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请命《谢瑶环》_关于田汉的故事

为民请命《谢瑶环》_关于田汉的故事

田汉建国后的创作中，除《白蛇传》与《金鳞记》外，还有两部是塑造人物形象意义深刻的戏，首先是多场话剧《关汉卿》，其次是十三场京剧《谢瑶环》。

1963年，田汉将打碗碗腔《女巡按》改为十三场京剧《谢瑶环》。原剧结尾是女巡按与江湖义士阮华双双遁入太湖，不知所终。田汉将之改成了女钦差谢瑶环终为权奸迫害，酷刑至死，其恋人江湖义士袁行健心碎情枯、浪迹天涯从“蝶双飞”的团圆收场到“蝶分飞”的悲剧结局，可见田汉改编时是理性的。

《女巡按》原来的主题是在对武则天及其贵戚权臣的反对上，心怀异志的谢瑶环奉旨南下私访，处理重臣武三思之子武宏强霸民女肖慧娘一案。一方面借武则天的尚方宝剑为民除害，严惩了武宏，明断了武宏霸女案；另一方面，与江湖义士袁行健结百年之好，双双反入太湖。这是一个以造反出走为行动线索的戏。

田汉1960年12月26日离开北京，去山西、陕西、四川作为期三个月的考察。1961年到达西安的时候，看到了西安戏曲剧院演出的这出戏。田汉在座谈会上盛赞该戏为民除害、惩治权贵的精神，同时谈了修改意见：“一、把反武则天的主题改为歌颂武则天的政权；二、把谢瑶环反叛武则天的性格，改变为忠实地执行武则天政策的性格；三、谢瑶环和豪门贵族的斗争，要从一般的政治压迫写到经济上的掠夺，即把维护均田制和破坏均田制的真实历史写进去。”[1]

加些什么情节、反映什么事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田汉的意见，实际上是让《女巡按》变成另外一个本子。当地剧团当然没法改，最后田汉按这个思路改了。1961年《剧本》杂志七、八期合刊发表了京剧《谢瑶环》十二场本；稍后，田汉又加一场，单独发表在同年《剧本》第十一期上。196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十三场京剧《谢瑶环》单行本，1963年东风文艺出版社印行田汉作《小序》的单行本。(www.guayunfan.com)

田汉几乎用同样的材料，将谢瑶环从《女巡按》中的“反叛者”形象改成了一个“忠君者”的形象。他的思想动机是：“要考虑我国的现实情况。我国正在困难之中，要安定，不要动乱。党要求我们少写或根本不写造反的戏。”[2]

田汉说的困难是什么？就是全国上自领袖、下至平民都在品尝“大跃进”盲目乐观、浮夸蛮干苦果的饥饿灾难。营养不良、浮肿、饿殍，已是普遍的事。但田汉不会不清楚，为阻止这一切的发生，战功卓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彭德怀暴起脖子上的青筋“我为人民鼓与呼”过，但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在国家的现实困难下，田汉非常明白：“我是剧作家，有义务再拿起笔来，写党和人民需要的戏。”但党和人民需要的戏又是什么？首先当然不会是那种易于激起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情绪、导致理智失控的“造反戏”，那不利于安定团结。可是，怎样度过困难时期，积极想办法，“动员各方面力量和各方人士，共谋治国方略”？这是令田汉十分费心思的。田汉想到了进谏与纳谏，他心底的隐秘想法是：若早先有一个良好开明的进谏与纳谏之风，则眼下的“困难”是可以避免的。所以，田汉改编《女巡按》为《谢瑶环》的前前后后，党号召的广言路、纳明谏健康民主风气的开创，就成了他思路中的一个兴奋点。西北之行启程前，田汉一再说：“毛主席、周总理和一些学者认为，历史上古人励精图治的精神、进谏和纳谏的精神，告状精神，与民同甘苦忧乐的作风等，还是值得发扬的。这和今天我们提倡的奋发图强、批评和自我批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调查研究、关心人民疾苦的党的传统作风，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周总理最近谈到现在还有些地方，不能下情上达，那里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封建思想残余，所以老百姓来北京告状了。毛主席最近还说要提倡席方平告状精神，我作为人民代表，下去倾听人民的要求和反映，是义不容辞的。”[3]

