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远的城邦中寻找理性_顾准的事迹

在辽远的城邦中寻找理性_顾准的事迹

第十三章　在辽远的城邦中寻找理性

正如一位法国作家所说：“生活是由最不相干、最出乎意料、最自相矛盾、最胡拼乱凑的事情组合而成的；它是一连串残忍、专横、支离破碎、毫无连贯、逻辑混乱而又矛盾百出的灾难。”这段话用来形容发生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为过分。

1974年10月顾准在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大院

堪慰人意的是，1972年顾准随经济所人员一起返京后，所处环境稍许有些改善。据骆耕漠回忆，别人都在忙于打派仗，顾不上他们这些“牛鬼蛇神”，所以对顾准等人的看管已经不是那么严了。从这时候起，顾准开始了他那雄心勃勃、涵盖中外的庞大研究计划。他争分夺秒，想要彻底研究东西方的历史，从整个世界历史发生的角度来审视近百年来在中国发展的这一切。

顾准系统地阅读，反复地思考，“在造神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在‘凡是’思想风靡思想界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十年。在那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1]王元化的这番话写于1989年，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回京以后，顾准有家不能回，家人都作鸟散，插队的插队，运动的运动，当官的当官。他住在京城建国门内5号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的8号楼，相当于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的位置。

8号楼是一座U字形两层的筒子楼，过去是招待所。顾准的住室在8号楼二层西侧最南端，离张纯音家非常近，出门沿过道往北走，经过几个房门往东一拐就是张家。毗邻八号楼的七号楼，是一座一字型两层的筒子楼，当时也用来安置从干校回来的“无家可归者”。钱钟书先生与夫人杨绛就住在七号楼一层。他们家的后窗正对着张家的前窗，夏天的时候他们常打开后窗通风。张纯音的儿子是智障者，不懂事，有时在家里拉开喉咙放声高歌。每当这时，钱先生家的后窗很快就会关上，可他们从来不提意见。一次徐方在大院里碰到钱钟书先生，他操着带有无锡口音的普通话，半开玩笑地说：“令弟的歌喉不错啊！”……

顾准起初与李学曾同住一屋，后又与江明住在一起，再后来就与李云一家住在一起。曾与顾准一起下放干校的文学研究所的楼肇明先生记得，“顾准先生从干校回京后的一段时间里，住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大院来了。他和同所同事李云先生和他的小女儿一屋而居。这间房子位于当时的7号楼拐角处，旁边就是一间公厕。他和李云父女共同拥有约25平方米的空间，书架权作隔栅，搬不搬开书架，都是一家子人。”

顾、李是同龄人，李云的小女儿平雅小姐那会儿刚上小学。楼肇明在干校期间学会了一手挑选西瓜的绝招，“望、闻、问、切”，一挑一个准，沙甜沙甜的。其与平雅的友谊，连同与李云老先生的友谊，就是从他给平雅挑选西瓜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楼肇明的印象中，“顾准不苟言笑，唯一的例外，就是经常与平雅小丫头开开玩笑（现在想来，这些玩笑其实包含着与磨难孤女的意志品格相关，理解人生存的艰难，应该从童年就开始）。可以这么说吧，顾准唯有与平雅面对时，他那平时紧锁的眉头，才偶一舒展。我去拜访李云，多半是下围棋。李云是位棋迷，棋艺不差，棋德也高，不论对方水平如何，来者不拒。与友人手谈，以遣永昼。顾准的棋艺就差强人意了。他多半偶而为之。李云下他的棋，他埋头看书译书，我记得不错的话，他那时好像在翻译当时看起来并无希望出版的凯恩斯的著作。顾准也偶而与我对弈一二局，不过他的棋艺棋德，我实在不敢恭维。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遭到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在他凌厉的指斥声中，我不说什么，心里窝火，不久也就释然了”。

楼肇明认为，与顾准对弈，他不是好的棋友。一般的交往中，顾准也与众不同。他曾向其借过一回《圣经》，但只许借阅两个星期。应该说，圣经是世界上印量最大的书籍了，但当时的中国大陆却非常罕见，顾准宝贝自己的书也无可非议，结果还没有到应该归还的日期，就一再催还，楼肇明一气之下，不到10天就完璧归赵了事。不过，较之下棋、借书所引起的不愉快，乃至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向他请教某些疑难，就愉快得多，他堪称是一位和盘托出，决不藏着掖着的良师和诤友。楼肇明先生的回忆是：

现在我能够记得只有两条了，而且都是与一位与他一样同是“右”字号的著名人物（徐懋庸先生）的言论有关。徐、顾两人成名甚早，性格中狷介和狂傲，可谓旗鼓相当，在伯仲之间。也许正因为此，我用激将的办法替代向他讨教。我转述了徐氏在私下讲的一些言论，问顾准的看法。我说徐懋庸说，电影歌舞史诗《东方红》不像是歌舞片，用的是“人海战术”。谁知顾准眉开眼笑地表示赞同，这颇出我的意料。不过，他爱抬杠的脾气（也许不是），却在另一番言论中表现了出来。徐懋庸认为三国时期蜀汉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诸葛亮独力难支，手下匮乏得力干部，事必躬亲，鞠躬尽瘁的后果是，蜀汉王国也就随着他死亡而溃灭了。我想徐氏的这个言论，虽非独创，却平允公正。谁知，顾准听了却不以为然，几乎是嗤之以鼻了。他斩钉截铁地说：“只要有人群，就会有人才，关键还在领导者是否是位伯乐。人才是从来都不会缺乏的。汉武帝雄才大略，一不高兴就将大臣们一个个地拉出去砍头，但人才并未给他杀光。哀叹没有人才的说法，任何时候都是不通之极。”无论从当时年轻的我，还是现在又多了一番阅历和史识的我，令我心折的并非是顾准如何主张，而是他的坦诚和对自己主张的执著。1994年，《顾准文集》面世，在知识界震动不小，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光辉，名之为“顾准的人格精神”，我想大约是指特立独行，不曲学阿世而说的罢。[2]

如前述这时对顾准的批斗基本停止，他可以利用时间自学。说起自学，顾准在8号楼对赵人伟说：“我虽然在抗战以前写过会计学的书，但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主要从事实际工作，真正搞学问是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罢官以后，特别是1957年被划成右派以后。”他的英语数学等都是自学的。他还说，抗战以前，他的英语达到可以粗读英文报纸的程度。可见，顾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学成才，他一直到死，还是勤奋自学。

可是，顾准由于长期的煎熬、迫害、营养不良，身体每况愈下。正如吴敬琏所说：顾准“1972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3]这样，顾准拖着痰中带血的病体天天跑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回来挑灯夜战，加紧把在干校酝酿成熟的关于希腊城邦制度的著作写出来。

1972年，顾准从干校回京不久，在中山公园留影

现存的《顾准日记》中的《北京日记》起始于1972年10月13日，完于1974年10月17日，两年时间，记载着他读书的轨迹。他读了《经验与自然》《自然宗教对话录》（休漠）《哲学原理》（笛卡尔）《论自由》（穆勒）《总参谋部》《日本历史——国史批判》《文明论概略》（福泽渝吉）《中国近代文论选》《奥地利简史》《人类理解论》（洛克）《纯粹理性批判》（康德）《逻辑原理》（布拉德莱）《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郭沫若）《论语》《左传》《国语》《诗经》《西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甲骨文研究》（郭沫若）《殷周青铜铭文研究》《西周金文字大系》《计量经济学》《中庸》《大学》《孟子》《战国策》《史记》《文物》杂志《考古》杂志、《国外科技动态》杂志、《西汉文学选》《盐铁论》《明代粮长制度》《汉书》《企业论》（凡勃伦）、《古代法》《荀子》《经济动力学》《周易》《诸子考索》（罗根泽）《希腊史》《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历史研究》（汤因比）《伊利亚特》《古代东方史》《奥德赛》《自然辩证法》《戊戌以来三十年政治史》《基督教的建立》《汉唐佛教思想》（任继愈）《西方哲学史》（罗素）《红楼梦辩》（俞平伯）等等。以上书单只是顾准阅读的一部分，仅此可见他之勤奋好学，涉猎之广，令人叹服。其间，还翻译了大量外文文献，并与弟弟陈敏之秘密通讯（后结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

从《顾准日记》我们可知，1974年2月12日起，顾准开始撰写希腊史笔记，即《希腊城邦制度》一书，他去世后，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收入《顾准文集》。整个写作过程，大概持续了三个月。它虽然是一份读书笔记，却在历史研究中取得了为人称道的成就，笔记共分六章，顾准原拟写竣后再修订，但未及完稿，便不幸病逝。

顾准生前部分藏书

顾准在《希腊城邦制度》中，对人们看来已有定论的学术领域中，另辟蹊径，对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引起史学界重视的独到见解。

比如，顾准以冷峻的笔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与“东方专制主义”的区别。他通过严密的分析指出：希腊城邦制度，其性质与“东方专制主义”（黑格尔语）截然不同，也就是我们古代的专政主义政体与希腊民主制度的截然区别。虽然有人可能不能接受，但是“感情当然不能代替历史事实”。

顾准藏书：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政制》，顾准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对此多有参考

现代西方文明因袭古代希腊文明的传统，这已为举世公认，早在干校期间，顾准便立志研究希腊史，没有经过多年的积累，1974年他是写不出《希腊城邦制度》这样的著作的。而他所作的一切绝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服务于自己立下的下列目的：

第一，为了彻底读懂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义；

第二，弄清楚西方文明的渊源；

第三，全面比较中西文明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顾准沉潜下来，默默地从事这一艰难费力的研究与探索呢？与之相处达十年之久的吴敬琏对这一时期的顾准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我想，一个人只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主义专政的结果的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终于写出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与顾准曾经有过同样遭遇（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他（按：指顾准）曾经是一个极其热忱甚至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但是50年代以后，个人的遭遇，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不使他要努力弄懂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当他意识到民主起源于古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国家以后，就下决心要用十年时间，先研究西方的历史，后研究中国的历史，进而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人类的未来进行探索。……他为了弄清楚希腊城邦制度，从地理到历史，从人种到字源……一点一滴地搜罗材料，排比材料，分析材料，打破了许多中国人仅仅凭中国自己的历史对外国所作的想当然的了解，他终于弄清楚了只有希腊那样的地理、历史、文化条件才能产生在古代是孤例的民主制度。”[4]

顾准《希腊城邦制》1982年出版后，曾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关注，还作为代表作收入《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要籍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顾准在本书中论述了古代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演变、确立和多样化的过程。顾准在书中揭示了希腊国家的本质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其宪法结构是贵族政治，这种贵族政治并不是一两个杰出的贵族的“人治”，而是合议制的“法治”。顾准钩沉稽古，发现在公元前七世纪，希腊文明再次从小亚细亚移回本土，实现的是僭主政治，发生了多次征服战争，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城邦。如西息温、麦加拉、科林斯、斯巴达、特萨利亚和后来成为希腊文明中心的雅典。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末，是希腊城邦政治制度的形成过程。

与此同时，顾准在对资本主义制度为什么最先出现在英国这一问题所作的独特研究，充分表达了其进步史观。在他的研究中，列举了大量的客观历史条件，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一文中充分注意了某些特殊的、偶然因素的重要作用，他说道：

我这样絮絮叨叨地讲历史，无非想说明：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商业本位国家，荷兰有过，产业革命未发生于荷兰。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科学技术成就，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共同遗产，而产业革命只发生于英国一国。强大的王权，法国和英国一样早，产业革命却未发生于法国（固然，法国大革命是一个因素，不过路易十五时代的科尔贝主义，即国家出资办国营手工工场，也是发展产业革命来的）。航海、商业、殖民的扩大所造成的市场扩大，是欧洲诸国的共同利益，唯有英国才促成了产业革命。[5]

因此，顾准认为，“产业革命是多种必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英国就是如此。所以带有宿命主义色彩的目的论史观将人丧失创造性，而顾准则强调历史的发展的复杂过程，说明历史只是逐渐演变的过程。

在否定了目的论史观后，顾准明确主张：“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6]——这就是顾准的进步论史观。

