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赵清阁情感关系之解析

◎刘诚言

老舍与赵清阁的关系,一直是老舍研究界的一个绕不开的话题。研究老舍,如果回避了赵清阁,那将是不完整的,必将成为老舍研究的一大缺陷。

对老舍与赵清阁的关系有种种说法:有秘书说、密友说、同居说等等。本人通过充分阅读资料,多方印证,通过筛选,去伪存真,从而得出自己公正的见解。综观“阁舍”关系,是抗战文艺把他们牵连到了一起,并呈现出一条明显的轨迹,那就是老舍与赵清阁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而且其中充满了巧合。

一、老舍与赵清阁的相识

赵清阁(1914—1999)河南信阳人,15岁便离开信阳至开封求学。1931年第一次向报社投稿就得到发表。1933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成为《女子月刊》的主要撰稿人。1934年春,她曾经给鲁迅先生寄诗文求教,得到鲁迅的关怀和亲切接见。在左翼作家洪深等人的鼓励和帮助下,她转向写剧本,从事创作。1936年在《妇女文化》月刊发表了她的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1938年,她到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弹花》文艺月刊。

老舍与赵清阁相识,缘于湖北作家胡绍轩。胡绍轩(1911-2006),现代剧作家。1937年11月18日,老舍为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抛妻别子,从济南来到武汉。赵清阁于同年年底,放弃了河南郑州一家报社的记者聘书,谢绝了徐州第五战区的邀请,只身从河南来到汉口,第二天就去武昌看望胡绍轩。当时,胡绍轩在武汉主编《文艺》月刊。胡绍轩与赵清阁因文字结缘,1936年就已有书信、稿件往来。他们在武昌见面的情况,胡绍轩在书中这样写道:“那时她才二十三岁,穿着京沪一带流行的时髦短装,短头发,态度潇洒,落落大方,健谈。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有男性的健美,又有女性的温柔。……赵在国共两党之间能够做到‘左右逢源’,而且还能赢得第三者(无党派人士)的青睐,这是不简单的。抗战初期,赵清阁确实是一位能说会写,又善于交际的人物。自那以后,1938年春,我们就经常见面了。她告诉我,想在武汉创办一个文艺期刊,我答应全力支持。”^[1]这说明在当时武汉的文艺圈里,最了解赵清阁的莫过于胡绍轩,他的回忆具有权威性。

一到武汉,赵清阁就融入抗日的洪流之中。1938年3月15日,她为华中图书公司主编的《弹花》文艺月刊创刊。《弹花》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创办的第一个文艺刊物,刊名的寓意是:抗战的子弹,开出胜利之花。在创刊号上赵清阁发表了她的新剧本《把枪尖瞄准了敌人》,这位24岁的文弱女子,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作为“文协”常务理事的胡绍轩,为了给《文艺》月刊组稿,曾在武昌粮道街一家酒楼里订了两桌酒席,宴请十余位作家和诗人,其中有老舍、王平陵、穆木天、叶平林、甘运衡、郁达夫、老向(王向辰)和赵清阁等。这是老舍和赵清阁出现在同一场合的最早记载。^[2]

刘海永在《赵清阁——在开封成名的著名作家》一文里说:“1938年,赵清阁在武汉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作家老舍是‘文协’总务部主任,她是理事会(组织部——笔者)干事。当时,赵清阁刚满24岁,老舍则已是名满全国的大作家了。”^[3]老舍自从结识了赵清阁之后,就开始为《弹花》文艺月刊撰稿。赵清阁的《弹花》,在武汉出版了五期。以上所说“理事会(组织部——笔者)干事”与“老舍的秘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就否定了所谓的“秘书说”。

林斤澜说,“老舍当年是中间派”,没错,但赵清阁是什么“派”呢?不也是“中间派”吗?在“中间派”的领导身边,再安排一个“中间派”的“秘书”,这不符合中共的统战人事策略,这种说法本身就缺乏起码的统战常识。而萧伯青就不同了,他既是“左翼”作家,又是中共党员,他在老舍身边当干事,才符合中共的最佳安排。

