陈秉真的次子，1959年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顾准1960年春从商城回来时才见到他。1960至1962年，顾准因在京津郊区劳动改造，与他的接触也不多。1962年顾准重返经济所以后，宋德楠利用一些假日到舅舅家里，和家里孩子在一起，谈话中有时涉及政治问题和党史上的一些情况。除此之外，顾准与宋德楠没有什么过深的交往。但是，一场无情的风暴即将来临。

顾准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百万庄的宿舍楼

著者曾经听陈敏之回忆：“1965年的春天，有一天收到五嫂来信说，某日晚上突然来两个人把五哥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不知道。对此，我倒是真的吃了一惊。因为根据我的经验，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手段，我没有想到在我们共和国也会发生这种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行为（以后到了‘文革’时期，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了），我完全能够感觉到问题的严重程度。然而我无法向五嫂说一句安慰的话，因为我同样一筹莫展，只能默默地等待。接着，警报又从我大姊那里传过来，她在清华读书的次子的学校里来了两个人，声称要家里把她儿子的来信全部交出来，大姊来和我商量，为了不要把顾准牵连进去，我出了一个不高明的主意，主张信不要交出去，结果，当然没有起什么作用。那么，大姊的儿子在学校究竟犯了哪一条，要如此大动干戈？原来，他和几个同学组织一个什么现代马列主义研究会的组织，这些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共和国虽然公开声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立国的思想基础，但是哪里能随便研究的，自由结社更是触犯天条。这件事，传到康生那里，本来打算把张闻天、孙冶方、顾准串起来打成一个有组织的反革命集团，结果是空欢喜一场。经过严格的隔离审查，证实组织上与顾准毫无干系，但是思想上的影响却是摆脱不掉的。过了大约四个多月，五哥给我来信，说已经回到家里，在隔离期间，除了他的外甥交代的他都承认下来以外，他没有作过任何交代，因为他对这个组织毫无所知，实在没有什么可交代的。对于难以容忍的逼供行为，他曾经以绝食抗议过；现在在等待处理，大概国庆节后可以作出决定。”

1965年顾准与其弟陈敏之同游八达岭长城,在青龙桥下火车后,于此留影

当时工作组对顾准的隔离审查，无须任何手续，就叫做“监护”，从1965年2月中旬开始一直到6月下旬结束。监护期间，他一度曾动死念，欲效法法捷耶夫，但求死不得，欲活不能，工作组对他反复折磨，无情批斗。

当年6月下旬至9月中旬，是顾准家庭生活的最后80天。其间，他只能把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从上海接到解放区、曾经在战争环境中辗转流徒、年近八旬的老母亲，送到太原的妹妹陈枫和妹夫施义之（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家里，让她有一个比较安宁的生活环境。又值妻子汪璧出差，他照料了孩子们的暑假生活。这是顾准最后与孩子们在一起的一个假期。

1965年9月17日，秦柳方代表经济所党组织找顾准谈话（孙冶方早于1964年冬天被撤销所长职务），宣布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定为敌我矛盾，监督劳改。两天以后，离所去周口店劳动，直到1966年4月中旬。

早些年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曾在其中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不过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罪加一等。顾准在1965年所受到的遭遇，就是如此无情！

周口店，位于北京郊区房山县，是著名“北京猿人”及“山顶洞人”头盖骨以及石器等遗迹出土的地方。这一带丘陵连绵，岩衔青嶂，山林之间有平原与耕地。顾准被安置在此地的一个贫困农村劳改。同时与顾准一起下放，被监督劳动的还有孙冶方等人。

顾准在此前后共呆了7个月。1965年9月至1966年初，他的心情异常阴沉。虽然他的身体很差劲，但监管人员全然不顾。他们勒令顾准每天一早去割麦，直到日头落山也不能回来。

