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看文艺方法在社会动员中的有效运用

◎李来根

70年前,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广大文艺工作者走出书房、画室,投身到火热的民族救亡运动中。老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除了担任“文协”的总务部主任,参加领导和组织全民抗战文艺队伍和文艺运动,还积极开展抗战文艺创作,热情讴歌全民抗战运动,愤怒鞭挞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为振奋民族精神,鼓舞民众坚持抗战,坚定人民抗战必胜的斗志和信心,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积极利用文艺进行抗战宣传的实践,启示我们今天运用文艺方法进行社会动员应坚持“三个结合”: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文艺创作与文艺传播的结合、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结合^[1]。

一

“抗战改变了一切。”^[2]1937年,“七七”事变的炮声让老舍的生活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把老舍这一时期的创作与他抗战前的作品比较,我们就能发现有了明显的变化:

首先是创作思想的功利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老舍在谈到文学的功用时曾说,无论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还是俄国的普罗文学,都以文艺做宣传工具,这是多少叫文艺受损失的事,因为“以文学为工具,文艺便成为奴性的”^[3]。他认为,文艺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乎它有无艺术价值,内容上的含蕴是次要的。在这里,他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是合理的,但因此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却又失之偏颇。到抗战时期,他有了新认识。他说自己八年来的言论作品,没有一篇不是为了抗战。他庄严地宣称:“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4]这样,他原先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已被功利主义文学观取代,在大时代风雨中,他已把文学创作和革命、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甘愿以文学为武器、为工具。

其次是鲜明的时代特色。众所周知,对时代生活、社会思潮表现和透视的欠缺,是老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以前创作中的一个弱点,影响了他的创作达到更高的思想艺术成就。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个艺术家如果看不见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那么,他的作品所表达思想实质的内在价值就会大大降低。”^[5]抗战时期,老舍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这一缺憾。抗战是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展开的一场殊死搏斗,战争成为历史在这一阶段的主音、主要矛盾表现。他紧紧抓住这个主音,把笔墨集中在描写抗战大时代的主潮上。围绕这个中心,老舍从多方面描绘着抗战的大时代。《张自忠》歌颂抗战将领为国捐躯,《国家至上》表现民族团结抗战到底的主题,《剑北篇》以颂扬祖国山川和人民的顽强意志去激励人们的抗战救国情怀,《残雾》又着重鞭挞了抗战阵营中的阴暗面,引起人们的警醒。就是一篇短文、一段鼓词、一首小诗,也无不渗透着抗战时代的精神,这是他以前创作中所缺乏的。

老舍创作的抗战文艺作品,在战时赢得了许多观众和读者。他写的鼓词与旧戏在河南、陕西、甘肃、四川都得到了演唱的机会。老舍自己作词、利用旧有曲调创作的坠子戏《一门忠烈》,1938年7月16日在武汉电台播送时,男女老少听后都十分振奋,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他创作的鼓词《新“拴娃娃”》《文盲自叹》《陪都巡礼》《王小赶驴》时常在陪都演唱。他创作的话剧《残雾》《国家至上》《面子问题》《桃李春风》等在重庆、成都、昆明、大理、兰州、西安、桂林、西康、香港等地多次上演,当时的《新华日报》《国民公报》《新蜀报》《中央日报》《柳州日报》等有影响的大报都曾发表过演出消息、剧评或演出座谈纪要。这些成就应该说部分达到了老舍所希望的宣传抗日的效果。不过,老舍在时间紧张、贫病交加、精力不济、颠沛流离的情况下创作的一些作品,也存在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不协调的问题。他创作的旧戏大多停留在案头,只有少数被表演过。原因在于新内容和旧形式的难以调和,“旧瓶”的形式难以盛放新时代内容的“新酒”,形成了“旧瓶装新酒”的内在矛盾,这给老舍带来了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他创作的话剧,也存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不平衡的问题。

老舍抗战时期利用文艺进行抗战宣传的实践启示我们,要充分发挥文艺方法的社会动员作用,增强文艺动员的社会效果,必须把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起来。文艺动员的方法不同于理论动员的方法,在于它不是用抽象的理论和道理来进行说服教育,而是用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用艺术形象的典型化、个性化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言论行动来褒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使人们在生动形象的艺术欣赏中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文艺动员就是通过塑造生动、丰富的艺术形象来教育、感染广大群众,达到寓教于乐、以情感人的效果。文艺作为一种宣传方式,不应是标语口号式的呼喊,也不应是教科书式的概念演绎,更不应是文告式的陈述,而是真和善的形象显现,是一种真善美统一的审美教育。这种审美教育要用美的形象和艺术形象感染人。运用文艺开展社会动员,要注重创作和选用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伟大的情感激励人。要防止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脱节,不能只讲思想性不讲艺术性,更不能只讲艺术性不讲思想性。