顾准在自己进行历史研究的同时，还热情地鼓励弟弟陈敏之学习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对此，陈敏之有比较详尽的介绍：“1972年初冬，我取得当时干校组织上同意，借探亲假的名义去了北京，除探望老母亲外，也想趁便探寻五哥的下落，我觉得无论在道义上、感情上，这都是我不容推辞的责任。说来也巧，五哥恰好也在这年夏天从河南息县回到北京，因此，没有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他并晤见了。在晤见之前，我先看到了一封他给孩子们的信。信很短，大意是，祖母是否健在，很想念。附去照片六张，是刚回北京时照的，哪一位要照片，可以给他。我现在还没有力量照顾你们，附去省下来的油票一张，表示一点心意。下面前贴的是一张从他自己的口头省下来的当时能用的油票。读信，看着照片，我怎么也难以抑制涌动的泪水。这使我联想60年代初，他拼命笔耕（指翻译熊彼特、罗宾逊夫人的两部经济学著作。这两本书一直到死后，才由商务印书馆于80年代先后出版），企望以此来使家庭经济多少能得到一些改善。当我想到笔耕所蕴含的是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家庭‘赎罪’心理和一张小小的油票中包容的是一腔舐犊之情，我怎样也难以抑制自己心灵的震颤。”

陈敏之继续说，“离别十年，劫后重逢，当然是高兴的，但是彼此都很少述说过去。曾经设法让五哥和在三妹处的母亲见一面，未能如愿，直到他两年后离开尘世也未获实现。成了无法补偿的终身遗恨。他当然也非常惦念自己的孩子，想见见他们，在我去京之前，他已作了努力，都归无效。因此，话题也绝少再提及这些令人凄怆的事。倒是当我诉说在漕河泾期间，除了‘红宝书’和《毛选》外，再也读不到其他书籍，浪费时间，表示极大的惋惜，希望读一点中国历史时，引起了他的兴趣。他劝我应当选读一点西方历史，他说，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朝代的更迭、嬗变总是知道一些梗概的，但是你如果不懂西方历史，也就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这一点，当时我并不真正理解，直到我多少读了一点西方史以后，才真正有所体会。身为中国人，如果对自己老祖宗的历史茫然无知，当然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羞辱；谈历史，言必称希腊、罗马，对于这种洋教条，固然也应批判；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对于由此产生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历史以及影响及于现代西方国家的希腊文明传统一无所知，他确实也很难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就像外国如果不懂得孔、老、墨、庄、苟、韩等等，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中华文明及其传统一样。目前的问题是多少懂得一点西方历史和希腊文明的人太少，而不是太多。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我过去读《共产党宣言》，对于其中提到了市民阶级，究竟是何所指，市民阶级是怎么产生的，它对近现代资本主义和议会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可以说完全无知，因而只能生吞活剥的囫囵吞下去，一直到读过一些西方历史以后，才有真正的了解，我相信不少人会有些同感。”

查核顾准日记中的《北京日记》部分，可知陈敏之是1972年11月28日抵京的，他与顾准共盘桓了约10天左右，共同讨论许多都关心的问题，顾准钻研历史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弟弟。

以此为契机，便开始1973年到1974年两年间，他们兄弟俩不间断的通信。这些通信，不是天南海北或家庭琐事的闲聊，而是对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的认真的讨论，其中不少是陈敏之提出向顾准请教问题。这些通信中附有许多顾准的“笔记”，被陈敏之精心保存下来，现都已收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

顾准《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部分手稿，原为与陈敏之的通信

从这些笔记中，可以发现顾准是一位具有“中国的脊梁”的“思想家”，正如吴敬琏所说：“顾准是一座巍然屹立、高耸入云的山峰。不管是在天赋的聪明才智方面，还是在道德文章方面，我们都不一定能接近于他所达到的境界。”的确，对于一个立志服务于祖国和人类的人来说，当他发现西方文明中确实有许多为我国固有的文明所阙如的长处和优点时，凭着社会良知，他是无法不予欢呼或加以拒绝的。为了自己国家、民族的振兴和腾飞，汲取其他文明中的所有优点和长处，应当是无可非议的，那种虚妄的民族自大在这里不应当有立足之地。

顾准在反复的思考、探究中，充满了激情，体现了一个学者的良知和立志为人类的决心。对于顾准这一特点，人们都非常叹服，举著名文学家陈丹晨的例子说，他曾是顾准的部下，他对顾准在“文革”中的反思有着极高的评价。他认为：“顾准有智慧，而且非常有勇气，对历史与现状的超前思考，特别令人敬佩。当时文化人还很少有人能达到顾准这样的境界。他居然在那样孤独的环境之下，在那种连基本生存都已成为问题的境遇之下，能够如此冷静地、眼界如此开阔地思考问题，而且思想是那样深邃，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又是那样的深刻，这在我们国家来说是很少的。……他讲到：‘感情是生命的表现，有感情的东西，怎么样也不是干瘪的。而一切奉命文学，则不论其中有无惊人之语，有无独创的新意，它总是干瘪的’。顾准的话，实在至理名言。我觉得，对于我们之中的很多人来说，几十年所从事的无非是一种奉命文学，写文章也好，做事情也好，都是在遵循着别人的旨意，谈不上什么感情问题；因为感情已经被挤掉了，榨干了，即使是写出什么东西来，又能有什么新意呢？顾准在谈到感情问题时，谈到学术问题时，都是从人的本体这个角度出发去考虑的。我由此而特别想到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他作为一个人的七情六欲都已被扼杀了，却在强调感情问题。这种感情在顾准身上体现为他对中国乃至人类命运的高度历史责任感，以及一个学者的良心。从他的遗著中可以感受他写作的激情，如果没有这份激情，他所有留下来的东西都是不可想象的。”[7]

在“文革”后期，不论是在干校，还是回到北京，顾准总是常关心年轻学者甚至孩子们，帮助他们成长，从思想上和业务上（包括外文等）关心他们，他喜欢结交朋友，喜欢交谈。因而使与他交往的青年人得益匪浅，不少后来成为知名的经济学家，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出力。

曾经亲受馨欬的张纯音女士对此感受特别深，她饱含热泪地说道：“顾老平时不畏强权，对任何一级领导都敢于提出不同意见，从不考虑得失。与此同时，对一般同志，特别是对年轻人却十分热忱，尽力提携。1972年从干校回北京后，他一方面埋头读书和翻译，同时也常常跟年轻人一起交流学术思想，还亲自动手帮助他们修改译文，从不吝惜时间。一次赵人伟同志要顾老帮助看看译文，那天他本来要去北京图书馆看书的，为了帮助年轻人，从早到晚给赵人伟连续讲了七个小时的翻译技巧。他甚至对中小学生也爱护备至，常在晚饭后给他们讲一些有意思的历史故事。讲一些有意义的历史故事。顾老常说：‘我的眼睛总是向前看的’。确实，平时和他相处，总是听他讲工作计划，有什么打算或对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作出分析等。他很少讲自己过去的不幸遭遇或光荣历史。”——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赴京搜集材料时，张纯音已不幸身罹癌症，在积水潭医院的病榻上，她强忍着病魔带来的巨大痛苦，向我讲述顾准的往事。

张纯音和她的女儿徐方

张纯音的女儿徐方当时年纪还很小，她回忆说，顾准常与她母亲张纯音谈他的一些思想，他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张纯音对顾准的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顾准为“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在咪咪（徐方）的记忆中，有时妈妈不同意顾准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但这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相反更加互相信任。

赵人伟记得在干校后期，顾准在同他聊天中居然对“颗粒还家”的问题进行了边际分析。他说，颗粒还家的精神无疑是好的，表现了中华民族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不过从经济的操作上来讲，还有一个限度的问题。如果一位农家老妇上地捡麦穗，每天能捡回十斤八斤麦子当然很好，但到后来如果每天只能捡回一斤麦子，而她每天的消耗也要一斤麦子时，就到了一个边界。赵人伟问他，如果这位老妇不上地捡麦子在家里闲坐每天也要消耗六两麦子，应该怎么办？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她至少每天要捡回四两麦子才值得这么做。

赵人伟认为，考虑到顾准在当代西方经济学和高等数学方面的素养，特别是在导数和微分方面的素养，如有机会他是可以对经济问题进行边际分析的。如果他的生命可以延长到孙冶方出狱以后，那么，他们两人的合作也许会超过50年代。例如，孙冶方的“最小—最大”是无法量化的，他的利润最大化或所谓的利润挂帅也没有量化过。如果顾准能在方法上助孙冶方一臂之力，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必然会创造出新的生产力来[8]。

一直与顾准保持交往的吴敬琏，这时已被顾准所深深吸引，后来，他深情地说：“顾准对我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我后来的政治倾向、学术观点，治学态度以及为人处世无不浸润着他的教益。”[9]

吴敬琏身上浓得化不开的“顾准情结”，真使人感佩。2005年3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上，吴敬琏与薛暮桥、马洪等四人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每人获得30万元奖金。这一奖项是由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共同发起设立的，旨在奖励在经济理论、政策及研究方法等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中国学者。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侧重于评选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把经济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国家发展与改革开放政策制定中做出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

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吴敬琏发表了题为《经济学道路不平坦》的致辞，他说：“中国经济学的成长道路是不平坦的。它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是，即使在‘左’毒横流、经济科学处境最差的岁月，有科学良知和公民责任感的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我特别要向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家表达敬意。一位是经济研究所的老所长孙冶方。是他，在极其恶劣的大环境中，顶着极大的政治压力，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竭尽全力在经济所营造了一个能够研究和讨论经济学的小环境，使我们得以开始对中国改革道路进行最初的探索。另外一位是指出中国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第一人——顾准。我个人要特别感谢他，因为他不但在学术上给予了我重要的指点，而且可以说，他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10]

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在“十年动乱”的年代，吴敬琏和许多年轻人一样，将自己的宝贵光阴浪费在无谓的“运动”中，而且学术研究也往往在各种层出不穷的时令政策、口号中打转转，对事物缺乏自己的独立思考。到了干校特别是返京后，在顾准的启发和帮助下，吴敬琏渐渐明白，知识分子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学问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仅凭几句漂亮的口号。尽管吴敬琏和顾准常常为某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却因为能够彼此相互启发、相互补充而感到欣慰。在举目无亲的困境下，顾准与吴敬琏等人品古论今，相濡以沫，结成了忘年之交。

那段时间，在徐方的印象中，是她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交往最多的阶段，几乎每天都与他长谈。她说，“伯伯白天去北京图书馆收集资料、写读书笔记，晚上跟母亲谈他的思想、他的写作计划、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说很喜欢这样的谈天，等于梳理思想。母亲常对他的一些精辟见解赞叹不已，称他是天才的思想家，每天都能‘分泌’出精彩的思想。对他学问的评价：一是博，二是深。有时母亲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于是两人争执不休，面红耳赤。甚至为某个字的读音也要辨清孰是孰非。不过，这些都只是学术之争，丝毫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11]

在年少的徐方看来，其时的顾准完全沉浸在学问当中，已经达到忘我的地步。他每天大量阅读，写读书笔记。每周读的书能开出一个长长的单子。顾准很注意跟上时代，站在学术最前沿。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须提及当时经济所图书馆长宗井滔先生。宗井滔过去在中央研究院（经济所前身）就搞图书管理，懂好几国外文。他是个有心人，“文革”期间，其他单位图书馆大多陷于瘫痪，他却敢于动用外汇，一直坚持购进国外最新图书、期刊，当中只断过一两年。顾准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历史学文献大部分来自北图；而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宗井滔不断地进书，顾准不断地读书，这种情景在“文革”期间极为罕见。可以这样说，顾准当年能够及时了解并吸收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宗井滔功不可没。

当时与顾准讨论问题的主要对象是巫宝三先生。巫宝三是哈佛经济学博士，师从著名教授柏拉克、熊彼特等。他知识渊博、学贯中西。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挨整，差点儿划成“右派”，他的代理所长职务也丢了。顾准对巫先生评价非常高，认为他很了解西方经济学流派，有真学问。当时经济所的人大多认为巫宝三从不谈经济思想，可顾准却跟吴敬琏说：“巫先生实际上一直跟踪着世界经济学的演变，对现代经济学的源流十分清楚。只是由于政治原因变得很谨慎，绝口不谈西方经济学，而只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如管子什么的。”

