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王阳明的“心学”或“致良知”的学问，要追源探本，就必须超越汉魏六朝，隋唐宋元，直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的孔子、孟子及《中庸》《大学》，而孔子则是这种学说的原始的、真正的创立者。
孔子是世界级的文化名人，也是华夏民族的文化标签。有关他的事迹，《史记·仲尼世家》《七十列传》及汉代的《韩诗外传》，产生于六朝的《孔子家语》与先秦诸子中都有记载。说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这个提法其实并不准确。因在孔子之前，就有“儒”这个职业，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教人，是个养家糊口的技术活。如孔子年轻时就给人家当吹鼓手，在有人家办喜丧事时去吹吹打打。只有到孔子开始招学生讲学时，才开始废掉旧“六艺”，以思想文化去教人。这个思想文化就是新“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所以，准确地说，孔子只能称得上是古代新儒学的创始人。
孔子一生的事迹如以其时间来划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四十岁左右为界。四十岁之前在鲁国求学，创办民间教育。为了求学，他不耻下问，传说他还向老子问过“礼”。因孔子是私生子，原来孔氏的“采邑”收入没有他的“份”，所以日子过得很苦。为了糊口、求学，孔子没少遭人奚落和白眼。有一次，鲁国的季孙氏大宴宾客，孔子也想凑上去分一杯羹，结果被季孙氏家臣阳虎给撵出来，并说：“季氏晌士，非晌子也”。意思是季孙氏是请有身份的“士”，并不包括你孔丘在内。
第二阶段是四十岁之后，孔子认为自己的政治观点已经定型、成熟，自己的生活经验、学识也积累得差不多了，应该出去闯荡一番了，就率领自己的学生开始游说诸侯，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就是屡见于史的孔子周游列国之举。可结果十分悲惨，不仅没有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政治抱负，还好几次差点饿死和被人杀死，只好退回故乡鲁国，再作打算，这一闯就是十四年。(www.guayunfan.com)
第三阶段是孔子在公元前490年左右去楚国失败后返回鲁国以后的生活。经过几十年的折腾，孔子知道上苍交给自己的使命不是在政治上，而是思想学术上。他说的“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话就是对他自己人生经验、教训的总结。人到了五十岁，有没有出息，这一辈子适合干什么，基本上可以定型了。在孔子有关的言论中，许多带有概括性的人生警句，基本上都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如孔子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其中就有他妻子亓官氏的影子。
回鲁国后，孔子知道上苍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人生不能总是失败，也应该有成功的时候，就开始以新“六艺”教学生，并且开始整理古籍。孔子也许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整理的这些书，日后会成为中国古代道德历史文化的源头，影响华夏民族达数千年之久。如果说孔子在政治上是失败者，但在教育、思想道德文化的传播方面却是最大的成功者。就凭他把“学在官府”的贵族专制文化垄断变成“学在四夷”的大众文化，把教育向民间转移这一点，中华民族数千年尊其为“孔圣人”，实属应当。
如果从思想文化的角度划分，孔子所创立的新儒学可以分为以复古为目的的政治制度即外在的“礼”文化和为达到这种复古目的而采取的内在的以道德修养为手段的“德”文化。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晚期，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礼崩乐坏的时代，相比他理想中的治世即周文王、周武王及周公“三代”，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对比之下，他非常怀念或向往所谓的上古时代的“至治”之世。尽管我们在今天有充足的理由怀疑这些时代内容的真实性，但当时孔子对此却深信不疑。而且按照社会一般发展规律，时代越向后，社会会越发展、越进步，所以说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是复古倒退、往后看的，应该说这种评价是有道理的。
