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戏剧风云涌_关于田汉的故事

南国戏剧风云涌_关于田汉的故事

田汉经历了银色梦幻，似乎有了新的觉悟。此刻，又迎来新的机遇。原是南国电影剧社同仁的音乐家黎锦晖，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去主持上海艺术大学的文科。开始了田汉的南国时代。

田汉又开始大干了。

1927年9月，上海艺术大学在《申报》上登启事招生，学校分文学、绘画、音乐三科。学校在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87号一座花园洋房，没有专任教师，都是聘人上课。田汉孑然一身住在学校，成了这所大学唯一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文科部专任教师。他热情浪漫，上课时气氛自由宽松，深受学生的喜爱与拥戴。

田汉以诗人的热情，把他多年心得与想得最深、悟之最透的艺术原理，以及深刻而生动的生活感受，给同学们娓娓道来。他将课堂变成了一个阐述人生、解释青春、讲解艺术与观察社会的艺术天地。师生一起奇迹般地创造了一个艺术化了的生活空间，所谓“生活之艺术化”、“浪漫之生活法”，一时成为上海文化界的美谈。

许多知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受田汉之邀，义务到“艺大”与“南国艺术学院”讲学，或参加他们的茶话会，如郁达夫，诗人徐志摩，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洪深、欧阳予倩、余上沅、唐槐秋、朱穰丞，京剧著名演员周信芳、王云芳、高百岁等。有人还带来夫人或女友，比如郁达夫携王映霞，徐志摩便偕同陆小曼，唐槐秋陪着吴家瑾等。此外，还有一些人，对学生来说，介乎师友之间，如化装大师辛汉文，演员万籁天、顾梦鹤，灯光专家田三爷田洪及五爷田沅等，也都是座上客。这种茶话会并无专题，都是随便聊天，但言必及文艺。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则觉得字字珠玑，受益匪浅了！(www.guayunfan.com)

从上述名单中就可以看出，戏剧界人物最多，谈话中心由一般文艺问题逐渐集中于戏剧上来，加上东道主田汉的有意引导，这个文艺茶话会成了戏剧茶话会；再到后来，连茶话会也不复存在，只剩下戏剧演出；最后举行了被称为“艺术鱼龙会”的为期一周的正式公演。

“南国”的学生也浸润在这个精神家园之中，像陈凝秋、左明、陈明中本身就是艺术型的流浪汉。陈白尘的原名陈征鸿，本身也有“漂泊”之意。他们也是一群“精神家园”的追寻者与建设者。陈白尘回忆说：“他（田汉）在学生中有如一块磁石，又像冬天的太阳，更好似黑夜里的篝火，他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他想干什么，我们就跟着干什么。师生之间亲如手足。他成了全校的精神领袖。”[1]

南国时期的艺术教育分为“上海艺术大学”与“南国艺术学院”两阶段，但艺术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甚至人员也基本稳定，两者名称不同而已。1927年9月间开学的上海艺术大学，办了两个月便陷入经济困境中。原校长周豪勤躲起来，留下的私党们把新学期的收入弥补了旧债和中饱私囊之后，反伸手向新校务委员会要伙食费。结果是学生的愤怒风潮将他们逐出了学校，学生选举众望所归的田汉为新任校长。为着学生的信任与友人的期待，田汉全力支撑着艺术大学的运行。但终于，在房租、水电各种费用欠债累积得吓人的时候，校务委员会采纳了陈白尘等提出来的务实意见——另租便宜的校舍。1928年1月间，上海艺术大学迁到当时上海的所谓“拉丁区”——环境极差的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371号。但躲起来的原校长居然动用法律手段，从田汉这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校长鼻子底下把校产全部搬走了。愤怒却无奈的田汉召开了全体学生大会：宣布辞去校长职务，脱离艺术大学，另立“南国艺术学院”。

与四平八稳的政府学校相反，南国艺术学院躁动着一种创造的、天才的“野性”，充满着鲜活的“芳烈清新”的空气。教授依旧是“同情田汉孤军奋战”的友人，上课不取报酬；学生，还是那群天分极高、身无分文却精神富足的艺术青年。“南国艺术学院”使上海的拉丁区浮动着诗意，呈现着活力。

“南国艺术学院”苦撑了一个学期，到暑假放假后，再也无法开学，名存实亡。南国艺术学院期间值得一提的是以弘扬民主自由的“私学”精神、扩大南国艺术学院影响为目的的“西征杭州”活动和“南国小剧场”试演。“西征”公演除了“艺术大学时期”演出过的《苏州夜话》、《父归》、《未完成的杰作》之外，还有田汉新作《湖上的悲剧》和曹靖华译的俄国剧作《白茶》；“南国小剧场”演出除了《湖上的悲剧》外，其他三出为菊池宽、斯蒂芬·菲利浦与武者小路笃实之作。“南国小剧场”的演出努力，有其与世界小剧场戏剧运动相呼应的意义。

