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重建洛阳城，炀帝漕运贯南北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自西晋末年到隋统一前近300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实现了自秦汉以来中国的又一次统一，使北方民族大融合，南方经济发展，隋代获得了“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的赞誉，为中国封建社会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一、实行三省六部制，中央集权政令通

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地方官吏由中央任免，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中央设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为长官，行使宰相职能，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内史省和门下省是机要之司。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布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内史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六部。每部设尚书为长官。尚书令下有尚书左、右僕射各一。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度支、都官、工部三部事。尚书令与左、右仆射及六部尚书合称“八座”。开皇三年（583年），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除三省外，又设秘书和内侍二省，负责图书修撰及宫内供奉等事。另设御、都水二台，负责监察和水利。这样的机构不仅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

二、废止酷刑防冤案，修订颁布《开皇律》

隋文帝修订《开皇律》，对前代81条死罪、150流罪和千余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刑法都一概废止。同时，又减轻了许多法律的内容，如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隋文帝对法律的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性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订《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下令命高氏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定《开皇律》。开皇三年，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车裂、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并明确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形成定制的，隋文帝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以死刑。隋文帝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下来。此处略举数例。

（1）由于贺若弼提前作战，违抗军令，晋王杨广将其送交刺史治罪。隋文帝下车召之，对杨广说：“平定江表，弼与韩擒虎之力也。”不但不惩罚，反而赐二人诏书，美其功劳。[2]

（2）隋文帝对待亡国之君陈叔宝十分宽厚，多次召见他，邀请他参加皇家举行的宴会。监守他的人说他没心没肺，饮酒无度，一天能喝一石酒。隋文帝开始要人节制他的酒量，不久又说：“任他去吧！”还安排他到边疆种地，年节四时赐给他衣服以表慰问。

（3）隋文帝崇尚节俭。有一次，太子杨勇曾在已经很美华的铠甲上再加装饰，隋文帝看到很不高兴。他告诫杨勇说，自古以来帝王无一喜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作为皇位继承人，应当以节俭为先，如此才能承继宗庙。我过去的衣服都各留一件，经常取出一件观看，以告诫自己。[3]

三、简化官制裁冗员，废除郡制改州县

隋初，隋文帝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滥，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隋文帝从河南道行台归来，听从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销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四、继续实行均田制，设置粮仓备饥荒

隋文帝图像

隋初，在北齐、北周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受露田（种植五谷）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5口给1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对一般农民，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于豪强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从而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

隋文帝规定设置粮仓制度。粮仓分两种，即官仓和义仓。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公人员。设置官仓既增加了关东漕运的效率，又把原来关东各州对京师个别直接的输粮办法，改为集中和分段运输。在黄河沿岸设置粮仓，先把关东各州的食粮集中在这些仓里，然后利用黄河及广通渠运到京师，因此时间及人力、物力，都节省了不少。据唐人的估计，隋文帝末年诸仓所存的食粮，已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义仓又称社仓，设置于乡间，其储粮由百姓、军人捐纳，以备饥荒时赈济灾民。百姓、军人，捐出的粮食，存入当地的社仓里，由“社司”专管赈目和储存等事宜。如遇某地收成不好发生饥馑之时，便以某地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饥民。并规定了民户捐粮于社仓的标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义仓之设，对人民的生活来说，自是一项有力的保障。

隋文帝时期，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各仓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在隋朝灭亡20年之后，也就是隋文帝故去33年之后，那时存余下来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25万公斤，由此可见当时隋朝的富裕与强盛。司马光曾记述隋文皇帝的功劳说：“受禅之初，民户不满四百万，末年，逾八百九十万。独冀州已一百万户。”[4]

五、远交近攻强甲兵，离强合弱归一统

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隋文帝采用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主要运用和亲拉拢分化突厥，使突厥耗于内战，从而各个击破。599年（开皇十八年），突厥内讧，突利可汗奔隋，隋文帝“以突利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居之”。602年（仁寿二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隋文帝开创的“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大隋王朝，致使“金陵失险”“单于款塞”。隋的统一标志着胡汉文化嫁接的完成。

