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的文人雅集活动_顾炎武的事迹

清代中期的文人雅集活动_顾炎武的事迹

清初的统治者认为，文人士大夫的政治性结社是导致晚明政局败坏的原因之一，也是对皇权的巨大威胁，所以在清廷定鼎不久的顺治九年，就公布了“不许立盟结社”的禁约，顺治十六年又明令禁止士人“结社订盟、把持衙门、关说公事”。雍正三年的谕旨最为严厉，说“嗣后如有生监人等，假托文会，结盟聚党，纵酒呼卢者，该地方官即拿究申革，其有远集各府州县之人，标立社名，论年序谱，指日盟心，放僻为非者，照奸徒结盟律，分别首从治罪。”[1]表面上看，这些禁令是对明太祖相关政策的重申，但其实背后是对朋党的警惕，并不是单纯的文化控制策略，这种警惕既是清代前期朝臣格局演变的结果，也源于晚明政治经验的刺激。

但是，士大夫之间的雅集、会讲、文宴等等活动，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2]。即使在清代文字狱达到最高潮的乾隆四十四年，翁方纲（1733—1818）、蒋士铨（1724—1784）、程晋芳（1718—1784）、黄仲则（1749—1783）、洪亮吉（1746—1809）等人还在北京组织了都门诗社，似乎也没有受到政治的干预。当然，这种诗社只是文人交游的一种形式，组织化程度相当低，完全不能与晚明的政治性文社、清初以遗民为主的秘密会社相提并论。即使如此，在鸦片战争之前，大规模的士大夫雅集活动也举行过多次，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为东坡寿”、宣南诗社和江亭雅集。

“为东坡寿”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馆开，这项清代最大规模文化清整工作的启动，在北京聚集了大批的学者。翁方纲本就藏有苏轼《天际乌云帖》，这年的十二月十七日他又买得一部施元之、施宿父子和顾禧三人合注的东坡诗集南宋残本[3]，隔日恰巧是苏轼的生辰，翁方纲就在他的“苏斋”召集同人“为东坡寿”，这是此项雅集活动的开始。从乾隆四十四年开始，“为东坡寿”每年举行，很少间断，即使在嘉庆二十三年翁方纲去世之后，仍有“苏斋弟子”李彦章（？—1836）、梁章钜等人将这项活动延续下去，并且随着同人的宦游而扩展到各地。(www.guayunfan.com)在“为东坡寿”刚刚发起的时候，有一个鲜明的精神旗帜（苏东坡），有物质遗迹供参与者凭吊吟咏（苏帖和苏集），有一位足为同人领袖的盟主（翁方纲），还有固定的雅集时间（东坡生日）和地点（苏斋）。不过，随着参与范围的扩大，“为东坡寿”已经不限于苏斋弟子，除了在东坡生日举行聚会之外，各地以同样主题相标榜的雅集活动没有更多的相通之处，渐渐成为文人雅集的一个“题目”，与其发起人和早期参与者的关系越来越小了。文学史的研究者认为，“为东坡寿”的活动对于“宗宋诗风”的发展有不小的推动作用[4]，这项雅集是自清初严禁文人结社以来，京城士大夫中间所出现的知名度最高的文人交游活动，虽然它并不是“订盟结社”，也不见有任何政治功能。

翁方纲在世的时候，“为东坡寿”的联系纽带是共同的文学趣味和学诗的师生关系，翁方纲去世以后，为东坡“做生日”的雅集不见得一定要体现宗宋诗的文学倾向。苏东坡跨越政治和文学两界，是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但文学成就极高的代表人物，他的贬官经历是后人吟咏非常频繁的题材，例如嘉庆二十五年，时任湖北按察使的邓廷桢“为东坡寿”，就有诗说“公系御史台，捃摭困谗口。识字肇忧患，累臣伤白首。九死责黄州，便旋信马走。城南筑东坡，自此名不朽”云云[5]，显然不再仅仅把苏轼当作一个文学偶像，而多了一些感时伤事的味道。