顾准真是一位古道热肠，充满爱心的人，他的人格力量将永远感染后人。

由于笔者接触到的史料的局限，下面我们打算撷取1972年从干校返京后的几组生活场景。而这里又不能不联系到顾准感情世界及其巨大的创伤。我认为，赵人伟的下述议论很能说明问题，他认为顾准的感情世界中的最大悲剧在于他在感情上的付出同他获得的感情上的回报的极度不平衡，或极度不对称。对于这种失衡的或不对称的感情，可以列出一个单子来：

赵人伟（左）、陈敏之（中）和著者在一起

1．顾准热爱自己的母亲。然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同他母亲在地理位置上只有一街之隔，但至死不得相见，留下了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当时，他母亲住在长安街南侧的公安部大院，他自己则先住建国门内的学部大院，后住协和医院，均在东长安街的北侧。这种一街之隔而老死不得往来的局面，在柏林墙已经倒塌、连海峡两岸的交流都在日益加强的今天，也许是一件难以想象的怪事，但对于当年的顾准母子来说，那是一种严酷的现实。

2．顾准热爱自己的妻子。汪璧先是他的战友，后来又成为他的爱妻，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同一般。然而，1968年4月当汪璧被迫害至死以后，他不但没有获得同妻子的遗体见面告别的机会，而且连妻子的死讯也对他隐瞒了很长的时间。他们在革命的烈火中结合起来的感情却在另一场莫名其妙的烈火中遭到了无情的撕裂。以这样一种无情的撕裂来对待一种真诚的结合，怎能不令人感到此恨绵绵呢？！

3．顾准热爱自己的子女。但是，他不能不接受子女们同他这个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父亲“划清界限”的现实。尽管如此，他对子女们的一往深情却从未中断过。他曾经明确地告诉赵人伟，他翻译上述著作的经济动机就是要为子女们准备一点上学时的培养费用。有一次，赵人伟到学部大院8号楼去看他，见他卧床不起，就问他为什么大白天还躺在床上，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他回答说，他得知女儿已回到北京，想同女儿见一面但不能如愿，一时心中不悦以致起不了床。赵人伟虽然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但也无法解除他心中之痛。在家庭关系中，如果说父母对子女的感情具有更多自然因素的话，那么，子女对父母的感情应该具有较多的社会因素。但是，在那个年代里，顾准同其子女的家庭关系中社会规范对自然秩序的校正是逆向进行的：不但筷子没有被拉长，反而被折断了。应该说：这种“逆向校正”的行为不仅是反社会的，而且是反自然的。显然，这既非顾准之过，亦非他的子女之过，他们都是受害者。

4．顾准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哺育他成长的这块土地。他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和革命事业的。没有一种献身精神，是不可能作出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壮举的；而没有对祖国和民族的热恋，也不可能有这种献身精神。甚至在个人处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他对于祖国建设的哪怕是一点微小的进展都表示出由衷的喜悦。然而，他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撤职罢官，两顶“右派帽子”，常年累月的劳动改造，三番五次的批斗，无穷无尽的交代与检讨。

5．顾准也热爱自己的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经常咳血，并有低烧，但无论是学部的医务室还是协和医院都没有确诊，一直把这些症状当作气管炎来治疗。当最终确诊为肺癌以后，已到了晚期。他深知住进协和医院已面临着“前门进，后门出”的命运。这时，他除了表现出一贯的坚强以外，仍然向挚友流露出对自己的生命之恋。他说过：“在干校时，连邵心洁的爷爷到了80多岁也不想死，难道我不到六十就心甘情愿地去死吗？”是的，他追求真理的庞大计划还刚刚开始，怎舍得就此了结呢？

那么，顾准是怎么对待他感情世界中的这种悲剧的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哀而不怨”。“哀”是一种事实，“不怨”是一种态度。就“哀”的程度来说，上面说的家喻户晓的爱情悲剧中的“哀”都无法同顾准所经历过的“哀”相比。如果说，像梁祝这样的哀史，用一支小提琴协奏曲就足以表达的话，那么，顾准的哀史，没有整个交响乐团的万管齐鸣和万弦齐拨是无法加以表达的。他的“不怨”至少有两层含义：

第一，不计较个人恩怨，例如，他对其子女一直采取“宽恕”的态度。第二，不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是着眼于未来，类似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化悲痛为力量、向前看的意思。我认为，他的这种态度，不仅是如上所说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表现，而且也是他个人品格中兼有激情和冷静（理性）这两种互补的特性的反映。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就经常勉励我们说：“经济学家应该具有诗人的激情和数学家的冷静。”他也正是一直以这两种精神来自勉的。试想，如果没有激情，他能够啃着个冷馒头在北京图书馆蹲上一天去探索历史和未来吗？如果没有冷静和理性，他能够控制得住自己极度失衡的感情世界，以避免一场以牙还牙的疯狂发泄吗？

精神矍铄的骆耕漠，心中难以割舍的是顾准

顾准对妻子、孩子的爱，是刻骨铭心的爱、是无怨无悔的爱，能够得到这种世界上最纯洁的爱是多么幸福呀。可是，时代却造成爱与被爱的分割、隔膜，乃至反目！

顾准时刻怀念亡妻汪璧，有时在梦中想到她，醒来常常热泪了枕被。就举顾准买台灯的一件事吧。

据骆耕漠回忆：“1972年5月，我们就回到北京。下干校时，很多人都将房子退掉了，而回来的人很多，包括军宣队、工宣队，房子已不够住了。没有住房的人只能到亲戚家借住。我也没了房子，住在我弟弟家。顾准和江明在干校时就住在一起，他们又是不能住到外面去的人，到了学部，仍住在一起。那个房间有个小套间，顾准住在里面。顾准整天就是看书。当时正认真地看《圣经》，当然是作为学者在研究。并且，我看他还给商务印书馆翻译《龙巴特》。他比较困难，想挣点稿费。他经济拮据，却买了一个双灯罩的台灯。江明问他为什么买这种台灯，还很贵。他不说话。后来才明白，是为了纪念他的妻子汪璧。一个座台两盏灯，仿佛她就坐在对面。”骆老还谈起了他们相处的另一件事情，足见顾准对亡妻的感情弥深：那时他刚补发了工资，家里人分散四处还没有回到北京。他请顾准到莫斯科餐厅吃饭。回来时太阳落山了，他说，我们走条近路回去吧。其实路也不近。走到一座楼前，他眼睛望着楼上一个窗户，默默地停了好长时间。我才知道，他是特意到汪璧住过的地方凭吊，汪璧是在这里自杀的。骆耕漠知道他们夫妇俩感情很好……

现在回过头来看，顾准一家的悲剧，很难怪罪于哪一个人，这是时代的悲剧，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曾跟随顾准较长时间的徐方也说：“顾伯伯同样也很爱自己的孩子，每当提起他的孩子时，总是激动。有一次他如数家珍地谈起几个孩子的学习，哪个考取了科大，哪个进了清华，哪个连续多少年都被评为三好生……最后，他自豪地说，请允许我不谦虚地说一句：我的孩子是‘叫花子吃老鸭——只只好’……”

但是，谁也无法弥补顾准的心病。

现任职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龙冬，他是一位优秀的编辑，同时也是很不错的作家，我在他为时不长的交谈中，深受启发。龙冬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还是一位七八岁的小孩，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对顾准的印象，弥足珍贵：

“我其实是认得顾准先生的。可是直到去年年底，我在《文汇读书周报》（1992年12月5日第2版）上读到陈敏之先生的长文《从诗到散文——〈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出版追记》，才对顾先生清楚了一些。也难怪，当初我还很小，也就是七八岁。

“70年代初，我随刚从河南五七于校返京的父亲住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我们住7号楼，8号楼是经济所，也有住家。一天，我去机关食堂打饭，见到8号楼里走出一个瘦高个。他戴眼镜，穿吊带裤，头上有些微白，属于年纪比较大，可又显不出老来的那种人。

“这个人不大爱笑，总是很沉默的样子。他走路也慢，如同散步。我之所以对他印象深，就是因为他似乎一年到头的大部分时间都穿吊带裤，而且上身不加外套，这就更显眼了！那个年代，在学部大院，穿吊带裤的人，只有这么一位！一次，也是在去打饭的路上，我走在他旁边看他，他就与我搭上了话。

“我问他，‘你为什么老是穿这种裤子？’

“‘怎么不能穿？’他的眼镜片亮了亮。

“‘小孩儿才穿这种裤子。’因为我更小的时候总穿吊带裤，所以这么说。

“他就讲小孩子能穿大人也一样能穿，只要自己觉得舒服；但大人不适合开裆裤，两者根本意思不同。我又说，大人只有资本家才穿，好人是不穿的！他听到这话好像是被吓住了一刹，然后说，不一定穿这种裤子的都是坏人。但这话和后来的几句似乎不全是说给我听的。

“还有一次，我拿一只大碗去学部院外东头的一家小小的副食店买甜面酱，这家店铺今天还在。回来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舔碗里的面酱吃。穿吊带裤的那人正好去打醋，他说你这么吃不就把一碗酱都弄脏了嘛。我说你管不着，而且还把新学来的一句话说给他听，‘管天管地还管拉屎放屁吗？’

“他说他比我大很多，当然可以管。我马上就问，‘你多大？几岁了？’

“‘你不能问几岁了，你应该问我几十岁了！’他生气地说，把‘十’字念得很重。然后，他又说，‘像你这样，我可以问你几岁了。如果你过了10岁，又不满20岁，我要问你十几岁了，如果你过了20岁不满50岁，我要问你20几岁30几岁40几岁了。人家过了50岁，你就要问几十岁，懂了没有？’

“那天，他教导我一番后，还硬要我喊他‘爷爷’，而且我居然被他用什么办法说动了，喊了他一声，他异常兴奋。回家我跟父亲一说，父亲紧跟着也教导了我一番，说什么比父亲大一些的要叫伯伯，小一些的只能叫叔叔。他虽然比我父亲大八岁，叫爷爷是过分了，而且他不是不知道我父亲。从这往后，我一见他，老远就大喊他‘叔叔”，想用这办法气他。有几回我还突然推开他住的那间小屋的房门，一连串大叫‘叔叔’，每次都吓他一大跳。他总是一个人，身边没有别的人，挺孤单。我常见他在一些书里翻找什么，很紧张受怕的样子。不知过了多久，我突然想起很长日子没见到穿吊带裤的人了。后来才知道他死了。不管怎么说，当时心里还是有些小小的忧伤。那年我才9岁。

“我还记得，顾准常常是独来独往，有些高傲的怪样子。他除了穿吊带裤这种在当时显得很特别的形象以外，就是脑袋上时时戴一顶白布帽，如同圣徒。那帽子其实非常随便，正是那个年代我们称之为‘解放帽’、‘制服帽’的白衬里。他那么戴着，别人看来，也有着与工农相结合，改造自身‘小资产阶级’习性的感觉。

“大概是1973年吧，一个天气暖热的黄昏，西天留着不多的残红。在学部大院主楼（1号楼）与历史所2号楼中间的防空洞工地上，我见到顾准独自散步穿行于砂堆之间。他倒背着双手，低着头，走一走又停一停，早已空寂的防空洞工地上支立着许多面砂土筛子。他突然快步走近，捡起地上的一把铁锨，一下一下拼命地往周围的几面筛子上扬砂土，几圈下来，他显然累得很了，就丢了铁锨回他的住处去了。天热的时候，顾准有时去学部大院东墙外不远的一家小副食店买甜面酱，可能用碗端回去拌面条吃。这是我在1972年的印象。现在，这家小店还在，不过已经重新包装过，改成了一家公司的什么场所。我家现住在离小店仅300米的胡同里，每见小店，就容易想起顾准，那也是我们经常相遇的地方。

“这几天想想，顾准这个人已经渐渐被许多人熟悉了，而我记下如此简单的东西，会不会给往后为顾准先生写传的朋友一点点参考呢？这样一位在漫漫长夜中勇敢地执著地探索寻求光明的人，不该有一部‘事功’与‘情感’很好地结合起来的传记吗？顾准离开人世已有20余年了。世界有了这么大的变化，中国也与往昔大不相同。顾准这个‘人’，还依然可以充当今天一切精神工作者的理想同希望，唤起我们的责任。”

感谢龙冬先生，他为我们提供了顾准晚年的几组生活镜头，十分珍贵，耐人寻味。

这期间，身体已经很不好的顾准，可只要所里这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前来求教，他总是热心相助。而这些周围的同事也非常关心他的身体，想方设法改善他的生活。

