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新编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何为新编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官场和文坛双重名人马汝骥于嘉靖十七年（1538）接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大约在此后的一两年内，他向吴承恩发出了任职邀请，有意让他在自己的幕下做一名掌书记员，起因则是马汝骥机缘巧合看到了吴承恩的《花草新编》，大为欣赏。

国子监又称太学，是朝廷官办的学院，朝廷每年都会选拔一些暂未任职的举人和各地推荐的贡生（享受相当于举人待遇的老秀才）入监深造，叫坐监；这些人的身份就叫监生，期满出监之后，他们可以继续参加上一级的考试，也可以到吏部挂名选一些七品以下的官职。国子监负责人的官职叫祭酒，意思是由他代表天下读书人在正式的仪式上向至圣先师孔夫子献祭。进入国子监也是读书人的一条出路，吴承恩后来确实也在那里混了十来年。

能够掌管国子监的自然是国家的栋梁人才，但掌书记却不是国子监的正式编制官员，而只是祭酒聘任的负责处理往来公文的职员，出任这个职务虽然对老秀才们来说很体面，但却意味着就此放弃了进入仕途做官的理想而永远只能是一个吏。

马汝骥的邀请通过淮安府学的官员转到了吴承恩的射阳簃。吴承恩当时很有些诧异，因为他不认识这位祭酒，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确实太大。他听府学的教授们谈过，马汝骥的年辈比他要长，而且入仕之后，基本上都是在翰林院一类的台阁机构任职，是一个典型的眼高过顶的宫廷文人，能得到他的赏识，绝非易事。

一时间，他竟有些不知所措。当然不是出于羞怯，他吴承恩探花府闯过，知府衙门进过，也不算很生涩了，乱了方寸其实是因为内心的纠结。一方面有些兴奋，他自诩在淮安小有才名，但未曾想过今朝今日这点名气会刮进马汝骥一类江湖成名人物的耳朵里，而被看重的《花草新编》，正是他这些年利用科举间隙陆陆续续编成的得意之作。大家都说能得到马祭酒的赏识难能可贵，他内心深处更在意马祭酒的一双慧眼，已经斗胆将这位祭酒引为知己。但另一方面，如果应招而去，就意味着要彻底放弃对功名的追求，将来最好的前景就是由掌书记这样的职员上升为小吏。而他对科场之路并没有死心。尽管我们以下会说到，吴承恩的科举之路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关公战秦琼式的误会，但他本人却不会就此认输，他的内心还有强烈的再拼一场的渴望。(www.guayunfan.com)“我进城去一趟。去潘府。”他卷上几张近日作的诗文和功课，向叶氏夫人交代道。诗文是准备给熙台公看的，功课是准备交到府学的。他没有像往昔一样在门前小码头上登船，而是雇了一匹骡子，骑骡子进城要快一些。此时的他并没有多大的急事，但有点兴奋。

潘府在淮安城内也是著名的高门台。主人公潘埙，号熙台，长吴承恩三十岁，吴承恩称他为熙台公。潘埙出道极早，是淮安的上一批神童之一，在吴承恩现在这个年龄，已经中了进士，四十来岁已经官至右都御史巡抚河南，是一位官近极品的封疆大吏。后因直言而被人恶意弹劾，回乡后便无意仕途，自己作作诗文，整理一些乡邦文献，早早地就进入了晚年生涯；朝廷后来事实上也承认了误伤，屡次有意重新起用，但都被潘埙以身体欠佳为由婉拒。潘埙的经历、见识和人品，都使吴承恩深为佩服，所以他也就成了潘府往来最勤的客人，而吴承恩中年后连年失意一筹莫展时，潘埙也给了他很多正面的安慰，直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潘埙去世，吴承恩一直与这位乡前辈关系密切，他曾经以欧阳修提携苏东坡、韩愈提携贾岛的旧典来比喻他们之间的关系。

熙台公已经早早蓄起了长髯。毕竟是过来之人，他并不与吴承恩多言，只是走到书案旁看似很随意地写下了李商隐的两句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吴承恩顷刻明白，这是熙台公在提醒他，绝不可留下任何人生遗憾。

可以不去应招，但礼节不可或缺。吴承恩回家以后，很用心地写一封信回复素未谋面的马祭酒。信就是保存在《射阳先生存稿》里的《答西玄公启》。信文字精彩，程序到位，完全可以作为职场应酬的范文。

信中首先颂扬马汝骥作为祭酒传经授道掌天下文运的德行，其次感谢马汝骥慧眼识才对自己的赏识，而后则是受到赞扬后的谦辞，最后表达了自己对科场还有一点期待请另选高明的意思。通篇用四六文，骈骊华美，旧典联翩，所有的表述没有一句直白之言，全都藏在锦绣文字之中，用旧时文人的标准衡量，堪称绝佳。其中对应于马汝骥对《花草新编》的赏识，吴承恩特别写了一段非常感伤的文字：

承恩，淮海竖儒，蓬茅浪士，倚门肮脏，挟策支离。……月旦虽工，翻淹马枥；春秋已壮，尚泣牛衣；徒夸罗鸟之符，误忝屠龙之伎。囊底新编，疏芜自叹，怀中短刺，漫灭谁投。

如果说，整篇《答西玄公启》大量罗列的表示颂扬和自谦的掌故旧典，是在做一次貌似低调的张扬，那这一段则是吴承恩自己怀才不遇处境的心酸写照。“淮海竖儒，蓬茅浪士，倚门肮脏，挟策支离”说自己的心境，貌似谦卑，实际上却充斥桀骜不驯，不甘不服。“月旦虽工，翻淹马枥；春秋已壮，尚泣牛衣”说目前的处境，老大不小，科举却一再受挫，事业无成。“徒夸罗鸟之符，误忝屠龙之伎”表示他知道原因所在，所学虽高明，但对国家而言不是经世之学；对自己来说也不是实用之学。“囊底新编，疏芜自叹，怀中短刺，漫灭谁投”，在功名未就之前，《花草新编》只能留作自爱之物，恐怕不会得到真正的赏识。

