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处在一个思想解放、天翻地覆的时代，有关这种解放与变化的具体表现就是打碎偶像、否定权威，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从秦汉以后所形成的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在19世纪遭到了革命性的清算，其具体表现及其起因就是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在失败的氛围中，导致国人不仅从器物的层面同时还从思想、文化及制度的层面去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从而导致西方多元化的文化思潮洪水一般地涌入中国，民主、自由、人权、理性等思想观念深入人心。一句话，是作为个体的人重新认识自我价值的时代，这对于几千年来以纲常伦教为绳索去束缚人们思想的儒家学说来说，无疑是革命性的打击、毁灭性的摧毁。以往的学者、思想家们都把这种变化归之于“西学东渐”的结果，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中国人寻求思想的解放、个性的自由，严格地说，不是始于19世纪末，而是在16世纪的明朝中叶，代表人物就是王阳明。
所谓的“心学”的“心”，其实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物质的层面，一是思想的层面。物质的层面是指“心”并非一种概念的抽象物，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实在，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东西。这就导致对南宋以来理学家张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直接否定：没有人，何来的“心”？没有“心”，就没有各种欲望的载体，哪有“理”的存在？“天理”皆在人欲中，没有了“人欲”也就没有了人心，何来的“天理”？因天理是赖“心”而存在，没有了物质层面的“心”，天理也就不存在了。
所谓思想的层面，主要是指认识、评判事物的标准不是外在强加的，而是内在滋生的。就是说，评判事物标准的“心”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没有了这个认识事物、评判事物的标准、载体“心”，如何去认识事物？没有了“我的这个心”，如何产生、评判世界的思想文化和道德？所以，“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就直接导致对权威的否定，对偶像的批评。既然我的“心”是评判一切的标准，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了，哪有权威和偶像？如此一来，几千年来戴着“至圣先师”桂冠的孔子及一切历史人物与思想权威也顺理成章地在扫荡之列，这也许是王阳明创立自己学问时始料未及的。同时，对外在偶像的否定，也必然导致对个体理性诉求的弘扬与肯定，一切思想解放都是从此开始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www.guayunfan.com)
还在王阳明在世时，他创立的“心学”就遭到人的攻击。他的学生曾问他如何看待别人的议论，王阳明回答说，哪怕天塌了，地陷了，他也坚持自己的观点。他死后，尸骨未寒，“心学”就立刻遭人诋毁为“邪说”，说他“师不事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明史·王守仁传》）就是说王阳明反对和否定权威，自己另搞一套，尤其是攻击王阳明非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说，喜欢“标异儒先”，建议朝廷禁止。从明世宗嘉靖八年至明穆宗隆庆元年，王阳明的学说成了“禁区”“邪说”，王阳明本人也遭“遂削世袭伯爵，并当行恤典”的处分。
为什么在明中叶以后，统治者如此憎恶王学呢？明代学者高攀龙在《王文成公年谱》一文中露出冰山一角：
学者则已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而文成亦悔之矣。至于今，而盖以虚见为实悟，任情为率性，易简之途误认，而义利之界渐夷，其弊也滋甚。（《全集》，1610页）
就是说王学在当时产生的社会作用是很大的，“流入空虚”，以“虚见为实悟”，即放弃客观世界，作虚玄之冥想。“以任情为率性”，放弃道德标准与道德底线。“义利之界渐夷”，人们放弃“天理”，追求物质利益等，这些都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容的。如此下去，就动摇了封建统治大厦的思想基础，与理学之教背道而驰，这是封建统治者绝对不能容忍的。
其实，王阳明的“心学”对后世的影响不仅仅是使“义利”之界“渐夷”或“任情”“率性”那么简单。事实上，王阳明的思想学术深深影响于后世的是他的“狂者”之论、人格独立之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心外无物”“知行合一”的思想观点。
在王阳明的言论中有许多有关“狂者”“人格独立”的论述（详见第五章），应该说，这是王阳明思想中最有价值、最闪光之处。“我今做得个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也罢。”“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等等。像这种敢于向千年传统尤其是向作为思想文化偶像的孔子提出挑战的人，在中国数千年的思想史中可谓寥若晨星，也真够“狂”的。实际上，“狂者”之说，“独立”之论，就是强调人要有“自我”，要有“理性”，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工具，恰恰相反，是世界的主宰；不要人云亦云，不要拾人牙慧，更不要拜倒在权威、偶像的脚下自甘堕落。这不是民主、自由之论又是什么呢？而且这种人格独立的精神是任何人、任何思想也不能剥夺和否定的，既然“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那世界上除了“我”之外，还有何物？人（我）为天地立法，人（我）成了万物的主宰，此种思想放到西方17、18世纪有关自由思想家的著作中，也是毫不逊色。所以，“狂者”之说、“独立”之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要砸碎一切权威和偶像，还包括对君权的否定。
