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

关于科举制的起源或起始时间，学术界异说纷呈，达十余种之多。因为对科举制含义的理解不同，我们很难说哪一种说法绝对错误。但与此相关的进士科的具体设立时间，应该说符合历史事实的只可能有一种，其他各种说法必定有误。

弄清楚进士科或科举制创设于哪一朝皇帝哪一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学术研究向前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另外，科举始于开皇七年说实际上根据不足，但流传多年之后，影响广泛，甚至连国际上权威百科全书都采用了这一说法^[19]，可以说已经到非辨析清楚不可的时候了。

开皇七年说的始作俑者是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其实，宫崎市定对科举起源和房玄龄的科名出身问题并未作深入细致的考辨，没有举出任何哪怕是间接的史料来证明进士科始于开皇七年。他只是将邓嗣禹首先发现的房玄龄科名与年龄存在矛盾的史料，用来解释开皇七年始建进士科说而已。但这一史料至多只能推论进士科可能出现在开皇十五年或十六年，而无法证明是开皇七年。吾师韩国磐先生于《历史教学》1955年第2期发表的《隋朝中央集权势力与地方世族势力的斗争》一文认为，进士科在开皇中已出来；并在1955年撰写的《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中指出，所谓科举制度，就是按照不同的科目来选举人才的选举制度；按房玄龄十八岁举进士推算，开皇十五或十六年时应已出现了进士科^[20]。尽管后来也有不少学者论述房玄龄是开皇年间的进士，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将房玄龄定为开皇年间进士出身是有问题的^[21]。台湾学者张宝三认为，两《唐书》所云“举进士”，“进士”是否为隋文帝开皇时实有之科目名称，尚难确定。两《唐书》一修于五代，一修于北宋，述事而以后代制度例之，亦非无可能。杜牧所说房玄龄为进士亦难遽信；《梁彦光传》所云参加“宾贡之礼”者不可能是进士，而是孝廉或明经。由此推测《房玄龄碑》中的“俯从宾贡”，也是举为孝廉或明经^[22]。对于开皇七年说的内在矛盾，笔者《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辨之已详，于此不再细论。

关于隋代取士问题，朝鲜史籍《文献撮录》卷三《魏晋梁隋举士之式》也有很简明的叙述：“隋文帝时，制诸州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隋世，天下举秀才不十人。杜正玄一门三秀才。炀帝始建进士科。”《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说：“炀帝即位，多所改革。三年定令……”从其语气来看，炀帝一即位后，便进行了许多改革。因为《隋书·百官志》是专论宫制，所以没有谈及其他。而在三年之前，应该还有不少改革，而设立进士科当属于“多所改革”之列。

虽然在今本《隋书》中找不到关于进士科的任何直接记载，但清代徐松《登科记考》卷一武德四年四月条注却说：“按《隋书》，炀帝置进士科。”不知徐松根据何在，或许是其所阅《隋书》与今本不同。历史上《隋书》存在着与今本不同的版本。例如，《玉海》卷一一二《隋国子郡县学》中说：“《纪》：高祖仁寿元年，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及州县学并废（原注：一本云开皇二十年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儒林传序》：仁寿元年废天下学，唯存国子一所）。”其中注说：“一本云”，可见当时《玉海》的作者王应麟有不同版本的《隋书》可供比较。徐松也有可能看到载有隋炀帝创置进士科的不同版本的《隋书》，才说“按《隋书》，炀帝置进士科”，当然，他也有可能是根据各种间接的记载而概括出此断语。

章如愚《山堂考索·别集》卷十九《士门·科举》说：“科举制始于隋唐，隋炀帝始置科举之法，彼豪杰特起，而一天下之难也，故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唐兴，革隋之弊，独此不改。”而隋炀帝开始建置的科举之法，就包含有进士科。《北史》卷二六《杜铨传》附《杜正藏传》载：正藏“大业中，与刘炫同以学业该通应诏。被举时，正藏弟正仪贡充进士，正伦为秀才。兄弟三人，同时应命，当世嗟美之。”这条史料是同时载明进士科与秀才科，表明并非以“进士”来指代“秀才”，非常有力地证明隋炀帝大业年间进士科的存在。

