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愧对恩师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时间:2022-04-30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愧对恩师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三年之后,他还有一次沉痛的道歉,对象是他的恩师、嘉靖八年至十一年期间任淮安知府的葛木。这篇祭文,其实就是吴承恩对恩师的公开道歉,也是吴承恩面临人生道路选择,内心非常纠结的写照。说来话长且枯燥,但事关吴承恩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所以还是得说一说。还有几件事也是吴承恩终生难忘的。而葛木对吴锐的尊重,则毫无疑问是出于对学中才俊吴承恩的器重和期待。

愧对恩师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三年之后,他还有一次沉痛的道歉,对象是他的恩师、嘉靖八年至十一年(1529—1532)期间任淮安知府的葛木。

葛木,号卮山,浙江上虞人,无论《淮安府志》还是《上虞县志》都说他是一位比较亲民和关注教育的官员,在淮安府任上的一项重要政绩是创办了龙溪书院,亲自给学员讲课;并且对吴承恩曾表示过特别的关注,与吴承恩建立了非同寻常的感情。嘉靖十一年葛木调任山东副使,十三年(1534)转任山西布政司参政,十四年(1535)死于山西任上。葛木灵柩回家乡浙江上虞时途经淮安,在淮安做了停留,因为他当年在淮安的善政,淮安士绅为葛木举行了公祭,吴承恩痛哭流涕地写了一篇以个人名义宣读的祭文《祭卮山先生文》。这篇祭文,其实就是吴承恩对恩师的公开道歉,也是吴承恩面临人生道路选择,内心非常纠结的写照。

事情是这样的。

葛木创办龙溪书院是在嘉靖八年(1529)到任淮安知府之后,当时吴承恩已经两次乡试落榜。这虽不算什么耻辱,但毕竟会对吴承恩的声名产生影响,至少神童的光环不会再那么耀眼。此时的吴承恩对聪慧的名头已未必那么看重,但面对他人异样的眼光和必定会有的冷嘲热讽,心理反应总是难免的。而且,想来大约因为出身于小生意人家庭,又因为父亲的痴名,当时的吴承恩可能有相当强的自卑心理,而自卑往往会以孤傲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许还出现了一些自暴自弃的迹象,这反过来又会加重与社会的隔阂。在《祭卮山先生文》中,吴承恩对自己当时状况的归纳是:“泥涂困穷,笑骂沓至”“迂疏漫浪,不比数于时人”,就是说自己家庭贫穷,科举蹭蹬且性格迂疏,生活中承受了各种讥笑谩骂和风言风语。

这时候的吴承恩一定有点怪,对社会有很强的不合作意识,也许可以称为青春期烦躁。而知府葛木看到了这位年轻人与众不同的“迂疏漫浪”背后,有一种天生才华在闪光。他不仅把吴承恩招进了自己开办的龙溪书院,而且以细致的关心体恤,治愈了吴承恩的心病,所以吴承恩对葛木的感情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感恩,他甚至说,葛木对自己的未来的信心,甚至超过了自己本人。(www.guayunfan.com)首先是龙溪书院的学习内容对于吴承恩有深刻的影响。说来话长且枯燥,但事关吴承恩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所以还是得说一说。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龙溪书院与王阳明的心学有关。王阳明即明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因此人称王阳明,他的思想学说对中国明代后期以来的社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蒋介石很崇拜这个人,到台湾后特意将自己落脚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将自己的官邸称为阳明书屋,以示纪念。

中国的儒学以孔孟学说为核心,而孔、孟之说,仔细分解其实是有差别的。到宋代,大儒程颐朱熹孔子学说为骨干,发展出一种“理学”,即认为天下至理就是“礼”,就是秩序,忠孝节义、三纲五常都是,必须执行。这些后来成为中国国家统治思想的主体,朝廷规定科举考试对四书五经的解读都要以朱熹的解读为标准答案,不容讨论,因此儒学从此时开始便被称为儒教。而同样在宋代,另一位大儒陆九渊则以孟子的思想为主,提出“心即理”,认为孟子说的“良知”更重要。这一说在明代被王阳明发展为“心学”,形成可与朱熹理学分庭抗礼的又一儒学分支。阳明心学的最直接通俗的表述就是所谓的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就是说,人的本体最初无善无恶;当人们产生意念活动的时候,就有了善恶的差别;人们应该把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自觉的意识和行为,明明德,修自身,这就是知善知恶的良知;有了良知还要努力去实践,为善去恶,以良知为标准,约束和检验自己的行为。阳明心学产生和流行的背景是明朝中后期朝政的混乱,当时之世,紫禁城中皇帝昏聩,朝堂之上奸佞当道,市井百姓不思进取,可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这个时候,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实在有点拯救末世的意味,而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中对理学的枯燥僵化了无生气不满者,接受和传播阳明心学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了。