早几年，顾准在商城劳改时，已经严重损伤了身体，1962年再次进经济研究所以后，日夜伏案工作，体力透支严重，体质已大不如从前。

顾准顶着夏末的骄阳收割谷子，仅仅两天，他的下肢就开始肿胀，走路困难。他是老劳改犯，知道刚下来病了也无法休息，便咬紧牙关忍耐，强撑着割完谷子，经过几天场园劳动，转到五队菜园。连续的强体力劳动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使他的病状日趋严重，以致全身都浮肿起来。

周口店也是经济研究所革命干部和群众参加农村“四清”的基地。这几个月埋头劳动，顾准和共同劳动的农民同志也很少交谈，和五队“四清”工作组的负责人杨仲玉、董辅礽更少接触。

然而，陷于孤独与凄苦之中的顾准，多想和众人说说话，消除内心的寒冷啊！可是，这个社会已经无情地抛弃了他。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顾准就像一个烈性传染病人，几乎没有人敢沾他的边，他只能痛苦地离群独处。根据“四清”的保密规定，顾准绝不能向农民说明自己的身份。但是，他从不参加会议，只能在监督状态下劳动，就已经清楚地说明，他是被打入另册的“五类分子”。菜园的园头孙德才和老菜农陈旺，却颇具北方农民的豪爽与淳朴，他们眼见这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罪犯和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只知拼命干活，再累再脏也不吭一声，都以亲切的态度对待他，丝毫不计较他的特殊身份。

顾准硬挺了几个月后，病弱的身体渐渐适应了劳改生活。1965年岁末的后一个半月，情绪略有振作。他终于确信自己可以熬过灾难。于是，他便瞒着监管人员，又悄悄地恢复了对历史、经济等题目的研究。

顾准读书不倦，勤于思考。这是他留下的部分藏书

这时，头上戴着“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帽子的孙冶方与“老牌修正主义分子”帽子的骆耕漠，也被送到周口店监督劳动。顾准和孙冶方、骆耕漠重逢于劳改地，心情的激动不言而喻。他们虽然在监管状态下很少得到说话的机会，但是，他们的心却相知相近。他们彼此用深沉的目光，默默地交换着问候与鼓励。这些都是由于学术理论研究而惹下了祸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家同病相怜，总是在暗中伺机互相关照。

周口店当时的地貌相当荒凉，冬天十分寒冷。年底前，顾准瞅了个机会，小声拜托一直关心着他的挚友骆耕漠，代他回家走一趟，看望看望妻子儿女，并请妻子汪璧找一些御寒用品。骆耕漠郑重地接受了老友的委托，回北京时不避嫌疑，以戴罪之身亲自前往百万庄，看望了汪璧等顾准家人，完成了顾准的嘱托。骆耕漠为这对患难夫妻互相转达的问候和关切之情，对顾准是极大的安慰与鼓励。

1966年，政治形势益发严峻了。l月18日，是阴历小年夜，顾准获准回家过春节。他戴着汪璧捎给他的遮耳棉帽，冒着风雪，艰难地独自行走在前往百万庄的路上。对于这次回家过年，顾准的内心充满矛盾。以他现在的“极右派”身份，与日益高涨、越来越“左”的革命气氛，实在不协调，两次戴上“右派”帽子的前途，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光明……

小年夜下午，顾准回到了家里。对于那天的经过情况，他有一段追述：

到家在下午，汪璧还未回来，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合，痛快地同意了。第二天是阴历除夕，按照1962年以来的惯例，整天忙于做饭，做出节日的饭食，度过了四天的假日。阴历初五，到医院去检查身体，发现“心律不齐”。因为时间匆促，来不及确定它的原因和性质，只给我开了一个“暂不参加劳动”的证明。这样，假期结束回周口店的时候，带回了两个包袱：离婚和心脏病。[4]

汪璧提出与顾准离婚，实在是出于无奈，1965年冬她在给陈敏之的来信中说，她准备与顾准离婚，双方已商谈过并已取得协议，打算分别向各自的组织打报告（提出申请，没有经过法院或民政部门，实际并无法律效力）。不过，汪璧在信中还说，只要顾准有一天脱掉“右派帽子”，就可立即复婚。为了孩子和家庭，他们作出了这一万不得已的决定。据陈敏之介绍：