顾准为了节省时间，从不自己做饭，而是去食堂打饭来吃。每到吃饭时间，他就拿个很大的白色搪瓷缸子，径直朝食堂走去。学部食堂的大锅饭营养倒是够了，可味道实在不敢恭维。张纯音有时烧了比较可口的菜，如红烧排骨什么的，就会分出一些让女儿给顾准端过去。即便如此，她还是对他的健康忧心忡忡。一次，她跟老友骆耕漠说：“老顾身体这么虚弱，却整天埋头读书，缺少活动，咱们得想点儿办法才好。”从那以后，骆耕漠、江明，还有张纯音，时不时会拉顾准去附近的小饭馆儿吃饭，并借机陪他逛逛街，每次他都感到非常高兴。赵人伟曾经撰文回顾了与顾准这一时期与教他学英语有关的两件事。

赵人伟发表在《改革》杂志上的怀念顾准文章

第一件事：赵人伟当时对顾准为什么会对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所写的《作为道德学的经济学》一文赞叹不已，存有疑惑。大约在1973年，顾准手握载有鲍尔丁这篇文章的美国《经济评论》对赵人伟说：“鲍尔丁的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你要学习英文和经济学，可以试着翻译成中文。”于是，赵人伟接过原版杂志，他试着啃了几个星期也没有把这篇翻周全，勉强译了几段拿给顾准看，他看了之后说：“程度还是不够。”

后来曾有机会听赵人伟先生讲，有一天他把翻译好的论文交给顾准。本来那天顾准是要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的，可为了帮赵人伟改翻译稿，他放弃了去北图，边批改边讲解，整整花了7个小时，用红笔在稿纸的四周改得密密麻麻的。不但修改译文的措辞，还详细解释为什么用这个词而不用那个词，其内涵是什么，讲得非常透彻。如：“mechanism”这个词要翻译成“机制”而不是“机构”，因为它指的是机体的运作方式[12]。

其实，顾准那段时间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可只要所里这些中青年研究人员前来求教，他总是热心相助。

对此，张纯音也有同感。这时张纯音也在试着翻译顾准布置给她的文章，她的感受同赵人伟类似，甚至风趣地说道：“我的英文水平过去是可以直接看懂好莱坞原版电影的，可老顾给我的论文却怎么也读不懂。我几乎把文章中的每一个英文单词都查过词典，但也无法理解文章的意思。可见不是英语水平问题，而是经济学水平问题，我们对西方当代经济学实在太隔膜了。”因此，经济所的年轻人对顾准能看懂这一类“天书”都很佩服，但由于自己看不懂，所以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激赏。

8号楼二层东侧有一个电视房，里面摆放着一台14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7点，有人负责打开机柜给大家放电视。这时全楼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那里，享受这一点点有限的娱乐，整个楼一下子变得异常寂静。顾准和张纯音从来不去看电视，他们正好利用在这难得的宁静来探讨各种问题。[13]

第二件事：赵人伟发现，顾准在读了德国作家台奥多尔·施笃姆的短篇小说《茵梦湖》之后，竟然怆然泪下。据他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为了学习英语我当时借来一本英文版的《茵梦湖》来读，并带着书向顾准请教其中的英文问题。当请教完毕以后，他说：‘你把书留下让我看几天。’过一些日子当我去取这本书时，他居然对我说：‘我是边看边流泪看完这本书的。’我当时对他如此动情不得其解。因为，《茵梦湖》的故事情节很简单，描写德国的一对青年男女莱茵哈特和伊利莎白之间自幼具有青梅竹马式的感情而互相热恋，但因女方家长的阻扰而未能成婚，女方则由母亲作主嫁给了一个拥有大量遗产（包括茵梦湖在内的庄园）的贵族青年，造成男女双方的终身遗憾。男主人莱茵哈特则终身不娶，直到老年，仍以钻研学问作为终身的寄托。其实，这样的爱情悲剧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从罗密欧与朱丽叶，到梁山伯与祝英台，几乎家喻户晓；但为什么顾准要对《茵梦湖》如此动情呢？赵人伟后来回想起来，看来是《茵梦湖》中的主人公莱茵哈特在老年时的处境使他触景生情而怆然泪下。当他把书还给赵人伟时对书中的主人公连声说道：“真是哀而不怨、哀而不怨呀！”

从这件事看出，顾准不仅关心年轻人的成长，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充满着爱心的人，是一个讲道德的人，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由此，赵人伟为我们分析了顾准的道德情操与感情世界。他写道：

由于我当时水平和知识的局限，没有同顾准讨论过道德问题。不过从他如此赞赏鲍尔丁的上述文章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关注经济人和道德人及其关系的研究。事过20多年，我又从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借出上述鲍尔丁的文章来读。鲍尔丁一开始就风趣地说，亚当·斯密强烈地要求自己既成为亚当，又成为斯密（亚当，即ADam，在《圣经》中是人类的始祖；斯密，即Smith其英文含义是工匠）。我想，鲍尔丁在此是“借名发挥”，要求人们既成为经济人，又成为道德人。其实，任何经济社会都离不开如何处理经济人和道德人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我还在青年时代就听陈岱孙教授讲这个问题，据说他直到晚年还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颇有新的收获。比陈岱孙要晚一辈的经济学家如厉以宁、茅于轼等也在研究这个问题，甚至更为年轻的经济学家如汪丁丁、杨春学等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人们发现，没有市场调节作基础是不行的，但在市场失灵的场合，没有政府的干预和道德的调节（鲍尔丁称之为“共同价值”）也是不行的。如上所述，顾准属于我国市场改革的先驱，他肯定经济人的行为应该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对于一个经济社会的运转离不开道德准绳这一点，我想顾准也应属于先知先觉的行列。可惜由于条件的限制，未能留下多少文字的东西。[14]

顾准的患难之交陈易，是顾准在最后岁月联系较多的老战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顾准重逢，共同盘桓，他是1974年从下放劳动的地方回到北京的。他家的房子是在北京站的东北边，原来是一个大院子，那时候扫地出门，只留下前面的两间门房。

一天陈易上街，在裱褙胡同碰到了顾准。顾准急忙说，自己就住在对面的学部。

由于住得近，顾准隔两三天就到陈易那里去。陈易曾经到他那去过一次。他跟陈易说：

“你最好不要到我这儿来，我是死老虎，右派分子，名份已定了。而你还没有结案，免得他们再找你的岔子，学部也是是非之地。”所以陈易只到他那去过一次。他则经常来。他来了，就一起做做饭，喝喝酒，聊聊天，有时晚上一起到日坛公园去散步，俩人常常海阔天空地聊。聊天的内容也就是国内的政治形势，有时也谈谈国际问题。他们从不谈彼此的家庭情况，不使他伤心。

那段时光留给陈易印象最深的是，顾准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倒是很乐观的。他说：“我看这个形势维持不下去，你的罪名也成立不了（因为我议论过毛主席跟江青、林彪，被说成是反革命）我看以后顶多对老头子的事麻烦一点，你最好不要再找麻烦了。”

他们两人到日坛公园去，一边走一边聊天，因为陈易嗓门大，他总是走马路中间，而不走人行道，因为人行道边上都是大使馆，警卫很多，他主要怕给陈易再添麻烦。

陈易还记得，顾准那时每天都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用功很勤，主要研究希腊问题，做了很多卡片，都是用英文写的。在与他交往的这段时期当中，陈易觉得他这个人很冷静，看问题不冲动，思想很精辟。他讲话逻辑性很强。他在待人方面是很诚恳的。

由此可见，顾准关心他人胜于关心自己，又比如已经公开发表的《顾准日记》中的《北京日记》（1972.10—1974.10）中只简单记下了一些阅读书目及来往人名之类，而缄口不提与其六弟陈敏之的通信交往，从而也在保护弟弟。所有这些，有人认为，这可能与顾准受到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有关。

1972年，顾准回京后，不顾身染重病，拟订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首先完成了《希腊城邦制度》这部笔记。然后，在此期间（1973—1974年），他应在沪的弟弟陈敏之的要求，就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哲学等广泛问题通信讨论。这些信件，后来被陈敏之精心保存下来，并编成《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于1986年先在香港由三联书店出版，后编入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准文集》。就是这些书信，引来无数读者包括知识界、文化界人士由衷的敬佩。

陈敏之在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说：“这本集子是作者（按：指顾准）和我1973年至1974年两年间在通信中进行学术讨论，作者应我的要求写下的笔记形式的学术论文。1966年底作者从房山监督劳动回到北京以后，我和他的通信中断了。1967年至11月起我自己也失去了自由，以后几年间，生死两茫茫。1972年10月，我被允许去北京探望住在我妹妹那里已多年不见的老母。其实，我还有一个不便明说，或许可说是更重要的目的，就是打听作者（他是我的五哥）的下落。这时，我已经知道他孑然一身，真正成了‘寡人’（1965年以后他在写给我的信中，曾自嘲地自称为‘丧家之犬’）。……接近10月底的一天，我和妻子突然去看时，他头上戴了一顶从旧帽子上拆下来的白布衬里作为帽子，样子有些滑稽，正在炉边读书。一个大房间四个人，相互用书架间隔，每一个人有一小块领地。室内悄然无声。劫后余生的会见，免不了激动、欣慰和辛酸。从此以后，两地之间的通讯，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没有间隔过，其热烈的程度简单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恋人。似乎有一种默契，彼此收到信以后，都毫无耽搁地立即作复。有些笔记，就是信函，不过内容是学术讨论，有些笔记，一两万字或甚至更长，几天之内就寄来了。《马镫和封建主义》的译文及评注，我记得来信告我是‘五一’（1973年）花了一天完成的。笔记，冒了一点风险幸而保存了下来；信则全部毁掉了。”陈敏之接着还说：“1972年至1974年，正是我国当代历史上黑暗的年代，历史正在滑坡，一时还望不见谷底。人民群众只能在私下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然而，作者却以冷峻的眼光、诚实的态度对当代历史作着新的探索。‘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语），这就是作者进行历史探索和写作这些笔记的主旨。”

1974年，顾准与其弟陈敏之（右）在北京中科院经济研究所院内

因为这是一份笔记或称通信集，既然可以结集出版，就需要为之题一个书名。《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陈敏之提出、在同时提出的五六个书名中经过反复推敲、斟酌最后选定的。在此之前，陈敏之曾想采用《娜拉出走以后》为书名，经征求王元化同志，他也认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好，他认为，这个比较严肃的书名符合书的内容，不会产生误解，就这样定下来了。

陈敏之（右二）与夫人林樱初（右一）、著者夫妇在一起

这个书名实际上也概括了顾准一生思想的演变过程。正如陈敏之所说：“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大体体现了本书各篇蕴含着的主要精神和思想，我认为：大体也体现了它概括和如实地描绘了作者一生走过来的路。其实，也不光是一个人是如此。”如同顾准所言，所有和他同时代的人，都经过了“30—40年代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理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的洗礼，并经历了50年代“一天等于20年、遍地皆诗写不赢”的那种突飞猛进式的革命浪漫主义以及号称“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所不同的是，顾准认为：“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所谓“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是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建设道路如何走的问题。因而，对此顾准早在近30年前，就提醒我们：“不过，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的问题全已解决。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15]

为了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索，顾准从哲学思想方面作了论述，他在《一切判断都得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一文中指出：

当我对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探索的时候，我发现，理想主义并不是基督教和黑格尔的专利品。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痛骂的归纳法的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至少，在他的书中，他说，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他的效果，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

而且，历史的经验也昭告我们，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

……从历史经验来说，民主是不断和进步相联系着的。以过去推未来，我猜测，我相信，事情极大可能还是如此。[16]

在顾准看来，为了革命，为了破坏旧世界，必须有狂飙式的理想主义，但胜利以后必须实现多元主义、经验主义，发扬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独裁。