在辨析隋唐之际进士、俊士、秀才等科目产生与存废问题时，由于史料不多，在历史记载不够全面细致的情况下，我们往往需注意“消极性质的史料”，以常识、常情、常理去考察、分析和推断。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中有时应该留意“消极性质的史料”，他指出：“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让积极史料。……此等史料正以无史迹为史迹，恰如度曲者于无声处寄音节，如作书画者于不著笔墨处传神。但以其须向无处传之，故能注意者鲜矣。”^[23]从发掘“消极性质的史料”的角度思考，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古代所有学者都说是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却没有人说进士科是隋文帝所创立？特别是去隋不远的唐五代，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么多精通贡举历史的人士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科”，却从来没有任何人提出不同说法？历史上没有关于隋文帝与进士科有关系的任何记载，在古代特别是唐代没有任何人否认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此等重要的“消极史料”，昭示出这一历史事实：进士科是隋炀帝创立于隋炀帝时而不是隋文帝时。正因为如此，对中国科举研究甚深的邓嗣禹虽然首先发现了房玄龄的科名与年龄的矛盾问题，却没有说是隋文帝首建进士科，而是怀疑房玄龄“年十八举进士”等历史记载恐有伪脱^[24]。确实，读书要读空白处，从字里行间往往可能看出文字背后的历史真相。

明确进士科为隋炀帝所创置，接下来必然要进一步探究具体为隋炀帝何年。近年来，一些研究隋唐科举制的专家已越来越将焦点集中于隋炀帝大业元年。最早提出大业元年说的学者是陈直，1963年，他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所记“公弱冠及进士第……以大业二年卒”，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25]。只是陈直未能落实大业元年的具体月份。1996年，笔者在《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初步提出进士科应始于大业元年闰七月（与复国子学同时）的论点^[26]。2000年，他在《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中又进一步详尽论证了该观点。高明士较早时赞成开皇七年说，认为“宫崎市定的这些看法，堪称卓见，尤其指出科举起源于开皇七年，而且断定当时的科目有三科，实是莫大的贡献”。不过，他也不认为隋文帝时已设进士科，但有其前身的“宾贡科”，连同秀才、明经共三科，并认为两《唐书》为玄龄作传时，采用当代用法，但将碑志的“俯从宾贡”改为“举进士”。开皇七年所建立的是“宾贡科”，此“宾贡科”到大业三年改为进士科与俊士科^[27]。1999年，高明士在《隋唐贡举制度》一书中补充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隋炀帝“又变前法”设置进士科与俊士科的时间可能在大业元年，而定于大业三年的令，并说“炀帝‘变前法’（此处之法，指贡举科目制度），也可与‘复开庠序’措施同视为文教措施之一”。并参考陈直关于进士科起始时间的考证，认为“进士科之建制，自以大业元年为是”^[28]。

考察隋炀帝建立进士科的具体时间，当联系其恢复国子监的举措。隋代和唐初，科目的设置与中央官学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国子监六学便与六个贡举常科相对应。唐初乡贡进士绝少，进士多数来自官学毕业生。尤其是俊士，更是与学校密不可分。《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言“若列之于科目，则俊、秀盛于汉、魏”，其中“俊”即俊士，指汉代太学中的博士弟子。本来“进士”和“俊士”这些科第名目最初就是与学校教育相关联的。《礼记·王制》说：“命乡论秀才，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日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这是有关科举制度渊源的非常重要的一段记载，不管它是先秦的记载或是汉代的追记，至少这是最早出现“俊士”、“进士”名目的中国载籍，而隋代设立进士科的古本依据便是《礼记·王制》的这段记载。西周除了在天子的王城和各诸侯的国都设立国学之外，还在地方上设立了乡学，《礼记·王制》的这段话，说的是从乡学经过考试选拔俊秀之士入国学深造，以及毕业后任予官职的做法，这是一套相当严整的培养和选拔任用人才的程序。这一国学造士和论升进士的过程，实际上是当时高等学校培养学生和选拔毕业生的过程，它与乡论秀士、司徒推选俊士的阶段一起，构成了一整套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隋炀帝创立选拔俊士考升进士的做法既以《礼记·王制》为蓝本，则与恢复国子学在同时进行是很自然的事。