在吴承恩身边,有好几位都受过阳明心学的影响,包括他的老师胡琏,从后来他的同学张侃、倪润、汪自安等都曾研讨过阳明心学的情况看,葛木应当正是出于传播阳明心学的动机开办了龙溪书院。至于“龙溪”二字,则是王阳明学生王畿的号。王畿在嘉靖五年(1526)曾经乡试中式,但他放弃参加会试而专心协助阳明讲学,是王阳明最赏识的弟子之一,在王阳明嘉靖八年(1529)去世后,便成为了阳明心学主要代表。从这个角度去了解、理解吴承恩,应该也是一条途径。吴承恩因为他的文学性思维模式,未必会专心于研究阳明心学,但在观念上受其影响则完全可能。

还有几件事也是吴承恩终生难忘的。

第一是葛木邀请吴锐作为嘉宾参加乡饮,府衙专人送来请帖时。当几名衙役走进店堂的刹那间,吴锐真的大吃一惊,衙役连问了几声“哪位是吴老先生”,他都没有作答,他甚至把衙役手中的大红信封当成了拘捕的公文,头脑里直是盘算“哪桩公干与我家有关”?从书房闻讯赶到前厅的吴承恩虽然不至于慌张,但也有点意外。乡饮是一种古老的政治礼仪,据说起自于周代,然后沿袭一直至明,洪武年间朝廷还特意下诏明确了乡饮的具体仪式和内容。具体说,就是州府县官要在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这两天,在儒学里举行一次隆重的官民沟通的仪式。仪式以州府县官员为主人,邀请退休致仕的乡绅和德高望重的宿耆为宾,共同祭拜天地并宣传学习政府的政策法令,最后由现任官员与被邀的嘉宾相互敬酒并一起祈福。这种地位象征十分强烈的官办仪式,做小生意的吴锐何曾有机会亲历?而这种地位的抬升尽管是象征性的,但十分明确是出于知府大人的抬举,是知府确定了他“年高有德”的地位。从吴承恩写的《先府宾墓志铭》中显然可以感受到这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吴家的生存环境。而葛木对吴锐的尊重,则毫无疑问是出于对学中才俊吴承恩的器重和期待。

第二是葛木宣布将由他代知府大人作告示文时。前面提到,儒学或靠近文庙,或用大门前厅供奉孔夫子。孔夫子历史上有很多称号,明前期是沿用元代形成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到嘉靖九年(1530),朝廷颁旨,说孔子本身并不是诸侯,用“王”的号并不合适,要求各地即刻改称“至圣先师”,并不得在祭祀时用泥塑的或者木刻的雕像。旨意一到,各地遵照执行,这在礼仪上也算大事,按理得由知府出面宣示一个告示文。葛木让学正把这个任务转交给了吴承恩。吴承恩听到这个安排时,当即哽咽落泪。知府因为公务繁忙,委托他人起草文告也是常有的事,但衙门里有师爷,儒学里有教授,根本不需要一般的生员代笔,葛木此举显然有抬举之意。

第三是葛木的使者去年出现在自己病床前时。葛木离开淮安去山东任职已经三年,上一年调任山西布政司参政,上任之前,曾先回浙江省亲,途经淮安。在淮安自有新任知府和地方士绅迎送,免不了一番觥筹交错,席间葛木曾问起吴承恩情况,意下是很想见一见,但当时正值金秋八月,吴承恩在南京参加他的第四次或者第五次乡试,只得作罢。两个月后,葛木从浙江走旱路直接去山西上任不再绕道淮安,但他已经知道吴承恩再次名落孙山的消息,十分放心不下,于是在途经扬州时,又停留了几天,让人快马奔淮安去接吴承恩,名义上是邀请吴承恩作为幕僚跟随他去上任,其实他要让自己这位已到而立之年但屡经挫折的学生到山西放松放松,换换环境。但万般不巧,吴承恩此时正躺在病榻上。从南京回来后,他的一口郁结之气转为燥热之症,面为之赤,眼为之红。在看了葛木要他随行任职的邀请后,他大哭一场,几至昏死。