因此，顾准昭示人们：“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顾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阐述了他的这一思想演变，他说过：“我对斯巴达体系怀有复杂矛盾的感情。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自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的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借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在这篇《僭主政治与民主》一文中，顾准更进一步深刻而尖锐地认为：“马克思当然不满意雅典存在着奴隶这件事，更不满意他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狂飙突进时代的全权政治的空气，所以他的共产主义以‘克服劳动者从他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异化成为非人’为其根本条件，这是不待说的。值得注意的是，怎样实现克服？他完全不想取法斯巴达。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取法于1794年法国的国民公会，他主张，在物质生产还不丰裕的时候，不可以实施平等主义。他认为。这种平等主义是僧院共产主义。”顾准接着指出：“要克服异化而又反对僧院共产主义、斯巴达平等主义，这是非常非常高的理想，是一种只能在人类世世代代的斗争中无穷尽的试验与反覆中逐步接近的理想。马克思的学生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于是，1918年李卜克内西在柏林建立的坚决的共产主义团体称为“斯巴达团’。我对这位崇高的人是尊敬的，可惜他不理解马克思。列宁写《国家与革命》的时候，则干脆把《法兰西内战》中所设计描绘的一套政制称之为中央集中的政制，于是，我们从往昔的雅典的灵光中，掉到沙俄的现实世界上来了……”[17]话说得可能有的尖利，但的确是事实。

顾准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不然，他不会以忧国忧民之心，以其胆识、智慧和严肃的科学态度，向彻底经验主义转变过来。他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强调的法权主义、重商主义、科学精神、民主主义、多元主义，都是在充实和丰富马克思的理论。

早在1989年，王元化在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我要说这是近年来我所读到的一本最后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这些天我正编集自己的书稿，由于作者这本书的启示，我对自己一向从来怀疑的某些观点发生了动摇，以至要考虑把这些章节删去或改写。这本书就具有这样强大的思想力量。

王元化先生一提起顾准，就滔滔不绝

接着王元化勾勒了他对《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最感兴趣的六个方面内容：

这就是作者对希腊文明和中国史官文化的比较研究；对中世纪骑士文明起着怎样作用的探讨；对宗教给予社会与文化的影响的剖析；对奴隶制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阐发；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与对经验主义的再认识；对先秦学术的概述等等。

这几方面内容实际上构成了本书的特色。王元化分析了顾准取得这一成就的原因。他认为：顾准的文章“显示了真知灼见，令人赞佩。作者的论述，明快酣畅，笔锋犀利，如快刀破竹。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经他一点，立即豁然开朗，变得明白易晓。我觉得，这不仅由于禀赋聪颖，好学深思，更由于作者命运多蹇，历经坎坷，以及他在艰苦条件下追求真理的勇敢精神。这使他的思考不囿于书本。不墨守成规，而渗透着对革命对人类命运的沉思，处处显示了疾虚妄求真理的独立精神。他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都作了认真的思索，这些经过他深思熟虑概括出来的经验教训，成为他的理论思考的背景，从而使他这本书成为一部综合实际独具卓识的著作。”

顾准的学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张曙光说得好：“读文集比读专著好，文集是作者思想精华的荟萃，专著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大多被兑了白水，像被稀释的醇酒。”他对《顾准文集》非常推崇，“顾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一个高瞻远瞩的了望者姿态，在20年前讲出了我们现在有些人未必理解或接受的东西。这些闪耀着思想光芒的问题在今天看来，现实意义仍然很大。”[18]

顾准在藏书上的签名

的确，顾准的这本书文字凝练晓畅，笔锋犀利，激荡人心，读来爱不释手。国家文化部前部长王蒙原先对顾准并不熟悉，他读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颇有感触。他在一次谈话中说道：我算不上学术界的行家，不懂一些规矩。我的特点是什么事都关心，什么事都要说。我要说是我们一代人的，用鲜血和眼泪经历过的事情，不是学问本身。我原本也不知道顾准，是看到《读书》杂志和王元化写的文章才知道的。《顾准文集》中有关欧洲史、经济学部分我浅浅地看了一遍，但《顾准文集》里面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看得实在是入迷。我觉得人生，特别是知识界永远有这么一个矛盾，有这么一个悖论，台湾人叫“吊诡”：一方面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如作者的弟弟写序所说从诗到散文，诗是浪漫的，是绝对的，是终极；另一方面是经验、是行为、是实践。是相对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我以为正是这样一个概括，是顾准最自觉地而且是最早地论述这一过程。但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活生生的，是充满血泪、疯狂、热情、失望，充满一个痛苦过程。”“顾准个人本身的故事，你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你可以把他理解成一个英雄、一个志士、一个烈士。就是刚才大家说的，举起肋骨点燃光明。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有个绝对东西，但他说真理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真理是真实的，谁也不能够垄断。但他仍需为真理，要为自己已经认识的真理去追求。……耐人深思的是，顾准那种对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执著，一个人对造神和终极目标的抵抗，也可以做出表现出气壮山河的境地，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经验，就是一个提倡相对的、经验的悲壮执著。[19]”

著名学者李慎之读了《顾准文集》，称顾准为“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他指出：“《顾准文集》中特别引人入胜的部分是1973—1974年间他给他的胞弟陈敏之以通信形式写的20来篇笔记。真要感谢敏之先生，使顾准在那个‘被彻底孤立’的年月里还能有一个对话者，因而给我们留下这10多万字的精金美玉般的文章。”“因为不是专著，这些文章当然就少了一点论证的系统性与严密性；然而也唯其如此，题材就比较广泛，写法也比较活泼。大家都知道，读书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体验一个伟大的心灵是如何工作的。读这些笔记，这种感觉特别鲜明亲切。”“顾准在这些笔记中涉及的问题真是十分广泛，不但有他专门下了工夫的希腊文明，还有把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比较，有日耳曼骑士文化对希腊——罗马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有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等等，往往着墨不多，即已一语破的。后生晚辈尝鼎一脔，倘能继轨接武，光大其说，必能卓然成家，这是我敢于肯定的。”“《顾准文集》所收的最后一篇文章《辩证法与神学》最明显地透露了顾准的思想所达到的深度，不妨借用他摘引的狄慈根的话：‘他连天上的逻辑程序都要寻求，连一切知识的最后问题都要谋求解决。’正因为如此，在我所知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只有顾准注意到狄慈根把辨证法看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神学’却从来没有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批评；而且只有顾准从马克思所强调的‘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中看到了作为其底蕴的‘神’、‘道’或‘逻各斯’，也只有顾准看到‘人是世界的主体、神性寓于人性之中，这个世界是一元地被决定的，真理是不可分的，（这些观念）于革命的理想主义确实是不可少的’。对于古今中外的大智慧人来说，思想的探索达到这种程度，就已经可以算是参透天人之际而究竟涅槃了。但是顾准却不肯停留在这样的境地；因为如他所论证的，对所谓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绝对肯定会导致极其危险的后果。”[20]李慎之对这一为人类理想奋斗到底的顾准，充满敬意，其实顾准所论证的最好参照系不就是已经过去了的十年“文革”吗？

李锐在王元化推荐给他《顾准文集》后，竟夜连读，发出感叹：“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他说：

李锐先生对顾准评价很高

1959年以后，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顾准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我正独处秦城囚室，八年中的最后两三年，也让读《资本论》、读《马恩全集》等书了。我对一些问题，例如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是非得失，一些人物的功罪，反反复复地思考；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哥达纲领批判》等，发生一些怀疑，也有心得。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于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这自然同他系统地研究过经济学有关，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商品经济和价值论等，像他思考得这么深、这么透的人，当年大概是极少的。八十年代，孙冶方是我的对门邻居，我们很谈得来，他五十年代即倡导尊重价值规律，是很重要的贡献。现在才知道，这方面他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比他更厉害。单说这一点，顾准这样的人就太难得了。顾准晚年的思考，不局限于经济，而是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等广泛的领域，着眼于中国和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他一直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怎么办”、“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为何命运多舛”，等等根本问题，苦苦思索，寻求答案。所以他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而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不只是对自己负责的，而是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负责的思想家。人们呵，这种历史的责任感多么可贵！

元化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10年。不止同一般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大大超前；同善于思考的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也是超前的。不久前，我见到一位曾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老同志，他也极口称赞顾准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顾准读的书很多。……他的知识面很广，很全面，这是他成为了不起的思想家的重要条件之一。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他的理论勇气，实事求是的勇气。他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都不盲从，对马、恩、列、斯、毛都不盲从。他从现实，从历史，从前人已经达到的思想出发，对权威肯定无疑的东西，都放胆重新思考。顾准思考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掘科学精神。他身处“四人帮”封建法西斯专政环境之中，写出这些心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是一种布鲁诺甘赴大刑的崇高精神。[21]

人们对顾准这位独立不倚地在暗夜里追求真理并且取得了相当成就的思想先驱，表达了极大的敬意。他们认为，顾准不仅取得了骄人的理论成果，而且他的求真之道（即他所谓“笨工夫”）也是值得推崇的，这就不是光凭聪明和敏感就可以实现的。

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内容精彩，要言不烦，涉及面广，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尝鼎一脔。全书的核心实际上是“娜拉走后怎样”，即革命胜利后怎样真正实现理想的目标。顾准以其清醒的历史意识和宽广的视野，摆脱了时代的桎梏，而他拥有的真诚的现实关怀，则具有了思考究竟的意志以及与思想禁烟抗争的巨大勇气。顾准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家和爱国主义战士，面对革命胜利后种种酷烈而迷茫的现实，他所关注的最终问题是革命成功后的建设之路应当怎样走，用现在的语言说，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而，顾准在1973年4月20日的《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的笔记中写道：

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大革命要求铁的纪律，大革命涤荡污泥浊水，不过，新秩序一旦确立，那个革命集团势必要一分为二，“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这时候怎样办呢？按逻辑推论，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你总不能用‘我吃掉你”来解决啊。用“吃掉你”解决以后，还是会“一分为二”，不断演变下去，势必要像蜻蜓一样把自己吃掉。既然总是要一分为二，干脆采用华盛顿的办法不好吗？——比如说，我设想，不久后若能解决目前“政令不一”的现象，《文汇报》还该办下去，让它形成并代表一个派别。有一个通气孔，有一个吹毛求疵的监督者，总比龚自珍所说的“万马齐喑究可哀”要好一些吧。

至于弊病，哪一种制度都有，十全十美的制度是没有的。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弊害不怕公开骂，骂骂总会好些。[22]

顾准的出路提出来了，关键是是否可行？顾准还发现：1917—1967年，整整50年。历史永远在提出新问题。这50年提出了以下的这些问题：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2．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的？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3．1789年、1870年、1917年，设定了一个终极目的。要不要思考一下这个终极目的？”[23]

顾准的读书卡片

真是字字重千钧，这些问题的提出，没有一定的胆识和勇气，是不可能的，而顾准却做到了，这就是他苦苦思索的焦点。问题还不仅在这里，顾准之“娜拉”，绝非易卜生戏剧之“娜拉”，它包含着更为深刻的内含：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它们在法国本身，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按两次革命本身来说，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上辛勤努力地证明这种趋向可以成为现实，以及如何成为现实……

顾准的思考并没有到此停步，正如朱学勤指出的：“他总结近代西方两股潮流，产生两种风格各异的政治传统；一是英、美式的经验主义，‘一寸一寸前进’，‘螺旋上升’，沉着事功；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陆理想主义，动辄革命，狂飙突起。后者有浓厚的英雄崇拜，鄙视前者的‘议会清谈’‘没有领袖’‘庸人气息十足。’顾准的这一总结，与美国学者E．希尔斯1981年《论传统》一书的类似总结十分吻合。希尔斯几乎是穷一生之精力，占据大量原始文献爬梳整理出来的两条脉络，顾准举重若轻，三言两语即已道破，而且提前了整整七年。”[24]

顾准的真知灼见，表现在他的关注和思考具有整体性和根本性。他始终紧扣“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这是一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问题之结”，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都集结于此。中国的现状，还没有达到不谈主义、只研究问题，可以由若干专门家处理事情的地步。顾准的思想在当代中国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是革命队伍中人，他所参与的那场革命解决了“娜拉出走”，即夺取政权的问题，但紧接着出现了当初的革命目标是达到了、近了还是远了的问题。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必须面对在现实中起支配作用的传统，这个传统是革命传统，而不是其他……顾准是革命传统中人，他从传统出不困于传统，他珍视自己的理想又能批判地分析这种理想，他的思考直追马克思的最初设想，而且进入马克思所处的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再溯源于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与此同时，还旁及中国传统和近现代西方哲学，这比仅仅致力于输入外来学理或皓首穷经于中国传统典籍，确实要高明得多。顾准的思考具有整体性和根本性，贯穿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的整个过程。

