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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禹鼎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时间:2022-04-30 名人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何为禹鼎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吴承恩当年秘藏于射阳簃最里层书柜的《禹鼎志》究竟是什么书,竟能成为吴承恩与朱曰藩这对情同手足的学中挚友在社会意识上分道扬镳的标志?就是禹“荆山铸九鼎”的神话故事。为了帮助受托人更好地管理,大禹在鼎上刻了后世称为“魑魅魍魉”的图案——各地特产的妖魔鬼怪。以《禹鼎志》为窗口,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吴承恩在前程上虽然比朱曰藩稍逊一筹,但在志向上也许更高远,道德上也许更崇高。

何为禹鼎_关于吴承恩的故事

吴承恩当年秘藏于射阳簃最里层书柜的《禹鼎志》究竟是什么书,竟能成为吴承恩与朱曰藩这对情同手足的学中挚友在社会意识上分道扬镳的标志?

一九二九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在一次例行的整理时,发现了不知哪朝哪代皇上欣赏过的一本诗文集,由于故宫保存条件好,集子的品相还不错,封面上《射阳先生存稿》赫然在目。对于“射阳先生”大家本来都没有什么印象,但略作翻检知道这是吴承恩的号之后,这集子就成了当时的一件拱璧之宝。因为到了这个时代,过去那些为了写小说而声名狼藉、景况悲惨的文人如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之流,倏忽之间都被冠以文学巨匠的称号,成了文化名人,而此前不久,大名赫赫的新时代学者鲁迅和胡适考出了《西游记》的作者是明代淮安府的读书人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正是他失传已久的诗文作品集。

由《射阳先生存稿》中的一篇《禹鼎志序》,我们知道在《西游记》之前,吴承恩还有过另外一部神话短篇小说集《禹鼎志》。《禹鼎志》已经亡佚,据说民国初年有人见到过这部书,但无法证实,现在又已经过去了一百年,我们仍未看到它露面,看来凶多吉少——或者本来就是传说,或者难逃这百年间的种种劫难已经毁了。值得庆幸的是,根据《禹鼎志序》我们可以大约了解这部书的轮廓。序言本身就是一段故事,引如下: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彼老洪竭泽而渔,积为工课,亦奚取奇情哉?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傥悚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

吴承恩说,他自己从童年起就喜欢读那些为仕途中人所不屑的“野言稗史”,而且尤其喜爱神话志怪,经常刻意躲起来偷看以躲避家长和老师的责骂——也就是当年在大银杏树下、三官殿门口、班家净发行披间里的那一幕。成年后不仅爱读而且想自己也写一部,这个愿望虽然遭受了强烈的压制,但终于在进入中年后实现云云。(www.guayunfan.com)这部书以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和牛僧孺的《玄怪录》为范本,大体说来应属于文言的短篇笔记;就题材而言,取材于禹贡旧典,应当属于神话志怪一类。鉴于《西游记》的名头和霸气,很多人对印象中的《禹鼎志》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然而我觉得它未必会像《西游记》那么精彩。因为它是文言小说,这决定了它至少不会像《西游记》那样汪洋恣肆,独辟一方天地而榜样后世。但《禹鼎志》存在的意义显然也并不那么单一,换个角度看,它是吴承恩跨入纷繁世界并承诺担起道义责任的一个阶段性节点,犹如打开吴承恩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

何为禹鼎?大禹治水的故事,最初的启蒙课本上都会有。老师告诉我们的大禹故事大致说来有两种:

一种是歌颂大禹的智慧。说在尧舜时代,天下洪水为患,于是舜委派大禹的父亲鲧负责治理洪水。鲧逢洪筑坝,遇水建堤,采用堵和填的办法,虽然也很辛苦但九年而水不息。鲧被追责杀头后,禹继续治水,他踏遍九州实地考察,采用因势疏导洪水的办法,历时十三年之久,终于把洪渊填平,河道疏通,使洪水经湖泊河流汇入海洋而不再肆虐。

一种是歌颂大禹的公而忘私。说大禹新婚才四天,便离家治水去了,十三年中曾经三次路过家门而不进去。由于常年奔波在外,人消瘦了,皮肤晒黑了,手上长满了老茧,脚底布满了血泡。这种克己奉公、吃苦耐劳的忘我精神被传为千古佳话。

这样的解读当然不错,很正规更正统,但已经剥去了数千年来包裹在这个故事外壳上的衍生物而使之成为一段纯粹的远古历史,也就失去了这个故事某些重要而丰富的象征寓义。就像一棵大树,因为年代久远而生了苔藓,包括有了木耳香菇等衍生物。现在剥去衍生物让大树去做建筑材料当然天经地义,但要知道那些衍生的菌类也有丰富营养,用大树培育食用菌也是它的正经用途之一。

什么是大禹治水这段远古历史的衍生物?就是禹“荆山铸九鼎”的神话故事。鼎,本是古代祭祀时盛放肉食的青铜器具,因为它自身的贵重和使用者必然具有的身份,就使得用鼎盛放祭品供奉神灵祖先有了特殊的意义,后来便逐渐演变为专门用于祭祀的礼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如果有哪位诸侯私下探问鼎的大小重量,就叫“问鼎”,便会被认为是有了觊觎王位的野心。据说大禹因治水有功而成为受人尊敬的部落联盟领袖,他把天下划分成九个行政区域,称“九州”;又在荆山这个地方用各州进贡的青铜铸成九只鼎,称“九鼎”,以一鼎对应一个州,这在正史里便称为“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然后把这些鼎分别送给被他选出来掌握九州的人,送你一只鼎就意味着赋予了你一方区域的管理权。