所以前数日听说葛木因病已经告假,官船经运河南下将经淮安时,吴承恩有了一种莫名的兴奋。官船预计到达的那天,他鸡鸣即梳洗,特意换了一件刚刚浆洗过的长衫,把自己整理得清清爽爽,因为他知道恩师喜欢他的这种气质,也要让恩师这次船到淮安,第一个见到的就是他。

当一艘挂上了白幡的船慢慢地靠上了码头,吴承恩完全没有想到,葛木已在前一天病逝。此时的他已经完全顾不上礼仪,直接扑向尚未装殓的葛木遗体,泪水很快滴满恩师冰冷的面庞,但恩师已经永远不能再回答他了。

在《祭卮山先生文》中吴承恩用了这样一句话:“会晤参差,尔时不以为恨,意以为他日可酬”,这是指之前两次失去了与葛木见面的机会,当时觉得时日方长,后会可期,但时过境迁,葛木逝矣。他确实有许多话要向恩师倾诉:一方面,他不能回避深深的自责。来自葛木的关心、期许、提携让他在荣誉和自尊、自信中度过了一段充满畅想的青年时光,但这是需要以功名作为回报的。他确确实实辜负了葛木的一片苦心,在让父亲失望而去之后,他又一次让最亲近的人失望而去。另一方面,他需要以在恩师面前的泣诉来缓解自己承受的压力。此时他已进入而立之年,即使像他的朋友沈坤、朱曰藩那样有个举人身份,也不再值得炫耀,何况他曾经顶过神童的光环如今却还是布衣之身!也许,他感觉得到周围怪异的目光。他必须承受这些目光的鞭挞而无法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唯一可以期待的,就是恩师的理解与原谅。但面对葛木的灵柩,他又从何说起呢?他说:

今与公辞矣。碌碌人中,尘土如旧,我实负公,其又何言?自今以往,亦愿努力自饬,以求无忝于我公知人之明,庶他日少有所树立,亦卮山公门下士也,持此以报公而巳。

“我实负公,其又何言”,不知包含了多少欲说还休的惭愧。此时他只有期待有朝一日有所建树,可以自豪地称出自葛公门下,以此报答葛公。这是他公开的、庄严的宣誓。

当时的吴承恩,尽管已经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但毕竟只有三十岁左右,尚可以将来为筹码,向自己的恩师许诺。

龃龉已起

嘉靖十六年(1537)又是一个乡试年。吴承恩仍旧要走船行高邮扬州,再入长江抵南京这条老路。

这次他一人从淮安出发。本年他三十二岁,虽然孔夫子说三十而立,认为人到此时才比较成熟,才能真正确立自己对待生活的态度和原则,但对于一名老秀才来说,这已经是一个尴尬年龄,是一个会经常直面讥讽嘲笑的年龄,所以吴承恩宁愿忍受旅途的寂寞而不再与其他考生尤其是那些意气正盛的后生们同行。

他在宝应逗留了几天,为的是见一见朱曰藩。朱曰藩六年前已经中举了,不需要再跑南京,他要准备的是京城的会试,那是明年春上的事。所以这次吴承恩探访他,并不是约他同行,而是因为前不久朱曰藩在淮安时,兄弟俩发生了一些龃龉,不欢而散,他想找个机会兄弟俩再聊聊,这次选择独行也包括了这个目的。

朱家是世宦人家,经济条件要好得多,不仅在宝应城内有宽敞的宅院,有号称半天下的藏书,而且在郊外还有一座庄园,朱家完全按照文人的喜好把庄园收拾得犹如世外桃源,有暗合王维“莲动下渔舟”诗意的荷塘,有根据温庭筠“鸡声茅店月”诗意设置的板桥,有可以体验韦应物“野渡无人舟自横”诗意的古渡口……城内读书修身,城外休憩养性,朱家颇为自豪,所以当年朱曰藩的父亲凌溪老先生要邀请吴承恩来他家读书,而吴承恩对这里也很熟悉了。