如果说上古时代对于孔子来说太过遥远，然而由周文王、周武王以及周公旦所建立起来的周王朝，孔子是知之甚详的。即使夏、商不可知，“文献不可证”，那周也是有据可查、有目共睹的。而且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国家四十年不置刑法，使之成为孔子心目中的治世典范、道德的标本。所以，在孔子的一生中，他对西周是非常向往的，认为是他当时那个时代的各诸侯国国君应该效仿、学习的榜样，文王、武王、周公也成了他心中的偶像。《论语》中有许多记载孔子对其学生的教诲，他说自己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并说：“吾从周。”
而周代的主要思想文化是它的制度，也就是“周礼”。“礼”在先秦既是一种法律、制度，同时又是指导人们行为规范的道德准则。在这个制度里，人们遵守“礼”法规定的条条框框，等级森严，还讲宗法血缘关系，人们不逾“矩”，社会很有序。所以孔子做梦都想恢复这种以宗法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构架、以尊卑次序为手段的“礼法”社会。他多次说要“复礼”，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即表明他对周代那种等级森严、尊卑观念十分牢固的文化是十分欣赏的，认为这是维系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手段。所以他与鲁哀公谈如何治国时反复强调要正名，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教。一句话，孔子在政治上是复古倒退，甚至是反动的，这也是他在20世纪遭人诟病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无须讳言，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正的孔子。否则，抽掉了理解孔子的政治观点和社会背景，孔子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只不过是挂在空中楼阁中的某种符号和标签。
孔子在政治上是尊周的，而以周礼为指导思想的西周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每个人刚生下来，社会就已经为他（她）做了“定格”，而这种“定格”是不能改变的，改变了就是违“礼”。如“策名委质”这种西周、春秋时的社会契约制度，一旦“委质”，终身为“奴”，而且在没有得到主人的“特赦”的情况下，世代为“奴”。这样一来，每个人要在社会给他规定的网格中有序地生活，就必须遵守社会强加给自己的各种既定的、不可更改的规矩、约束。如此一来，社会就安定了，有序了。可以这样认为，孔子之所以尊周礼，主要是想借周礼的道德文化功能恢复社会秩序。因为他所处的春秋时期早已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礼乐崩坏的时代了，社会已经无序了。孔子在他那个时代找不到更好的恢复治理社会的理想模式，而在当时的时间坐标上，又没有横向对比的社会参照，只好把目光投向过去，这也许是孔子没有办法的办法。
问题是，社会的法律、制度、秩序等制度性的东西一旦制定出来以后，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就处于固化状态，也就是说这种制度性的东西不是说改就能改，说变就能变的。而社会中的人却是十分活跃的，心里随时可能产生着非常冲动甚至非常革命性的想法，与已有的社会制度发生矛盾。所以，制度永远落后于社会实际是人类社会永远处于变革甚至革命过程中的主要原因。套用一句20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术语就是：人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如何把人的这种活跃的心里冲动和情感反应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又不违反既定的社会秩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种控制必须是自觉的、内在的、自律的，而不是他律的。否则，社会永远处于动荡不安甚至对立、破坏之中，社会秩序的恢复也就成为一句空话。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孔子思想文化中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为了社会的安宁和有序，必须使每个人循规蹈矩。要使每个人循规蹈矩，就必须实行道德自律或约束，以收拾那躁动不安的心。如何实行内在的道德自律以及有关这种自律的文化一般由两个方面组成：一是人必须在内心具有某种更高更远的道德境界追求，这对人来说是最重要的。没有这种追求，人就与动物没有差别了。其次是为了达到这种更高更远的理想道德境界所进行的内在的道德修养，或叫道德自律行为。在人平时的行为中，能以某种思想理论或某种道德境界时刻检查对照自己，哪些做得对，符合道德诉求，哪些做得不对，不符合道德诉求。而这种检查对照不是外部力量强迫的结果，它是人非常自觉的产物，自觉到人前人后一个样的“一日三省”的“慎独”状态。在孔子看来，人的思想只有到了这种状态，才真正达到了“仁”的境界。然而，人的思想一旦到了这种状态，怎么会产生要求实现变革或改变现状的革命性要求呢？