五哥和五嫂相伴三十多年，患难与共，两情深笃，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五嫂不是出于万不得已，绝对不会提出这种看来绝情的措施。五嫂提出离婚前，曾写信向我征求意见。她说，离婚实在是百般无奈；如果五哥以后还能摘帽，十年以后和他复婚。我内心深处虽然不赞成他们离婚，却复信表示了同意。我想，这样，他们孩子的处境也许可以好一些。现在回想实在后悔。如果我当时能拦住他们该有多好啊！那样，五哥、五嫂或许都能熬过十年浩劫了。

顾准的儿子则认为，母亲和父亲的感情一向很好，但是，母亲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问题上，内心处于极大的矛盾中。当时的社会，政治一边倒。和“反党”分子划清界限，是党的政治要求，母亲作为老党员确实很难做人。母亲性格内向，总带一点忧郁，和父亲不一样。父亲第二次打成“右派”，母亲精神压力一直很大，几乎天天忧心忡忡。说老实话，她虽然爱我父亲，却并不能理解他的深思熟虑。人生的路不能重走。人只有一个父亲，我们的父亲又是一个受尽磨难的好父亲……

第二天，即是中国人全家大团圆的年三十。顾准按照从黄庄农场回家后的惯例，一整天都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地帮汪璧烧饭做菜。他强忍着内心破碎的痛楚，亲自掌勺，为家人做了一大桌节日菜肴。这是他们全家人最后一次团聚，也是他与汪璧三十年恩爱夫妻的告别聚会！汪璧只是一个劲地配合，任悲伤的泪水在心中流淌。子女们都被压抑的气氛笼罩住了。一家人以难言的痛苦，默默地吃着这一桌饭菜，度过了一个不平常的春节……

春节过后，大年初五，顾准便离家去周口店。对于自己父亲当时出门的情形，高梁至今记忆犹新：

“1966年春节，表面上看还是融洽和平的。春节过后，父亲离家去周口店。出门的时候，我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亲回过头，大吼一声：还吵什么？你们没爹啦！”高梁说。

这真是悲惨得令人心碎的一幕！

这天顾准的内心终于失去控制与平衡，跌跌撞撞地前往医院看病。医生给他检查后，诊断他心律严重不齐，有突发性心脏病，开出“暂不参加劳动”的证明，要他卧床休息。

顾准和汪璧并没有办理法定的离婚手续。他们只是各自提出了离婚申请，却没有得到批复——不久，轰轰烈烈的“文革”爆发，天下一片大乱，此事被搁置了起来。可是，由于夫妻双方已经决定离婚，汪璧恳求顾准不要再损害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顾准从此便不再回家去居住。为了保全可怜的家庭，不连累亲人，顾准自觉地离开了他一向称为“屋檐底下”、可以躲风避雨得到温暖的家庭，失去了他可以向之倾诉冤屈的妻子和无比疼爱的子女。从此以后，他便在风刀霜剑中，长期过着形影相吊的生活，直至悲惨地患病辞世。

顾准在风雪交加中，踉踉跄跄地返回劳改地。他自以为可以平静地度过这一段特殊时期，可是，他的心脏和神经却都不能听指挥。他始终无法摆脱内心锐利的哀痛。

顾准在此后写给陈敏之的信中，心酸地自嘲为“丧家之犬”，又自责为害人的“白虎精”。他一向不相信“迷信”的预兆，这次却反常地告诉六弟，在周口店，一个带玻璃镜子的刮胡子刀盒，竟突然被飞奔的马蹄踩碎了！他难过地说，这是他和汪璧“镜破”的谶语——从此以后，真的破镜难圆了。

离婚的重大打击，使顾准的精神不堪重负。他回到周口店不久，拿出患病的证明，坚决要求休息。“四清”工作组获知了他的情况，同意他在实在不能坚持劳动时，请假休息。在其后两三个月里，顾准一直无法从精神近乎崩溃的沟底爬上来。他前后请假休息了四五次，最长的十来天，短的也有两三天，这都是他心力交瘁，实在无法支持的时候。