顾准下述几段话，对我们理解他如何深入探索，如何洞察一切、不拘陈见，确有帮助：

100多年的历史，证明两股潮流在交叉。1917年的革命无疑对资本主义形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没有这种冲击，西方的资本主义不见得会从帝国主义的道路上退回来，不见得会在其内部产生一股民主福利国家的潮流，至少，这股潮流不会强大到目前那种正在缓慢地改变资本主义面貌的程度。奇怪的是，冲击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这股潮流，本身也在演变，而且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事情正在向它的反面转化过去。

我不相信，它真能转化到它的反面。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史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象了。

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说“运动就是一切，终极目的是无所谓的”时候，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你们将亲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做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愈来愈分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也没有多少人考虑过这个问题，也许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答案。我的答案则是：即使以现在的状况而论，苏联和中国的普通人比过去好得多了——假如真有共产主义的话，他们现在比几十年前离共产主义近得多了。也许，让1000年前的人活过来看现在的世界，他们会说，这就是共产主义。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们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说过这一段话，民主这个问题似乎也好解决一些了。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从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说过关于民主和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关系的许多话，上面也算是又一种解释吧。[25]

屈原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掩卷沉思，我们当能体会到顾准当年忍辱负重、不计成败，经历了多么崎岖坎坷的心路历程。王元化一语道明：“我想，本书作者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大概也是一样，对个人的浮沉荣辱已毫无牵挂，所以才超脱于地位、名誉、个人幸福之外，好像吐丝至死的蚕，燃烧成灰的烛一样，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义无反顾，至死方休。所以，在这种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他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仅就这一点来说，他就比我以及和我一样的人整整超前了10年。在那个时代，谁也没有像他那样对马克思主义著作读得那样认真，思考得那样深。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无拘无束地反省自己的信念，提出大胆的质疑。照我看，凡浸透着这种精神的所在，都构成了这本书的最美的篇章。”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的《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手迹

顾准思考问题是极为广泛的，在晚年短短的时间里，他还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的条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代表作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共分四个部分。这本来是一篇谈《资本论·原始积累篇》和《共产党宣言》的笔记。其实这些原著，顾准早就读过，这次重读，他又有心得：“甲、《共产党宣言》从阶级分析开始，那里所指的‘资产阶级’是burgher，亦即法文的布尔乔亚burgeois，其实原意是‘市民’或‘市民阶级’。在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市民阶级怎样从他的卑微地位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个过程当然就是资本主义成为统治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乙、《原始积累章》是为驳斥忍欲、节约之类的谬论而写，其目的是要把资本主义的牧歌（可以译为田园诗）式的创世史，还原为它的血腥的创业史的本来面目。……然而，作者写成这两部伟大著作以后，究竟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了。后世的人，经历前辈所未曾经历过的事情；后世的人，对先前时代的历史知识当然也有某些新加的东西；所以，读这两部伟大著作，提出一些问题加以探讨，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地下有知，必定也会赞许。这是符合他们‘为人类服务’那种严肃的精神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虽然今天面临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发展的问题了，可是，100多年来，中国从天朝大国下降到地下发掘出来的木乃伊的可怜地位，中国人对之记忆犹新。这一百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展所苦’（《资本论》第1版序言）。这样，我们的探讨，就不仅仅是‘无产阶级是怎样异化而成的？’它必然要涉及“我们历史上的异化是什么性质？”以及，如果这种异化不同于欧洲的话，‘为什么不同？’‘它是否使我们苦恼更为严重？’等等。”[26]顾准刨底寻根，从资产阶级的渊源开始，一步一步地分析它是如何从希腊与罗马的城邦发展起来的。从而细致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只能形成于一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与一定的历史传统下。他说：“1954年我初次系统读《资本论》的时候……我从字面上理解‘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创世的要条件的秘密，我把它对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发现，历史上中国从来不缺少这样的自由劳动者——那些没地种、没饭吃、铤而走险、当土匪，或者成了朱元璋式的农民，难道不是这样的自由劳动者吗？……为什么中国没有成长出资本主义来？”[27]

尖锐的问题需要回答，顾准指出：“也许，上述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原由，这一理由对于劳动力缺乏、土地资源相对丰饶的欧洲，是确实的？（11世纪、英国人口不过200万人，同时期的中国，在5000万以上）也许，对于开辟了广阔无垠的殖民地的、地理大发现以后的欧洲，是确实的。后来我想想……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地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我想再补充几点，那都是对照中国状况，似乎不得不补充的：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28]

而差不多一个半多世纪来，中国多少政治家、经济学家为了证明中国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即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不知耗费了多少精力。顾准在1973年6月11日写道：“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是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29]顾准的这个直截了当的论断，是基于他对中西社会和文化特点认识的必然结论。

因而，顾准大胆提出，资本主义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我们有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产不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产生出来，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应该承认，马克思生长于希腊罗马文明中，他所认真考察过的，也只有这个文明。中国不少史学家似乎并不懂得这一点。”[30]而在中国，之所以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被长期统治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

以“革命”的名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中国古代文化一再成为政治角力场的工具，这是顾准面临的严峻的现实。就在“评法批儒”的一片喧嚣中，顾准以冷静的解剖刀剖析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起源于巫与史，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对这一论断，他是赞同的：“孔子是第一个整理王家与诸侯典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他以前，识字和文化知识，是‘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第一个在野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自命为继续文武周公的道德，所强调的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目的是要在‘衰世’恢复成康之治，所谓‘我其为东周乎’。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这种文化的对象，几乎是唯一的对象，是关于当世的政治权威的问题的，而从未‘放手发动思想’来考虑宇宙问题。”又说：“所谓文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天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在顾准看来，史官文化便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点。他指明，中国文化“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虽然“说过分了”，即“庄周、惠施，有‘至大天外，至小无内’之辩；公孙龙说过什么‘白马非马’，总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可惜为时太短。即使就是那个战国时代，学术界的祭酒荀况就大声疾呼这样的辩论无裨于治，是奸人的奸辩，应予禁绝，只准谈‘礼’。”[31]顾准这番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在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的比较后得出的，比如，他举了一个例子：“希腊人好辩，大概也好打官司，诡辩盛行。诡辩要修辞，由此发展出一整套文法学。我们小时候读英语，一开始就学文法，老来重翻一些文法书，发现其中一些概念都十分抽象而又严谨。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传统，我们文字很美，但是文法学直到《马氏文通》（清·马建忠著）才有专著。”

顾准对史官文化的批判和对基督教的剖析，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同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乐民曾撰文附和：所谓“史官文化”也者，其核心是宗法、封建社会的“礼法”，这于今日社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一个社会之发展，经济固然是基础；而如果作为上层建筑的“礼法”、“道德”之类依然支配着社会，则经济发展也会受到限制。这是一条人们烂熟于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所以，换言之，如果旧制度的法权不变，依然是“君王圣明、臣罪当诛”，纵使经济上有发展，也无由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旧说这本已有之的“萌芽”是被外国侵略者扼杀的，其结果倒是开脱了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的责任。顾准懂得历史，更有“文革”的切身体验，因而对所谓“史官文化”之窒息思想和妨碍进步，感触特深……顾准是作财经工作出身的，却得出不能以经济因素单一地决定社会进步的看法，这在今天也有参考意义吧。[32]

科学与民主，也是顾准这一笔记的重要内容，所谓顾准精神，可谓“科学精神”之同义词。顾准认为，要发扬科学与民主精神，营造民主的氛围，必然与当时的氛围形成冲突，他指出：

何况，现在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要知道，人家让你读六本书，读巴黎公社史，目的就是让你反对两党制啊！

再进一步说，人文科学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理论指导实践的，思想永远是灌输的。思想的产生，固然各有其物质生产方式的历史的根源（例如航海、商业、手工业、殖民的希腊城邦之产生民主思想，大陆的农业国家之产生专制主义等等），有阶级斗争的根源，但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总还要通过思想家的头脑炮制出来，还要形成政派加以传播，才能形成时代的思潮。多元主义和两（多）党制，适合这个规律，不过它可以使有待于灌输的思想，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这样，不同思想间经过斗争，思想本身可以愈来愈深化；而在相互斗争的各家思想的争鸣中，民智可以启迪。民智启迪，是科学发达的重要条件。“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直接民主（当然不可能，它一定演化为独裁），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33]

顾准以严肃科学的态度，维护了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并以“为人类服务”的伟大思想，发出与当时的现实社会所相违的正义之声。在顾准看来，民主是手段，进步是目的。他指出，为了确立民主与科学，必须反对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权威主义，他强调：“我不赞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顾准心中的科学精神包括五个方面内容：“（1）承认人对于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一门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所以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以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34]

概括地说，顾准的科学精神是一种进步主义的认识论：它认为世界是无始无终的，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多样的、没有边界的，人类改造世界的方法同样也是多样的、没有边界的；这样，什么终极原因和终极目标以及根本方法也就不存在；没有绝对真理、没有第一原因，没有上帝，同样也就不会有天国的降临，有的只是人对世界的认识的不断的无止境的“进步”，只是人对人的自身处境的不断的无止境的“改善”。顾准把这种科学精神也称为哲学上多元主义，它其实就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精神，它是与绝对权威主义相对立的。顾准认为正是这科学精神，才促使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进而促进了人类进步。进步，不正是人类社会所要追求的目的？这样，要确保人类进步就必须确保科学精神，而要确保科学精神则要实现“完全的民主”。因而，顾准说，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维护科学精神的民主才是实现进步必须采用的方法。

顾准才智过人、胆识超群，大义凛然地指明——“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恩赐的民主”。[35]这些话振聋发聩，洵为至理。

顾准强调要把民主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根本上折射出顾准对人类进步的信仰，同时也是基于他对“民主集中制”的历史实践的反思。

在顾准看来，“民主集中制”尽管有“民主”于其中，但实质上是非民主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集中，最终落在“集中”上，是由谁来集中呢？显然是“掌权者”在进行“集中起来”的事。权威主义专制主义正来自于这“集中”之中。对此，顾准有精辟的论述：“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的。可是你的归纳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何况，这种归结，实际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这么看来，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36]”正是为了防范“民主集中制”，顾准坚持在“科学与民主”中只有把“科学精神”作为前提，而不是把“民主”作为前提。“把民主作为前提，不免有一种危险：人家可以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民主，也可以恩赐给你一些‘民主’，却保留权威主义的实质。相反，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破。”因为科学精神是多元主义的，它拒绝绝对真理。这样，以科学精神为前提，于是“我们”就会对“你”的集中、归纳的正确性、神圣性提出质疑。“我们”才会反对“民主集中制”，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

同时，顾准主张的“完全的民主”，与“文革”时期的极左的“大民主”是两回事。其实，对民主的政治文化的探究，由来已久，他欲从历史积淀中，掘出现实病症之源。

早在1956年，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便反思，19世纪末洋务运动以来的革命家思想内容过于“单纯”，又不“珍重遗产”；思维方式粗率而激进；行为模式则习惯以“乱到极点”来追求冲击力。为此他要求：“认真来一个百家争鸣，是可以补过去启蒙运动单纯之不足的。”[37]因此，顾准绝不愿简单化看待使他坠入苦海的那一幕幕历史悲剧。他深感，共和国正与他一样支付着惨重代价。共和国的现代化步履蹇涩，原因何在？

顾准潜心研究希腊城邦制度，就是要将人类社会最早的民主政制，与中国传承数千年的专制政制参照比较，以此洞开理性批判的突破口，穿越浓重的历史迷雾，辨明中国正确的发展方向。顾准针对那种希望通过“大跃进”与“文革”，推行类似巴黎公社的直接民主，建成色彩杂驳的“公社”体制，实现终极理想社会的做法，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以极大热忱赞许的巴黎公社，是为法国大革命还愿。而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不幸具有一个致命伤：“国民公会集立法和行政于一身，它是古罗马式的、由代表组成的直接民主机构。达到这一步，通过了恐怖主义。”不过这样的话，引出一个始料不及的结局：

国民公会时代，其实为拿破仑皇帝铺平了道路。也许应该说，是巴拉斯的反动，而不是革命的国民公会给拿破仑效了劳。不过，我们也可效法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口吻，问一下，罗伯斯比尔不死，而且彻底胜利了以后怎样？也许，答案是罗伯斯庇尔自己会变成拿破仑。不过这个拿破仑也许不会称帝，不会打算建立一个世袭的皇朝。也许，区别只不过是这一点点。这种区别在现代来看，无关重要。希特勒说过，皇帝（红胡子腓特烈）建立第一帝国，宰相（俾斯麦）建立第二帝国，士兵（他自己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戈培尔曾经是一个地道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第三帝国云云。

