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长素转今文庚寅恩科中进士_郑板桥传

两会长素转今文　庚寅恩科中进士_郑板桥传

廖平到广州之后，《知圣篇》、《辟刘篇》被广为传抄，“东南士大夫因转相钞录，视为枕中鸿宝，一时风气为之改变。湘学（湘学报）以为素王之说倡于井研者此也。”（《井研志·艺文四》《知圣编》提要）廖平欲刊《知圣编》，或以发难为嫌而止。

南海康有为从武昌回到广州后，得知廖平在广雅书局，萌生拜访之意。廖平是张之洞最为看重的高足，康有为想通过结交廖平从而争取张之洞支持他的变法活动。同时，康有为在1888年间，从沈曾植（尊经书院主讲钱保宣的弟子，可以说是廖平的同门）那里得到过廖平的《今古学考》，读后而将廖平引为知己，这是康有为访问廖平的另一个原因。此外，廖平来广州后，士人争相谈论廖平学说，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康有为回到广州后也有所闻，这可能是康有为首先拜会廖平的又一个原因。于是通过黄遵宪的引荐，两人一起到广雅书局与廖平相论今古学。

《廖季平年谱》在“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廖平三十八岁”条下记载：

南海康有为于沈子丰处得廖平《今古学考》，引为知己。至是，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论。廖平以《知圣编》、《辟刘编》示之。别后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鹜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并要挟以改则削稿，否则入集（集为籍之误）。廖平答以面谈再决行止。后访之城南安徽（徽州）会馆，黄季度病未至。两心相协，谈论移晷。康氏乃尽弃其旧学而为廖平之学焉。（《经话甲》，页五十五，《知圣编》上，页四十八，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三）《经话甲编》二卷三十页云：“庚寅晤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合，逾年《伪经考》出。”庚寅当系己丑之误。(www.guayunfan.com)这段记载原出处在光绪二十三年尊经书局刊出的《经话》甲编。先将《经话》甲编卷一第108条抄录于下：

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乙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鹜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黄季度病，未至。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甲午晤龙济齐大令，闻《孔子会典》将成，用孔子卒纪年，亦学西法耶稣生纪年之意。然则《王制义证》可以不作矣。公说法，求之顽石，得此大国，益信不孤。长素刊《长兴学记》，大有行教泰西之意，更欲于外洋建立孔庙。《中庸》云：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于今皆验。长素或亦儒门之达摩受命阐教者乎？

《廖季平年谱》中关于廖康之会，有四处舛错，误导了后世许多研究学人，有必要详加考订以予纠正。

第一处错误是康有为获得《今古学考》的时间和来源。《年谱》没有指明时间，让人误以为是光绪十五年己丑。《经话》甲编卷一中说“戊乙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实际上当为“戊子间，从沈君乙盫处得《学考》”，戊子就是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纪年中也没有“戊乙”的说法。“沈君乙盫”的“盫”字与“豐”字因形似而在刊刻成书时误写。同时期没有一个叫“沈子丰”的人和康有为、廖平有交往。只有沈增植和他们交游。沈增植（1850～1922，一作曾植）字子培，号乙盫，浙江嘉兴人。生于清宣宗道光三十年，卒于民国十一年。光绪六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当时与广雅书局总纂李文田及袁昶等最相友善，和康有为往来非常密切。《经话》甲编卷一错误的原因当是刊刻印刷时将“戊子”的“子”字和“乙盫”的“乙”错位，“盫”字错刻为“豐”字所致。所以《年谱》据《经话》甲编卷一的错误记载，不加考辨直书为沈子丰，使得后世研究者一头雾水。

