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因素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二、人口因素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人口因素作为社会存在的最基本要素，与社会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口因素对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人口因素本身又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人口因素对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第一，人口的数量会影响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对平衡。一定数量的人口依赖于一定数量的自然资源，反过来说，一定数量的自然资源只能养活一定数量的人口。如果人口不加限制地过快、过量增长，就会打破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对平衡，造成人口的相对过剩，出现种种人口问题。如果特定社会、特定地区在特定时期，由于人口出生率过低、战争或其他原因造成人口不足，也会影响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但是，目前世界上的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增长过快和相对过剩的问题。人口过多又称人口爆炸（population explosion）或人口过剩（Human overpopulation），它是指人口剧增（通常是指数式增长）给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人口学家用“人口过多”（overpopulation）来描述20世纪世界人口出生率大大超过世界人口死亡率这种情况。早在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就曾在《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一书中认为，人口有几何级数增长的趋势，而食物供应只有算术级数增长的趋势。于是他得出结论:由于食物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因此战争、瘟疫、饥荒等天灾人祸将伴随着人类。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希（Paul R.Ehrlich）在其所著的一本名为《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的畅销书中甚至宣称，鉴于世界人口可以预见的爆炸性增长，地球终将不能养活人类，“为养活人类而进行的战斗已经结束了，70年代，世界将经历一场高比例的饥荒——几亿人会被饿死”^[34]。1987年7月11日，地球人口达到50亿。^[35]为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1990年联合国根据其开发计划署理事会（the Governing Council of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第36届会议的建议，决定将每年7月11日定为“世界人口日（World Population Day）”，以唤起人们对世界人口问题的关注。据此，1990年7月11日遂成为第一个“世界人口日”。此后，1999年10月12日成为联合国确定的“世界60亿人口日”。2011年10月31日，世界人口已达到70亿。

第二，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会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数量多少、质量高低对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或延缓作用。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地广人稀、劳动力不足会使经济的发展缓慢，而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就快。当年，毛泽东就曾认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36]。但是，当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时，就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发展速度。因为，人口再生产的一个特点是，人生下来后并不能像产品那样马上投入使用。人在成长为劳动力之前，首先是一个消费者，要靠社会供养。当人口增长过快时，供养过多的人口就会成为社会的沉重负担，就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资金积累。人口增长过快与经济发展的这一矛盾在经济实力不强的发展中国家里表现最为突出。人口的质量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体力、智力）以及人口的科学文化水平两个方面。这一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已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我国，推行优生优育已成为民族振兴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第三，人口数量会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水平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发展的水平，特别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农业时代，人口是财富的直接来源。正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在《赋税论》（A 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所说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37]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人们必然追求疆域辽阔、人丁兴旺，以此来发展生产，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水平。但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能带来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其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即人口数量越大，人均国民收入就会相应降低。马尔萨斯就曾在《人口原理》中断言:“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地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38]

第四，人口问题是其他一些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人口的迅猛增长引起了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经济不发达国家的人口过度增长，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给人类生活带来许多问题。如就业问题、住房问题、教育问题、交通问题、卫生保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犯罪问题等等。这些社会问题的产生，除了其他社会原因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原因以外，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口问题有联系，特别是在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康拉德·洛伦茨所认为的，“众多人口紧挤在狭小的空间里，它不仅会间接地导致人际关系的衰竭，继而出现丧失人性的现象，也直接导致了侵犯行为的发生”^[39]。

人口因素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它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也受到社会其他因素以及社会整体的发展状况的制约和影响。其主要因素有两大类:一类是自然因素，另一类是社会因素。

1.自然因素。自然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和人口自身的年龄、性别结构两个方面。

自然条件主要是指自然资源、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等。良好的自然条件有利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反之，恶劣的自然条件或自然灾害（如灾荒、地震等）会抑制人口增长。

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对出生率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通常不是一下子就能反映出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情况的，而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期才能反映出这种变化。例如，我国前些年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回升现象，这一方面同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的漏洞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1963—1970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现在都已陆续进入结婚生育年龄。

人口性别结构对出生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男女性别比例失调会间接影响出生率，某些人由于受重男轻女陈旧观念的影响，想方设法遗弃女婴。这样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

2.社会因素。影响人口状况的另一类因素是社会因素。

第一，社会经济是制约人口过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生产力为整个社会的人口提供了物质生活保证，它决定了人口的需要量和可能的最高数量界限。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程，并不体现为人口出生率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步发展，而是相反，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出生率会逐步下降。把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的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出生情况进行比较，就不难看出其中的这一规律性，即出生率的降低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实现的自发过程。但社会经济因素对人口出生率的这种影响，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才能看出来。社会经济条件对人口过程的影响还包括:生活水平的高低，由此而带来的抚养子女费用的高低对出生率的影响，以及老年人晚年生活的保障问题对出生率的影响，等等。美国著名人口学家约翰·邦加茨（John Bongaarts）认为:社会经济因素是生育率的最终决定变量，而直接决定因素是生物学和行为因素。结婚、避孕、人工流产和产后不孕概率是四个最重要的生育率直接决定因素，这些变量的作用使得妇女实际生育率低于其理论值。^[40]因此，社会经济不是制约人口过程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经济增长也不是人口政策的唯一依据。