“南国艺术学院”停办之后，学生们盘桓不去，于是，在田汉的带领下，把精力从艺术教育转移到艺术研究与演出上来。如果艺术教育是为了训练与培养人才的话，那么，“南国艺术学院”结束，转为专一研究和演出的“南国社”团体，就是在实践中训练和培养人才了。

“南国社”期间，田汉组织过四期公演，以苦干穷干、漂泊行吟的方式，将话剧艺术的影响远播大半个南中国，为拓宽话剧的文化疆域、培养话剧观众、训练话剧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期公演，一般认为是两次，其实是三次。

第一次即1928年12月15日到17日的上海公演，演出地点是九庙地梨园公所。演出田汉的剧作《古潭的声音》、《苏州夜话》、《生之意志》、《湖上的悲剧》、《名优之死》和翻译剧《白茶》（俄国）、《贼》（日本）。演出效果极好，许多观众和未看演出的人纷纷要求加演，于是在12月22、23两天又续演两场。

第二次公演是应南京通俗教育馆的邀请到南京旅行公演，演出地点在大中桥半边街南京通俗教育馆的会堂，时间是1929年1月16日至22日，恰值上海公演后近一个月，公演五天。演出的田汉剧作与上海公演的剧目基本相同，新添田汉新作《颤栗》，翻译剧《父归》、《未完成的杰作》等。这次演出产生了空前的轰动，南京对“南国”付出了极大的热情。一年半前，田汉率“南国电影剧社”一干人任职于南京总政治部，田汉沉湎在他的“银色的梦”里，在戏剧股长唐槐秋、艺术指导欧阳予倩全力奔走与悉心主持下，建起了“国民剧场”和一个演剧宣传队。作为戏剧股的剧场和直属剧团，演员队伍阵容颇强：有北京艺专去的王泊生、吴瑞燕、杨泽蘅、黄玉如等，有欧阳予倩费尽心血主持的原“南通伶工学校”的学生，有素质良好的戏曲演员，还有从上海精心挑选招聘到的演员。所选剧目水平亦不低：话剧有欧阳予倩、蒲伯英的《革命进行曲》，丁西林的《压迫》；欧阳予倩的戏曲《荆轲》、唐槐秋的哑剧《降魔舞》，外加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乐队演奏的大型管弦乐《革命军凯旋曲》。举行了三场公演后，南国社的活动在“宁汉合流”、翻云覆雨的政局变化中草草收场。整个“南国”同仁领了几十元的路费，匆匆离开南京到上海，几经挣扎，终无起色，欧阳予倩南下，田汉到上海艺术大学任教。对于到南京去的“南国电影剧社”的同仁怀着的美好梦想，这是一次漫不经心却残酷的打击。田汉乘兴而去，败兴而回，他离开南京时所怀有的“深切的幻灭感”，其实是所有同仁的共同感受，然而，一年半后，“南国社”又在南京公演，南京观众却像是要弥补上一次对“南国”的冷淡的过失似的，万人空巷看新剧，满城争说南国社了。新闻媒体将“南国社”及其演出当成了热点话题，纷纷报道和发表评论，盛况空前。

第三次公演像一首插曲。在南京公演期间，田汉接到陶行知先生的邀请函，请“南国社”到乡下去一展风姿。信函仿佛抒情诗一般地表达着乡下民众对“南国”戏剧的期盼：“自从诸先生到来首都，城里民众唤不醒，乡下民众睡不着。唤不醒，连夜看戏，早上爬不起来也；睡不着，想看戏，路远，无钱也。诸先生以艺术天才，专攻白话剧，必能为中国戏剧开一新纪元……欢迎诸先生下乡现身说法，以慰渴望。”[2]