那么，受到马祭酒的青睐赞扬，吴承恩自珍自爱但毫无实用价值，徒增怀才不遇之感、疏芜难用之叹的“屠龙之伎”《花草新编》究竟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同样被珍藏在射阳簃里的一部唐宋金元词选集。“花”指反映唐人词基本面貌的《花间集》，“草”指南宋人编的宋人词精华《草堂诗余》，因为做了重新编选，所以称“新编”，简而言之，就是吴承恩编选的一部前人词集。

这部词集的存在虽然早已被不同渠道的信息证实，但一直没有人真的见过，甚至没有人知道它究竟属于何种规模，因此数百年来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重视。然而上苍或许不愿如此草率地埋没吴承恩的绝代才情，这部词集竟然不可思议地在失去消息四百多年后重出江湖。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部钞本残卷劫后余生出现在上海，被上海图书馆购得，当时已经破损霉烂无法翻页，上海图书馆以不计成本的耐心和精细重新装裱，终于使它重见天日。

只有当这部词选集摆放在案头时，才能体会到它的分量。

根据现存的残卷分析，全部《花草新编》分小令二卷（佚）、中调一卷、长调两卷，选录前人词作约八百首，除来自《花间集》和《草堂诗余》之外，尚有金元词人作品数十首。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范围和篇幅，实际上就是到那个年份为止最为全面的一部前人词精品集大成者。

审视它的体例更有惊人发现。前人选词，从南宋何士信编《草堂诗余》开始，实行的都是一种分类选词的办法，即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将词作分出大类，再按照情、景、怨、恨等等在四季下分出小类，如春情、春景、春闺、春恨等，不分词调，也不管情调，统统同类合并。以后词选渐多，但仍不出旧例，据说直到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顾从敬刻出的《类编草堂诗余》，才有了分调选词的进化，也就是使用小令、中调、长调的概念分出大类，再在以下罗列同一词调的作品编排，如“中调”之下有《蝶恋花》，《蝶恋花》之下又有欧阳修《蝶恋花》、冯延巳《蝶恋花》、晏几道《蝶恋花》等等。但我们看吴承恩的《花草新编》，赫然就是分调选词！而它完成的时间，要早于顾从敬十多年。这也就是说，吴承恩他老人家在词史上还占有一个革新者、开创者的地位，难怪马汝骥赏识。

二十年后，也就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吴承恩五十四岁时，淮安府来了位新任推官。推官是朝廷为知府配备的副职，掌管刑名，正七品，在府衙中也是重要人物。这位新推官姓陈名耀文，虽说也才三十五岁左右的年纪，但已经中进士九年，在京城任职多年后现外任淮安府推官，眼见就是实任知府的材料。此人白净面皮，高挑身材，极有倜傥书生模样，虽然少年得志但性情平和，到任不久就与一班地方名士打得火热。

其时吴承恩已经有了岁贡生的名分，正挂着名义在南京国子监坐监读书。所谓读书，不过形式，熬年头混一个资格而已，平时倒是多半在乡。某日，陈耀文特意将吴承恩请到酒楼小酌，道：“闻听汝忠贡士大才，于诗余倚声（按：词的别称）甚是在行。小弟偶尔也喜填一两支曲，今后倒是要多多请教。”陈耀文以现任官员的身份放低身段表示讨教，且填词作曲一道又挠到了吴承恩的痒处，所以一顿平常的小酒倒喝出了久违的痛快。后来吴承恩见陈耀文在词学上确实也有造诣，便把《花草新编》拿出来与陈耀文商讨切磋，这也算是文人相交的自然结果。

我们不知道陈耀文当时抄录《花草新编》是否得到了吴承恩的允许，也不知道他的初衷究竟为何，但从后来的所作所为来看，颇得吴承恩信任的陈耀文在人品上还是有些缺陷。他在退休后也拿出了一部同类的词选集《花草粹编》，其体例编排都与《花草新编》如出一辙，甚至连自序也仅是对吴承恩《花草新编序》略加改动而成，只是轻描淡写地增加了一句当年在淮安任职时曾经借用过吴承恩的藏书云云。客观地说，陈耀文的《花草粹编》是在吴承恩逝世后面世的，很难说对《花草新编》的生存造成了何种实质性伤害；《花草粹编》选词的数量要多出很多，为后人保存了许多罕见的词作词牌，具有更强的资料价值，陈耀文为此也花费了若干年的时间，付出的努力值得肯定。但其选词终是得之于《花草新编》的启发，其攘夺吴承恩的成果未必是无心之过，尤其是他的不诚实态度，导致今天为吴承恩恢复应有的地位名誉徒增许多口舌。

假以时日，《花草新编》将会改写文学史的某些章节。但我们似乎应该想这么一个问题：编一部词选集也许只是占用时间，而创一种体例，那绝对要殚精竭虑，苦思冥想，占用大量的精力。这与打铜巷里吴家的历史期望还是一回事吗？一个人究竟有多大的精力和时间，能经得起如此奢侈的挥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