为了帮助受托人更好地管理,大禹在鼎上刻了后世称为“魑魅魍魉”的图案——各地特产的妖魔鬼怪。据说,大禹在治水时踏遍了大江南北的每个角落,对于喜欢作祟的猛兽、邪神、厉鬼了解得都十分清楚,所以他命令工匠将这些妖魔鬼怪绘成图案,镌刻在对应的鼎上,以便百姓有所警惕,“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他认为,只要熟记巨鼎上的图案,就可以趋吉避凶,通行无阻了——“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也就是有利于建立和谐社会。

这时候的禹是作为英明政治人物出现的,鼎的文化意义在这个故事中也被强化扩展了,成为政权不可撼动的象征;而在鼎上铸出图案,以庄重严肃的形式揭示人间邪恶,也从此成了政治的一项传统和政治人物的一种道义。

以《禹鼎志》为窗口,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吴承恩在前程上虽然比朱曰藩稍逊一筹,但在志向上也许更高远,道德上也许更崇高。在大银杏树下班家的净发小店里,吴承恩第一次惊讶地听说了被锁在龟山下的淮水水怪无支祁,并由此而知道了圣贤大禹不为人知的另外事迹;若干年后,不管水怪还是大禹,在他的意识里,都已经脱离了故事的躯壳而成为一种社会意识的符号——换句话说,其背后的玄机都已经被他参透。这点,朱曰藩做不到,他的思维平台就是官场和仕途。

首先注意这一句“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这是说他的《禹鼎志》已经接受了大禹铸鼎这个故事的历史规定性,以把社会的黑暗丑陋彰显出来为己任。

再注意“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一句,这是进一步地明确他所讲述的故事的针对性和具体的象征意义,所谓志怪,不过是包装用的外衣幌子而已,其实都是人间变异。

第三句“读兹编者,傥悚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他想让谁悚然警醒而“易虑”改变主意?当然是在故事中暗示影射的对象以及“读兹编者”;“易”什么“虑”改变什么主意?当然是希望他们不再戕害百姓。他认为能收到这种效果,就是大禹——有夏氏——和他自己的本意。

最后,吴承恩将这一切归纳为一句豪情满怀的话:“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仔细品味,这句话实在是心高、气盛、张扬、托大,不是一个小小秀才应该说的。中国是一个史官文化十分发达的国家,既有历代官修的皇皇正史,也有民间撰结的各式野史,修史往往超出记录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而成为对社会的评价和批判社会的工具。越到后来,正史越来越成为政府的意志,并代表着后代对前朝的官方评价以及现今政策的指向,而野史也越来越具有个性灵魂,往往会下意识地矫正正史偏差而扮演反对派的角色,至少会成为作者独具个性的社会意识的一种显示方式,代表作者对社会的一种批判。吴承恩不具备修编国史的身份资格,所以他说“国史非余敢议”,但他认为做一个“野史氏”则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责任,而他是不会躲避这种责任和权利的——“其何让焉”!

这简直就是一位当代愤青。吴承恩不具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胸襟气魄——他没有那样的历史环境,但他对社会责任、对历史道义“其何让焉”的担当精神、批判精神,决不愧对四书五经所教导的修身、齐家、治国然后平天下的人生原则,也足以勾画出他由凛然正气支撑的时代形象。由于吴承恩声称,他写作《禹鼎志》的冲动由童稚时代延伸而来,因此《禹鼎志》和它的昭示,实际上构成了吴承恩人生的基本精神。

现在还谈不上用《西游记》与《禹鼎志》对勘,因为《西游记》是更成熟的吴承恩的写照。他在三十来岁时想做一个“野史氏”的道义担当,可以由另外一件事显现。

嘉靖二十一年(1542),淮安来了一位府学教授,姓陶,名师文,号未斋,由江西铅山县令任上调来淮安。陶教授是嘉靖元年(1522)举人,年龄应该较吴承恩要大一些,五十岁左右吧。这位教授为人可能比较谦和,到任不久就与吴承恩等一批老生员混得挺熟,有一次,作为学生的吴承恩竟然写了封信给陶教授讨酒:“床头社瓮鹅儿熟,江口春船石首来。欲就吾师谋一醉,讲坛何日杏花开?”说你刚从湖北老家来,我们已经闻到了你床头瓦缸里腌鹅的味道,不知是否允许去你那儿弄点酒解馋?这种场景似乎倒也是挺温馨的。后来由于教学有方,这位陶教授获得了上级的嘉奖,众人作贺,吴承恩也写了一篇《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但他的着眼点与别人不一样,他认为褒奖并不足以使陶师荣耀,陶师身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人品的正直,人格的独立。他讲述了陶师的经历:这位陶师曾经两任铅山县令,因为关心小民,力抗强豪,因而被上级参劾左迁——也就是降级使用,而陶师决定放弃地方官的职位,愿意来任无权无势的教职,以圣贤之学培养人才。在这篇文章里,吴承恩以非常不齿的口吻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做了描述:

夫独不观诸近时之习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陈词,心悸貌严,瞬息万虑,吾见臣子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长官矣;曲而跽,俯而趋,应声如霆,一语一偻,吾见士卒之于军帅也,而今行之缙绅矣;笑语相媚,妒异党同,避忌逢迎,恩爱尔汝,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而今闻之丈夫矣;手谈眼语,诪张万端,蝇营鼠窥,射利如域,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学校矣。

这里所列出的种种,恐怕就是当时吴承恩心目中的魑魅魍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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