对于陶行知，田汉是久闻大名的。他力行教育救国、在野苦干的精神，令田汉钦佩不已。田汉接到邀请，欣然从命。公演结束，翌日清晨便登上插有“欢迎南国下乡”旗子的汽车前往郊区北固乡的晓庄师范。当天晚上即行演出，雷厉风行。开演前，全体师生和周围农友为剧社举行了欢迎仪式。陶行知先生和田汉分别致欢迎词和答词。演出的剧目有：《苏州夜话》、《生之意志》、《颤栗》和哑剧《一文钱》，以及集体编导的、以反映晓庄农村生活为背景的《新村之夜》。整个演出反映极为热烈，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第一期公演之后、第二期公演之前，还插进了一次旅粤公演。1929年3月，欧阳予倩在关东积极筹备戏剧研究所和演出团体，希望在正式面世之时，有著名的“南国社”去“打开台锣鼓”，一壮声威。田汉亦欣然从命。田汉还在长沙第一师范念书的时候，欧阳予倩就已是颇负盛名的戏剧活动家，原来交往颇多，情义益深。现在，欧阳予倩远在广东推动戏剧事业，生机勃勃，需要支持。田汉率人去了，同欧阳予倩的广东戏剧研究所联合演出，1929年3月7日至12日六天演出《生之意志》、《古潭的声音》、《颤栗》、《苏州夜话》、《名优之死》，以及欧阳予倩的剧作《车夫之家》、《人面桃花》、《刺虎》，译作《空与色》、《父归》、《未完成的杰作》、《强盗》等。演出在广州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是广州观众第一次如此集中地看到有魅力的话剧演出，兴奋与惊奇可想而知。

第二期公演亦分三次。

第一次是1929年7月7日至12日的南京公演。上演田汉剧作《南归》、《第五号病室》、《火之跳舞》、《古潭的声音》等。半年前已领略过“南国”风光的南京观众以极大的热情迎候着“南国剧社”。但“南国”的名声，已震动了南京政府当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禁止田汉的新作——一幕历史剧《孙中山之死》演出，遏止了田汉将“国父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来写的极有价值的尝试。田汉、洪深等人在酒筵上唇枪舌剑地与官方人物戴季陶等据理力争，结果还是未获通过。宾主不欢而散。这一事件直接点燃了田汉反抗专制、反抗暴政、反抗独裁的怒火，导致了独幕剧《一致》的诞生。

第二次公演，是“南国社”带着演剧的疲倦与斗争的兴奋从南京返沪的途中，受无锡文教界之邀于1929年7月16、17两日的“无锡公演”。两场演出，第一场的剧目是《古潭的声音》、《颤栗》、《南归》，第二场的剧目是《垃圾桶》、《一致》和即兴剧《太湖的黄昏》。

有意味的是《一致》产生于南京到无锡的火车上。田汉在翻阅《美术大纲》时，看到英国画家雕塑家的《马蒙》（金钱之王）及德国画家贺德勒所作的《一致》，思绪便飘忽到在南京《孙中山之死》被禁演出的事情上，飘忽到“南国事业”发展以来所受到的金钱的、政治的种种打击与压迫上，便感到心中窝的火要有一个合适的方式发泄出来，看着两幅作品的画面，剧本情节、场面就在田汉心中酝酿成熟了。“左明，你来……我们这一趟到无锡去完全演新的戏罢。《垃圾桶》、《太湖的黄昏》、《一致》！啊，《一致》，我不早和你说过要写《一致》吗？刚才我的腹稿已经成了。我决定和绅士阶级开仗了……”[3]在火车上田汉告诉演员们已有一个新剧本可以演出了。

到无锡后，在开演前一点钟，田汉对演员们大概地说明了《一致》的梗概，并略排动作，又出示美术大纲中所插瓦兹作《马蒙》（金钱之王）及德国画家贺德勒所作《一致》两图，说明此剧的动作是由此两图脱化而来的。第二天下午，田汉就把脚本写成，当夜就演出了。

当被压迫和被剥夺得忍无可忍而反抗的民众的领导者（陈凝秋扮演）站在台口喊：“世界快要翻转来了，暴君快要倒了，一切被压迫的人站起来！一切被压迫的人集合起来……一致建设新的光明，新的光明是从地底下来的！”舞台上突然红光闪耀，据说在台下看戏的国民党无锡县长，“吃惊地站起来走了”。这个临时编出来的情节简单、概念化、观念意识颇浓的戏，受到了“掌声雷动”的欢迎与热情洋溢的好评。