隋文帝拯救了汉文化。春秋战国、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遗失大半。583年，武川镇司马杨元寿因辅助鲜卑有功被赐胡姓普六茹，隋文帝上台后立即恢复了他的汉姓，力行汉化，阻止了历时80年的军界鲜卑化和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趋势。隋文帝对反叛旧臣、豪强大吏（鲜卑贵族），“诛夷罪退”，毫不手软。他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包括对自己夺取帝位有功的人，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隋文帝对平民百姓实行宽仁的政策。隋文帝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隋文帝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隋文帝内修制度，外抚四夷，崇尚节俭，勤理政务，“求劳日昃，经营四方”，“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乘兹机运，逐迁周鼎”，“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

587年（开皇七年）隋灭后梁，589年（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达37万卷，7.7万多类。

隋文帝还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车书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萃一朝，成文章之总汇。”

六、文帝重道施仁政，创设科举拔人才

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隋文帝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每年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隋文帝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任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隋文帝初创科举制度，在他的儿子隋炀帝时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这一制度后来也为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

隋文帝还颁布了“人年五十，免役收庸”和“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大量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减少了平民的赋税负担。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人。直到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计户口380万户。唐玄宗时，全国760万户，4100万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

七、炀帝南北平叛乱，兵伐四疆力扩张

隋朝只延续了三代国君，即隋文帝、隋炀帝、隋恭帝。历史上对隋文帝的文治武功评价很高，而对他的儿子杨广则多有毁誉，这一点自然容易理解，因为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确实好大喜功，南征北战，修筑运河，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但是，杨广作为一个国君，作为一个多才多艺、喜好建功立业的将军和诗人、文学家、音乐爱好者来讲，他并非是秦始皇那样的暴君，其理由如下。

隋炀帝杨广生于大兴（今陕西西安），史书称其“美姿仪，少聪慧”。在北周时因父杨坚的功勋，被封为雁门郡公。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4年）七月继位。开皇八年（588年）冬天，隋朝兴兵平南朝的陈国，刚20岁的杨广是领衔的统帅，成为指挥全军的最高将领。平陈后，进驻建康，杀掉了陈叔宝的奸佞之臣及宠妃张丽华，封存府库，将陈叔宝及皇后等人带返隋京。班师后，杨广晋封太尉。此后，杨广亦屡立战功。开皇十年（590年），他奉命赴江南任扬州总管，与杨素一起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杨素后封越国公。杨广从并州改镇扬州，在镇守江南期间稳定局势政绩突出。同时他生活俭朴，不好声色，礼贤下士，谦恭谨慎，由此赢得了朝野赞颂和隋文帝夫妇的欢心。杨广即帝位后，以早年的军旅生涯为基础，对高句丽、吐谷浑和突厥发动了战争。他亲征平定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杨广亲征吐谷浑后，又下诏征天下兵进攻高句丽。大业八年，隋军出动113万人，败于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及平壤城（今属朝鲜）下。次年再发兵围攻辽东城。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位于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和朝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古称辽东，很早即入中国版图，后被高句丽占据。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又攻隋的辽西。杨坚派大军30万人攻高句丽，后因高句丽士卒多病，高句丽亦遣使谢罪，遂罢兵。

八、迁都洛阳重营建，布局整齐规格高

杨广初继位，便决定迁都洛阳。《隋书》卷30中志第25“地理志”载“河南郡旧置洛州。大业元年移都，改曰豫州”。《元和郡县志》载：“隋仁寿四年，迁都。”《隋书·宇文恺传》载：“炀帝即位，迁都洛阳。”《隋书·地理志》载：“大业元年徙入新都。”《旧唐书·地理志一》载：“隋大业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资治通鉴》卷第180“隋纪四”载：“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载：“仁寿四年，炀帝诏杨素营东京，大业二年，新都成，遂徙居，今洛阳宫是也。其宫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於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其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

这一系列的证据都表明杨广迁都洛阳议决之后，认为汉魏洛阳已经不再适合作为都城了，于是另选地址，重新营建。《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十一月已末，幸洛阳。癸丑，诏日：……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没有分职，以为民极也。”“（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尙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又是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万家于东京。辛亥（年），发河南诸君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船、凤帽、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次年，东都修建完工。“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城，赐监督者各有差。……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船万骑，入于东京。”杨广营建的洛阳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分外郭城、宫城、皇堀、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宫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独特的布局和整齐划一的里坊布局建制，在中国都城建设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隋炀帝修建的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直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曾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九、营建东都储粮草，开凿运河通四方