写完《谢瑶环》，田汉又一次讲：“写进谏和纳谏，于今天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党现在大力提倡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提倡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嘛。这戏用历史上的这点精神和今天的精神联系，还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4]

可以肯定，田汉创作《谢瑶环》时，有着某种强烈的现实感。但怎样正确、妥帖地表现，田汉内心是忐忑的。从作品本身看，田汉最后选定的创作角度是：“载舟之水可覆舟”即居安思危的重要意义。这就与当时中央“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封建家长专制思想”，提倡下情上达、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疾苦的政策挂起钩来了。与此相关联，人民是安居乐业还是不满、不平乃至反抗，均与“舟水关系”的协调程度有关。关系处理好了，则天下太平；关系处理不好，则动乱四起。《谢瑶环》便是田汉用来说明这种“舟与水”的关系的，而谢瑶环则是一个努力想让舟稳水静、国泰民安局面出现的水舟关系的协调者。所以，人物设置十分有意味：武则天是“舟”的代表者，袁行健是“水”的象征者；武三思、来俊臣、武宏、蔡少彪、蔡少炳、周亮一路货色是协调的水舟关系的破坏者；谢瑶环作为有才干、赤胆忠心的关系协调人与另三者发生联系，这就是《谢瑶环》的人物关系构成。

戏剧一开场，围绕着“太湖人民造反”一事，谢瑶环与武三思就在安抚还是进剿的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冲突：武三思认为这是犯上造反，必须是“大风一起乌云散，禁军指日到江南”；谢瑶环则认为“到太湖只为逃苦难，侵占制止必把家还。倘若禁军江南往，百姓们涂炭越不堪”，“除病根必须惩贪婪”！尽管后来奸臣来俊臣也力主进剿，但武则天铭记“太宗的言语说得透，要提防‘载舟之水也翻舟’”，支持了谢瑶环的安抚主张，派她为钦差，巡按江南。

《谢瑶环》入戏很快，展开迅速，接下来就是谢瑶环到江南，恰是武三思、来俊臣欺男霸女、巧取豪夺最为肆虐的地方。刚到的第一天，就遇到武三思之子武宏、来俊臣之侄蔡少炳强抢民女肖慧娘一事，江湖义士袁行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谢瑶环审理此案，斩了蔡少炳，重责武宏四十杖，责令退还所强占的两千余亩田地。三吴百姓，举手称庆。但这惹恼了武三思、来俊臣一干权豪势要，就罗织罪名，故意误领诏旨，逮捕谢瑶环，严施酷刑。待武则天闻知密报赶到，谢瑶环已被折磨致死。虽武则天龙颜大怒，立诛来俊臣，罚武三思三月俸禄，但她支持下的谢瑶环所做的“水舟关系”的协调修整努力，归于失败。

从编剧技巧看，《谢瑶环》无非是一个熟练流利的传统故事套路的呈现，并无多少出色之处。包括为人称道的女巡按与袁行健的奇缘，其实亦不过是“女驸马”与“私订终身后花园”的变形。《谢瑶环》的深刻之处，恰恰是谢瑶环的失败命运，袁行健想效力朝廷而不得，伤心而去，以及朝廷重臣恰恰是“舟水关系”的矛盾激化者的巧妙安排。谢瑶环作为“舟水关系”的协调者，为社稷江山的牢固、黎民百姓的安定，虽九死而未悔，她是个无畏的殉道者。她与从前田汉笔下的大量女性形象不同，美好的爱情在她看来十分重要，但比起协调“舟水关系”的“道”来说，只是第二位的事情。所以，她派袁行健去太湖劝说逃亡的农民回家种田，而自己则顶住压力，视死如归地与权豪势要坚决斗争。但她终于失败了，关键在于：她所斗争的对象，其实就是政权的代表者与体现者，就是舟！武三思是武则天之侄，任天官尚书，封梁王；来俊臣是御史中丞。他手里残害的忠良重臣、元勋上将不在少数，却依然高官有座、骏马有骑，是何道理？残害谢瑶环时，他嚣张无比：

来俊臣：谢仲举，本使自奉命理刑以来，多少铮铮铁汉逃不出我手，何况是你！

（唱）张虔勖不服我他公堂血溅， 　泉献诚不招承绞死在御监； 　那周兴见红瓮浑身抖颤， 　狄仁杰也知道狱吏的尊严。 　我劝你早招认通敌谋反， 　也免得五刑下皮肉不全。