“鳏，病，右”——顾准对自己眼下极其糟糕的状况概括了三个字。

顾准再一次考虑到生命的脆弱。他想到，自己的心脏病在劳改时，不知哪一天就会使黯淡的生命骤然停止，便强撑病体，利用病假在炕上握笔，欲写两篇自己感到满意的文稿遗存在人间。他选择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与《粮价问题初探》，两篇专门阐述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稿，准备加工深化，写得更加全面深刻，更加淋漓尽致。他为此以抱病之躯，艰难地拟定了两份详细的改写提纲，强迫自己进行研究。理论研究与写作工作，使他重又振作起来。然而，这两篇文稿的大幅度改写，顾准却并没有具体进行。这是由于他的病体难以维系，他的心脏病后来被确诊为非器质性病变，近期没有大的危险。而随着“文革”浩劫的步步发展，顾准越来越觉得，中国的问题，仅靠经济改革绝不能彻底解决。对中国的未来，需要从更宏大的背景考虑问题，包括制度改革和文化重建。因此，当顾准1972年重新握笔时，他的思想已经大大升华，他已经站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中国应该怎么办？”这个高度，全方位提出和研究问题，从而遨游在浩淼的人类文明史大海之中，这两篇经济方面的重要文稿，便再也没有去碰它们一碰。

顾准虽已和妻子汪璧分开，但是，他的心里无时不在思念着妻子和儿女。他通过陈敏之，与汪璧秘密进行书信联系，表达他对家人的问候和关心。陈敏之多次代顾准与汪璧及时传递信息，转达彼此间终究无法割断的那份关心。这个秘密的通话渠道，一直保持到顾准被押回北京看管为止。

春节过后，顾准回到周口店劳动，地点还是在菜园。这时菜园的劳动无非是积肥和翻肥，一起劳动的还有孙冶方、陈瑞铭（“文革”后曾任经济所副所长）共三人。顾准与孙冶方有过促膝谈心的机会，详情至今杳然。但这里可以提供一个情节，就是赵人伟追述过的：“还在‘文革’之初，顾准同孙冶方都在一个劳动队劳动；顾自豪地对孙说我手上没有血。意思是‘我虽然挨过那么多的整，但我没有整别人’。这一情景，是顾准逝世以后若干年，孙冶方出狱以后亲口对我们说的。我认为，顾准在这一点上是值得自豪的。他挨整，但并不想通过整人来取得补偿。”

1966年4月，顾准被调到房山大韩继工地，从事建筑业劳动。被送来监督劳动的还有孙冶方、骆耕漠。他们在工地上与经济所的江明（高岗的外甥，曾与李鹏等人一起留苏）、李云、陈瑞铭等人一起推小车、打夯、安装玻璃，油漆门窗。劳动后期，还做了大量的土方工程。

大韩继相当贫困，只有一大片干打垒的土屋，两条窄窄的土路，几棵在北风中摇曳的老槐树。顾准埋头于农村的基建劳动，借以忘却心中时时泛起的锐痛。由于他是个做任何事情都十分投入的人，每天晚饭后总要主动去工地上，专门检查明天用的砂石等物备齐了没有。顾准因为曾有过在上海、洛阳等地搞过建设工程的实际经验，所以，对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工程，常常给农民们提一些合理化建议。他还是那样被人视作不守安分，不避嫌疑，不顾别人会有什么看法。他完全置自己的特殊身份于不顾，因为他认为这是他自己应尽的责任。

“四清”工作队的人恶狠狠地咒骂他：一个“反党右派”，怎么还指手画脚！他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地设计合理化方案，一心一意想帮农民把住房造得好一点。

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幸得到了当年与顾准一起在大韩继村“监督劳动”的陈瑞铭的指点，他告诉我：