宣南诗社

在清代中期（甚至整个清代）的文人雅集活动中，宣南诗社是受到研究者关注最多的一个，但是宣南诗社的重要性完全是历史学界对林则徐个人的过分关注所导致的，并不能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6]。

宣南诗社源于士大夫的“消寒”雅集。北京冬季有各式各样的消寒活动，宫中有“九九消寒图”，官员、士大夫则结成诗文会，呼朋引伴，诗酒唱和，称作“消寒会”，所谓“京师消寒会最盛”[7]，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嘉庆七年（1802），湖南安化人陶澍（1778—1839）中二甲第十五名进士，开始了长达17年的翰林及科道官经历。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多次消寒会的活动，例如嘉庆九年他与几位同年进士朱珔（1769—1850）、吴椿（1770—1845）、顾莼（1765—1832）、夏修恕（1802年进士）、洪占铨（1762—1812）“赏菊更忆梅，名以消寒纪”[8]，十九年冬，他又参加了董国华（？—1850）、谢阶树（？—1826）召集的消寒诗会，此会后来又多次举行。在陶澍的追忆中，这两个消寒诗会都被追溯为宣南诗社[9]。

宣南诗社的活动持续到道光初年[10]。先后参加这项雅集活动的主要人物，包括陶澍、朱珔、梁章钜、谢阶树、董国华、陈用光（1768—1835）、吴嵩梁（1766—1834）、钱仪吉（1783—1850）、张祥河（1785—1862）、程恩泽（1785—1837）等人。林则徐在嘉庆二十四年底至次年春也参加过诗社的活动[11]，但他在北京的时间很短暂，并不是宣南诗社的重要成员。

关于宣南诗社的性质，史学界的争论很大，焦点集中在这个诗社是不是有政治色彩上面。过去主流的观点认为宣南诗社是一个“具有进步性质”的团体，催生了禁绝鸦片和抵抗外侮的政治观点，这个看法已经受到相当严厉的质疑[12]。质疑者认为，宣南诗社只不过是一个文人聚会的“消闲组织”，不存在任何政治意味，以往说法的基础，是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人都属于宣南诗社，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13]。不过也有研究者认为，宣南诗社尽管不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也没有对当时和此后的政局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仍然代表着生活在南城的汉族士大夫的集体觉醒，而通过诗社所产生的人际网络，也在诗社成员此后的政治生涯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4]。

事实上，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还不能确定宣南诗社是不是有政治性的纽带。群体中的某个成员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或者某些个别成员之间存在政治上的同盟或从属关系，并不代表群体本身具有政治目的，除非能够证明，其成员的政治立场的形成与群体和群体的活动有关，或者成员间的政治联系是通过群体、而非其他传统形式（例如师生、地域、僚属等等）形成的。以上述标准来衡量，宣南诗社显然不具备一个政治性团体所要求的基本条件，但是，它仍然有一些特质表现出来，从中可以看到19世纪中期士大夫政治的某些动向。

第一，宣南诗社的聚会也包含“议论”的内容。诗社成员胡承珙说：“尊酒流连，谈剧间作，时复商榷古今上下，其议论足以启神智而扩见闻，并不独诗也。”[15]虽然这句话说得十分隐晦，但已经是自觉地把宣南诗社与单纯吟诗作赋的文社区别开来，这种“议论”不见得是在议政，但是身为官僚士大夫，诗社中的往复讨论也肯定会涉及人物和时局，这应该就是在对士大夫舆论的高压政策默认取消之后，“清议”复兴的源头。第二，宣南诗社没有一个位高爵显的领袖，它的成员构成非常扁平化，成员之间的年辈、资历相距不远。它的号召力不是来自某位核心人物的偏好和魅力，也与所谓“庇护制网络”无关，近似于官员间的自由联盟。最后，参与宣南诗社的成员全部都具有进士功名，大部分任职于翰林院，其余的成员则都是由翰林升转的科道官，这是一个纯粹汉族士大夫精英的聚会。