武汉战事吃紧,国民政府下令各机关社团往后方撤退。赵清阁决定到陪都重庆去继续出版她的《弹花》文艺月刊。老舍得知赵清阁要远行,7月10日下午特意在汉口同春酒馆为她饯行。赵清阁回忆说:席间,老舍“劝勉了我许多恳挚的话,他说:到后方只要不是苟且偷生去,无论直接间接,只要是帮助抗战的工作,都有价值。一个拿笔杆的人,事实上不可能执枪荷弹……于是,更增加我入川的决心了,同时又为将要离开这样一个良师益友而惜别着”。饭后,他们沿着街道边走边谈,老舍一直把赵清阁送到住所才返回,说明赵清阁住在汉口。老舍的关怀和爱护,在赵清阁心里烙上深深的烙印。她带上老舍的长篇小说《牛天赐传》,陪伴自己西去的旅程。^[4]这一段话是赵清阁自己的如实记载,应该是绝对可信的。

距离老舍为赵清阁送行20天后,1938年7月30日,老舍带着“文协”的印鉴和其它文件,与何容、老向夫妇和驻会干事萧伯青,从汉口大董家一巷2号出发离开武汉赴宜昌,后转到重庆。在武汉的这一段时间,就是老舍与赵清阁的相识期,而这种相识本身就是一种巧合,当然也是一个机缘。他们的相识都是为了发展抗战文艺。

以上一段史实,纠正了所谓“周恩来还想让赵清阁做老舍的秘书”的说法,因为相当于秘书的驻会干事是萧伯青而不是赵清阁,只有驻会干事才是与老舍最贴身的;同时,也纠正了老舍与赵清阁同时到达重庆的说法。

由此可见,在武汉的老舍与赵清阁的关系,是“文协”组织内的同事关系,也是办刊者与撰稿人的关系,还是撰稿人与撰稿人的关系。

二、老舍与赵清阁的相知

1938年8月,老舍与王向辰(老向)、何容、萧伯青等人来到重庆。最初,老舍住在大梁子公园路(今新华路——笔者)附近的青年会里,而赵清阁则住在距此仅百米之遥的苍坪街一间小餐馆的阁楼上,和老舍近在咫尺,因此,他们的往来较多。不过,数月后,由于赵清阁客居的小餐馆被敌机炸毁,她便迁往两路口居住了。偌大的重庆,赵清阁与老舍居然就成了邻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这样的巧合,自然也就使得他们感情得到进一步发展。

赵清阁在陪都重庆主编《弹花》的两年多时间里,继续得到老舍的大力支持。据胡绍轩统计,对《弹花》支持最大的四个作家中,老舍是排在第一名的,他前前后后为《弹花》写了十篇诗文,其中不乏抗战时期的重要作品,如《我们携起手来》《我为什么离开武汉》和《剑北篇》等。

1939年5月4日,赵清阁自主办刊继续出版《弹花》第一期,她抱着文稿去印刷厂准备排印出刊的途中,在大梁子附近碰上了日机的大轰炸,头部受了伤,血流满面,她赶紧跑到离此不远的青年会向老舍求援。老舍和安娥(田汉夫人)为赵清阁消毒清创,包扎伤口,然后老舍又陪着她和安娥沿长江北岸走了两个多小时,把她们送回两路口的寓所。此后不久,赵清阁因染上肺病,又因被单位设在北碚的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聘为编辑,于是她便迁居离重庆主城约一百里的北温泉,住在一幢名叫“琴庐”的房舍里,一方面养病,一方面编刊写作。

华中图书公司老板唐性天,因《弹花》发行不畅,赚不到钱,不愿与赵清阁继续合作,但希望赵清阁能主编“弹花文艺丛书”,由她出版发行。赵清阁考虑,只要对抗战事业有利,她愿意为此努力。于是,她便拟订了出版计划,第一辑十册,她开列了十位作家的名单,其中有老舍的话剧剧本《张自忠》、欧阳山的小说《流血纪念章》、安娥的歌曲集《台儿庄》、陈瘦竹的小说《春雷》、洪深的话剧剧本《非卖品》以及赵清阁自己的话剧剧本《女杰》等。所以,“弹花文艺丛书”实际上只出了六种。而老舍的《张自忠》是最先出版的。由此可见,当时赵清阁和老舍在事业上是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他们的友谊和情感在日益发展和深化。从此赵清阁景仰老舍的才华,老舍也欣赏赵清阁的勇敢,对赵清阁也是惺惺相惜的。

