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当当一粒铜豌豆_关于田汉的故事

响当当一粒铜豌豆_关于田汉的故事

可以说，从1964年，田汉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作为一个剧协主席的生命和一个剧作家的创作生命，便开始走向死亡的历程了。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编印的材料上的批示传达后，田汉目瞪口呆，如遭雷击。他完全没有想到他所从事的戏剧事业“问题不少”，他所领导的“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他觉得自己是无愧于党和国家，无愧于人民与时代的。但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心中无底，思绪如麻。

七天后，田汉主持召开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带着罪己的心情自我反省、自列罪状。一直被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人的周扬到会讲了话，肯定了文联各协会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的贡献，肯定了剧协的工作。田汉稍稍放了点儿心。

扩大会一结束，田汉以剧协主席的身份赶往上海参加华东现代题材话剧汇演，汇演在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举行。但是，1963年4月与田汉在新侨饭店会议上交过锋的“上海帮”把持了整个汇演的安排，让田汉受到了莫大的冷遇和侮辱。田汉只好天天闷在宾馆里埋头练字，但心里却倒海翻江。当时的“上海帮”甚至已向参加汇演的各方面人士打招呼：不准去看田汉！他万端不平，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怏怏离沪，郁郁寡欢地回到了北京。

1964年6月5日到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田汉仍是情难自已，想去参加。但就像半年前在上海的遭遇一样，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会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8个剧团参加、展演37个剧目的文化盛典，事实上也对田汉、对剧协关上了门。那次汇演不再由剧协组织，而是由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直接组织与控制。开幕式上，周恩来、彭真、陆定一、茅盾、周扬等人到会讲了话。但整个局面已无法由文学艺术部门或懂艺术的领导人周恩来、陆定一、茅盾、周扬等控制，而是由康生、江青等人操纵。江青在大会展演期间指手画脚，对不少展演剧目做了许多革命性的即兴点评，搞得人们都很紧张。就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中宣部的《关于全国文联及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做了如下批示：(www.guayunfan.com)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

口气之严厉，较之半年前关于“死人”统治的批评，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两个批示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可以追溯到1957年3月。当时毛泽东出巡南方，在南京会见江苏、安徽两省领导干部，谈到文艺状况，就对舞台上的“鬼戏”表示了相当的反感。他是把舞台上的妖魔鬼怪一类东西看作是“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的，他想消灭它们。这是文艺界整风，乃至全国整风运动的起源。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这时，关于“鬼戏”的有害还是无害的讨论一直在延续，但一直也未上升到思想、政治路线的高度。所以，所谓“鬼戏”照样上台，并未绝迹。“文革”时文艺界的一份资料便很能说明“鬼戏”讨论从“学术讨论”向“意识形态讨论”转向的情形：

1963年，江青同志通过柯庆施同志在上海组织人批判鬼戏和“鬼戏无害”论。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梁碧辉”的《驳“有鬼无害”论》一文。此后，文艺界曾一度出现批判被引向“纯学术研究”的邪路，批判未能深入开展下去，更未能击中要害……[2]

就在这次观摩大会展演会期，康生就公开点名批判了写著名“鬼戏”《李慧娘》的作者孟超，并攻击“死人”统治的部门领导人田汉的《谢瑶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接下来，田汉和孟超成了剧协系统接受批判的首当其冲的人物。这时，人们才看出来，上海的华东现代题材话剧汇演与北京的京剧革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之间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田汉便是这种内在联系的直接受害者。而田汉的战友朋辈们，阳翰笙、夏衍、周扬、孟超、齐燕铭……一个个也在劫难逃，陷于窘境。田汉有一次去颐和园昆明湖泛舟散心时曾忧郁地说：“我的戏剧活动和《谢瑶环》创作，都是按党的政策指示、按毛主席、周总理的讲话精神进行的。不管他们怎么说，我相信自己决不至于反党，现在，他们又进一步向更多的同志批判。夏衍同志、阳翰笙同志在组织领导党的文艺事业上，比我有经验，也是成熟的老作家，批判他们，就更没道理了。”