这是孔子思想体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有关这种道德信仰的自律文化的产生，还是从一次“劫难”中“逼”出来的：
公元前493年左右，迎来了孔子一生中一次的关键时刻。十四年了，孔子率领学生在外闯荡，一事无成，可孔子的名声却声名遐迩，当时的诸侯国君都认为孔子是有德有学的“圣人”。加上当时就有“招聘”外来人才以富国强兵的社会氛围，所以有的诸侯国君就认为，如果把孔子“聘”来担当有权有职的职务，也许能振兴国家。像齐景公就想“聘”孔子为“相”，可没有实现，被大臣晏子所阻，认为一山难容二虎，孔子为“相”，他晏子往哪摆？找了个借口就把孔子“开缺”了。所以，孔子虽然名声在外，可各国对他往往是敬而远之。许多机会好像与孔子捉迷藏：说没有机会，机会随手可捞；说有机会，可一直没有一个真正的机会给孔子以施展才干，提供这方面的舞台，好像水中月、镜中花。当然，这也与孔子以“礼”为治世内容，以“复礼”为治世目的的政治观点有很大的关系，人们认为他“不合时宜”。
苍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这个机会不是来自于所谓的有礼有文化的华夏之国，而是被排斥于礼义文化之外的、以有蛮夷著称的楚国。公元前504年，吴将伍子胥带兵攻破楚都郢并鞭平王尸三百，经此一击，楚国一直不振。平王之子昭王即位后，一心想恢复楚庄王时问鼎中原的气象，要达成此目的，唯有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孔子是当时的名人，又在游说诸侯各国，也希望有这样的国君重用他。楚昭王想把孔子“聘”引进来担任“令尹”（即宰相），治理楚国，所给的报酬是“书社七百里”封地，真可谓一个想“娶”，一个想“嫁”，二者一拍即合。
孔子一听，喜出望外，认为老天终于开眼了，于是满怀信心地率领自己二十来个得意弟子，向楚国进发，在他的行李包中，连与楚王签订协议（即策名委质）的木牌都准备好了，只待与昭王签订协议以后，自己就可以扎实、认真地干上一番事业了。要到达楚国，必须借道于陈（今河南濮阳一带）、蔡（今河南上蔡县一带）二国。这两个国家都是从中原进入楚国的门户，而当楚国聘用孔子为“令尹”的消息在陈、蔡传开后，两个国君就犯嘀咕了：陈、蔡与楚相邻，一旦孔子去楚国为“令尹”，使楚国强大，绝不是陈、蔡之福。与其等楚国强大了再想办法，不如现在就阻止孔子入楚，断了楚昭王的念头，这可是一劳永逸之策。二国君商量的结果是派兵把孔子师生团团包围起来，以阻止孔子去楚，既不杀他们，也不管饭，这一围就达七天之久。史书上说孔子师生受困陈、蔡七天之后，师生一个个“面目憔悴、黧黑，形容枯槁，无复人形”，几乎是奄奄一息了。这就是儒家思想史上有名的故事：孔子的“陈蔡之厄”。
孔子师生被困陈、蔡之时，孔子弟子中有名的直性子子路就开始对老师发问了。大意是说，老师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说好人有好报吗？您应该是好人了吧，怎么您也走到了这步田地？实际上，子路不仅在挑战孔子本人，而且也对西周以来形成的“好人有好报”的道德价值观念提出了疑问。
面对学生的提问，孔子答非所问：“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意思是说君子本来就穷，小人一穷就乱来。孔子的这个回答显然不能使学生满意，既然君子本来就穷，那又有谁愿意当君子呢？这显然与孔子平时对大家的教诲有云泥之别，于是他学生中最聪明的一个叫子贡的听了很不高兴，史书上说“子贡色作”。
孔子见子贡不高兴，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回答有问题，于是，稍加思索，说了以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良农能稼而不能为樯，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史记·仲尼世家》）
孔子的意思是：手艺纯熟的农夫未必就能种什么收获什么，碰上收成不好的年头，有时会颗粒无收；良工巧匠能制造许多器皿，可并不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作为一个道德君子，其一生的任务就是修“道”，进行道德修养，“纲而纪之，统而理之”，从大的方面把握道德的信条，有时也会为人所不容。即便如此，也不能放弃对自己的道德信仰的追求。