第二，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稳定程度影响人口过程。政治制度稳定，社会生活安定，有利于人口的增长；政治制度不稳定，社会生活不安定，甚至发生战乱，就会抑制人口增长甚至造成大批人口死亡。从我国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制度稳定，国泰民安，人口迅猛增长，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60年代中后期、80年代中后期先后出现三次人口出生高峰，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在30‰、20‰上下，最高时分别超过40‰、30‰。人口总量由新中国成立时的5.4亿，1957年增长到6.5亿，1969年达8亿，1978年逼近10亿，并且在2005年达到13亿。相反，在政治制度不稳定，特别是战争年代，一般来说，育龄妇女的生育率会暂时下降。这是因为许多青壮年男子的服役参战，使本来准备结婚的男女推迟了婚期，使已经结婚的夫妇分居两地。即使没有别离的已婚夫妇，也因为当时社会生活动荡不安而往往希望少生或不生孩子。例如，法国在1913年和1914年的出生率分别为19.0‰和18.1‰。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1915年至1919年间每年出生率均在13.0‰以下，特别是1916年竟降到9.5‰；但1920年和1921年的出生率又突然回升到21.4‰和20.7‰，出现了战后的“生育补偿期”。^[41]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又导致了类似的情形。

第三，科学技术的进步影响人口过程。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节制生育的手段和措施也越来越有效和简便易行。具备了这一手段以后，人类的性生活和生育就有可能分离开来了。人们可以做到在满足自己生理需要的同时，不必生育后代，从而可以大大影响人口出生率。节育技术的进步已成了计划生育得以实现的有力保证。另一方面，“健康和长寿几乎具有永恒的价值，任何社会都想尽办法（虽然常常效果不佳，甚至徒劳）来增进健康、避免死亡。”^[42]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婴幼儿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延长，也促成了人口数量激增。印度的人均寿命从1952年的38岁增长到现在的64岁，中国则从41岁延长到目前的74.83岁。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深深地影响了这两个人口大国的人口过程和人口结构。

第四，人们受教育的程度与人口出生率有很大的关系。国内外人口和教育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与人口出生率呈反比关系，即国民受教育程度高，人口出生率低；国民受教育程度低，则人口出生率高。受教育程度对人们的生活需求和生育意愿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有知识的青年男女不但要求有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对精神生活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些动向对出生率都有直接的影响。美国著名人口学者安斯利·J.科尔（Ansley·Johnson·Coale，1917—2002）和约翰·K.诺德尔（John·K.nodel）在1973年^[43]和1979^[44]年分别得出结论，认为生育率高低与识字率并无固定关系。但是，我国理论界一般认为:教育具有抑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功能。根据我国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文盲比受大学教育的妇女平均要多生2.82个孩子。实际上，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是人类具有的内在的生育控制能力的先决条件，而高学历、高素质女性则是有计划、最优化生育准则的天然响应者和自觉执行者。^[45]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提升妇女受教育程度，也是推进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一项根本措施。

第五，传统习俗、道德观念、社会心理以及宗教等社会意识因素对人口出生率也有很大的影响。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传宗接代、多子多福等旧观念，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观。如今这些观念虽然已遭到了巨大的冲击，但仍然是一些人不能自觉响应计划生育号召的主要思想枷锁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青年人中盛行的个人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又是造成人们不愿多生孩子、甚至不愿生孩子的主要原因。宗教对生育一般都是起鼓励作用的，例如，天主教只承认采取安全期的避孕法，把其他避孕法和人工流产谴责为“一种杀人的形式”，并宣扬“子孙越多，天堂越大”。所以，已婚天主教徒的生育率往往比已婚新教徒的生育率要高。同样，伊斯兰教从教义到教规都是鼓励生育的。但是，有的宗教（如佛教）却对人口增长起抑制作用，特别是在佛教盛行，存在大量和尚与尼姑的地区，则会因为有许多人不结婚而使生育率降低。

第六，人口政策是影响人口过程重要而直接的因素。人口政策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它是国家为了直接调节和直接影响人口进程（包括生育、死亡和迁移）而制定和颁布的法令、法规和措施的总和。政府对人口过程的干预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实现的。美国人口政策学者保尔·德莫尼（Paul Demeny）认为，“在寻求可行的政策过程中掌握主动权，完全取决于每一个有关国家政府的责任感”^[46]。人口政策试图通过人类对自身生产的自觉干预，使人口再生产朝着社会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正因为人口政策具有自觉干预性质，所以它对人口过程的影响也更为显著。人口政策是受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条件、社会制度以及人口自身规律制约的。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因人口发展的情况不同，会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政策还会随着人口发展的实际情况作适时适当的调整。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政策是否正确，主要是看它是否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人口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渐深入，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47]同年12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的口号响彻全国，普遍的独生子女成为时代独有的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第二十五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四十九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总之，中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人口政策，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影响人口过程的社会因素是多方面的，要使人口过程成为自觉控制的过程，我们必须研究和分析影响人口过程的各种社会因素，探讨人口发展变化的规律性，从而找到有效地控制人口过程的措施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