《年谱》第二处错误是关于廖康之会的时间。“至是，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论。”“至是”很明显指光绪十五年己丑十月。后世很多研究者都误以为廖康第一次相会是在光绪十五年己丑。但翻检《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四年戊子康有为在北京参加顺天戊子科乡试，光绪十五年他上书光绪帝，痛陈国家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上书后他一直在北京等消息，直到九月才离京南下，“冒雨游西湖，由杭至苏州，游虎丘狮林之胜。破长江登石钟山，……十月溯江上游武昌登黄鹤楼晴晖阁……至十二月还粤。”也就是说康有为是光绪十五年十二月才回到广州的。廖康第一次相会在庚寅初春是比较可靠的。廖平在《经话甲编》二卷也说：“庚寅晤长素于广州，议论相合，逾年《伪经考》出。”如此重要的会晤，当事人的记忆应该不会出错。

与康有为一同去广雅书局会见廖平的“黄季度”，他们的交游中也查无此人。实际上黄季度当为黄公度之误。可能是由于“季”与“公”形似而讹。黄公度就是大名鼎鼎的黄遵宪，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广东嘉应州人，清朝著名诗人，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1877年，黄遵宪作为随行参赞同何如璋率领的第一届驻日使团乘轮船从上海出发，抵达长崎，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1887年黄遵宪从海外回国后，与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交往甚密。康有为赞赏黄遵宪说：“久游英美，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尤倜傥自负，横览举国，自以无比。”黄遵宪则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二月，黄遵宪被清政府任命为驻英二等参赞，随同薛福成赴欧洲。由此可以推断，康有为和黄遵宪一起拜访廖平的时间应该是光绪十六年庚寅正月。后来廖平回访徽州会馆时不见黄遵宪，猜测“黄公度病，未至”，实际上黄遵宪已远赴欧洲了。

《年谱》第三处错误就是廖康之会的内容上有错误。《年谱》说：“廖平以《知圣编》、《辟刘编》示之”，这是不对的。实际上，廖康第一次广雅书局相会，廖平只是将《知圣编》的内容与康有为做了交流，而没有谈及《辟刘编》。

广雅相会时，康有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光绪十二年（1886年）完成的《教学通义》一书中。康有为在书中感叹朝野内外没有人才导致国势日趋颓丧，而问题就出在“教学”上。中国士人的“教学”问题不在于对西方的学习不够，而是对传统的继承太不够——“患其不师古也”，虽然表面上一直在“师古”，但“师古之糟粕，不得其精意也”。在康有为看来，“古”的终极源头是周公之学。周公旦是集黄帝以来“教学”之大成者：“盖黄帝相传之制，至周公而极其美备，制度、典章集大成而范天下，人士循之，道法俱举。”也就是说，“周公之制”是最完美的制度，现代人要挽救危亡，必须从知识分子的教育入手；而知识分子的教育，应该直接上溯学习“周公之制”，但当世士人却一味沉浸在孔子的“六经”当中，“六经”不过只是“周公之制”中一个小的组成部分，不过是“先王一官之守破坏之余”，所以是误入歧途。针对康有为尊崇周公、贬低孔子的观点，廖平以《知圣编》示之。“此编用两汉说，以六艺皆由孔子译古而成。……《诗》、《易》为百世而作，《春秋》、《书》为上考而作。由后推前，知制作全出孔子，……宋以后专学《论》、《孟》，故取证二书尤详。……或以六艺归本孔子为新创。不知莽、歆未出之先，无论传、记、子、史皆以六艺传于孔子，并无周公作经之说，故又编《孔子作六艺考》一卷，以证其实。”（《知圣编》提要）康有为原想就今古文平分之说与廖平探讨，没想到廖平学说已转到尊今抑古上了。康有为难以接受，于是“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鹜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廖平回信希望面谈再决。因此有了第二次徽州会馆之约。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十六年载：“春居徽州会馆，有池石之胜。既而移家羊城之云衢书屋……三月陈千秋来见。”由此可知廖康第二次会谈时间当在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二月，也就是广雅会见后一月左右。二月底三月初廖平离开广州赶赴京城补行殿试。第二次徽州会馆面谈，廖平出示《辟刘编》，详细介绍了尊经尊孔的立论根据就是古文经全由刘歆为新莽立政而伪作。