但是，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田汉看着一个个熟悉的人、一件件了解的事都在批判的解剖下改了样、变了味儿，心中便越来越惶惑。像许多真诚地接受改造的知识分子一样，田汉尽管不相信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形势迫人，他开始相信自己总是什么地方犯了错误，跟不上时代，赶不上队伍了。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的全国政协第四届一次会议上，田汉受到了更多、更集中的批判，他发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许多原来熟识的敬慕的眼神，此时都变得喷射着愤怒的火光；许多原先熟识的敦厚善良的面孔，此时忽然变得面目狰狞、丑陋可憎。一直为人耿介、精诚相待的田汉，情感上便有些受不了。但他强迫自己接受批判，他的理智已失却了准头。

1965年田汉被下放到北京郊县——顺义县牛栏山人民公社。临行前，他对从江苏赶来的女儿女婿田野、张辉说：“我是老了，身体也不好，但是我愿意长期到农村去住，去生活。我自小长在农村，还吃得起苦。”这话说得有些有气无力，无限凄然。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署名文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很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各报刊争相转载。

1966年1月，田汉曾任主编的中国剧协机关刊物《剧本》刊出了署名云松的《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很快，《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光明日报》特地加了编者按，语气上尚称田汉为“同志”，但定性已是“用编造的历史故事，积极参加了对社会主义的进攻”，是一棵大毒草，哪还有同志的性质可言呢？至此，田汉已够上了特殊级别。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常常挂在口头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或《光明日报》与《红旗》杂志，都点名批判了田汉，批判了田汉的一大批战友，他们都成了应该打倒的“黑线人物”。《解放军报》1966年4月18日发表的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正是用令人吃惊的口吻，将文艺战线描绘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一条贯穿性黑线，而且，这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至此，全国性对文艺界口诛笔伐式的清算开始了，对田汉的批判已不再称同志，而称“反共老手”、“叛徒”、“反革命”、“牛鬼蛇神”了。田汉看到，周扬、夏衍、阳翰笙、林默涵、张光年、冯牧、茅盾……这些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冒过生命危险、做过大量工作，甚至许多还是较早的共产党员、文艺领导人的作家理论家，统统成了“黑线人物”、“牛鬼蛇神”。田汉突然感到一片茫然。他完全不能够有逻辑性地把文艺上批判“鬼戏”与生活中把这么多忠诚、有才干的同志说成十恶不赦的“牛鬼蛇神”联系起来。但生活却这样呈现了，这是一个无法用正常的理性逻辑思索和判断的年代，政治斗争不讲逻辑。

田汉遭到了残酷的斗争，从精神上到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他无法向那些被狂热的激情燃烧得涨红着脸、扭歪着嘴唇的年轻人从头讲述一部历史，无论怎样实事求是，都被斥责为顽固、狡辩或抵赖。他更无法向那种投机取巧、看风使舵而行“反戈一击”壮举的昔日学生要求良心、人品，当有人将田汉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托关系把四维儿童剧团编入国民党青年远征军去吃军米、度饥荒的举措控诉为将儿童送入虎口的害人之举时，田汉有口莫辩。这时，他心痛如刀绞，就像《名优之死》中刘振声心痛于心爱的女弟子刘凤仙与流氓杨大爷厮混的背叛行为一样。

田汉当然不服：“我一家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和周总理，我为什么要反党，反毛主席？”

但当时的逻辑是，不在于你的动机有多好，也不在于你的语言有多漂亮，更不在于你的表白有多忠诚，而在于你的行动如何。他们判断你的行为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那么你就是反了，说什么也没用。

田汉沉默了。吕骥这样回忆道：“每次示众回房以后，田汉常常低头不语，呆坐在桌边或床上，好像在默想未来的什么，我总想把他的思想引向过去艰苦战斗的年代，用过去的战斗来鼓舞我们自己，可是他有时似乎完全没有听见我讲的话，有时也只用简单的话回答我，马上又沉默了下来。”[3]

1966年12月田汉被捕了，甚至来不及与94岁高龄的母亲易克勤、1956年中风后一直没能很好恢复的患难之妻安娥简单地道别。没有长亭送别的场面，没有“蝶双飞”的抒情，但却是他生活中的“蝶分飞”了。这是他一生中与亲人的生离死别的最后一次……

被关押后，田汉糖尿病、肾病、心脏病等多疾缠身，但批判、审讯、逼供却照样进行。在特殊监护关押中，田汉的病情迅速加重。但田汉仍然相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因为自己是“忠臣”：