第三次公演是从无锡返沪后于1929年7月29日至8月5日推出的上海公演，公演剧目与南京公演的是一样的。

第三期公演在上海，从田汉《在南国社第五次会议上的演说》知道，第三期公演曾有过延误：是因为陈征鸿、左明、郑重、陈明中、赵明彝等同志从南国社分散出来，另行组织了一个戏剧团体——摩登社。这群“南国”骨干多是一些观点较田汉激进得多的热血青年，他们对田汉没有用戏剧为武器直接参加社会改造与政治斗争日益感到不满，就另立社团，以对社会、局势的密切关注与参与来体现他们的“现代”精神。他们嫌“南国”之作用于社会太间接，欠力度。当时田汉嘴上不说，心里是不平静的。在“南国社第六次大会”上，田汉一方面对社会上谣传“南国社解散”表示愤怒，另一方面兴奋地描绘“南国社”的发展宏图，要在全国各地成立支部、分社，在海外成立“南国社”旅欧分社、旅日分社，并谈到团结一致，奋斗目标一致的重要性，以“少年中国学会”最后归于分裂的教训为鉴，提出“我们今日奋斗之目的却应该‘一致’”。 田汉心中的兴奋点，是在“维护南国社的生存与发展”上。他提出的团结一致的“目的”，显然不足以召回摩登社的青年。同他们的社会意识与政治目的相比，田汉的“目的”太抽象、太模糊了。他们虽然跨社，但不是完全脱离南国社而独立，仍然秉承着南国社的艺术宗旨和关注着南国社的各项艺术事业，仍然热情地参加南国社第二次公演和即将举行的南国社第三次公演。毕竟田汉曾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南国”是他们的精神家园。

《南国周刊》第10期曾有过“南国社话剧股第三次公演剧目预告：社会剧：1.《水道》（四幕），2.《狱中记》（三幕），3.《弹穴》（一幕），4.《裁判》（一幕），5.《当》（一幕）；恋爱悲喜剧：6.《不朽之爱》（三幕），7.《椰子树下》（一幕），8.《离婚》（一幕），9.《活该》（一幕），10.《弹子房之恋》（一幕）。田汉创作并导演，公演剧所日期另布”。

这次预告的剧目实际上几乎未能付诸实践，剧本没有创作出来，自然也谈不上公演了。而且，1929年真的就过去了。第三期公演是于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中央大戏院演出田汉根据法国小说家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六幕话剧《卡门》，仅演了三天，就以“内容过激”的罪名被勒令停演。南国社在日晖里的社部受到了彻底搜查，剧中用的刀剑也被当作武器没收。扮演剧中勇敢的斗牛士、藐视王法、刺杀国王的反抗者卢卡斯的演员宗晖（谢伟柒）以赤色宣传、煽动造反的罪名被逮捕，入狱后受尽折磨，同年10月9日牺牲于南京雨花台。这位在南京郊区北固乡的晓庄加入“南国事业”的演员、中国共产党员，和他所扮演的反抗者一样，为着反抗专制、暴政与黑暗统治，洒尽了鲜血。

随着“南国社”的政治宣传色彩愈来愈强烈，国民党当局愈来愈紧密地注视其活动。终于在1930年9月下旬的一天，再度突然搜查了南国社社址日晖里41号，抓走了在社的田沅、黄素（芝岗），查封了南国社。田汉侥幸得脱，但“南国”事业却以这次“查封”为标志结束了。

“南国”八年，犹如一盏明灯，在如磐风雨、大雾弥天的中国原野上明艳地闪烁着，慰藉过无数漂泊者寂寞的灵魂与苦闷的青春，它的感伤是诗意的，它的漂泊是浪漫的，它的精神是奋进的，它的风格是独特的，它的活力是充沛的，它的存在是光辉的。

“南国”从一个学术的、有社会责任感与进步思想倾向的艺术团体一步步走向一个革命的、宣传色彩极浓的演出团体，实在也是时代、环境所迫。“南国”无法再心安理得于“小剧场实验”，而要“冲向大社会的战场”了。1929年田汉写《林冲》，大概就怀着被黑暗现实“逼上梁山”的心绪。

在20世纪20年代，南国以其艺术活动为中国现代戏剧史增添了崭新的一页。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报纸《民国日报》称：“中国之有新戏剧，当自南国始。”另一家报纸《民生报》说：“有了南国的戏，新剧才恢复了生命。”

中国著名现代诗人徐志摩用诗一般的语言称赞说：

南国是国内当代唯一有生命的一种运动，我们要祝颂它。它的产生，它的活动，它的光影，都是不期然的。生命，无穷尽的生命，在时代的黑暗中迸裂，迸裂成火，迸裂成花，但大家只见那霎那的闪耀，依然陨灭于无际的时空。南国至少是一个有力的彗星，起初时它只是有无间的一点星芒；但它的光是继续生长，继续明亮，继续盛开，在短时期里它的扫荡的威棱已然是时空的一个异象。南国浪漫精神的表现——人的创作冲动为本体，争自由的奋发，青年的精灵在时代的衰朽中求解放的征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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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少年行》，陈白尘著，三联书店1988年3月，第140页。

[2]?《南国社史论》，严肃著，《中国话剧史料集》第1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86页。

[3]?《〈一致〉及其前后》，左明著，转引自《田汉文集》第14卷，第345页。

[4]?《南国精神》，徐志摩著，转引自朱勇强： 《新发现的徐志摩佚文〈南国精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