不具慧眼，难识真佛。要说跟顾准的接触与交往，笔者比一般局外人士要多得多。我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息县干校与他共处多年，而且还于1966年将近一年的期间里，在房山县大韩继村建筑工地上与他一道被监督劳动过。其时我们经常交流思想、谈古论今。偶尔也开开玩笑，苦中作乐一番。是年，他51岁，我30岁，可称得上“忘年交”。他是性情中人：口无遮拦、爱发议论、锋芒毕露、喜怒常形于色，生气时也会骂娘。与这样的人相处，不累，还挺有意思。说实在的，当年虽说我很佩服他：会计专家、英语精通、学贯中西、敢讲真话等等，但没有达到眼下学术界对他评价的高度：卓越的思想家、预言家、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者与理论先驱等等。综观顾准的方方面面，以上评价恰如其分，绝无溢美之词。大凡要较全面准确地认清与评价历史上的一位卓越人物，往往需要在他身后若干年或甚至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兴许是一条客观规律吧。正所谓：草色遥看近却无。

当年，他是“极右分子”，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时，我还不到而立之年，怎么就摊上了这么可怕的罪名？说起来是“水土不服”，时机不巧所致。

我在1960年秋，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毕业归国，分配在经济所工作。1961年夏，被下放到河北省昌黎县人委财委从事协助管理集市贸易的工作。农村集市自61年初开放以后，对促进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起到很好的作用。到了1962年4、5月份，传来关于集市要重新关闭的小道消息。我写了一篇《昌黎农村集市贸易调查报告》，寄回所里。里头讲了一些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看来是修正主义，至少是“右倾”的观点，诸如：农村自由市场利多弊少，不可时开、时关；对集市应“统其大纲、无为而治”；长途贩运不应算违法，只要对生产有利的就是合理的；农业生产应以经济杠杆为主，思想教育为辅；农村一次次整风不能解决干部民主作风问题，关键是规章制度，不可一个人说了算，应搞包产到户作权宜之计等等。9月份，所长孙冶方给我回了封亲笔信，说《调查报告》很好，已在中央内部刊物《财经通讯》发表，受到首都各界重视，请继续调研，及时上报，供中央决策参考云云。我有些小虚荣心，将此信给不少人看过。到了1964年10月，康生派了一个庞大工作组到经济所搞“四清”。当工作组向我要孙冶方的这封信时，我把它烧掉了。我刚回国不久，实在不知道政治运动中“反戈一击有功”之类的新道德标准，还自认为这是古之“君子”、国际上之“汉子”的行为。这是“水土不服”所致。为什么说“时机不巧”呢？后来得知，1961年1月份召开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被迫作了些检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把陈云请出来主持恢复经济的工作，推行了一系列实事求是的经济政策，经济很快有所好转。这期间，彭德怀提出“平反”的申诉，又出了小说“刘志丹事件”。毛泽东开始反击，在1962年8月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上，以及9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从现在起，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正在这节骨眼上，孙冶方说我的《报告》受到首都各界重视，要我继续上报。这不是蓄意地组织人马与毛泽东唱对台戏吗？我将这么重要的“罪证”付之一炬，很可能惹怒了“四清”工作组、上面的牵线人康生之流。于是我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是“运动中烧毁重要罪证”。这样，我日后就经常需要与顾准这类“分子”为伍了。