宣南诗社的最大意义，在于营造了一种官僚士大夫之间自由交往的风气。这种交往突破了“苏斋”所隐含的私人性和私密性，成为信息沟通和交换意见的新途径。

江亭雅集

江亭即陶然亭，因为是康熙时江藻所建，故又名江亭。道光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黄爵滋（1793—1853，道光三年进士）和徐宝善（1790—1838）召集同人在江亭“饯春”，应邀赴会者19人，未至者3人，这是江亭雅集活动的第一次。

江亭雅集以黄爵滋为中心[16]。除了召集人之一的徐宝善之外，参加者可以非常清楚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道光三年中进士的同年友黄爵滋、周仲墀、李彦彬，另一部分是前来参加会试的举人。三位进士中，黄爵滋文名甚盛，周仲墀是八股名家[17]，李彦彬则熟于公牍文字[18]，这样的聚会大约是为了切磋科举文字。不过，正如徐宝善的题诗说：“主宾尽东南，和若竽笙调”[19]，前来参加雅集的士人全部都是东南人士，江西人占了很大一部分（黄爵滋是江西宜黄人），表明江亭雅集还是一个地域性相对明显的文人交游活动。

波拉切克（James Polachek）认为江亭雅集的背后是潘世恩（1769—1854）的力量。他举出的证据，一是黄爵滋曾是潘的门生，他在嘉庆十八年被江西学政潘世恩选为拔贡；二是江亭雅集聚集人数较多的年份，大都是潘世恩任会试正考官的年份；三是参加雅集的两位年轻的诸生潘曾绶、潘曾莹，是潘世恩的儿子[20]。这三条证据里面，第二条最为关键，但是即以第一次江亭雅集为例，当时潘世恩的所有本兼职位是左都御史、署礼部尚书、署翰林院掌院学士，当年会试派充殿试读卷官[21]，当年的殿试是在四月份举行，潘世恩的任命也是在四月份，殿试的前一天，但江亭雅集的举行则是在三月二十八日，筹备更在此前，很难说是为了借助潘世恩的影响力，所以这次雅集更像是一个联络来京举子的活动，不见得有十分明确的目的。

江亭雅集持续到道光十八年（1838），前后举行了8次[22]，最后一次活动是在那一年的6月16日[23]。次年禁烟事起，黄爵滋先是在六月份受命为江南乡试正考官，又在年底驰往福建协同地方督抚查禁鸦片[24]，江亭雅集随之瓦解。

江亭雅集始终由黄爵滋和徐宝善主持。道光十六年四月四日，由黄爵滋、徐宝善、叶绍本、黄琮、汪喜孙、陈庆镛六人为主人，召集42名同人在江亭集会，是江亭雅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陈庆镛特别追溯了清代京师文人雅集的源头：“康熙已未，诏开博学鸿词科，海内奇才云集京师。试毕揭晓，益都相国冯文毅公与知名士三十二人修禊崇文门外之万柳堂，宾主觞咏，称盛事。当时榜发在三月二十，而修禊又在其后，并非上巳，盖不以其时地之美，唯其人也。”[25]这次江亭雅集之所以选在四月四日，也是仿照万柳堂修禊的遗意，把日期推迟到会试发榜以后。参加雅集的人大多数是参加或者等待参加会试的举子，这项雅集毫无疑问与科举考试有关，这是与宣南诗社和“为东坡寿”都不一样的地方。

继“为东坡寿”、宣南诗社和江亭雅集而起的，就是顾祠会祭。顾祠会如同宣南诗社一样议论政治、没有明显的中心人物，也如江亭雅集一般在会试的年份吸纳大量的举子参与；同“为东坡寿”相似，它以一位著名的古人为精神号召——正是清代中期这些雅集活动的存在，为顾祠的发起提供了模式上的准备，同时也在逐渐扩大士大夫活动的弹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