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文化政策及其影响_顾炎武的事迹

清代前期文化政策及其影响_顾炎武的事迹

当为数众多的士大夫参与到顾祠会祭中来，在这位既无神力、亦乏功业的学者祠堂中行礼如仪的时候，他们究竟抱持何种心态呢？尤其考虑到，顾炎武除了学者之外，还是一位著名的胜朝遗民，以坚决不与清朝合作的态度而闻名，而顾祠会祭的参与者大都取得了或低或高的功名，其中的一大部分干脆就是清朝的官员，有一些职位还相当高。当然，时代不同、人心有异，参与者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有共识，也不会人人皆怀着明确的目的或立场而来，甚至许多时候我们根本无法知道，那些在题名录上出现过的名字是在何种机缘下来到这里。但是，顾祠既有若大声势，在京师士林中引发巨大反响，又能持续数十年之久，堪称与整个晚清历史相始终，一定有着某种极具号召力的精神气质，或者不能单以人际关系或附庸潮流来解释的吸引力，换句话说，这个祠堂虽是历史的小小角落，却也可能反应历史潮流本身。那么在顾祠会祭发端之前，读书人的思想世界究竟如何呢？

“明儒之学，用以应事，清儒之学，用以保身”，这是刘师培对于明清儒学不同气质的概括。他认为明代的读书人虽然“疏于考古”，但是“切于通今”，取得功名的人莫不“娴习典章，通达国政”，不比清儒“廉耻道丧，清议荡然”，只求其是、不求致用[58]。章太炎也曾特地指出以“汉学”自称的清代“经儒”，其实“与汉儒绝异”，因为他们“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59]。除却民族主义的义愤，章太炎、刘师培的看法颇中肯綮。

清代入关之初，尚无暇整肃思想秩序。顺治十二年（1655），上谕礼部：“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即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经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须研求淹贯，博通古今。”[60]不过顺治死后，辅政大臣更强调“满洲旧章”，顺治帝的文治构想并未得到贯彻[61]。

康熙亲政之前，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1635—1709）曾奏请“讲明正学，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敦崇实行，扶持正教”[62]，此后清代官方一直以程朱理学为儒学正统，未曾改变。康熙帝极为重视教化，亲政之初就提出“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的纲领[63]。在他的施政结构中，儒家读书人作为帝王教化的工具而存在，因此“学校者教化之源”，而兴起学校的途辙则在于“务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实而不务其华”。所谓“本”、“实”，则有两端，一是讲求修养的心性之学，一是沉酣典籍的经疏之学，亦即康熙说的“以内行为先，不汲汲于声誉，以经术为要，不屑屑于文辞”，如此方能化民成俗，臻于至治[64]。如雍正《圣谕广训》所说：(www.guayunfan.com)盖以士为四民之首，人之所以待士者重，则士之所以自待者益不可轻，士习端而后乡党视为仪型，风俗由之表率，务令以孝悌为本、才能为末，器识为先、文艺为后，所读者皆正书，所交者皆正士，确然于礼义之可守，惕然于廉耻之当存……否或躁竞功利，干犯名教，习乎异端而不知大道，鹜乎放言高论而不事躬行，问其名则是，考其实则非矣。[65]

雍正帝一方面积极兴建书院，一方面又极力将书院纳入官方的控制之下，书院的自由精神和私人色彩几乎消失殆尽，而成为官学的附庸、举业的预备[66]。在严厉打击士人政治活动的同时，帝王有意地赋予儒家读书人以明确的教化职能，加之以严格的道德责任，这就是“孝悌为本、才能为末”的政治用意。

乾隆朝的文化政策从两个方向深入，一面是以大规模的禁书与文字狱运动构成打压力量，一面则以同样大规模的编书与旌表等行为构成诱导力量，试图改变晚明以来士大夫热衷议论政治、参与社会事务的风气，重塑汉族读书人的精神面貌。