回想起来，大韩继的被监督劳动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顾准有相当多的时间在自己单独居住的小窝棚里看书、写东西。有一次，我踱进了他的蜗居，问道：“在搞会计呢吧？这活对右派合适。”他从小板凳上站了起来，收拾好钢笔，说：“嗨，会计，那只是我安身立命、混口饭吃的工具。我的真正兴趣在于博览群书，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地玄想。”“都想些什么了？”“那就一言难尽了。就这么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跟阁下说吧，年轻时我是坚定的一元论者，为它不怕杀头。这些年我却转到多元主义上去了。”在1966年“一元论”“多元论”这类词是十分新奇的、超前的，在经济学界发表的文章里从未出现过。那时谈“利润”都被视为“修正主义”哩。连经济杠杆为主都是不能提的。我在大学里学习过“西欧哲学史”等课程，大概能领会顾准意何所指（但对它的全部内涵、深度和广度实非其时我的知识水平所能猜度），于是也就自以为是地与他议论起来了。我说：“其实，‘一元’‘多元’各有利弊。像苏联、中国这类民主传统极少的国家，太‘多元’了可能不行吧。斯大林打败希特勒，毛主席推翻国民党，不都是靠‘一元主义’才成功的吗？”他说：“的确，打仗，推翻旧政权，集中统一的‘一元主义’具有优势。但取得政权以后，面临的任务不同了，是发展经济、提高科技、文化水平，不走多元化的道路就走不远了。如果再搞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搞斯大林主义，到头来要干不过资本主义。这样吧，我正在拼命地写，到时候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把东西留给你保存。眼下，它暂为‘异端邪说’，也许几十年以后，人们会发现我的‘一家之言’有些道理。”我连忙说：“谢了，谢了。我余生只想拜骆耕漠为师，做一部《资本论》的活字典，吃口安稳饭。稿子你自己留着吧。”

顾准的这些文稿极有可能在66年底大韩继村红卫兵揪斗他的前后给毁掉了……

离婚，对顾准和汪璧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抉择。它意味着，顾准失去爱妻，失去子女，失去家庭这个唯一可以让他得到避风、得到温暖的所在。他成了一个有家不能归、孑然一身的孤独的“寡人”。正当顾准幻想夫妻琴瑟同好、家庭团圆之时，一场令全民族为之瞠目结舌、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将此梦想完全击碎！

“五一六”通知

1966年8月，以阶级斗争、反修防修为纲的“文革十六条”正式公布。顾准读完“十六条”后，知道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打击“地、富、反、坏、右”，深感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降临到自己身上，时刻做好了被揪回经济所去批斗的准备。

顾准下放劳动时，他的“右派”的真实身份并没有公开，包括附近农民也不知道，只晓得“四清”工作队下农村。不料，因为经济研究所的某些人，向大韩继的红卫兵介绍了顾准的“罪行”，于是他们率先动手了。一场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到他的身上。

陈敏之后来接到顾准的一封信，他追述道：

在一封信中，他（按：指顾准）告诉我，红卫兵将他一顿痛打之后，还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拖，弄得满头满脸全是血污。为了不致酿成人命，经济所只得把他们全部调回北京城里。从此，通信中断，音讯隔绝。一直到他生命终结，再没有能和他的妻子、孩子，还有母亲见一面，生死两茫茫。[5]

大韩继的青年农民，不甘落后，迅速组成了红卫兵。他们根据“十六条”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号召：“不能那么文质彬彬”，“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打得落花流水”，仿效北京的红卫兵，对顾准进行了一次极其残酷的武斗。顾准的同事李云回忆说，红卫兵先把顾准、江明、李云三个“右派”“右倾分子”一起剃了阴阳头。9月1日，正是夏季的毒日头。红卫兵又把顾准单独抓来，拳腿交加地当众毒打了一顿，打得他满头满身都是伤。然而，他们却还觉得不过痛，又抓起一块长方形的建筑砖头，狠狠地朝顾准的脑门中央砸去，“砰”的一声，他的脑门顿时血流如注……

当红卫兵终于折磨够了，顾准已经奄奄一息。他挣扎着，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用手把头上流淌下来的鲜血抹了一把，而后，仰脸朝天，“呵呵”一阵冷笑，滴着大串的鲜血，踌躇蹒跚地向前走去……

苍天有眼目睹中华民族如此惨烈的一幕！

而这一幕竟然会发生在全国解放后第17年！这也正是顾准要问一句“娜拉走后怎样？”——“革命胜利以后怎样？”的直接动因之一。

倘若要问当年殴打顾准的青年，为什么如此残忍？他们必定会说，顾准是头上戴着几顶帽子的坏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么事实？他们却从来没有看见，也从来没有想要知道。至于手段如此恐怖，以极“左”路线强制推行脱离实际的政治理想时，残忍恐怖与“革命”口号始终为伴，早已为大家所接受。