赵清阁与老舍情感最炽热的时候,大概是在北碚中山路汽车站旁一幢新建的三层楼房中毗邻而居的时候。大约在1940年初春,赵清阁肺病痊愈,她便从北温泉迁往北碚中山路居住,与梁宗岱、沉樱夫妇合租了那幢新建楼房的两层,沉樱一家住三楼,赵清阁和表姐、同学杨郁文住二楼。

这年深秋,在北碚生活了数月的林语堂,无意留在国内,他把在蔡锷路购置的一幢砖木结构的小别墅交给了“文协”使用。王向辰一家及老舍便迁居到这里,一些作家、诗人如高长虹、叶以群、光未然等也曾在此留居过。离此不远的雅舍主人梁实秋,不时来看望老舍,他在一篇回忆当年的文章中写道:“老舍先是住在林语堂先生所有的一栋小洋房的楼上靠近楼梯的一小间房屋,房间很小,一床一桌,才可容身。他独自一人,以写作自遣……老舍为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但是内心却很孤独。”又说,“后来老舍搬离了那个地方,搬到马路边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我记得那一排平房中赵清阁住过其中的另一间,李辰冬夫妇也住过另一间。这个地方离我的雅舍很近,所以我和老舍见面的机会较多。”^[5]尽管赵清阁搬家了,没想到老舍也搬了家,居然又成了邻居,这难道不是一种机缘吗?而且梁实秋与老舍过从甚密,所以他的回忆具有可靠性。

或许是受友情的鼓舞,赵清阁这期间文思泉涌,佳作迭出,成了她文学生涯中的巅峰时期。而她与老舍在剧本写作上的合作,更是陪都文坛的一段佳话。

赵清阁原本就搞戏剧,谙熟于戏剧创作的技巧,老舍在重庆从事戏剧创作,是为了抗战的需要,是半路出家,这样“阁舍”联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以上就是老舍与赵清阁在重庆的相知。并非人们所说的:1938年7月,赵清阁随老舍到了重庆,尤其不是林斤澜说的,“他们一段时间是同居关系”,这实属子虚乌有。我们可以断然地讲,林斤澜就不具备谈论“阁舍”关系的资格。林斤澜1923年出生于浙江温州,“阁舍”合作写剧本的时候他才15岁。1937年12月入伍,在浙闽边抗日干部学校学习,1938年在抗日流动宣传队做抗日宣传工作,之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曾担任过剧团团员、机关雇员、中学教员等。1943年至1945年在四川重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学习电影戏剧。由此可见林斤澜和“阁舍”压根上就不在一条道上,不是一个圈里的人,他怎么有“回忆”“阁舍”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呢?所以林斤澜的“阁舍”合写剧本即“同居”的说法,是空穴来风,不足信。

三、老舍与赵清阁的相爱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老舍和赵清阁合写了剧本《虎啸》《桃李春风》以及《万世师表》。

赵清阁写戏剧先于老舍,所以在剧本创作技巧及操作方面曾影响过老舍。其中四幕话剧《桃李春风》最为引人关注。赵清阁说:“当初老舍叫我同他合作剧本的时候,我不大赞成,因为他的意思,是希望发挥两个人的长处!他善于写对话,我比较懂得戏的表现。而我却担心这样会失败。合作的经过是如此:故事由我们两个人共同商定后,他把故事写出来,我从事分幕。好像盖房子,我把架子搭好以后,他执笔第一二幕。那时候我正住医院,他带着一二幕的原稿来看我的病,于是我躺在床上接着草写第三四幕。但文字上还是他偏劳整理起来的。老舍的对话很幽默,如第一二幕情节虽嫌平静,对话却调和了空气,演出博得不少喝彩声。”^[6]

10月间,《桃李春风》剧本初稿刚刚杀青,老舍开始感到腹部疼痛,因赵清阁前不久患过盲肠炎,他便来征询赵清阁的意见,赵清阁劝老舍“顶好去看看医生”,催促他赶紧上医院。因赵清阁与江苏医院的医生护士都熟悉,她立即陪同老舍去就医。诊断结果是盲肠炎,需住院治疗。老舍手术时,朋友如赵清阁、王向辰、萧伯青、萧亦五、李佩珍等人都在手术室外等候着。手术后,朋友们有的白天陪伴,有的晚上守夜,二十四小时轮流照看老舍。赵清阁更是忙前忙后,精心照顾。此时的“阁舍”由工作的贴近,到彼此走进对方的生活,这不能不说是感情的升华。

