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迷局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身在迷局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就是这一科，南京应天贡院的考场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舞弊案。

事情发生在乡试结束录取榜单公布之后。当时考场外熙熙攘攘的人群已陆续散尽，悲喜冷热各有几家。这在考场的门子看来，毫无意外，年年如此，哪次这门口不哭死几个？门子也就象征性地劝几句，无非“留得青山在”之类的老话，实在不听劝，也不勉强，你爱哭爱闹，悉听尊便吧。

似乎一切与往常无异，但其实此时一场阴谋已经在悄悄地酝酿中。不久有人上书朝廷，说这场考试组织草率，屡有错乱，既有考生在答案中语含讥讽涉及时政，也有考官批改草率品评失误。这种举报属于重大事件，因此奏章到北京后，嘉靖皇帝亲自主持朝议，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首先表态说：“考卷批改不落款不署名，是对皇上对朝廷的大不敬，属于严重失职行为，当予追查。”时任内阁宰辅的夏言接着说：“考官出题不当，考生讥刺时政，应交由大理寺严惩。”于是有旨捉拿主考官江汝璧及南京知府一干相关的责任人下狱，并限定已经录取的举人来年春上一律不得进京参加会试。

有人因为有确切的证据说明吴承恩参加了这一科的乡试，便怀疑他与此案可能有些牵连，说所谓“多讥时政”的考生可能就是吴承恩；更有人想象出吴承恩已经被录为举人但因此被革职的故事。但事实不支持这样的猜想。从后来并无进一步惩罚而被捉拿的南京知府等各路涉事人员不久便陆续复职的情况看，这场科举案是典型的雷声大雨点小，本质上是刚刚担任朝廷要职的严嵩勾连夏言造出此案排斥异己，项庄之剑，所指非常明确，沛公就是主考官江汝璧，而异己一旦被清除，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对于已经被录取的举人也就仅限于不得参加会试这一项象征性的处理，当然也就不存在吴承恩举人身份得而复失的悲情经历。

吴承恩再次落榜，这倒是真正值得关注的事情。(www.guayunfan.com)这大约是他的第五次赴考，这时他的学伴基本上都已经通过了人生的这一重要关口，正在养精蓄锐，谋划自己最精彩的人生一跃。而他，经历了六年前对老父泣不成声的道歉，经历了三年前对恩师撕心裂肺的愧疚，该说的都说了，但所有公开的、私下的承诺都没有兑现；该做的都做了，但所有的努力都像院子里仍然为老父保留的菊花一样有花而无果；甚至连街坊邻居的风言风语都听不见了——酸溜溜的风言风语其实也是一种关注，关注的价值一旦失去，自然就会风平浪静，老秀才多了去啦，他们都与邻居街坊一样为生活而忙碌，只不过他们谋生的手段是卖文或者坐馆而已。

虽然吴承恩本人并没有就此结束科举生涯，但有效挣扎到本年基本上可以认为已经结束。别人，也许属于后知后觉的那一类人还有后劲，还可以谈一点后发制人的策略，但对于他却是一而再、再而三，三鼓而竭——他对葛木的承诺就是声嘶力竭的最后一通鼓声——此后的一切表现犹如演戏，演给他人看，也演给自己看。

少年神童，学中翘楚，却屡屡失利，硬生生地被拒绝于仕途之外，究竟是什么在冥冥中操控着他的命运？无论是在应天贡院的大门外，还是在自己的书斋射阳簃里，饱受煎熬的吴承恩肯定会思考这个问题，但他找不到真正的原因，因为他身在迷局之中。

说起来，吴承恩身处的环境并不坏，甚至还称得上比较优越。

他的祖上虽不是什么要员也称不上世家，但“两世修文”也算有一点传统；他的父亲终身布衣，但却让他无衣食之忧冻饿之馁；从小几乎都是在关怀下长大，享受了很多乡前辈对他的青睐提携，甚至场面上有知府直接关照，这些对他的期待都建立在以科举为衡量标准、以仕进为终极目标的传统社会意识基础上，与少小聪慧的他形成了非常良好的互动，他还缺什么呢？

科举会有许多不可预见的偶然因素造成落榜，比如某些文字上格式上的疏忽——卷面不整洁、空格不规范、申报身份不完整等等；比如触犯某项忌讳——皇上列祖列宗的名字、自己父祖上大人的讳号等等，都可能成为被黜落的原因，所以历来都有落第士子以“文齐福不齐”作为自嘲。但毕竟这些在科场老手那儿不应该频频出现。其实考场也是讲实力的，不管八股文如何呆板枯燥，但你得承认它是一种技巧，你得把指定的圣贤书和参考资料读好，把考卷按规矩写好，否则怨天尤人统统无效。那些高唱“文齐福不齐”的落第士子中，很多人的“文”其实并不“齐”，落第本是必然之事；而对于吴承恩来说，“文齐”根本不成问题，偶然绝不是他屡屡落第的主要原因。

科举也有许多人为的不公平因素，常见的说法是科举有黑幕。但明代科举的黑幕未必黑到不给别人一点机会的程度。我们关于科举黑幕的印象，很多来自晚清，而实际情况是明代比清代干净，清前期比后期干净。因愤于清初风气大坏，顺治、康熙都多次对作弊的考官大开杀戒：顺治十四年（1657）顺天科场案，杀！杀主考，杀同考；同年江南科场案，还是杀，杀了主考官二人及全部同考官十七人，杀了本人还不解恨，还将全家九族流放边远地区。康熙五十年（1711）江南科场案中，除相关考官受到惩处之外，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都被革职，敢以这样的代价舞弊，恐怕不会每场、每时、每人都有可能。黑幕说对于吴承恩而言，也不具备说服力。

答案就在《禹鼎志序》中。它向我们证明了吴承恩其实并不是应该走在科举道路上的人，他只为文学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