顾准挨打之前，大韩继附近一个大队的红卫兵，已经将一个地主活活打死。经济研究所的革命组织唯恐他们这里也酿成人命，9月1日当天，便把顾准、李云、江明等人全部拉回北京。当这些牛鬼蛇神到达经济所时，监管干部勒令顾准：

“不准回家！”

顾准本来就是有家不能回的“孤家寡人”，便拖着伤痛流血的身体，独自蜇居所内的一间陋室，整天接受革命群众的审查与批斗。从此以后，顾准与经济所以外的社会断绝了联系，与陈敏之的通信也被迫中断——这，意味着顾准失去了与汪璧的最后一点联系。那时，正是各地红卫兵“大串联”的高潮，“文革”的烈火熊熊燃烧……

这时他早以从革命功臣成了“革命罪人”。如果读者不嫌啰嗦，这里摘引的《顾准自述》比较详细地叙述当时的情形：

1966年9月回所的第一天，靳汉生同志告诉我“不准回家”。我和汪璧已经离婚，本来已经没有家，也没有想回去。1967年4月，接到三儿顾南九和崔红军两人自四川来信，引起了强烈的思家之念。又因为（一）写揭发材料所需参考文件尚存家里；（二）去周口店时所带行李比较简单，还有衣物留在“家”里；（三）要补充衣服，要取布票；（四）1965年6月以后积存一些钱，根据离婚协议要交结汪璧。所以写信给江璧要布票，并说明如布票不见寄到，我就要回去一次。到期布票未见寄来，5月的一个星期六傍晚我就回去了。到家，汪璧未回，五儿顾重之正在熬粥，一见我就问：布票给你寄去了，为什么还要来？不一会儿，二儿顾逸东回来，也是同样的态度，不过他还告诉我“姐姐”（长女顾淑林）是力学所造反派的头头，三儿顾南九、四女顾秀林两人一起去了四川这两条消息。我把一个存折给顾逸东，他拒不接受。不一会儿，汪璧回来，一进门就严词责问我：“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非要我马上离开不可。我原想等长女回家见见她再走，汪璧火气愈来愈大，看她因重装假牙，满口无牙，面容极度憔悴，实在不忍，拿了所要的文件，连已经从箱子里拿出来的两双鞋也忘了拿，就这么又匆匆离开了这个家。事后，汪璧寄来二十尺布票，两双鞋，作本地包裹，都寄办公室转我。

可是，我的衣物还在那里，也还有几本书。1967年11月，我写信给汪璧，说星期天清晨去取衣物，并说明我借所里板车去推。信去后一两天，杨长福同志告诉我，汪璧有信给所里革命组织，要我在星期天晨七时去拿东西。到时去家，东西都放在三层楼道家门口楼梯旁边，大门紧闭，声息全无。我一个人扛不动箱子，呼唤出来一个人帮我扛下去上车，竟也毫不搭理。楼下有邻家老人走过，帮我扛了下来。离去时我把一张存单、几斤粮票从大门缝里塞了进去。这一回我刺激很深，事后枕上有过泪痕。不过事情还没有完，一个月后，寄来了二儿子以下四个孩子和我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文据。1968年4月，把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转来所里。从此以后，就连每月他们寄粮票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在“恩断义绝，一致于此”的情激之念平静下来时，想想我确实不该再去“害人”，所以有时还写封信告诉他们我的学习和生活状况，至于他们的状况，我竟全不知道。[6]

这真是一幕人间悲剧、惨剧，它对双方都是异常痛苦的，此乃时代和历史的酿造，而绝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有人推测，这或许是“顾准精神”在父子双方身上的反应，这有一定道理。