这一番当面交谈，让康有为彻底折服。学术上尊周贬孔，而政治上力主变革的康有为终于为其维新变法的主张找到了学理依据。康有为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他们既要求变法，又主张依靠封建皇帝来推行变法，这就决定着他所需要的理论，既是一种主张变革的理论，但其先天就是软弱的、不彻底的。而廖平的《知圣篇》、《辟刘篇》恰好适合这种需要。这两部著作本身就是以解决经学问题为题目的。同时《知圣篇》的素王改制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不同的人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对孔子改制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辟刘篇》对刘歆的否定，又可以引申出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而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否定，又势必波及中国封建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等方面。并且，素王改制说有孔子这尊偶像，《辟刘编》矛头所指的刘歆又是一个为人所鄙薄的历史人物，假借孔子这尊偶像树立资产阶级维新派之权威，借对刘歆的攻击以打破封建顽固派，这是最巧妙不过的。作为经学家的廖平不懂得这一点，而作为政治家的康有为则敏锐地感觉到了。这就是康有为转而大谈今文公羊学的原因。虽然梁启超说“康氏乃尽弃其旧学而为廖平之学焉”有些夸张，但当1890年四月陈千秋、七月梁启超来学时，康有为就告以孔子改制之意。康有为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内（光绪十六年二月至光绪十七年七月《新学伪经考》刊成）由古文经学完全转变到激进的今文经学，其受廖平的深刻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可见广雅书院、徽州会馆的两次会见，对康有为的思想转变，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辟刘篇》与《新学伪经考》都是攻击古文经学的，《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都是神化孔子和六经的，而且他们之间在许多重要观点上都相一致。康有为原是相信古文经学的，正是由于廖平的经学第二变给康有为提供了最适合利用的理想形式，所以，康有为在羊城之会后很快写成他的两部著作。如果不是受廖平思想的影响和启发，没有十年二十年的今文经学功底，那是不可能很快写出这两部著作的，真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但是，康有为并非是从纯经学的用度来抄袭廖平的，他是根据变法维新的需要，吸收和改造廖平的思想。廖平《知圣篇》的素王改制说，是一个经学家对孔子和六经的神化，目的是论证今文经学之真，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则是借素王改制说，把孔子装扮成改革的“祖师”，给孔子改制灌进了资产阶级变法要求的新的时代内容，目的是宣传资产阶级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廖平的《辟刘篇》通过罪责刘歆，以说明古文经学之伪，达到否定古文经学的目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通过对所谓新学伪经的考辨，打击顽固派借口遵循祖制，其不可变法的祖制不过是刘歆的伪作，表现了对封建旧传统的批判和否定。因此，康有为不是简单地接受廖平的思想影响，而是从变法维新的需要出发对廖平的经学思想给予改造。正因其如此，康有为的两本书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而廖平著作的影响却只限于狭小的学术圈子。

在结束了和康有为的第二次会面后不久，廖平离开广州北上京师补行殿试，张之洞委托编撰的《春秋左氏古经说义疏》尚未完成。他留给广州的除了两本被士人传抄的《辟刘篇》、《知圣篇》外，还给康有为变法图强的思想火苗里浇上了两瓢热油。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四月二十一日，廖平和三百零八位新贡士补行殿试，和皇帝恩准直考的士子一起在保和殿接受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德宗实录》二百八十四卷详细记载了这年的殿试策问题目：