大业元年（605年），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历时10个月，每月征调民夫200万人。东都在旧洛阳城之西，规模宏大，周长20多公里，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等三部分。宫城是宫殿所在地，皇城是官衙所在地，外郭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居处所在地。外郭城有居民区100余坊，另有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等三大市场。杨广为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各地大修宫殿苑囿、离宫别馆。其中著名的有显仁宫、江都宫、临江宫、晋阳宫、西苑等。西苑在洛阳之西，苑内有人工湖，湖内有山，堂殿楼观，布置奇巧，穷极华丽。隋炀帝常在月夜带宫女数千人骑马游西苑，令宫女在马上演奏《清夜游》曲，弦歌达旦。隋炀帝游江都时，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长达100多公里，所经州县，250多公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挥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

隋朝以洛阳为中心，修建了相当数量的粮仓。其中最重要的有洛口仓和含嘉仓。洛口仓处于洛水和黄河交汇处，离隋唐时代的东都洛阳不远，隋时由东南运来的漕粮，大部分都贮藏在这里。漕粮由此往西可运往洛阳、长安，当用兵东北时，又可从洛口仓运粮渡黄河，经沁河，折入永济渠而运往东北。洛口仓既是东都洛阳的外围粮仓，又是用兵东北的军粮转运站，在隋朝地位极为重要。隋末，李密占洛口仓后，即扩建洛口城，方圆达20多公里，后以此为根据地与困守在洛阳的隋军残余势力展开了长期的争夺战。史载李密开洛口仓散米，赈给10万多名起义军战士，连同起义军家属一起受到洛口仓米救济的军民近百万人。含嘉仓是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修建的一座仓城，位于宫城东和都城北，是存放京都以东州县所交纳租米的皇家粮仓。含嘉仓有400多个仓窖，每窖容量少则数千石，多则数万石。

隋炀帝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下令开凿大运河，造龙舟等各种船数万艘。他游江都时所乘龙舟高45尺，阔50尺，长200尺，上有四层楼，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房120间，下层为内侍居处。隋朝大运河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南抵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城西南），分为三大段，全长2700公里。中段包括通济渠与邗沟：通济渠北起洛阳，东南入淮水；邗沟北起淮水南岸之山阳（今江苏淮安），南达江都（今扬州）入长江。南段名江南河，北起长江南岸之京口（今镇江），南通余杭（今杭州）。北段名永济渠，南起洛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西南）。

十、隋将大败契丹军，陈棱率兵攻琉球

大业元年（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句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男女4万余人。大业二年（606年），东突厥启民可汗入朝时，杨广召集全国乐人招待他。隔年杨广到榆林，令宇文恺做大帐，邀请启民可汗及契丹、奚、霫族族长参加大宴并看散乐，隋炀帝还赠送大量丝织品。杨广又命宇文恺临时造出大殿，称“观风行殿”。当地外族以为是神宫，每望见御营，十里外就跪伏叩头，走路不敢骑马。

隋炀帝还于大业三年（607年）和大业四年（608年）两度派朱宽前往琉球（今台湾），务求“慰抚”该国，但琉球不从。大业六年（610年）又派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人前往攻打琉球，击杀其主欢斯渴刺兜，俘男女数千人而去。

十一、初创科举选才制，尊崇儒教增藏书

在教育制度上，隋炀帝开创科举制，发展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增置进士科。他与其父一起草创了科举国考制度，这种制度经过唐宋及元明清各朝代继续使用得到完善，从而使这套制度一直延续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被终止，为古代中国的人才选拔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政治上，隋炀帝为了打破由关陇集团垄断仕途的局面，重用了虞世基、裴蕴等南方集团官员。也是其为政尤其开明的一面。

隋炀帝时，已经有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隋炀帝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裴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地理学名著《西域图记》，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隋炀帝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隋朝藏书最多时达37万卷、7.7万多类，但大部分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著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

此外，杨广作为一个皇帝，还是一个历史上颇为有名的诗人和散文家。代表作品有《春江花月夜》《饮马长城窟行》和《江陵女歌》等40多首。不过作为一个亡国之君，多被毁誉，人们也就淡忘了他的这些值得回味的不朽之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