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_陆学艺评传_事迹

“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_陆学艺评传_事迹

2002年，陆学艺出版了一本名为《“三农”论》的论文集。这是作者继《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1983）、《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1991）之后的第三本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论文集。据陆学艺在《序言》中介绍，这本书收集了他1989年以来到2001年期间关于三农问题的论文和调研报告。这也是他转入社会学领域，“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观察和思考“三农”问题的第一个阶段的大部分成果的结集。

2005年，他又出版了关于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的专著《“三农”新论》。这本书大部分论文写于2002年至2004年，可以说是他2002年出版的《“三农”论》的续集。

细读它们的内容，可以发现这两部书并不只是简单的承续关系。《“三农”新论》之“新”，道出了后者对前者在理论认识上革命性的反思。《“三农”论》中，农业问题粮食供给问题被摆在了第一位，而在《“三农”新论》中，农民问题被摆在了第一位。这个位置上的变化，是陆学艺三农研究理论认识上的重大飞跃，也是他学术思想合乎逻辑演进的、自然的结果。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陆学艺在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中，就注意到了农民问题。1978年10月3日，他在一篇文章中就提到要充分利用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10]1979年，他到华东4省市7县11个公社13个大队调查后，9月30日写的调查报告中，谈到了农业问题中的农民问题。他写道：(www.guayunfan.com)“这些年（1979年前，引者注）来，我国农业发展缓慢，根本的一条，是我们同农民的关系没有处理好。”

“农业经济的效率是大大降低了。原因何在呢？根本的一条，是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民缺乏积极性，是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利益受到损害的结果。”

“要迅速发展农业，离开了8亿农民的积极性，肯定是搞不上去的。而能否把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要看我们对严重的农民问题解决的程度而定。我们要总结30年来处理同农民关系上的经验和教训，从经济体制、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经济政策等方面，来研究如何加强工农联盟，如何改善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地位，逐步解决那些存在的严重问题。”[11]

在这里，看得出来，他很重视农民问题，把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提高到巩固工农联盟的高度，可能是当时农民问题最高度的认识。但他的出发点仍是农业的稳定发展，农民只是一个农业生产者，一个种粮人。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得罪了农民这个农业“上帝”，农业就搞不上去。农民只是作为农业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因素。离开了农业和粮棉生产，离开了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就谈不上农民问题。

这也许是当时农村经济体制和发展的阶段性任务所决定的，也许是他作为一个农业经济专家的学术使命和观察视野所致，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初，以至后来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他在很多文章和场合表达和强调的，农业问题是农村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改革重点和第一位的问题。农民问题越来越重要，但它只是农业问题的组成部分，是从属于农业稳定发展的。说到底，农民问题实质是农业问题。

陆学艺先生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办公室（1987年）

推动他在这个问题认识上转变的第一个契机，是学术“范式”的转变。

1987年，根据组织上的安排，陆学艺从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调到社会学所，担任副所长、所长，从而进入了社会学界。存在决定意识，屁股决定脑袋，专业领域的变化，决定了他学术范式——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变化。

在我看来，经济学是一门精明而又庸俗的学科，占据财富这个中国人最痴迷的领域，思考一些让中国人做梦也在思考的赚钱问题，是它精明之所在，但最具诱惑力不等于最具竞争力，声称能发财致富，不等于已经发财致富。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结果，是我们手头越来越紧，我们国家物价越来越高，而我们的经济学家越来越依靠忽悠为活，我们的经济学则被越来越多的人看作是庸俗的学科。与此相反，社会学则是一门志大才疏的学科。它有极为广博高远的学术理想，从社会学鼻祖孔德和马克思，到现代的中外社会学家，都有一种海纳百川、包医百病的人文理想和学术情怀。但数个世纪以来，这样一个连自己的学术疆域都没有搞清楚的百科全书式的学科，有用性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一直成为人们质疑的中心话题。志大才疏，是社会学不愿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陆学艺从一个最糟糕的学科转到一个更糟糕的学科，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双倍糟糕的决定。但是从哲学家转行过来的经济学家陆学艺，善于学习，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他不但没有让自己的学术生涯双倍糟糕下去，而且还带着经济学的“精明”，弥补了社会学的“才疏”；对接了社会学的“志大”，丢掉了经济学的“庸俗”。在“三农”问题研究中，发展了一种类似于经济社会学或社会经济学的新思路和新方法。

在1987年以后陆学艺文章中，关于农民问题的看法，正在发生着悄然的却又是明显的改变。

1988年12月，他在一篇《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及当前面临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首次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放在一起系统研究，首次将农民问题放在农业范畴之外来论述。他说：“中国农民不仅是搞农业的，农民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伟大力量。”[12]同时，他还首次提出改革10年来，8亿农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第一，现在的农民已经不再是人民公社的社员，而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第二，农民群体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第三，农民贫富差别拉开了。第四，农民的政治素质和文化素质与以前有很大不同。提出要重新认识农民，要按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农村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也应作相应的改变。

这篇文章，以其独特的视角，新颖的观点，引起学术界和决策层的高度重视，在中宣部、中央党校组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评为特别优秀论文奖。关于这篇文章征文及其颁奖过程，陆学艺后来有一段专门的回忆：

“今年（1988）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年初，中宣部、中央党校等单位组织发起征集几年论文并评选优秀论文，在冬天举行理论研讨会，并在会上颁奖。

夏天，段若非、何秉孟几乎是同时给我来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农村发展的文章。我在休养期间，构思和着手写了一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展的成就、经验和前景》。回到北京后，最后定稿，因已到截止时间了，结尾还未完全写好，只讲了农业、农民问题，还未写农村问题就上交了。10月或11月，就通知我，已评定为优秀论文。

