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淌的诗与酒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流淌的诗与酒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读书之余，是要娱乐的。金陵烟花之地，娱乐的方式五花八门，不趁此时游乐，也是一种愧对；而最惬意的，则是诗与酒的流淌。这些对于吴承恩都是愉快的——能把自己的才艺展示得淋漓尽致，岂非人生快事，这些才艺在他的体内已经憋屈了多年。

请看他的一首小诗《金陵秋日柬文寿承兄弟》：

帝城的是好风光，锦绣天街散桂香。

金勒驻花留夜醉，朱楼拜月换新妆。

三千斗巧琵琶院，百万争先蟋蟀场。(www.guayunfan.com)寄语桥西文学士，试排诗酒待重阳。

这首诗挺有意思，吴承恩刚刚赴了人家的宴请，转眼间就对主人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寿承兄弟”“文学士”是文徵明的两个儿子，老大叫文彭，字寿承，号三桥；小的叫文嘉，字休承，号文水，正是南京一帮文人中的活跃分子。吴承恩是否真的善饮无可考证，但文人总是喜欢摆出一副嗜酒如命的模样，好像只有畅饮才能表现出一种畅快、尽兴的意态。吴承恩算是第一次真正地享受金陵的繁华生活，见到天街、朱楼、琵琶院、蟋蟀场，简直有点瞠目结舌，又结识了富有豪爽、以风流好客自居的文氏兄弟、何氏兄弟，正有一种发自每个毛孔的畅快。因此他就毫不迟疑地接受了主人的招待，这边还未散场，又毫不见外地向文氏兄弟提出了重阳节请再摆一席，邀我等一醉的要求。

文嘉当时回了一首诗，说此乃小事一桩。

古代江南地区文化积淀深厚，历朝历代都会孕育出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文人，明代进入中叶的弘治、正德年间，在苏州有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徐祯卿合称为“江南四大才子”，在南京有王韦、顾璘、朱应登、陈沂合称为“金陵四家”。前者才华出众，身怀绝技但性格疏狂，傲世不羁，在常人眼里有些怪异；后者则都是正统的仕途上人，只是为官之后，把精力主要放在了诗文的创作与研究上，以江左习气与对六朝文学的偏好为特征，自成一派。而再二三十年后，他们的后代、学生和崇拜者在南京会合，有意无意之间已经把两方面的特征延续了下去，将习学六朝的风气推向高潮，形成了一个小有影响的“金陵六朝诗派”。后来明末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历朝诗集小传》中说这批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柳滋其妍翠，此金陵之初盛也”。

这帮文人中真正的领袖是时任南京翰林院孔目的何良俊和当时在南京兵部、礼部任职的朱曰藩，活跃分子除文氏兄弟外，还有何良俊的弟弟何良傅、盛时泰、张之象、周晖、黄姬水等人。这些人物，功名都不很高，其中贡生不少；官职都不很大，基本在七品以下，只是他们自己似乎也不太介意。他们往往有家学或师承背景，都有文人引以为傲的一技之长，或善书善画，或好古知音，或痴迷收藏。当然，最重要的共同点恐怕是近似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这应该是他们能经常相聚并被后人称为一个诗派的基础。吴承恩早年就与文徵明有交往，与文氏兄弟自然算是世交，但他的被引入主要还是由于较为年长的朱曰藩在他们中的影响。由于在南京的时间很短，吴承恩只能算外围分子，在相关文献上也较少有他的痕迹，但实际上只要人在南京，吴承恩参与活动还是很积极的。

说说何良俊这个人。何良俊字元朗，号柘湖，华亭人，与吴承恩同年出生。年轻时曾刻苦读书，有二十年足不下楼的典故，与弟弟何良傅并称苏州俊才。最初也很热心科举，但和吴承恩一样，一次一次就是过不了乡试这一关，最后弄得地方官都觉得太没意思，于是给了他一个岁贡生名额，又加以特荐；吏部也觉得以此人如此流落江湖，实在有失朝廷颜面，于是千方百计地找了旧例，破格授任南京翰林院孔目。孔目的官位并不高，属于秘书、干事一类的低级文职官员，但进入翰林院比较难，惯例朝廷各部的低级职员很多都是用于封荫，也就是用于对高官或者功臣后裔的赏赐，一般来说岁贡生没有机会，因此授何良俊为翰林孔目也算是一种恩宠。而何良俊对仕途并不甚在意，嘉靖三十二年（1553）到任，三十七年（1558）便辞官隐居。

到任的第二年，何良俊在南京东郊玄武湖东畔、钟山南麓的清溪旁，选了一块地皮自建书房，命名为“四友斋”，哪四友？庄子、王维、白居易和他自己，合为四友。这四友说起来颇为不搭，春秋庄子、盛唐王维、中唐的白居易、大明的何良俊，都是哪路跟哪路？但其实这是说文人的神交，虽不生于一世，但意气相投。同伙黄姬水去看了以后，羡慕不已，在一篇文章写他看到的情景：

疏池艺竹，构屋三楹，以柄钟阜。纳云东涧，漂瀑石林，兰术威芋远索，虽在帝邑，旷若樵垌渔野间也。中设一木榻，榻上列维摩诘所说经、庄子、白居易集，元朗嗒然隐几，与之神游而冥契焉。

趴在案几上神游八极的元朗就是何良俊，从“四友斋”的命名和构建情调，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和志趣。