制曰。朕寅绍丕基。于今十有六载。仰荷昊苍眷佑之隆。慈圣教育之笃。临政以来。夙夜兢兢。不敢暇逸。惟冀勤求治理。以绥我亿兆民。兹当临轩吁俊。用集嘉谟。尔多士其敬听之。帝王心法治法。相为表里。典谟训诰。言之详矣。大学中庸。道法悉备。宋真德秀大学衍义。发明圣学渊源。治道根柢。自序谓大学一书。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例。大旨安在。其于格致诚正修齐之要。推阐无遗。独不及治平。明邱浚大学衍义补。辑古今大经大法。实治平之道。先之以审几微。能述其义否。所补治平之要。厥目有几。夏良胜中庸衍义。颇采邱浚之说。纲领条目。粲然具备。其于当时事局。多所匡益。能胪举之欤。东三省为国家根本重地。所宜究心。金上京会宁府。通志谓在宁古塔城西南。其说何本。果无误欤。唐志涑州在何地。后改为独奏州。其义何属。唐之率宾府所领何州。在今何地。今有苏冥水。明一统志有恤品河。其两地欤。辽史营卫志五国部族。其故城有谓在乌苏里江口松花江两岸者。有谓在宁古塔东者。孰是。黑龙江源发何处。辽之胪胊河。元之斡难河。是一是二。能详考之否。天生庶物。以养万民。而国之大用。即于斯出。茶税之徵。起于唐代。其初税商钱。在于何时。独开茶税。在于何时。茶官之设。在于何时。税茶之法。其后增减若何。茶马之法。亦始于唐。宋有茶马司专官。元明因之。宋之三说法。贴射法。何法为便。明之茶马司。批验茶引所。设于何地。远番重茶。以资其生。茶市之通。济及海外。能极言其利弊欤。自古极盛之朝。莫不以边防为重。诗云。薄伐狁。至于大原。论者以为得中策。汉武帝北筑朔方。西戍乌垒。一时匈奴震慑。而中国亦为之虚耗。光武拒西域都护之请。徙幽并边人于塞下。虽不劳中国以勤四夷。而未免示弱。防边之道。果以何者为善。唐设安西北庭四镇。得控制之宜否。夫古者防惟在陆。今者防兼在海。溟渤万里。处处可通。果于何处设守。始克收陆詟水栗之效欤。夫典学以裕政原。固本以重疆索。理财以舒国用。设险以慎边防。胥制治保邦之要图也。多士稽古有年。先资拜献。其各陈谠论毋隐。朕将亲览焉。

题目有七百余字，共设问25个，涉及《大学》、《中庸》、史志、茶税、茶市、边防、海防等方面。虽然廖平殿试选答何题现已无迹可考，但是就题目而言，《大学》、《中庸》的经义阐释是廖平最为熟知的，其他几个方面未见廖平有著述或谈话涉及，所以前四问可能是廖平殿试策对的主要选择。

协办大学士徐桐、福锟、吏部尚书麟书、户部尚书翁同龢、刑部尚书嵩申、礼部左侍郎徐郙、右侍郎廖寿恒、工部左侍郎汪鸣銮八位殿试读卷大臣圈圈钩钩地忙活了两天，四月二十四日在乾清宫向光绪帝进呈前十名的试卷，光绪帝钦点了前三名。四月二十五日，光绪帝在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授一甲三人。状元吴鲁为翰林院修撰，榜眼文廷式、探花吴荫培为编修，赐进士及第。二甲萧大猷等136人，赐进士出身。三甲王肇敏等187人，赐同进士出身。共有326人被录取（殿试只排名，不落榜），廖平取为二甲第七十名。

随后，除了已经授职的前三名进士外，323名新科进士还要进行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擅长文学书法的为一等，叫庶吉士，入翰林院教习馆（也称庶常馆）学习三年，散馆考试后优秀者再授翰林院编修（正七品）、检讨（从七品）等职位；二等中优秀的发各部分部学习，期满后再授实职，其余以内阁中书（从七品小京官）用；三等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廖平在论诏奏议诗赋写作方面确实不突出，朝考列入了三等。