这段话又告诉人们：道德信仰不是功利的计算器，不是你付出了多少道德，就有多少回报。道德是一个人内心必须要有的“纲纪”，这些“纲纪”有时为人所理解，有时又不为人所理解，难道不为人所理解就不进行道德修养了吗？如果这样，道德君子不就成了斤斤计较的商贾和势利小人了吗？也就失去了道德的本来意义。好像农夫一样，不能因年岁不好就不种庄稼，工匠也不因为不能使人人满意而停止制作，道德于人亦是这样。道德的需求是内在的，不是外力逼迫的，它与好心人有好报没有任何关系。
当然，陈、蔡之厄的结果是孔子没有饿死，陈、蔡二君主动撤了围。原因不是二君善心的发现，而是楚昭王毁约，使陈、蔡二君再围困孔子师生就失去了意义，同时又要背嫉贤妒能的恶名，所以就撤了围。
楚昭王为何要毁约？原因就出在楚国宗室子西的身上。当子西得知楚王要聘孔子当楚国令尹的消息后，就对楚王进言，认为昭王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救不了楚，还会有毁灭楚国之虞。昭王问其故，子西说：“在你的大臣里，带兵打仗，勇猛无比，谁能赶上子路？忠心耿耿，做道德的楷模，谁能比得上颜回？智慧超群，游说诸侯，谁又是子贡的对手？”昭王回答：“不如也。”子西又道：“当年楚之先祖熊绎立国时，位不过子爵，地不过五十里，因他有一批忠心耿耿、敢作敢为又有智慧的大臣相助。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只有几代人的工夫，就灭掉汉水姬姓诸侯数十，开辟一个幅员辽阔的楚国。如今聘请孔子为令尹，地有七百里，孔子又有一批有才有德的学生，谁能保证孔子不会让历史重演，像楚之先辈一样，拥有楚国？”昭王一听，就打消了聘请孔子的念头。
返回鲁国后，孔子从此断了“功名”的念头，认真整理古籍和教育学生。此时的孔子也几近花甲之年，就立志“终老父母之邦”。他主要教学生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即所谓的孔门“四教”。在这四科中，“德行”是主要的，所谓“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教育学生要有道德自律和人格修养，这种修养不仅落实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言引中，同时还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体现在对某种理想、信仰的执着与追求上。综观《论语》一书，通篇都是孔子与学生之间的有关道德修养的对话以及孔子对学生的道德训诫，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吾一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仁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等等。
这样的言论在有关孔子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孔子之所以与学生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宣讲道德与信仰，就是要学生们在日常的生活中按这些道理去做。不论为政、为民，与人群处，个人独处，能时时、事事、处处用“德”来严格要求自己。在躬行道德修养的过程中，不管有没有人看见，都能自觉遵守。如此一来，个体的内心就有了道德自律，就能自觉地遵守社会上的“礼”以及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家庭乃至历史强加于自己的某种社会“定位”和束缚了。哪怕这些“定位”有多么不合理、多么的荒谬，也要默默地接受，也要逆来顺受。这就是孔子希望的道德君子，也是他提倡自律道德、人生修养的最终目的所在，而且孔子还要学生把这些目的当成信仰去追求。
如此一来，“好犯上者，鲜矣”（《论语·学而》）。孔子其他的如“仁”“恕”“忠”“孝”“义”等思想，都是为这个目标服务的。以前，人们总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字，这样看孔子是本末倒置。“仁”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仁”是目的，那“仁者爱人”就不好理解了，令人糊涂了。为什么要以“仁”为目的，出发点是什么，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仁”是目的，“爱人”又置于何处？所以，准确理解是，“仁”也好，“爱人”也好，都是为尊“礼”服务的，都是手段。“者”是助词，表示语气停顿并构成判断句的句式。
在孔子的学生中，真正能践履这种道德并以之要求、检束自己行为的只有两人：曾子和颜回。说明做一个真正的道德君子很难，同时也说明人类对于道德领域的实践是多么欠缺、空乏。