历史就是如此，现实更不容乐观！顾准极大的理论勇气与现实关照揭橥了这一“真正革命的”[38]真相。

顾准率先在理论高度，说破了“文革”内核深藏的极左症结（与直接民主、高调民主论调有关）。正是这种特殊的社会文化心理，为“文革”的顺利发动与长期持续，提供了条件。而在顾准眼里，“直接民主是复古，事实证明直接民主行不通”[39]，他深刻剖析了直接民主在专权控制下的变通形式。

长期浸润于东西方文明比较研究的顾准，心中游刃有余，他钟情于间接民主：“不要奢求人民当家作主，而来考虑怎样才能使人民对于作为经济集中表现的政治的影响力量发展到最可能充分的程度。既然权威是不可少的，行政权是必要的，问题在于防止行政权发展成为皇权。唯一行得通的办法，是使行政权发展成为独占的，是有人在旁边‘觊觎’的，而且这种‘觊觎’是合法的，决定‘觊觎’者能否达到取而代之的，并不是谁掌握的武装力量比谁大，而让人民群众在竞相贩卖其政纲的两个政党之间有表达其意志的机会，并且以这种意志来决定谁该在台上。如果这一点确实被认为是唯一行得通的办法，那么，伴随着这种制度而来的一切可笑现象，只能认为是较轻的祸害。当然，这种祸害也要正视，也要逐渐减轻它。……可是，想一想，现代社会高度分工，一个工程师在其本行中精通一切，如果你和他谈政治，极可能是极其愚蠢的。既然如此，即使在文明进化到极高的时候（我不说共产主义，你知道理由何在），政治也是一种专门的行业，有政治家，他们精心炮制政纲，争取群众拥护，以期取得政权。可是，在台上的时候，他们的地位也不过是瑞士的外交部长而不是大元帅陈毅，下台的时候，当一名教授，这对于民主的神圣含义，又亵渎了多少呢？何况，现在全世界，尤其中国，还远没有到这个程度，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永远是消极被动的，能够做到当前掌握行政权的人不发展成为皇帝及其朝廷，已经很不容易了。”[40]顾准据此举了中国现实的例子：

不过，唯有有了真正的议会，不仅政策受到监督，日常行政也可以受到监督。你别看清谈馆的议会，我们的代表大会中，章乃器对预算提出一个问题，财政部还忙了几天呢。眼睛愈多，无法无天的事情愈可以减少。

所以，论到夺取政权，考茨基错了。论到“娜拉走后怎样”，考茨基对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一套全是进口货。不过，不进口不行。[41]

顾准的思维汪洋恣肆，又不失理性，为中国今后如何彻底避免“文革”浩劫重演，实施可操作的民主（间接民主）与法治，在理论上指明了道路。这是他不可磨灭的思想贡献，其意义不在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阐述之下。

“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不生长出来。”[42]这样的点悟，只有顾准做到了！

顾准在生命的最艰难时刻，曾多次向友人袒露心迹：我的研究，主要为中国改革，其次为人类进步。顾准以人为本，高瞻远瞩，首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渗论，将经验主义哲学旧瓶装新酒，为中国改革所做的一系统创新设想；充分重视中国国情，在思想构筑中率先提出，西方意义的“现代化”可有多元样式，为中国特色现代化所做的极具启发性的前瞻思考，无疑构成了他最杰出的理论贡献。遍览21世纪全球现实，中国正向纵深发展的改革大业，瑞典与奥地利建立的“杂交型社会主义”社会；美国罗尔斯（John Rawls）创立的“公平正义合法的自由主义”思想……无不证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渗成果，富有生命力与历史推动力，也证明了顾准超前30年为中国所做的改革思维，兼具批判性与独创性。[43]

读顾准的书，人们的内心深处总能被他的许多石破天惊的见解所激荡，难怪人们都很佩服他的智慧，他的深刻、他的博大，他的尖锐，他的一针见血。《顾准文集》中关于东西文明的对照分析，主张哲学上的多元主义，防止当权者发展成为皇帝及其他问题，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另外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希腊文明的关系时恩格斯、斯大林把马克思的奴隶制扩大到东方；关于斯巴达精神就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和伪善；关于中国不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等等，顾准好多这样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但是更敬佩顾准的精神，更崇尚顾准的人格力量。

陈敏之的《我与顾准》

顾准主张哲学上的多元理念，他是反对集中的目的。那么用他自己的主观来观察他的理论也应该这样。就是他的许多见解，再深刻也是一元。他的思想上的理论是完全可以讨论，事实上也有好多不同意见，他只是一元。如果说把顾准作为一种集中性，那就歪曲糟蹋了顾准学说，他只是一元，完全可以议论。但最可贵的是顾准精神。那么我就想什么是顾准精神？我们认为顾准精神的核心就是科学精神，就是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积淀的那种人文精神的精华，也是中国“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中国最需要的是这种精神，这是核心。那么围绕这个核心，还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个是顾准爱真理胜于他的生命的这种精神。另一个是为真理而置生死于度外，置荣辱于度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而不愿放弃太阳系学说，这是顾准精神，他的一生经历就是这样。

顾准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秉承独立与自由的精神，既不愿盲从于任何教条，也不依附于任何流派，致力于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之路的探索。在顾准身上，具有悲天悯人的大境界，他所从事的“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44]

正是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和人道关怀精神，顾准用其毕生精力来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深刻的剖析，而不是仅仅粉饰它，论证它的合理性。即使受到挫折乃至打击，顾准仍然无怨无悔——有一次张纯音问顾准：“你年轻的时候不顾一切地参加革命，结果革命倒是成功了，却一步步走向‘文革’，把国家祸害成这样，你后悔吗？”他说：“我不后悔，我的眼睛永远向前看。这正是我现在要做的工作——总结以往走过的弯路，探索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

顾准自幼即接触西方基督教文化，5岁时他在其小姑母的私塾读了两年书，他的小姑母曾在清心女中上过学。清心女中，初名清心女塾，它的前身是1861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和夫人在沪创办的“清心书院”。1918年定名为“清心女子中学”，成为沪上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顾准成年后曾任教于三所基督教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上海之江大学，上海沪江大学。

顾准并非出身基督教家庭，也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在文章中曾声称：“我不喜欢基督教。我深信，我上面是在用冷冰冰的解剖刀解剖了基督教，丝毫没有歌颂留恋的意思。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无须乞灵于上帝。”然而只要你仔细阅读顾准的著作，便会留下强烈的印象，就是他对基督教独特和深刻的理解。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轨迹都没有离开过对人道，对自然法则，自然权利——即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追索和探寻，而这正是基督教教义的根基所在。

从顾准的著作涉及基督教文化的地方很多，诸如：

基督教本来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反对派，用宗教术语说，是犹太教的一个异端。（其实佛教也不过是婆男门教的一个异端。不过佛教在印度已完全消失，在世界上信徒也寥寥无几了。）它怎么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的呢？

原因在于，罗马从一个城邦共和国变成罗马帝国以后，不仅罗马城邦和意大利这个老根据地，而且整个罗马帝国广大领土，都遭到了精神解体的危机，基督教提供了当时迫切要求的福音。[45]

文法学逻辑学的研究，形而上学的研究，使人们对于使用语言这种工具来进行推理的能力感到惊讶。人本来已经被称为万物之灵了，现在人居然试图对整个宇宙作出解释，这种能力，不是生灭无常的人所能具有的，那是出于神授。[46]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三人一致赞许过的狄慈根的《辩证法》，全篇大谈上帝。我读了，既感厌恶，又不理解。到后来，懂得一切理性主义者都把理性归到上帝那里，或没有上帝的上帝那里，方懂得这并不奇怪。[47]

范文澜说，宗教狂会发生宗教战争，中国幸而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宗教战争。要知道哪一次宗教战争，战士们都认为是圣战，是为上帝的道而战，是为解放被邪说蒙蔽没有皈依主的那些可怜的人而战，是解放全人类的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是梁启超说得公平。1908年，李鸿章死了，慈禧、光绪也死了，梁写文评论李鸿章时说到，中国没有宗教战争，没有那种认真的狂热，什么事都干得不像样，打仗也不像个打仗的样子，中国前途很悲观。

你再回想一下30—40年代我们的战争与革命，某种远大的理想——超过抗日的理想，以及由于这种思想而引起的狂热，宗教式的狂热，不是正好补足了梁启超所慨叹的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吗？[48]

文艺复兴直到近代，思想界也是丰富多采，令人眼花缭乱。已经提出，遵从理性主义的一派，在数学、天文学方面作过巨大的贡献。大力鼓吹并成了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弗兰西斯·培根，为实验科学的最早中心英国皇家学会奠定了思想基础。他是带着感情来鼓吹实验主义——工具主义的，他痛诋希腊思想以静观宇宙为极乐，痛诋他们不关心改进人们的工具以增进人类的福利；可是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的出发点是基督教的爱人类。康德一方面要信仰，一方面要科学。在科学极端昌明的现在，西方人还不想也不敢丢掉基督呢。他们把真和美从上帝那里拿来了，可是还把善留给上帝掌握。[49]

欧洲文明的传统，离不开希腊。希腊的社会经济类型，希腊思想，被罗马几乎全盘继承。蛮族征服，给欧洲文明打上了日耳曼的烙印，可是罗马传统通过基督教会大部分保存下来了。13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运动，更使被基督教神学掩盖掉的那部分，欢乐的、世俗的人生哲学，民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具有强烈实证气味的理性主义学术思想，以新的面目恢复了它们的旧观。[50]

希腊思想，是有教养的贵族静观世界为之出神的体系，它确实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然而它“格物”，它有一种穷根究底的笨拙憨态，它是从希腊工商业城邦的手艺匠师对客观事物的“变革”过程中精炼出来的。它不是王家文化，它不是道德诫命。它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它的这种特征，后来确实被基督教吸收来成为它的教义的一部分；而基督教也因此而成为一种既窒息科学也抚育科学的宗教。[51]

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所以，明末传教士带来《圣经》、《名理探》（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几何原本》和历法的时候，徐光启皈依了基督教。可惜传统的重压太深，徐光启不为人们理解，而顾炎武等人还逃不出宋明理学的窠臼，悲夫！[52]

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中国没有唯理主义，范文澜痛诋宗教，他不知道与基督教伴生在一起的有唯理主义，这是宗教精神，固然窒息科学，也培育了科学。

中国有不成系统的经验主义，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技艺传统，这成不了“主义”，只是传统的因袭。中国有原始的辩证法，然而中国人太聪明，懒得穷根究底，所以发展不出什么有系统的辩证法来——何况，辩证法还必须要有真正的宗教精神才发展得出来，黑格尔可以为证。也许没有宗教精神确也有好处。因为科学与民主更易被接受。然而政治权威的平民化，却不比驱逐宗教精神更容易。[53]

恩格斯也好，马克思也好，其实都是拿破仑第一的崇拜者，而黑格尔则曾称拿破仑是“世界精神”。黑格尔主义其实是哲学化了的基督教，英国的卡莱尔是个英雄崇拜的神秘主义者，恩格斯从他那里获得启发，相信绝对真理的人和狂热的基督教徒一样，都讨厌庸人气息，赞美一天等于20年的革命风暴，自然要对议会清谈馆深恶痛绝了。何况，把轰轰烈烈的1793年的国民公会和死气沉沉的英国议会对比一下，那种只计较一寸一寸前进的英国精神又算个什么呢？[54]