朱曰藩明白吴承恩的意思,但却似乎不愿去接他的话题。每当吴承恩表现出欲言又止的状态时,朱曰藩都会故意岔开,只说一些轻松有趣的有关科考的风闻传言,也就相当于“只谈风月”了。

两天后,吴承恩该走了,朱曰藩已经让人把客船安排好了。到了码头,吴承恩还是忍不住说:“射陂兄,你的苦心我明白,我们还是先赴考吧。明年春闱之后,我会不请而来,‘从今若许闲趁月,拄杖无时夜敲门’,如果能榜上有名,我们就彼此都有交代了。”朱曰藩拉住他的手,轻轻一拍说:“这就对了。”然后跳上船,“我再送你一程吧,现今正是盛夏,露筋祠应有一番好景。”

露筋祠只是宝应县以南临近运河的一处小祠堂,除了野趣,并没什么好景致,但有典故,所以也经常有人观赏凭吊,算是当地一处名胜。据说很久之前,有一对姑嫂赶路经过这里,嫂子找了一户农家借住,但小姑却认为有失节之嫌宁愿野宿,结果被蚊虫活活咬死,皮肉全无,只剩骨筋,后当地百姓建祠纪念,以露筋为祠名。

船到露筋祠已是傍晚,兄弟二人略饮了几杯船上备的醪酒,便上岸寻访露筋祠。此时正是七月中旬,月色亮透绿荫掩映的乡间小径,空中飘荡着淡淡的荷香,确实是让人心旷神怡。后来二人各作了一首七言绝句,看得出心情都很宁静清爽,其中吴承恩的诗有“门前杨柳树,唯有独栖乌”句,略见出些许伤感:好友都已高飞择良木另栖,杨柳树上也就只剩我了,而朱曰藩的诗则隐隐约约地包含了对他的勉励。

这对兄弟究竟有什么心结?这得把话说得远些。

原来朱曰藩与吴承恩虽然情同手足,但二人的性格却有差异。朱曰藩沉稳敦厚,中规中矩,虽然天赋不如吴承恩,但做举业很是用功,所以在仕途上以更稳的姿态步步前行,用朋友们的话说叫“秀才进得不早,举人中得不迟,进士终归有望,京城再跑几趟”;吴承恩才华外露,学识驳杂,爱好广泛但易分神易冲动,反应敏捷有时喜欢耍点小聪明,所以远不如朱曰藩精纯心静。这点朱曰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他也知道吴承恩有看俗书也就是那些传奇、话本以及平话之类的习惯,但他认为这是缺乏家学传统熏陶造成的,在打铜巷三官殿门口长大的街巷儿童,难免会有些市井习气,假以时日也许会有改变,所以每每都是委婉提醒,不把话说得太白。

不久前,朱曰藩去了淮城一趟,淮安城是当时周边十几个县的中心,官宦人家都会在淮城安家置业,所以像朱曰藩他们这样的世家,在淮城勾连网罗都会有很多亲戚。恰好在鼓楼下巧遇吴承恩,拉住他死活不放,兄弟二人在一处小酒馆里畅饮了半夜。道别时,吴承恩突然俏皮而又故作尊重地说:“请射陂兄明日一定往舍下一趟,小弟将有惊世之宝献上。万望拨冗。”朱曰藩问:“什么牛黄狗宝,不早说,还卖关子?”吴承恩笑而不答,只说明日便知。

第二天,朱曰藩如约到了打铜巷吴家老宅,与叶氏夫人寒暄几句,递上几包宝应特产红莲藕粉作为贽见,便被让进了吴承恩的书房射阳簃。簃,是一个古字,指大房子旁边的小屋,吴承恩的书房正在堂屋的西侧,所以便被命名为射阳簃,倒是显得别致古雅。

坐定,啜茶。吴承恩似乎有点兴奋,迫不及待地捧出一个锦匣,从里面拿出一叠八行笺手稿放在朱曰藩的面前,说:“小弟十年的心愿,最近克成,特请兄长教正。”然后退一步站在一边,恭敬就如学中送上课稿等老师批改一样,所不同的是,此刻他的眼神告诉了朱曰藩,他等待的是一番大大的夸奖。

书稿名《禹鼎志》,很像科举中策论的篇名,所以一眼瞥见封面的朱曰藩最初以为是吴承恩的功课集。但翻开之后,他真的是大吃一惊,万万没有想到,其中竟然是一篇篇仿唐人传奇志怪,所以十分惊讶;约略翻检几篇,故事出人意料而又有耐咀嚼之回味,所以十分欣赏;但最终脸色还是慢慢地沉下来,表现出十分的不快。

“这就是你说的惊世之宝?”