二

“在抗战文艺创作实践上,老舍是当时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6]艰苦的抗战生活不但磨炼了老舍的坚韧意志,而且使他那支机智敏捷的笔,更加放射出时代的光芒。他在八年间,先后创作了通俗文艺作品集1部、话剧9部、长诗1部、中短篇小说集3部、长篇小说3部,另外还有不下几十万字的散文、杂文等。这个简单统计表明,即使在环境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老舍也始终没有停止创作。他是近乎用一种宗教徒式的精神,将自己天天毫不放松地“钉在时间的十字架上”,并且心里明白,所写出的有些作品,简直就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7]。他时时激励自己:“饿死事小,文章事大,假如不幸而人文共亡,我也不多说什么。活着,我就写作,死了,万事皆休,咱们各凭良心吧。”^[8]

老舍不仅努力创作,还十分重视文艺传播,注重宣传效果。在1937年至1939年间,他曾专注于曲艺以及通俗京剧的创作。他对利用这类民间文艺样式鼓动民众的抗战热情寄以厚望。每当看到自己的努力有了一点效果,他便格外兴奋。他在《这一年的笔》一文中写到:“一天,见到一个伤兵,他念过我的鼓词。他已割下一条腿。他是谁?没人知道。他死,入无名英雄墓。他活,一个无名的跛子。他读过我的鼓词,而且还读给别的兄弟们听,这就够了,只求多有些无名英雄们能读到我的作品,能给他们一些安慰,好;一些激励,也好。我设若因此而被拦在艺术之神的寺外,而老去伺候无名英雄们,我就满意,因为我的笔并未落空。”^[9]

但是后来老舍在全面考察通俗文艺运动整体收效时发现,他和文艺界的其他朋友花了不少力气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并没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他感到,通俗文艺运动“在实施方面,总是枝枝节节没有风起云涌的现象”。如果要探究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类作品由于不能得到有关当局的重视和鼓励,没有强有力的经费支持,终难真正成批量地被送往乡间和军队。老舍痛切指出:“没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后边,它只能是一种文艺运动,一种没能什么实效的运动而已。”不过,老舍绝没有后悔之意,他认为,这次通俗文艺运动还是有它的积极结果,“与其说是文艺真深入了民间与军队,倒不如说是文艺本身得到新的力量,而且产生了新风格”^[10]。

曲艺作品既然不容易取得理想的社会效果,就不妨再试试有可能直接与大后方观众见面的话剧。1939年春,老舍开始尝试话剧写作。从1939年5月为了给“文协”筹款创作《残雾》开始,到1943年7月,他独立创作或与他人合作,一共完成了《国家至上》等总共9部话剧剧本。老舍创作话剧,经历了一个逐步摸索的过程。抗战前他没有产生过写戏的念头。抗战初期,他在大量写作曲艺作品的同时,曾写过4出浅显通俗的京剧剧本。但是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4出京剧都没有获得排演。战时的大后方文艺舞台,京剧没有太大的市场,却对话剧情有独钟,老舍也“见猎心喜”地要“碰一碰”。果然,他5年间写的9部话剧,有7部被正式上演。这些剧作在重庆、成都、兰州、西安等地广泛演出,取得了深远的宣传效果,充分体现了老舍以笔代枪的创作宗旨,他在这些剧作中不断宣传抗战、讴歌抗战,表现了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良知。

从老舍运用文艺作品从事抗战宣传的实践,我们可以看到,运用文艺方法进行社会动员,必须把文艺创作与文艺传播结合起来。在运用文艺方法进行社会动员时,一定要将文艺创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创作优秀作品作为中心环节。好的文艺作品,能反映现实生活,揭示社会本质,体现时代要求,表达群众诉求,塑造高尚精神,激发群众情感,鼓舞人民群众,促进社会发展,成为社会动员的强大武器。同时,开展文艺动员又要注重文艺传播。一部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如果不通过广泛的文艺传播,就很难为广大群众所知晓,更不用说感染、激发和教育广大群众,发挥强大的社会动员作用。因此,要通过出版文艺书刊、音像制品,组织演出、播放和展览文艺作品,参与国内外文艺竞赛,发表网络文艺作品,发展文化产业等多种多样的传播方式,把优秀的文艺作品传播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传播到国外的普通民众之中,推动优秀文艺作品走出去,运用文艺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魅力,树立当代中国良好形象,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三