看来，互相激荡的两股力量，都在推动历更的进步；两股力量，正在互相渗透，渗透的结果，都促使它们向前进。没有激荡，没有渗透，进步就不可想象了。这就可以谈谈终极目的了。1789年、1917年，这股力量所以强有力，一方面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教的宗教部分，相信耶稣基督降生后1000年，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起千年的王国——一句话，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基督教的哲学部分，设定了一个“至善”的目标。共产主义是这种“至善”的实现。要使运动强大有力，这种终极目的是需要的，所以，当伯恩斯坦回到康德，即回到经验主义……他破坏了这面飘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要成为修正主义。可是，这些发生在“娜拉出走以前”。娜拉出走了，1917年革命胜利了，列宁跟他那时代的青年人说，你们将亲身而见共产主义。当时的青年，现在恐怕已经死掉不少了，还活着的人，目睹的是苏联军舰游弋全球，目睹的是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赶不上捷克，目睹的是萨哈罗夫的抗议和受迫害。而究竟什么叫做共产主义，迄今的定义，与马克思亲自拟定的定义“每个的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愈来愈分歧，愈来愈不一致，也愈来愈难理解。……不过每一代人都不会满意他们的处境，都在力求向上、向上、还向上，因此每一代人都有他们的问题（按辩证法说叫做矛盾）。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娜拉出走了，问题没有完结。至善达到了，一切静止了，没有冲击，没有互相激荡的力量，世界将变成单调可厌。如果我生活其中，一定会自杀。这有什么意思呢？还是不断斗争向前，还是来一些矛盾吧！

……

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如果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斯大林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

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许多必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么，它显然也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我说过关于民主和进步、民主和科学的关系的许多话，上面也算是又一种解释吧。[55]

不是从个别事物中归纳出类概念，而是类概念产生出个别事物，从这里很容易走到绝对精神这个结论上去。而哲学化了的基督教的上帝，无非是这种绝对精神而已。

这类体系，你不妨把他解释为天神创世说的哲学化，然而希腊人开头弄出这套体系来的时候，他们的神却是神人同形的，所以这套思想体系其实是对多神的、神人同形的宗教的批判。……[56]

人要有想象力，那千真万确的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

我转到这样冷静的分析的时候，曾经十分痛苦，曾经像托尔斯泰所写的列文那样，为我的无信仰而无所凭依。

现在，这个危机已经克服了。

首先，我不再有恩格斯所说过的，他们对黑格尔，也对过去信仰过的一切东西的敬畏之念了。我老老实实得出结论，所谓按人的本生、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真理论，来自基督教。所谓按人的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终极目的的绝对直理论，来自为基督教制造出来的哲学体系，黑格尔体系。

我也痛苦地感到，人如果从这种想象力出发，固然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却不能解决“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经验主义地解决。[57]

当我对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继续进行一些探索的时候，我发现，理想主义并不是基督教和黑格尔的专利品。倡导“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亦即被恩格斯痛骂的归纳法的大师，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知，至少，在他的书中，他说，他倡导实验科学，是为了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这个效果，我们看见了。我想，应该承认，他的效果，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的功绩。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我还发现，甚至理想主义也可以归到经验主义里面去。胡适的“少谈主义，多谈问题”可以归结为缺少理想主义，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他回避当时历史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只敢搞枝节。而就他后来参加的“低调俱乐部”，以及他发表过的一些对中国文化的主张来看，他是认为，可以让日本打进来，然后像同化满洲人那样同化他们。这只能说可耻！我们那时候起来干，那是目标弄准了。……而且，历史经验也昭告我们，每当大革命时期，飘扬的旗帜是不可少的。所以，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58]

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到人权宣言（法国的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传入中国，是一种十分新颖的东西。不仅如此，一般的权利义务的观念，中国也没有，契约观念也没有。[59]

郭沫若说过，先秦诸子中唯一可以发展成为宗教的学说是墨子。范文澜对墨家有同情而无赞美，对儒家则大肆称颂，还以为儒学功绩在于杜绝了“宗教统治”的可能性。范文澜心目中的宗教是佛教。范文澜不懂基督教，当然更不懂共产主义思想是渊源于基督教的。墨家说不是“出世”的，如果它演变成为宗教，绝不会变成佛教式的，而一定是基督教式的。[60]

歌颂“大一统”的范文澜，不必再为“士”在大一统专制主义下的命运操心了。“孔老二”的礼乐仁义，出发点是“尊卑”，是违反人性的，是一种矫揉造作的伦理学，远不如粗野的日耳曼的一夫一妻制，尊重女人，以至于彻底的个人本位为可爱。家族主义，是集体主义的根据。儒家学说，力求防止犯上作乱，于是一切进步都被窒息了。[61]

范文澜在新版中宣扬“孔老二”无鬼论的功绩，把旧版中的天命=天子，鬼神=卿大夫的虽然根据稍嫌不足的论断取消了。范文澜实在没有懂得，即使Marxism[马克思主义]也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也是另一种基督教意识。基督教号召爱你的邻人，强调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指出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还要难。和Plato[柏拉图]、Aristotle[亚里士多德]哲学相结合的基督教神学，在一个方面，固然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却也为科学精神中不可缺少的理性主义开辟了道路。[62]

要反对不可知论是另有原因的——是唯理主义者的一种哲学原因。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63]

在顾准的著作中，有一篇专门研究基督教文化的文章，即《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里面的《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此外，顾准文字中提到基督教及其教义不在少数，从这些引文中可以大致看到他对基督教文化的基本立场，从中追寻其思维轨迹。

顾准还曾经利用《圣经》为自己争取到了读书的权利——

1968年8月，被监督的顾准虽然行动受到限制，但他仍然手不释卷。一天，他正埋头看一本书，监管人员走了过来，看了他读的那本书后，立即训斥开了：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原来顾准看的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即《圣经》，后来徐方告诉著者，这部《新约全书》是顾准1961年2月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摊上淘到的）[64]。

过了几天，顾准又拿了一本书读着，那位监管人员连忙走了过来。见顾准看的是一本列宁所著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下他放心了。顾准对那人说：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见他回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一个人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从此，监管人员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顾准认为，这个世界最终还是要实现“大同”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故而他奉行的座右铭是“宁可天下人负我，勿让我负天下人”。正是遵循这一原则，顾准对过去所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的人一律宽容。

对此，张纯音在与他的交往中曾有争论。张纯音认为这一原则不足取，她认为《圣经》中的某些话，如：“别人要是打了你的左脸，你就将右脸交给他打（大意）”完全是一种奴隶主义哲学，因而张纯音对顾准说：“我的观点是针锋相对，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顾准则争辩道：“人类社会正是因为有强烈的报复之心，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脚，才总是争斗不已。如果大家都怀有宽容仁爱之心，这个世界会好得多。”对他们的讨论，张纯音的女儿徐方感到非常有兴趣，事隔多年，她仍记忆犹新。她还记得，顾准最后借给她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全书》，建议她读一读。这本书在顾准去世时作为纪念品留给了徐方，至今一直珍藏着。

徐方说：“那时我19岁，还很不成熟，对伯伯的许多学术思想并不能真正理解。不过，在我眼里，他从来就不是什么‘右派’、‘牛鬼蛇神’，而是一位极有学问的师长。我常向他请教各种问题，大到国家大事，小到个人生活，每次都能得到清晰明确的答案，绝无模棱两可。用母亲的话来形容就是‘clearcut’。一次他跟母亲开玩笑说：咪咪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忏悔神父’了。”[65]在徐方眼里，顾准在生活上非常简朴，不修边幅。在干校时，他总戴着一顶旧呢帽干活，久而久之帽沿开线了，从一边耷拉下来，他也不缝。后来顾准嫌那帽沿累赘，索性把它扯了下来，变成一顶无沿帽。从干校回来后，他还戴着这顶帽子，一直到去世。

顾准生活的年代，信仰不可能自由，是一个宗教受到禁锢的年代，人们谈论宗教信仰“噤若寒蝉”。为了“历史的探索”“知识的探索”和“宗教的探索”，他不惜冒险以戴罪之身四处收集各种版本的《圣经》，仔细研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顾准忍着病痛，研究乔治·卡特林论述基督教与政治关系的主要著作顾准自乔治·卡特林1939年出版的《政治哲学家史话》，选译了万余字的《基督教》。据他的日记记载：Catlin（卡特林），译基督教一段”（1974年5月30日）[66]。

顾准的《新约全书》衬纸上有他签名，此书后来送给徐方留作纪念

同年8月31日，顾准在写给弟弟陈敏之信中提到，“关于基督教你现在发生了兴趣，你来的时候，我可以提供你一点资料，有一份万把字的翻译稿，这是我最近读书为求理解翻译出来的，读后可以讨论讨论。还可以介绍两本书目你设法去借。此外你最好找一本圣经，若你是在找不到，我可以帮你弄到一本《新约》”[67]。这份翻译稿即顾准翻译的《基督教》，陈敏之后来介绍说，“原稿是五哥去世后从给吴敬琏同志的《希腊城邦制度》中找到还给我的。1974年9月我去北京与五哥晤面，没有如约讨论基督教的问题，以后自然再也不能进行这种讨论了。”

所有这些，有人认为，这可能与顾准受到基督教某些教义的影响有关。

【注释】

[1]王元化：《清园论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9页。

[2]楼肇明：《面影和命运—顾准先生二三事》，《炎黄春秋》1999年第4期。

[3]吴敬琏：《何处寻求大智慧》，三联书店1997年3月版，第380页。

[4]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读〈顾准文集〉并纪念顾准八十冥寿》，《改革》1995年第5期。

[5]《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25页。

[6]同上书，第270页。

[7]参见丁东：《顾准生前友好访谈录》，《顾准寻思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372—373页。

[8]详见赵人伟：《从一些片段看顾准的学术和感情世界》，《改革》1998年第2期。

[9]引自王彬：《吴敬琏：细雨濛濛思顾准》，1995年10月23日《经济日报》。

[10]原载2005年3月25日《文汇报》。

[11]徐方：《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老照片》第九十五辑。

[12]2013年3月17日采访记录。

[13]徐方：《母亲张纯音与顾准伯伯的交往》，《老照片》第九十五辑。

[14]赵人伟：《从一些片断着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改革》1998年第2期。

[15]《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7、405、330页。

[16]同上书，第405—406页。

[17]《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56—258页。

[18]原载1995年7月15日《中华读书报》。

[19]1995年10月25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顾准文集》研讨会发言实录。

[20]李慎之：《点燃自己照破黑暗》，《改革》1995年第5期。

[21]李锐：《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见李锐著《李锐反“左”文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385—386页。

[22]《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63－364页。

[23]同上书，第372页。

[24]朱学勤；《地狱里的思考——谈顾准思想手记》，《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1994年9月版，第307页。

[25]《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73－375页。

[26]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1—272页。

[27]同上书，第281页。

[28]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81页。

[29]同上书，第284页。

[30]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8页。

[31]《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43页、第344页、第243页。

[32]参见陈乐民：《不见人间宠辱惊》，载陈乐民、资中筠著《学海岸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33]《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68－369页。

[34]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科学与民主》，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01页。

[35]《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344－345页。

[36]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科学与民主》，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01—302页。

[37]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日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93页。

[38]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3页。

[39]同上书，第314页。

[40]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21—322页。

[41]同上书，第319—320页。

[42]同上书，第278页。

[43]参见高建国：《顾准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读书》2005年第2期。

[44]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72页。

[45]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02页。

[46]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06页。

[47]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07页顾准的自注。

[48]同上书，第209页。

[49]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212—213页。

[50]同上书，第273页。

[51]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05页。

[52]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07—308页。

[53]同上书，第308页。

[54]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直接民主与“议会清谈馆”》，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7页。

[55]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民主与“终极目的”》，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7页。

[56]同上书，第331页。

[57]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切判断都得自归纳，归纳所得的结论都是相对的》，陈敏之、罗银胜编：《顾准文集》[增订珍藏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443页。

[58]同上书，第443—444页。

[59]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笔记·历史笔记·中国古代思想中没有自然法的观念——即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观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5页。

[60]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笔记·历史笔记·范文澜〈通史〉第四章列国兼并时期——东周》，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07页。

[61]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笔记·历史笔记·〈中国通史简编〉旧版和新版对儒家及宋明理学评论的变化（一）》，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11页。

[62]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笔记·历史笔记·〈中国通史简编〉旧版和新版对儒家及宋明理学评论的变化（一）》，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16页。

[63]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笔记·历史笔记·中国古代思想中没有自然法的观念——即人生而具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观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25页。

[64]2013年3月中旬，率上海电视台《大师》栏目赴京拍摄《顾准》纪录片时，采访徐方记录。

[65]徐方：《两代人的良师益友》，《博览群书》1999年第2期。

[66]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306页。

[67]顾准：《统一的专制帝国，奴隶制，亚细亚生产方式及战争》，陈敏之、顾南九编《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04页。蹊跷的是，现存5种版本的《顾准文集》，都不见这段话，不知是无意遗漏还是特意删去，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