“是啊。仿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和牛僧孺的《玄怪录》,有点意思吧?”吴承恩似乎并未注意到朱曰藩脸色的变化,仍是动情地自述,“早就想了,但懒哪,最近才写成。古人说有奇文就当共欣赏,昨日巧逢兄长,不是快事一桩吗!”

朱曰藩其实也是传奇志怪的爱好者——读书人偶尔翻检也不算大错,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一眼就能判断出眼前的这十数篇,更像《海内十洲记》《汉武故事》,较之《玄怪录》之类,绝不逊色。但他现在不能说。他现在只是警觉地觉得眼下有点麻烦,对这位老弟而言,这些玩意儿是多么的不合时宜,眼前的这一叠手稿,已经表明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沉吟了片刻,思考用什么语气开口,最后还是决定正面表态,他认为,宁愿让这位小老弟失望,自己绝不能在此刻失威。

“汝忠,子不语怪力神乱,你应该知道吧?”

“这不是给兄长你看的嘛!”吴承恩何等聪明之人,他当然明白话中显然有指责的意思。但有点委屈,弄这类传奇志怪当然是应该密室把玩,拿出来展示,本是出于信任,尽管他知道朱曰藩未必赞成,但什么叫同道?能欣赏自己的不就是那几个人吗?

“不对,你记住了我的身份,但忘了自己的身份。”朱曰藩一反常态,一点不留情面,“我等已过而立之年,但立在何处?玩物必丧志,你难道不懂吗?”

这话吴承恩并不接受。他说:“儒学行仁政王道,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以《禹贡》为前鉴,寄寓世道人生,也未尝不可,何必拘于俗见厚此薄彼?”

一番争辩,最后以朱曰藩一句话结束:“你别忘了,为天子牧民,才是正道,眼下秋榜方是要务,其余都是狂悖之言,你怎么如此糊涂!”遂拂袖而去。

叶氏夫人已经准备了酒菜,正待招呼兄弟二人小酌,恰遇这一幕,一时目瞪口呆竟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兄弟俩都用诗歌记录了这场完全出乎意料的约会,他们都觉得,内心最隐秘处被深深地刻了一刀。

朱曰藩的诗题为《赠吴汝忠》:

眼前时态日纷纷,物外心期独有君。

最喜相思无远道,即从欣赏得奇文。

春归学圃经芳草,雪压淮涛滚暮云。

珍重大才行瑞世,少年人谩比终军。

其中很坦率地说,我对你这位兄弟期许甚高,但希望不要太轻狂太张扬。终军,是汉武帝时的一位少年英雄,刻苦好学,以博闻强记、能言善辩闻名,十八岁被举荐为博士弟子,赴京师任职,曾主动申请出使匈奴、南越,最后折戟于南越。朱曰藩用这个典故,是要告诫吴承恩,尽管你也很聪慧,但还是不能随意自比终军,有那么好高骛远的冲动,应该珍惜大好时光,把眼前该做的事也就是让学圃春归,芳草满园。

吴承恩的诗题为《赠子价》,子价是朱曰藩的字:

我爱朱郎龙凤种,即今诗思逼刘曹。

玉鞭紫气瞻风骨,金殿春云照羽毛。

绝世飞扬人未识,致身儒雅道何高。

投君海上三山赋,报我花间五色袍。

诗看似对朱曰藩颂扬有加,说你风姿高雅,玉鞭紫气,登上金殿只是指日可待的事,但其实句句都是挖苦,讽刺朱曰藩迂腐、官迷。而如此刻薄的原因,则是因为“投君海上三山赋,报我花间五色袍”,言下之意,简直岂有此理,我把十多年的心血拿出来与你共赏,但你却回报我那么一顿功名事业的陈词滥调。其中的“三山赋”,指传说中的东海仙境,代表殊方异域一类的神话故事;“五色袍”指官员的锦绣官服,代表的当然是仕途前程和荣华富贵。

虽然后来吴承恩与朱曰藩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友谊,还有一段诗文唱和的好时光,但在内心深处,其实他们都有了一块封闭的角落,皆因道不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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