12月，改革开放以来优秀论文颁奖和理论研讨会，在大兴一个宾馆开会。胡启立等主持，赵紫阳都去了。我获得特别优秀论文奖。共有100多篇论文得奖，其中有20篇被评为特别优秀论文奖……

得奖论文公布之后，《改革》杂志的兼职责编薛小和专门来找我，要求我把得奖论文改写压缩后给他们杂志刊用。年底我改写好了，压缩为近万字，但加写了农村问题。这样，我把第三部分写成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发表在1989年的《改革》杂志第二期上。”

最早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农民问题的是陆学艺在同年所做的关于农民阶层分化的研究。他在《社会学要重视研究当今农民问题》的文章中指出：改革后，中国农民已经分化为八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从总体来说，中国的传统农民，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正在向兼业农民和非农民方向转化。……在目前的农村，农业劳动者和农民工是两个主要的社会阶层，人数约占农民总数的80%，他们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他们的状况如何，决定着农村社会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好坏。因此，我们的农村政策应该较多地考虑这两个主要社会阶层的利益和要求。”[13]

之后，他写了大量关于农民人口和劳动力过剩转移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农民阶层分化问题、农民工和农民利益保护问题的文章，从社会学的角度认识农业问题，决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农村社会结构及其现代化问题，并由此而推广到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更为宽广重大课题的探讨。

推动他在这个问题认识上转变的另一个契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业生产新形势。新形势迫使他反省，不仅反省国家一贯坚持的农业政策，而且也反省他自己长期主张的农业第一的观点。

1996年，粮食总产量超过一亿斤，棉花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丰收。当时政界和学术界都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陆学艺也认为，“三农”中农业问题也解决了，只是农村问题和农民问题没有解决。

但是实际上粮食问题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理想。1998年粮食产量达到10246亿斤这个历史最高水平之后，1999年开始减产，连减5年。市场上的粮价开始大幅上涨。粮食问题再次成为一个安全问题。与此同时，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1997年后连续7年在5%以下低位徘徊。而且这个低位增长的人均纯收入，绝大部分都是靠外出打工和非农经营收入实现的，实际上种粮务农收入是下降的。这说明，农业问题也并非没有问题。

这一农业徘徊反复的新形势表明，农业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如果不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农业问题也解决不了，即使一时解决了，也还是会反复。过去那种只求粮食产量增长，而不求农民收入增长、不求市场供求平衡的农业增长，是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的。新形势要求，农业问题所包含的欲使产量产值与农民收入增长保持一致性，就必须抓住农民既是农业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个本质。因此，把农民问题放在“三农”问题的首位，视为“三农”问题的核心、关键、主要矛盾。把农民问题作为农业问题的本质，既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战略。

农民问题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陆学艺始终从三农整体、从工农联盟和农村现代化的高度来观察和研究，不同时期，重点不同、观察角度不同、具体对策也有所不同。

早在改革之初，陆学艺就注意和重视农民问题，这时的农民问题关注点，是与农村体制改革相联系的。1979年3月，他在《当前农村形势和农业调整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

“农民缺乏（生产）积极性，是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利益受到损害的结果。……农民在政治上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政治地位下降。……在经济上，农民负担过重，相当多的农民生活还很困苦。……在文化上，农民的正当权利也受到歧视和损害。”[14]

他认为这些问题，既有极左路线造成的老问题，又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都是阻碍农民生产积极性发挥的农业发展中的问题，必须一一研究解决。

进入21世纪之后，他对农民问题的关注重点，已不再仅限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体制改革了，而拓展到农民问题本身及与农村和中国现代化发展层面。

在他看来，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土地问题；改革开放前后20年，农民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农业问题；而到了21世纪后，农民问题的重点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这时的农民问题很简单，就是农民占中国人口的70%，8亿农民中有5亿劳动力，“8亿农民怎么办？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要解决的最大的经济社会问题”。2000年前后，他在这方面，写了一系列文章，呼吁走出“一国两策，城乡分治”困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使农民逐年减少；到2025年左右城市化率达到60%，那中国的农民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15]

除此之外，他认为农民问题还有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农民太穷、农民太苦。他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穷苦”，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我们经济建设成就比较而言，从1978年至2003年GDP翻了近3番，年递增9.4%，但农民的收入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相对于城市居民比较而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以后还在继续扩大。

二是农民太弱，经济地位弱，政治、社会地位也弱。有人说，当今中国农民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是城里最大的弱势群体，农口的问题是弱势部门，管农业的领导是弱势领导。他认为，有一定道理。

三是农民日益边缘化。他认为，“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里，不断被边缘化，至今还在继续。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权利不断被弱化、被侵蚀。弱化到连自己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和基本生活资料（住房）都保护不了”。[16]

这些问题，也许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是陆学艺所说农民问题的主要内容。他看到这些问题长期存在，而且越来越严重，深切地感到已经不是一个地区两个地区的局部性问题，也不是一个层面或多个层面领导的工作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而是制度和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结果。……要解决农民问题，唯一的出路是要继续深化改革，把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至今还在起着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诸如人口、土地、就业、社会保障等体制，按照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要求，加以改革，逐步建立新的体制。……才能逐步把农民问题解决好”。[17]

陆学艺从长期的“三农”研究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中认识到，农民问题是农业问题屡解不决、周期性反复的根本原因，也是目前我国一方面经济形势很好，另一方面诸多社会问题凸显，社会并不安宁的主要原因。提出把解决农民问题放在第一位的“三农”问题和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新主张，抓住了“三农”问题和中国农村现代化，甚至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关键和主要矛盾，为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工作上的指导，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政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