五月十日，光绪帝在保和殿引见了包括廖平在内的新科进士。《德宗实录》二百八十五卷记录道：“光绪十六年。庚寅。五月。戊寅（10日）。引见新科进士。得旨、吴鲁、文廷式、吴荫培、业经授职……赵以焕、廖平、陈钟浩……俱著交吏部掣签。分发各省以知县即用。”

廖平获得了分发到外省做知县的资格。但是廖平却放弃了去外省做知县的资格，以双亲年迈，不便侍奉尽孝为由，请求改任川省教职。按照清代官员管理制度中的回避规定，不能在本省做实官，即使是邻省做实官也必须要远离家乡五百里外。此时廖平的母亲雷太宜人已七十五岁，父亲廖复槐八十五岁高龄，且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时摔断了腿（《光绪井研志》）。次兄廖登梯也已病重多时。如果自己再外放远省做官，高龄父母不可能舟车劳顿随行，而自己也不可能随侍父母膝下。更何况官场险恶，对于一门心思，沉醉于经学发明，且刚刚立下宏志要尊孔扬经的廖平来讲，改请教职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于是皇帝恩准，廖平由吏部分发改任龙安府府学教授。府学教授也是正七品官员，是专管州府儒学教育事务的，如县学、府学、书院、塾馆以及学生的成绩考核等日常管理，主持县试、府试以及府学官课讲授等，一般都由进士担任。

廖平参加完保和殿拜见天子，再申请改任教职，在等待皇上恩准的时候，正在京城任刑部主事，分部学习的尊经同学、己丑同科贡士、己丑科二甲进士曾光岷，将他大哥曾光煦整理好的他母亲左锡嘉的《锡嘉诗集》、《锡嘉词集》交给好友廖平，请廖平校雠并作序。廖平完成校雠工作，写好了序言后，大约在八月份离京由水路南下，在苏州再次拜访尊经密友张祥龄夫妇。此时，张祥龄妻子曾彦已经病重，盘桓数日，作别张君，从此两人不复再见。十月，曾彦病逝。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张祥龄在陕西大荔任上病逝，廖平悲痛欲绝，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张祥龄夫妇灵柩回川，合葬于家乡汉州，廖平亲笔撰写《清诰封朝议大夫张君曾恭人墓志铭》，回忆一生纯挚的交情，颇为感人。

九月，廖平和宋育仁一道取水路至湖北武汉，拜见已调任湖广总督的恩师张之洞。将《春秋左氏古经说义疏》十二卷交张之洞，完成张之洞《国朝十三经注疏》中《左传》的注疏工作。《春秋左氏古经说义疏》十二卷是倾注了廖平研究心血的作品，“从来言《左氏》者皆喜文采，祥名物，引以说经者少。因仿二传之例，刺取传中经解释例之文。附古经下，引汉师旧说注之，与传别行，刊正杜义”（廖平《自序》）。虽然“引汉师旧说注之”“意在申明汉法”，但依然没有获得张之洞的认同。张之洞不仅又一次重申“风急马良”之诫，甚至廖平《春秋左氏古经说义疏》十二卷也被弃置一旁，另寻他人重新为《左传》注疏。

十月，廖平会试座主、殿试读卷官潘祖荫去世。潘祖荫，字伯寅，江苏吴县人，咸丰二年一甲三名进士，累迁侍读学士，大理寺少卿、礼部右侍郎、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工部尚书等职。潘祖荫治学提倡公羊学说，非常欣赏廖平的才气和学识，多次为廖平经学新著作序。他在序言中能精要地概述廖平著述的内容，恰当地评价著述的得失。如他给廖平在广州广雅书院完成的《春秋古经左氏说汉义补证》作序时，把廖平这部《左传》研究的最主要着作简要地概括为两点：一是据《汉书·艺文志》所载《左氏微》得到启发，将《左氏春秋》中的记事和义例分开：记事为《传》，义例为《说》，故名《春秋古经左氏说》。《左氏传》不传《春秋》，然《左氏说》则是解经之作。解决了《左传》是否为解经之书的重大问题；二是继刘文淇的《左传正义》之后，博采汉师贾、服诸说，以匡订杜注之不逮。