另外，朝鲜科举史上有“司马”的科名，这是模仿唐代的制度而来。朝鲜史籍赵在三《松南杂识》《科举类·进士》载：“芝峰曰：今以生员进士为司马，出于《王制》，又取唐学舍生员名。”但中国现存史籍似乎未载唐代称国子监生员为“司马”，这要么是朝鲜科举的创制，要么是唐代史籍缺载。唐承隋制，朝鲜科举史上采用唐代中央官学生员的名称“司马”，这也从旁说明隋唐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的密切关系。因此，根据大业元年闰七月关于恢复国子等学的诏书记载，从而间接推断进士科亦应与此同时设立，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将进士科具体创立时间逐渐缩小到大业元年，是在排除各种其他可能性之后得出的结果。据《隋书·炀帝纪》载，下诏选举人才的记录共有大业元年正月、大业元年闰七月、大业三年四月、大业五年六月、大业十年五月等五次，采用排除法，可以判断炀帝始建进士科是在大业元年闰七月^[29]。如果说进士科不是出现在大业元年，那么谁能指出是在哪一年？实际上其他各种说法根据明显不足，都不如大业元年说来得充分和有道理。穷原竟委，大业元年说已经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研究结论。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科举制起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整整存在了1300年之久。

【注释】

[1]祖慧、龚延明：《科举制定义再商榷》，《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何忠礼：《再论科举制度的定义和形成时间》，见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73～80页；河元洙：《隋唐初进士科相关记录再检讨——进士科起源问题》，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4辑，2006年10月，330～358页；张希清：《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见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科举文化与科举学》，福州：海风出版社，2007年，190～199页。

[2]缪艮：《文章游戏》二编卷三《浙江乡闱诗》。

[3]李应升：《白鹿洞书院志》卷四《主洞推官李应升申议洞学科举详文》，见《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中华书局，1995年，824页。

[4]刘绎：《白鹭洲书院志》卷八《请增白鹭洲书院科举详文并学道行知文》，同治十八年刊本。

[5]有时“科举”一词还可以作动词用，如《儒林外史》第六回就有：“看看闹过头七，王德、王仁科举回来了，齐来吊孝，留着过了一日去。又过了三四日，严大老官也从省里科举了回来。”见吴敬梓著、张慧剑校注：《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62页。

[6]科举又称科目、科法、科制等，有时直接简称“科”。日本《本朝文粹》卷二所载纳言安世良峰于天长四年（827）所奏《太政应补文章生并得业生复旧例事》云：“又就文章生中，置俊士五人、秀才二人。……又依令有秀才、进士二科。课试之法，难易不同。所以元置文章得业生二人。随才之浅深，拟二科之贡举。今专曰秀才生，恐应科者稀矣。望俊士永从停废，秀才生复旧号，选文章生，依天平格。”虽也用贡举之称，但却与唐朝一样，出现了“应科”的用法。

[7]Dubs.Homer Hzsenpflug，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Vol.1，Baltimore:Waverly Press，Inc.，1938，p.259.笔者原先将Dubs.H.H.直译为“杜布斯”，正确的译法当采用其中文名“德效蹇”或“德和美”。

[8]曾我部静雄：《中国的选举、贡举与科举》，《史林》53卷4号，1970年7月。

[9]张瑞昌：《从贡举制的演变到科举制的产生》，《四平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10]欧阳修：《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

[11]明了察举制、贡举制实际上类同于广义科举，并非改变传统的说法，而是为了解释互为矛盾的说法。我们只要理解察举、贡举对于科举制的启导意义便可，没有必要去改变历史上早已形成的说法，而是回到约定俗成的定义上去。

[12][英]卡尔著，关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序言1页。

[13]丁若镛：《经世遗表》卷一五。

[14]《文苑英华》卷五一四《判》一二《举嘉遁第判》。

[15]中华书局，1992年，第1143、1393页。

[16]刘海峰：《科举文献与“科举学”》，《台大历史学报》第32期，2003年12月。

[17]刘：《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九上《曹宪传》。

[18]刘海峰：《科举学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页。

[19]《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4册“科举”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685～686页。

[20]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第294～297页。此观点为韩先生的重要学术观点之一，作为先生的及门弟子，笔者于1982～1988年之间受业达六年之久。然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拙文在颠覆宫崎市定开皇七年说时，一并推翻先生之论点，为此，笔者也曾于2000年到韩先生鼓浪屿寓所“请罪”，先生并不以为忤。于今，韩先生已仙逝七年，作此补记，以表谢恩与感念之情。

[21]刘海峰：《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22]张宝三：《唐“宾贡进士”及相关问题论考》，载《语文、义理、情性——中国文学的多层面探讨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台湾大学，1996年，710～742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1～92页。

[24]邓嗣禹：《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史学年报》第2卷第1期，1934年9月。

[25]陈直：《古籍述闻》，《文史》第3辑，1963年10月。

[26]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25～26页。

[27]高明士：《宾贡科的起源与发展——兼述科举的起源与东亚士人共同出身之道》，载《唐史论丛》第6辑，1995年，68～109页。

[28]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46页。

[29]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年，6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