在王阳明对后世有影响的思想中，除如上所说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知行合一”。在他看来，“知”不能“行”是非知，是“懵知”，“行”而不“知”是“冥行”，强调“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把“知”和“行”这两个人类思维中的认知阶段紧密结合起来，就能为人类在实践中减少弯路，在认知中减少偏差，使“知”更好地与“行”有机结合。它告诫人们的是：你要知得真彻、行得笃实，就必须言行一致、表里一致、学用一致，必须把自己原先的“知”付诸“行”，即社会实际生活中。只有经过“行”这个环节，你的“知”才更有意义，更有利于社会，才能“知”得更彻底。因此，读书、学习，“知”的目的就是“行”，就是实践、服务、有用于社会。如不利于社会，不为社会所用，都不是真“知”或“知”得不彻底。如果把“知”和“行”这个认知过程中的两个阶段分开看的话，人永远不可能获得认识层次中的高级理性知识，只能停留在感性认知阶段。有关这一点，王阳明的好友、学生、亲家黄绾看得十分清楚、透彻：所谓“知行合一，欲人言行相顾，勿事空言以为学也”。（《年谱》）
可以这样认定，王阳明的这些重要的理论观点直接导致明末清初民主思想的升起和“经世致用”学风的产生。第一个当这方面先锋的是明末三大儒即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其中以黄宗羲为代表。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又称梨州先生，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刘宗周的学生。19岁为报父仇，袖中藏锥寻杀凶手。他曾领导复社进行反对宦官权贵的斗争，因深受阳明学说的影响，又碰上山河改色的巨变，黄宗羲俨然成了在明末清初乃至封建社会第一个向封建君权开“火”的人。他的名著《明夷待访录》被誉为17世纪的中国“人权宣言”。在这一书中，他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比王阳明还要激烈、大胆，直接指向被道学家称为“居天下之至中”“有天下之纯德”“至极之标准”（朱熹《皇极辩》）的封建帝王。全书分为《原君》《原臣》《原法》《学校》《田制》《财计》等，涉及的范围有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是一部划时代的民主思想的启蒙著作，不仅有对封建君权的批判，还有具体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改革方案。19世纪末，康、梁变法时，梁启超、谭嗣同诸人，将其书“印数万本”，广为散发，宣传变法，是对当时的青年产生“刺激的最有力之兴奋剂”（《清代学术概论》），录几段如下：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
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屠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原君》）
为臣的目的“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君主专制的法律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为君者须“不以一己之私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人”（《原君》）。
如果把这些思想观点与西方17、18世纪的民主启蒙思想家如卢梭、洛克、伏尔泰的有关个人自由、权力、法律、君与民的关系的著作相比较，也丝毫不逊色。而且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应该是振聋发聩的惊世之声。如果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没有人的自我意识、独立、理性人格的出现，很难想象这种思想能产生于以程朱理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17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追本溯源，这是和王阳明“心学”的传播分不开的。
所以，严格说来，民主、自由、独立、理性的思想认识并非20世纪才由西方输入，这种思想文化也并非西方所独有，早在16、17世纪的明代社会就已经形成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不是满族入关，为求政权的巩固，以残忍、野蛮的原始手段，人为地压制了王学的传播，提倡程朱理学和文物训诂，那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的出现并普及就不需要待到20世纪了。
作为新时代的第一声号角，王阳明思想学术的第二个惊世之功就在于他创立的“知行合一”的思想，导致产生于明末清初的“经世学风”一直延续到19世纪，前后达两百多年。代表人物有：明末“三大儒”及以后的颜元、李塨、傅山、李颙、朱之瑜、龚自珍、魏源、贺熙岭、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
如顾炎武强调要用“修己治人之实学”去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日知录》卷七）；王夫之要求“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王敔《姜斋公行述》）；黄宗羲认为“学贵适用，奈何今之人执一以为道，使学道与事功判为两途”（《姜定庵先生小传》）。真正的儒学必须是为民族国家做实事的，一句话，就是务实，不务“虚”，要匡济时艰，关心社会现实，“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朱舜水集》卷十一）。到了晚清时期，叹朝中无才相，军中无才将，民间无才士，甚至连才商也没有的龚自珍，极力要求变法，认为善言古者必变于今。龚自珍的好友魏源更是中国19世纪主张“经世致用”的巨子，他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及《海国图志》，是近代史上指导人们变法图强、经世致用的不朽之作。他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言更是成为19世纪变法图强的响亮口号，此书在日本被尊为经典，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富国强兵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继承魏源这一学风的则是湖南岳麓书院一派，“经世致用”成为岳麓书院的学风，培养出了一大批像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贺熙岭兄弟这样出类拔萃以宣传经世致用以达富国强兵为目的湘省学子，直接带动了晚清社会的巨变。清末民初，以“再造共和”名世的蔡锷将军更是20世纪“经世致用”学风的殿军。
任何改造社会的思想理论都有它的哲学基础，晚清“经世致用”学风的哲学基础就是王阳明倡导的“狂者”气魄、独立人格及“心外无物”“知行合一”的学术思想。这种思想经过三百多年的传播、发酵，终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出灿烂之花，继而结出丰硕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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