潘祖荫为廖平《公羊补证》作序，论廖平作《公羊补证》宗旨说：“自来注家，依违本传，明知其误，务必申之。是书（《公羊补证》）以经例为主，于《传》分新旧，于师说分先后，所有后师误说，引本传先师正说以证之，进退取舍不出本师。与范武子据《周礼》以难《谷梁》者有间矣。”指出了廖平严格遵守汉代师说，进退取舍不出本师，是廖平《公羊补证》的基本宗旨，这与范宁今古混同的治经方法完全不同。

正是有了潘祖荫这样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而又身居高位亦师亦友的学者为廖平著述作序，使得廖平能在学术界声誉鹊起，扩大了廖平的影响力。潘祖荫的去世对廖平来说是一个损失。

在武汉流连弥月，廖平十一月到达重庆，拜访了己丑同科贡士、己丑科三甲进士、时在川东道台任职的张华奎。张华奎，字蔼青，安徽庐州合肥人。张华奎的父亲是淮军名将张树声，曾任江苏巡抚、两广总督，提倡“采西人之体，以行用”，与张之洞交谊深厚。估计廖平拜访张华奎，也许是受张之洞之托。

十一月底，离川两年的廖平终于回到了家。《廖季平年谱》云：“在途，闻江（瀚）得俞樾书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已成书。”在途中，得江瀚书信，说从俞樾给江瀚的书信中得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已成书。这条记载的可信度也值得商榷。

康有为自庚寅（1890年）年初徽州会馆与廖平畅谈后，得到了廖平的《辟刘编》，三月弟子陈千秋来、六月梁启超来，始谈孔子改制，至十一月才短短五个月时间，即使有陈千秋、梁启超的协助，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写成如此篇幅浩大的著作。《新学伪经考》最早的刊刻时间是在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七月，广州万木草堂刊本。最早与康有为论《新学伪经考》的是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而朱一新是非常反对《新学伪经考》的观点和治学方法的。朱一新的老师俞樾最早读到《新学伪经考》是在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二月十六日：

是日沈子梅观察以广东康祖诒所著《新学伪经考》见赠。其书力攻古文之伪，故凡后出之《毛诗》、《左传》皆以为伪，并因《说文》有籀古亦排摈之。其所论似正，然亦一家之说。且以诸伪经皆刘歆所造，故目之曰新学，以欲固新莽国师也。然此究谁见其执笔而书乎？又凡古书中有与己意不合者皆以为刘歆窜入，亦未免武断矣。（《俞曲园先生日记残稿》）

很明显，俞樾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也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是在江瀚任重庆东川书院主讲时与江瀚的书信中谈到《新学伪经考》，而江瀚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应川东兵备道黎庶昌之聘，出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的。

所以《廖季平年谱》“闻江（瀚）得俞樾书云，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已成书”。可能是将光绪十九年的事误入到光绪十六年。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二月，廖平次兄登梯卒。葬兄后廖平赴成都，继续任尊经书院襄校。高中进士，荣归家乡，春风得意的廖平娶了一个十七岁的小妾帅氏。六月，领凭赴龙安府就职龙安府学教谕，完成公务后十月返回成都。

在尊经书院，廖平有约集尊经同人一起分纂《左氏传长编目录》，集众人之力，直到冬月才完成。然后廖平委派李芩秋、施焕将书稿并其他著作数种共四十册赍呈张之洞，希望张之洞能将其纳入《国朝十三经注疏》丛书内刊行。但是书稿一去，便石沉大海。廖平尝云：“《长编》稿家无副本，其存佚不可知。闻南皮又续延有人编纂，或为浅人所涂乙羼乱，则存已失其真。他年此稿或别出亦未可知也。”（《左氏传长编目录》识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