谢瑶环则坚信：“休道你掌刑曹有冲天势焰，自有个天开眼灭火消烟。” 但她没等到天开眼，自己就被折磨得先闭了眼。她死于协调“舟水关系”的努力，其实是死于“与虎谋皮”。她必死的决心有点儿像东海孝妇，像窦娥。将死的从容建立在天开眼、六月雪、丈二练、三年旱的虚幻愿望上，委实是一种绝望到头了的希望啊！

还是袁行健是个明眼人。武三思是杀害谢瑶环的罪魁，而谢瑶环是一心想为武后补天的屈死忠臣，但一个轻责，一个厚葬，本身已很说明问题了。他从太湖完成了谢瑶环的劝说农民归田务农的重任回来，与恋人已是生死相隔。看墓志“故定国侯右御史台江南巡按谢仲举之墓”时，他绝无半点安慰，他不是个务虚名而处实祸的人：

一见坟台放声悲，不由行健断肝肠。纵有丰碑高百丈，此恨绵绵天地长！

当他被告之速往洛阳见驾，另有封赏时，他说：

俺乃草野匹夫，要什么封赏？瑶环一死，此心已碎。见了圣上就请她开张视听，采纳忠言，使百姓有击壤之乐，无涂炭之苦。若再宠信奸佞，残害忠良，只怕天下从此多事了。

袁行健之父袁乐山官任滁州长史，耿直仗义，得罪权奸而遭厄运被斩。为父报仇，袁行健手刃仇人周兴，身为在逃钦犯，本不对朝廷存任何幻想，遇到谢瑶环义正词严，一身浩然之气，他心思才又有些活泛。一则缘情，一则为太湖百姓的安危，他与官方合作了。但一回苏州，令人黯然神伤。他一时为情所蔽的头脑立刻清醒过来，他父亲是第一个，他的爱妻是第二个，他如果入朝见驾，有朝一日便是死于权奸之手的第三个。而他一家，不过是无数屈死冤诛的人中的几个……

袁行健格外清醒，不在忠奸斗争的你输我赢的偶然现象上纠缠。忠良遭残害，权奸掌刑曹，谁给的权力？他不再希望，也不再信任，而飘然离去，消失于五湖烟水之中。

《谢瑶环》的深刻在于忠奸斗争的失败、绝望与放弃。人民斗争的胜利，当然应该走另外的道路，这毕竟写的是封建时代的事。在很长时期内，包括田汉创作的当时，人民只有走彻底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统治的道路才有前途，这几乎是一条公理。

然而，田汉却因《谢瑶环》罹罪，认为他“用编造的历史故事，积极参加了对社会主义的进攻”。在“利用小说反党”、“编造历史故事进攻社会主义”的认识框架下对号入座，上纲上线，就有点儿“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说田汉“反党反社会主义”，实在是冤枉。田汉一直觉得自己是忠臣，是战士，是“我们”。他有点儿像自己塑造的悲剧人物谢瑶环。

田汉在劫难逃。这种现实困境带来的窘迫，他也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但在潜意识中他已经躁动不安了，这在他建国后的创作中常常出现的“出走”结尾中悄悄流露出来。他渴望一种无拘无束、纵情任性的浪漫生活，他渴望再度漂泊！

《金鳞记》中的鲤鱼精、张珍得脱天罗地网后，“比翼鸟，再飞翔；并蒂花，重开放”；《西厢记》张珙见逐、莺莺私奔时，“夫妻双双把马上，碧蹄踏破板桥霜”；《关汉卿》中关汉卿、朱帘秀二人得脱樊篱，并骑缓辔“蝶双飞”；《谢瑶环》中袁行健绝望之余再度漂泊——“五湖烟水且盘桓”……

田汉一贯用戏剧情境与戏剧动作来假想性地处理现实困境与现实难题，在这里，又一次出现了。但他终于无从出走，也无处漂泊。当他顽强地在野独干，充满了对现实的诅咒与反抗时，他安然而且旺健；但他忠实地在朝努力，热情洋溢地歌颂现实、维护现存制度的时候，却被目为贰臣，身遭不幸，他死于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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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田汉创作侧记》，黎之彦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0页。

[2]?同上，第169页。

[3]?《田汉创作侧记》，黎之彦著，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69、116页。

[4]?同上，第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