因为顾准和他的妻子是同时代的人，志同道合是不言而喻的。他们这一对夫妻，对自己的子女是如何教育和培养，几乎是可想而知的。事实确是如此，他们对子女要求在革命性和知识素养两个方面都要出类拔萃，在意志力和钻研精神方面都要杰出，他们不让一点旧社会的灰尘去沾染他们心爱的子女，他们认为子女是自己献给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不知道也许就是这种精神种下了日后家庭悲剧的种子。因而，顾准的子女从小把自己看成是属于革命的、属于党的，这也不足为怪。而顾准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以后，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要接受同事、同学、亲友、家人、组织的批判、教育，要划清界限，这样才是觉悟高、表现好。那个时代，受政治因素而使同事、同学、亲友相互隔阂乃至反目成仇，不算什么新闻。因之而造成的家庭不和、父子不睦，甚至妻离子散的也时有所闻。顾准一家人只不过是这许许多多家庭的缩影。

达帆[7]在题为《也谈顾准和他的儿女们》一文中写道：

中年以上的人都会记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也写过揭发其父母的大字报。顾准的儿女们在这时候能做什么，会做什么？我想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顾准这时候确实是一无所有了：名誉、地位、财产、家庭、妻子、子女……一切的一切，都完了，只剩下孑然一身。当然他还活着，但是这个躯壳里活着的是一颗追求真理的心。对于这样一个强人要打倒他，一个魔鬼是不够的。于是“癌”和“左”两大恶魔联合起来，扼杀了他的生命。1974年，他得了肺癌，而且迅速蔓延；可是这个时候，他的儿女却表现出特有的坚定，对自己认定的方向决不回头。他们内心忍住了将要父母双亡的悲痛，那种固执、那种执著、那种永不回头的精神在他们同代人中间也是突出的。我们今天从远距离来观察他们的时候，可以发现，这和顾准的性格是多么相似！这是不是顾准精神的翻版？！不过方向相反了，这与其说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8]

“十年动乱”结束，顾准的儿女们终于理解了父亲，父亲在他们的心目中重新恢复了高大的形象。虽然，这只是“迟到的理解”，但又有谁能够分担他们内心绵长的愧恨、悲哀和痛苦，他们心灵的创口或许永远不会愈合。但愿，顾准在天之灵，能够宽宥他们；但愿，社会各界能够理能同情他们——他们也是从“狗崽子”的日子中走过来的。

9月10日左右，顾准身上的重伤尚未痊愈，经济所便召开群众大会批斗顾准。造反派把满身血痴和紫痕的顾准拖进斗争会场，对他“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的重大罪行”，进行无情揭露，严厉批判。顾准由于以往一系列问题，以及新近查抄出的一套他写有批评性批语的《毛选》，被认定犯了“文革”中最严重的“恶攻罪”（特指恶毒攻击毛主席的罪行），被称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造反派的“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

“文化大革命万岁！”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以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顾准知道，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来到了。他不准备“以鸡蛋碰石头”，他要保全自己，以使自己能存活于这个人类最黑暗也最特殊的历史时期，继续做一个历史观察家和思考者。顾准在斗争会上“老老实实”地一一承认造反派揭发或诬陷的所有罪行，承认自己是个“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并表示将努力改造，力争“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此后，一个批斗会便连着另一个批斗会，顾准必须不断地低头认罪和检查。

顾准似乎“瓦全”于人世。然而，他却是一块蒙垢之美玉。他的内心，不可遏制地时时激发起对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的痛恨，特别是，这种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竟然使用着革命的名义！数年后，当顾准能够拿起笔时，他一针见血地深刻指出：“……革命的专政，粉碎一切反革命的抵抗，革命的恐怖就是人道主义等等。……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依然还是有力的鼓动口号。”“今天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9]

【注释】

[1]《顾准自述》手稿，第365—366页。

[2]《顾准自述》手稿，第366页。

[3]《顾准自述·1956—1964年的孙顾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反革命思想联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67注1。

[4]《顾准自述》手稿，第366页。

[5]陈敏之；《顾准的最后十年》，《东方》1997年第2期。

[6]《顾准自述》手稿，第380—382页。

[7]即宋德藩，顾准的外甥。

[8]《也谈顾准和他的儿女们》，见陈敏之、丁东编：《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96—397页。

[9]《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72、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