正当老舍住院之际,《桃李春风》由中电剧团排练演出,博得了不少喝彩声。这出剧是为纪念教师节而作,旨在颂扬教育者的气节、操守、牺牲精神,并提倡尊师重教。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借戏剧节之际奖励优秀剧本时,《桃李春风》名列前茅,获得最高额度奖金一万元。导演吴永刚及中电剧团也同时获奖。

然而,此时对他们交往的绯闻也甚嚣尘上,不胫而走。一个是年轻的单身女性,一个是远离妻儿孑然一身的男人,二人又合作得亲密无间,这自然让人想入非非。更让当事者难以容忍的恐怕是将两人的“邻居关系”误传为“同居关系”——直到今天还有这种论调在文艺圈传播。如程绍国在《林斤澜说》^[7]中写道:“他们一段时间是同居关系。”《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8]中也说:“她在重庆时期和老舍在北碚公开同居,一起从事创作,共同署名。”撰文的这两位为什么知道得如此真切?是亲眼所见吗?其实,当时林斤澜刚考入国立电化专科学校电影戏剧专业,牛汉也出生于1923年,也是在这一年考入陕西城固县的西北大学俄文专业,他们当时只是刚进校门的大学生,都远离陪都文坛,怎么知道两人“公开同居”?无非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罢了。这里除林斤澜外,又多出了一个同龄的牛汉,一起不负责任地编造“公开同居”说。

听听亲历者留下的文字记录吧。前文提到过,梁实秋在《忆老舍》中这样记述二人的住处:“老舍搬离了那个地方,搬到马路边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我记得那排平房中赵清阁住过其中的另一间,李辰冬夫妇也住过另一间。”这里讲得很明白,老舍和赵清阁是左邻右舍,还有李辰冬夫妇同住在一排房子的另一不同居室。说他们亲密无间或互有爱意都不为过,但说他们“公开同居”,显然没有任何依据,纯属无稽之谈。

赵清阁当时对社会上的流言蜚语非常生气,她给被她视为兄长和引路人的阳翰笙去信,诉说了她的苦恼与愤懑。阳翰笙在1943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清阁来信说:人与人之间,既无‘了解’,而又有‘批评’。这批评是什么?即恶意的毁谤,因为他不了解你,所以他误会你,甚至猜疑你,至于冤诬你。尤其是对于女性,做人更难。他会给你造出许多难以容忍的想入非非的谣言。天知道我们(像我同老舍)这种人,刻苦好学,只凭劳力生活,为的是保持淡泊宁静,孰料仍不免是非之论……”

阳翰笙与赵清阁抗战时期来往频密,友谊深厚,阳翰笙是理解赵清阁的为人和品行的。赵清阁在这封信中,坦承她与老舍有相同的旨趣,希望保持淡泊宁静的生活。她并不忌讳别人知晓自己与老舍的友谊和感情,她的内心是亮堂的,所以他们的感情才得到朋友们的理解和尊重。阳翰笙在《阳翰笙日记选》^[9]中记载了很多与赵清阁交往的事实,从中可以看出老舍和赵清阁的关系的确很密切。如1943年8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9时往访清阁。在那里得晤老舍,谈至快。”8月15日的日记里写道:“12时与老宋(即宋之的)到清阁家午餐……饭后,老宋先行。我与舍予(即老舍)、清阁直谈至夜10时始归。”阳翰笙又说“清阁在我们朋辈中,一年四季常常三病两痛,也真有点像抗战时期的潇湘妃子了”。这样来说,邻居兼文友的老舍有时来照顾和关怀一下“潇湘妃子”,也是情理中的事,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嘛!阳翰笙七十年前的日记写得很随意,很自然,因为他觉得老舍与赵清阁的关系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这是见证者的真实记录,比那些道听途说更值得人们去鉴别和思考,也更有说服力。阳翰笙肯定了“阁舍”关系的确“很密切”,但否定了“阁舍”的“公开同居”。这才是公正的评判。

