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李冲突背后的本质冲突_谁是中国的首敌

左李冲突背后的本质冲突_谁是中国的首敌_李鸿章的事迹

海防与塞防的争论背后，其实并没有以前观点所说的“湘淮两集团”“爱国者与汉奸”之说。因为，左宗棠和李鸿章作为中国官员，虽然一个清廉一个贪污，但他们希望国家强盛的心是一样的。二人之所以产生这么大的冲突，其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不同：改革派内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林左路线与李鸿章路线的区别之一，就是判定谁是中国最主要的敌人。对于这一问题的判定分歧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

在晚清，我们的敌人主要有陆上之敌以及海上之敌。海上敌人危险，陆上之敌同样危险。晚清时期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敌人是沙俄，这是毋庸置疑的。

自晚清面对“海上来犯之敌”后，在对外战争中，谁是第一敌人的认识上，两派有所不同。

穆曾李一派则处于模糊状态，穆彰阿时期与穆彰阿同属阵营的琦善等人并未公开讨论这一问题。曾国藩也未有明显记载。李鸿章则认为日本将是未来大敌，因此，主张联俄抗日。为了抗日可以放弃新疆等边远地区，以求和沙俄和好。李鸿章认定日本将会成为大敌的预料比较符合日后的历史发展。为此，我们可以确认李鸿章的眼光是独到的。即使如此，也不能说李鸿章“联合沙俄抵御日本”的政策是正确的。特别是为了“联合”而甘愿放弃领土的做法更是错误。(www.guayunfan.com)

要知道主要敌人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不断变化的。既要重视当前的第一敌人又要关注未来。因此，我完全赞同左宗棠海防陆防并重下，看具体实际情况确定主要敌人的观点。如果某甲是未来的敌人，某乙是现在的敌人。你只关注某甲，而某乙现在就把你干趴下了，何论未来？

左宗棠主张对沙俄和日本都要枕戈待旦，谁是“第一敌人”要依当时的情势而定。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沙俄是主要敌人。因此，必须主力对付；对日本也不能放松。左宗棠对海防和轮船的重视就是明证。

沙俄的危害性主要体现在领土上，这是它与欧美列强大大不同的地方。欧美列强如英法等国对中国的领土欲望表现得并不强烈。它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商业上（中部东部）。然而，这并非欧美列强仁慈，而是因为中国的与众不同。要知道，英法对于非洲、印度次大陆、东南亚等国也是以殖民为主。但当英法等国与中国民众、文化接触之后，他们迅速得出结论：中国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它是一个有着四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化核心的民族，有着很强的凝聚力。

英法等国都不能独自吞并中国，所以采用了各个击破逐步蚕食的方式。以经济为武器、逐步将地方与中央的利益进行区隔，从而让某个地方无论政权还是地方精英逐步西化，这样慢慢渗入之后，再进行殖民蚕食。这主要是针对中东部地区。对于西部地区，中央政权管辖力度小的地方，除了上述政策外，就是直接采用政治区隔，策应独立。例如英国对于西藏的垂涎就是政治区隔，法国对于云贵两广的垂涎则是经济区隔之后的政治区隔。

与英法不同，沙俄对于殖民侵略的冲动更强一些。沙俄吞并国家众多，许多都与中国接壤。为了保证对吞并地区的统治，使其自身边疆稳定，沙俄对于商业的冲动有时候被领土冲突压制住。商业利益损失可以弥补，领土损失则是永久的伤害。

为此，林则徐认为，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沙俄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要知道，林则徐时代，沙俄对于中国的实质侵略还没有进行。林则徐通过观察分析就能得出这一结论，不能不说其睿智。为了商业利益，英法甚至沙俄在当时都是相当现实的。

李鸿章的价值在于预测到了未来第一敌人是谁，但却忽略了现今的第一敌人是谁。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实力在逐渐增大中，但其总体实力（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科技等多方面）直到19世纪末才真正追上中国。李鸿章显然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仅仅是考虑到了军事方面。

除了日本之外，英法美俄等国都在海上虎视眈眈。对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说，海上之敌确实非常强劲，但陆上之敌更不可小视。因为，自始至终制海权、制空权的被剥夺，皆不能令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政权更迭。以陆为生的人口远比以海为生的人口多。因此，陆上之敌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权来说，威胁要大于海上。对于大国来说，海上之敌的危害在于利益。

19世纪90年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敌人。为此，李鸿章终于找到了和左宗棠形成共识的机会。可惜，左宗棠已经去世十年了。1896年6月3日李鸿章与沙俄外务部内阁大臣、财务大臣等签订了《中俄密约》（《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其条文直到1910年才公布。该条约主要针对的是日本，即如果日本侵略俄国、中国、朝鲜，中俄两国应互相援助，一国不能单独与敌签订协约。

两国之所以签订准军事同盟关系，主要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俄、法、德三国向日本施压，日本不得已归还了辽南大部分领土。

然而，结果呢？沙俄依然屡次侵略中国。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却如法炮制占领旅顺、大连。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俄国制造了海兰泡惨案，攻占了江东六十四屯。李鸿章联俄抗日的畅想，最终换来的只是俄国能够在东北修建铁路，可以在有事儿时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与虎谋皮的结果就是总被欺辱，而这种教训在北宋、南宋时期已经上演过。

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统治阶层并非仅李鸿章一人有此“勇敢”“决然”，包括慈禧在内的诸多高层统治者都持此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