抗战时期,为适应文艺服务于抗战的需要,老舍不畏艰难,不怕讥讽,在艺术样式上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努力,造就和显示了他作为艺术“多面手”的才能。在热心于利用旧形式创作包括新京剧、鼓词、相声、坠子、新拴娃娃、新三字经、洋片词等通俗文艺作品的同时,他还学写他不熟悉的话剧,创作诗歌、杂文等,尤其是“在利用曲艺形式对大众进行宣传方面,老舍的确是首屈一指的功臣”^[11]。

有人为老舍撇下驾轻就熟的小说不写而惋惜,老舍却大不以为然。究其原因,是他可贵的爱国热情使然,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使他“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12],他说抗战时期“艺术必须尽责宣传,而宣传之道,首在能懂”^[13]。而当时识字不多、文化水准不高的广大民众虽可能读不懂小说、诗歌,却能“听”戏。跟其他文学样式相比,戏剧、曲艺更通俗易懂,更具有直接的宣传效果。因此,只要能鼓舞士气民心,于抗战有利,他宁可放下使惯了的枪,而改弄刀和剑。

鉴于抗战文学所肩负的宣传职责和以大众为接受主体,他认为,既然要用文艺去动员民众投入抗战,就得一切从民众实际情况出发,舍掉自己习惯运用而民众却难以接受的各种方式、手法甚至词汇,在专给他们写作的通俗文艺中间,“不准用典,不准用生字,不准细细描写心理,不准在景物上费词藻……再进一步,于这些‘不准’而外,你得有民间的典故,懦则武大郎,勇则老黄忠。你得有熟字,能把‘帝国主义’说明白,而躲着‘帝国主义’”^[14]。这样,他选择了一条最通俗不过的创作路线。

老舍从民间下层走来,非常熟悉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他让自己重新练习适应大众口味儿的“十八般武艺”,用民间文艺的“旧瓶”,装进宣传抗战的“新酒”,让人们从传统的文艺样式中,获取救亡图存、杀敌报国的精神动力。他不仅注意到了通俗文艺的旧形式,而且想到了,在用旧形式说唱新故事的时候,盛故事的套子,也应当选用老的,就连为了诱导民心所阐发的伦理观念,都不可以过分地新鲜时髦,因为——“真敢拼命的还不是士兵与民众?假若他们素日没有那些见义勇为、侠肠义胆等旧道德思想在心中,恐怕就不会这么舍身成仁了。”老舍为此肯定地讲:“不要以为太迁就民众是污辱民众,你当因尊重民众而不自居高明”^[15]。老舍的抗战文学创作完全体现了这些文学主张,这使他的创作在中国抗战文学中独树一帜。

老舍的抗战文艺宣传实践启示我们,运用文艺方法进行社会动员,必须坚持把传统文艺形式与现代文艺形式结合起来。文艺动员的载体和资源十分丰富。小说、诗歌、曲艺、戏剧等一切文艺样式均可以成为文艺动员的文化载体;传统文艺、现代文艺、高雅文艺、通俗文艺等一切文艺的资源都可以本着“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进行大胆的改造、创新、开发和利用,成为文艺动员的丰富宝库。不同的文艺载体和文艺形式,其影响对象和传播方式有所不同,开展文艺动员应该注意针对不同对象的特点,采取不同对象熟悉的、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动员,扩大文艺动员的覆盖面,增强文艺动员的感染力,拓展文艺动员的广度、深度和力度,提高文艺动员的整体效应。新的历史条件下,除了继续运用丰富多彩的传统文艺形式进行社会动员,尤其要积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特别是互联网发展的新形势,创造和运用新的文艺形式和载体进行富有时代气息和现代效应的文艺动员。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精神生活的方式和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要注重运用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各种崭新的文艺形式,用丰富、多样、互动的方式创作新型文艺作品,提高文艺动员的有效性,不断占领和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随着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运用文艺方法开展社会动员,教育、引导、激励和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具有更加明显的优势。“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的号角。”^[16]研究梳理抗战时期老舍利用文艺开展抗战宣传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充分发挥文艺方法的社会动员作用,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动员的有效性,凝聚全民族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具有有益的启示。

(作者单位:武警政治学院)

【注释】

[1]甘泉:《文艺方法在社会动员中的有效运用》,《思想政治教育》(人大复印资料)2014年第12期。

[2]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页。

[3]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4]老舍:《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5][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6]曾广灿:《永恒的老舍》,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7]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3页。

[8]老舍:《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9]老舍:《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页。

[10]老舍:《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页。

[11]关纪新:《老舍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1页。

[12]老舍:《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1页。

[13]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64页。

[14]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页。

[15]老舍:《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9页。

[16]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9月12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