1943年10月28日,老舍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孩子千里迢迢从北平来到重庆,11月17日又辗转来到北碚与老舍团聚。胡絜青的到来,无疑给老舍和赵清阁的亲密交往带来了冲击,原本很坦然的关系,如今却遭遇了尴尬。赵清阁在老舍的家眷到北碚之前,迁居重庆市区的神仙洞街。而此时,老舍的心情也是五味杂陈。梁实秋在《关于老舍》^[10]一文中写道:“那时候他的夫人已自北平赶来四川,但是他的生活更陷于苦闷。”家人团聚应该是欢喜的事,老舍却苦闷,为什么?无非是对“阁舍”那一段纯真感情的念念不忘。梁实秋在这里表述了和阳翰笙相同的看法。

胡絜青来了,赵清阁走了。胡絜青捍卫了她的家庭城堡,赵清阁维护了她的人格尊严。这种意味深长的一来一走,说明了两点:第一,赵清阁心里的的确确“爱”老舍,如果没有这种暧昧,如果她问心无愧,她何必要走?这是不言而喻的;第二,赵清阁“爱”老舍,但不以破坏老舍与胡絜青的家庭为前提,人家是合法夫妻,自己自觉退出,这也是明智之举。

1946年3月5日,老舍与曹禺乘坐美国的运兵船“史葛将军”号,起程离开上海,向大洋彼岸的新大陆驶去。他们此行是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去美进行讲学和访问。一年以后曹禺回国,老舍留在美国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

留在美国以及回国以后的老舍与赵清阁,在长达20年里,老舍只有一次在广州开完会,绕道上海去看望过赵清阁,在其余的漫长岁月里,他们仅仅存在于书信里,也就是傅光明所说的“书信世界里的赵清阁与老舍”。于是,追查“阁舍”的书信,就成了热潮。

“阁舍”这些往来书信叠加起来无非表现了两个字:“亲密”。我觉得没有再追究的必要;还有什么老舍在美国时,等着赵清阁去美;再就是老舍要在新加坡(亦说在菲律宾)买房子等赵清阁等等,这只能说是一些想当然的猜度而已。即便老舍真的有如此打算,没有成为事实的事,是不足为据的。赵清阁与老舍的“阁舍”之恋,充其量是精神之恋,是精神交流的,是美好的,是道德的,是理性的柏拉图式的情感之恋。

在我们不能玷污“阁舍”之恋的同时,也大可不必否认“阁舍”之恋的存在,即使就在书信世界里的“阁舍”,其称呼都是十分亲昵的。老舍往往称赵清阁为“清弟”、“清”、“珊”,而老舍自署“克”。“珊”与“克”有何深刻含义呢?上海师大的史承钧教授说:“据赵清阁先生说,‘珊’和‘克’是她据英国小说家勃朗特《呼啸山庄》改编的剧本《此恨绵绵》中的两个主人公安苡珊和安克夫的简称,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她和老舍在通信中常以此相互称呼。”以此表达相互浓密细致的嘘寒问暖,其殷切之意,透在字里行间。史承钧先生的依据正好是赵清阁的《沧海往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老舍先生掩饰什么。这些年来,在老舍研究界,几乎人人都知道老舍与赵清阁的情感关系,然而这丝毫没有影响老舍伟大文学家的形象。

我们承认老舍与赵清阁的友情以至于恋情,但是赵清阁没有拆散老舍的家庭,老舍自己也没有舍弃自己的家庭。老舍与赵清阁有相爱的权利,他们之间即便有重新组成家庭的想法,但是,终究没有构成事实,我们就没必要对此再说些什么。

(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

【注释】

[1]胡绍轩:《现代文坛风云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

[2]张彦林:《才女赵清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刘海永:《赵清阁在开封成名的著名作家》,《汴梁晚报》2013年6月22日B1版。

[4]赵清阁:《沧海泛忆》,香港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

[5]梁实秋:《梁实秋怀人丛录·忆老舍》,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6]蒋泥:《老舍与赵清阁的特殊情谊》,《博览群书》2011年第5期。

[7]程绍国:《林斤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8]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9]阳翰笙:《阳翰笙日记选》,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10]梁实秋:《梁实秋怀人丛录·关于老舍》,当代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