四友斋落成之后，遂成为南京这伙人落脚酬唱的重要场所。有一次，何良俊邀请大家参加了一场有教坊艺人李节献艺的酒会，李节是当时的名歌姬，以弹筝著称。其时吴承恩正在南京，也应邀参加。席上相互唱和，吴承恩留下了《金陵何太史宅听小伶弹筝次韵》三首，很能反映当时状况和心态的小诗：

小堂留客醉瑶筝，一片秋襟万壑冰。

自笑输它何太史，酒才诗气两凭陵。

鹦鹉分明语绣帏，一片才彻客心飞。

主人似妬芳州树，自把金笼闭雪衣。

玉柱银筝艳复清，吴儿歌曲更生情。

从今载酒来应数，醉听雏莺和友声。

第一首是对主人的恭维，何良俊好饮，号酒瘾、酒民，所以吴承恩自认“酒才”不如；“诗气”方面，何很自负也很得时誉，此时且是主人，让一头也无妨，因此吴承恩用了“凭陵”这个词，即承认超越自己之上的意思。第二首说了一件戏谑主人的花絮，当时挂在堂上的一只白羽鹦鹉，似乎学说了一句主人闺房里的私语，引来众宾客一阵开心大笑，闹得主人很不好意思，赶快把鹦鹉藏了起来。第三首，则直白地表示了羡艳之意，夸奖李节的技艺之外，又说自己会经常到场，表示对这类活动很有兴趣。

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段交往对吴承恩起的并不是健康的作用，说他表面上心境不平，但面对秦淮烟水的风华，桃叶诸姬的妍翠，不免随波逐流，有时表演穷困潦倒，以诗酒为隐的风度；有时又羡慕风花雪月，弄什么香拥玉人的情调，却很少有愤世嫉俗、慷慨悲歌的气味和调门。但我觉得这是误解或者是对旧式文人的苛求。

至少目前没有发现吴承恩有严重的浪荡行为，最香艳的也就是听听歌而已，或者在填词的时候多一点调笑，细看大多也就是给别人帮帮腔凑凑热闹，或者按照词的婉约本色借为比喻而已，远没有到失去分寸的程度。这大概因个人的基本素质所致，这时他年已五十之上，兴致和那些青年才俊们不一样了；可能还受经济条件限制，他毕竟没有多少家产资财，客观上不允许他花天酒地。

这段时光他确实没有多少愤世嫉俗、慷慨悲歌的重要作品，比较平庸。这主要是客观造成的。在那批人中，吴承恩的身份地位最低，经济条件最差，且相交时间也最短，交往双方的地位并不十分平等，我们甚至可以用上“附庸”这样的词。当然这所谓的附庸与影视剧里无良文人附庸恶少为非作歹是不一样的，主要指的是在他们小团体里的话语权、引导权的问题。换句话说，吴承恩在人家的圈子里，只能就人家的话题附议。朱曰藩、何良俊继承江南文人的传统，向来不谈政治只论风花雪月，有些风流，有些牢骚，有些颓唐，然而确实没有慷慨激昂，吴承恩即使有满腹政治牢骚，在这个环境里又能把他的愤世嫉俗发挥到什么样子呢？

坐监期间的交往对吴承恩也未必没有正面的意义，这批人虽然有点喜欢征歌逐夜，但却都是桀骜孤傲之人，很注意人格的独立。何良俊嘉靖三十七年（1558）辞职，别人费尽心力为他弄来的职务，他说丢就丢，当写好辞职报告后，他叹了口气说：“吾有清森阁在海上，藏书四万卷，名画百签，古法帖彝鼎数十种，弃此不居，而仆仆牛马走乎？”这是自问，意为我有那么清幽高雅的环境，跑来做这劳什子的官，低声下气碌碌奔劳，不是傻吗！他的弟弟何良傅进士出身，早几年就把自己的职务也辞了，没有特别的理由，就是不愿忍受官场的屈辱。而这帮文友包括吴承恩在内，齐声道贺，吴承恩的贺诗中有两句“非嫌朱绂贵，俱有白云情”，确有道理。朱曰藩的父亲，也就是那位愿将家中书分半给吴承恩阅读的前朝才子朱应登，是有名的耿直之士，他的学生许宗鲁曾说“当其气合，则忘形吐衷，无所爱吝；乃其不谐，虽尊官要人，蔑不留目”，也就是说朱应登当年也是相当的孤傲，他不喜欢的人，不管官位多高，身份多尊，他一概不理，眼角都不瞄一下。

至于文氏兄弟的父亲文徵明更是孤傲的极品。讲一个小故事。

嘉靖三十一年（1552）文老爷子八十三岁时，何良俊去北京谒选，因为在京交游时说到与文老爷子很熟，所以兵部尚书聂豹就说，文衡山与我也是多年老友，现在你就帮我带封信问好，再向老爷子索一幅画。随即用了特权，派兵将何良俊一路护送回乡。回到苏州后，何良俊拜见文老爷子说起此事，谁知文徵明大怒：“此人无理，以前与我交往，一向不曾说起要画，如今做了兵部尚书，便来讨画。”意思说聂豹仗势欺人，非常不高兴，画当然就没有索成，弄得何良俊极是尴尬，后来他将此事记入他的《四友斋丛说》。

与这样的一批人相互来往，未必关心朝政国事，但至少做人得有个基本准则，这显然不是坏事。后来《西游记》里，肩负重任的唐御弟，讨正果出身的孙悟空，始终都有一身正气，一点独立人格，一股桀骜不驯脾气，与吴承恩所受的这类熏陶恐怕不无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