曾子名参，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孝子。相传他父亲有一次用一根粗的棒子打他，曾参不怨不逃，还说：“此身乃大人所赐，唯大人所欲。”意思是：我是你生的，想怎么打都可以。曾子把此事告诉孔子，以为会得到孔子的赞扬，结果反遭孔子痛批：儿生自父，打在儿身上，痛在父心里。正确的做法是：小则受，大则逃。意为父亲用小枝条抽几下，就挺过去不吱声算了；一旦父亲发怒，动真格地要使粗，就应该逃跑。因父在气头上把儿打伤，待气消之后，心里会十分难过和悲伤的，这才是最大的不孝。曾子是孔子道德信条的忠实践履者，同时还担任过一段时间的魏文侯的“相”。“一日三省吾身”就是他的创造，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
孔子另一个实践自己道德哲学的学生是颜回，也是孔子学生中唯一一个被孔子称为“贤者”的人，连子贡这样的外交家都对他佩服之至。有一次，孔子问子贡能不能与颜回比，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意思是我子贡怎么能和颜回比，自己是举一反一，颜回是举一反三（见《论语·公冶长》）。颜回一生只活了二十七岁，死时满头白发，有关颜回的资料几乎都是出自孔子之口。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在他的学生中，谁最能得他的“衣钵”？孔子回答说是颜回，可惜短命死了。颜回的具体“德行”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就是说颜回住的是陋巷，吃的是用竹篮子装的简易的食品，渴了就以瓢舀河里的水喝，就是在这种极端困苦的生活条件下，颜回还过得其乐融融。为什么会如此？因为他心目中有深远的目标追求和道德自律，使他无论处于何种物质境地，都能矢志不渝，保持自己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操守。以后宋代的理学家有个道德追求的目标，叫作“寻孔颜乐处”，就是探索是什么力量使孔子、颜回在一生中屡碰坎坷、生活如此艰难的情况下还能矢志不渝、其乐融融的。事实上，就是要寻回人类追求的道德理想、精神境界和信仰追求，而这些恰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
孔子不仅要求自己的学生要有道德操守和自律，他本身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多次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为学生做表率。严格说来，孔子本身如果做得不好，不能为人师表，就不会有那么多学生终身跟着他，视之为泰山北斗。孔子死后，他的学生还在他的坟墓旁搭棚为他守孝，少则一年，多则三年，子贡就守了三年，说明孔子的道德操守还是令人景仰的，人格魅力是伟大的。他曾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是“一以贯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个“一”就是人们心中的某种最深远的道德诉求，叫“大一”，它远大于具体的事物，是一种精神寄托和信仰追求。人到七十，耳聋眼花，行事糊涂，可孔子能“从心所欲”，而且还“不逾矩”。能在人们普遍认可、遵守的规矩范围内行动，这是一种很不容易的处世哲学，要达到这个标准，没有很深厚的道德修养是做不到的。
综上所述，孔子的思想学说从所包含的内容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来说，可分为外内两个部分：外的方面是维护封建领主制社会那种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尊卑、等级森严的社会；内的方面则是为实现这一社会服务的，是为实现这种社会提供的措施、方法和手段的道德哲学。但是，任何思想文化的产生，一旦作为某种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存在以后，就会超越它所产生的时代。也就是说，这种思想文化的社会价值和思想意义就会超越时空和民族的界限，成为整个人类的共同财富。这正是孔子的道德学说从他的政治观点中剥离出来并被人们在几千年里信奉的重要原因，这也许是孔子始料不及的。
综上所述，追溯王阳明的“心学”的源头，最早应追到孔子那里。尽管孔子没有讲出“心学”两个字，但他的道德文化与信仰原则正是“心学”追求的目标，因为“心学”主要是讲道德自律的。所以，王阳明“心学”的老祖师就是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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