先烈热血洒神州，我等后辈有何求？ 沿着主席道路走，坚贞何惜抛我头！

此刻的田汉不像关汉卿，倒更像谢瑶环。这首诗写于1967年7月1日。

两个多月后，国庆前夕。在关押中的田汉已度过了暗无天日的近两年的时光，田汉写过一首迄今为止能见到的最后的诗作——七律《国庆十八周年有作》：

缔造艰难十八年，神州真见舜尧天。 吉金祥鼓丰收报，锦字红书火炬传。 海外斗争雄似虎，宫前戏舞妙如仙。 美蒋狂自相骄殓，七亿吾民莫比坚。

这首诗是耐人寻味的。两个月前的诗中还表示了“我等后辈”“坚贞何惜抛我头”的愿望与决心；两个月后，这首诗作里的“我”字引退了，而用了“海外斗争”、“宫前戏舞”、“美蒋”、“吾民”的大局势与集合概念，但志坚意定、从容斗争的意思却是显然存在的。尤其原诗前的一段文字与诗作内容对照起来，就有点儿费琢磨：“家里钱尚未寄来，九月已到月末，很着急。国庆十八年纪念即到，写了一首七律，以表兴奋。”

1968年，田汉病情加重。弥留之际，他死前曾对看守要求：“我家里还有个老妈妈，做梦都想到她。你们让我死以前回去看她一眼吧。”

但此时，96岁高龄的白发老母却听不到同样是白发如云的70岁的儿子那微弱的呼声了。一个被拒绝忠诚的老戏剧家，怀着对母亲的眷恋这种人类最单纯最基本的赤子之情，带着最后的可怜要求也得不到满足的深深遗憾，死去了！死得无声无息，没有人会将激励过无数中国人、凝铸了民族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与这个叫“李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要犯联系在一起；没有人会将“中国现代的关汉卿”、“中国的莎士比亚”、中国现代话剧的先驱者与奠基人这些比喻和界定与病榻上那个形容枯槁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有两首诗是这样写田汉的：

国歌传奇

陈　艰

有一首军歌， 可最初唱着去战斗的不是军队。 我们的国歌， 可“代”字“胎记”十年不退， 后来，倒也干脆， 连歌词也成了忌讳； 作者第二次锒铛入狱， 新旧社会， 他一样有“罪”！[4]

涕泪从横的旋律

赵　恺

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 天安门前前进着一个新中国。 可是，在猎猎翻卷的国旗旁边， 倒下了我们国歌的作者； 耳边是一首没有歌词的国歌， 手中是一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 没有骨灰， 但骨灰盒并不空着； 眼泪在盒里安慰着鲜血， 愤怒在盒里萌发出思索， 白发苍苍的义勇军在盒里慷慨高歌， 涕泪纵横的旋律声震魂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含冤于九泉的死者， 为了不再出现没有骨灰的骨灰盒， 记住中华民族那个最危险的时刻……[5]

号召用自己血肉筑起民族救亡的新长城的田汉，就这样死了，结果是尸骨无存；而传唱的国歌，居然也就成了一首有旋律没歌词的“国曲”，原因是作者“反党、反社会主义”。

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田汉，被人迫害之余“虚无”掉了，“虚无”掉了他的“少年诗心”与“怀汉情结”，说他是“叛徒”；“虚无”掉了他对黑暗生活的诅咒、对理想的呼唤、对抗日民族斗争的热情与贡献，对民主政治的呐喊、对新中国的企盼与自称“我们”的骄傲的整个历史，定他为“黑线人物”、“反共老手”；“虚无”掉了他为民主革命的成功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昌盛奋斗过近半个世纪、承载了历史风风雨雨的血肉之躯，让骨灰盒空着！

不，这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这首先是对“人”的虚无主义。既然“人”可以虚无，还有什么值得珍视和保存？！

在田汉死后的十年零三个月后，1979年3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为文化部大错案彻底平反的消息，推翻了加在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头上的不实之词。1979年4月25日，八宝山革命公墓为田汉举行了隆重、盛大的追悼会，廖承志主持，茅盾致悼词，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艺界一千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这是一次“厚葬”。

田汉，留给人们的伟大形象：他就是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他就是现代的关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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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转引自《样板戏出台内幕》，顾保孜著，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10页。

[2]?转引自《样板戏出台内幕》，顾保孜著，中国工商联合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10页。

[3]?《悼念我们的田汉同志》，吕骥，《人民音乐》1979年第5期。

[4]?《田汉研究》第1辑，中国戏剧出版社1994年9月，第244页。

[5]?《诗刊》197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