作为这种思想指导下的政策之一，是在禁毁书籍的行动中大量查禁明末议论朝政的书籍。清代的官方明史学将明亡的原因归结于党争，不仅记录晚明政治的野史、笔记成为禁书，晚明许多官员、学者的著作也在此理由下遭到查禁[67]。至于直接议论政治的奏疏类文献，更是首当其冲，即便是在禁书活动已经略为缓和的乾隆四十一年底，四库馆臣奉命对大批禁书进行甄别的时候，还提出“违碍文集”中的奏疏，除了“剀切可取”者方得摘存，其余一律销毁的建议[68]。

这些书籍中，固然有因为涉及建州史事而被清廷视作大不敬者，但也有许多关于政治及社会事务的著作，例如著名的陈子龙等人所辑的《皇明经世文编》，就被列入禁书目录，导致这部重要著作在清代流传甚少[69]。与此同时，许多对诸如漕运、盐政、科举、铨选等政务提出改革意见的作品也受到波及，其中尤以议论边政、军事的部分受祸最烈。更有甚者，晚明那些记载实用技术的书籍也在被禁之列，例如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光启《农政全书》、张国维《吴中水利书》、茅元仪《武备志》等书都未能幸免[70]。

这种压力之下，普通读书人对政治发表意见成为一件高风险的事。乾隆四十五年，广西平南生员吴英投书献策，对地方政治提出一些建议，例如“蠲免钱粮、添设社义仓、革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等条，结果被指“不知安分”、“语涉狂悖”；乾隆四十三年，湖南安化县民人刘翱编书条列地方时事，被指“以一介小民，辄敢妄谈国政”，竟遭处死[71]。类似的案件屡次出现，一些下层的读书人仅仅因为对地方政治提出了建言，或者就经典中一些政治理念作些发挥，即罹横祸，当然会使人们视议政为畏途[72]。这与晚明议论杂出的思想氛围，相去何止霄壤。

清代前期自顺治中期开始对于讲学、结社之类行为严厉禁止，晚明的党社运动迅速分化、消弭，除了一些志图恢复的秘密结社之外，只有一些文人诗酒之会还残存着明季结社的形式，但其中的清议、干政之风已经荡然无存[73]。清初帝王所希望的读书人，是那种沉潜经典、砺身自修的士子，至于能处理实际事务的干才，只能要求于已具官僚身份者。官方权威一方面强调儒者应该“通经”、“发挥传注”，另一方面又压制他们不许对政治发言，事实上是在切断“通经”与“致用”之间的关联。

清代前期帝王重整权力中枢的举措，大大压缩了士大夫谈论政治问题的空间，造成了汉族士大夫的非政治化倾向[74]。奏折、密谕等制度的建立，使得政治意见的流通完全限制在大臣和皇帝个人之间，从制度上避开了廷臣的参议，阻断了政治公开的通道。乾隆激烈抨击“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的说法，以及对明代言官议政行为的严厉指责，都是有意削弱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表现[75]。

这些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宋代太学生伏阙攻贾似道，是士人参政的标杆性事件，而生活在乾嘉时代的大儒焦循（1763—1820）却议论说：

孔子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身为诸生，国政非己所宜与……其处也力学之不暇，何暇于朝政之议；竭力于孝弟、忠恕而不足，何敢论宰相之贤否。[76]

读书人如果不能出仕，就应该致力于“力学”、“孝弟忠恕”，绝不应该议论国政，焦循的议论不仅呼应了顺治太学卧碑的精神——“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而且犹有过之，就连卧碑中对生员“学为忠臣清官”、“留心利国爱民之事”的训诲也都弃之不讲了[77]。

焦循的想法显然与政府的倡导有关。康雍乾三代帝王表彰过的大儒——最突出而引起士林歆羡者如康熙所称“耆年笃学”的胡渭[78]、雍正称为“读书等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的阎若璩[79]、乾隆赐书“传经耆硕”的顾栋高[80]，无一例外皆是皓首穷经的专家型人物。阮元在编纂《国史儒林传》时称扬清朝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闇然自修”[81]，正是对这种风气的官方肯定。作为这种文化政策的一个表征，就是官方在带有规范士林思想性质的权威文本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极力贬损明末清初诸儒的政治思想建树，而把重点放在表彰他们经史之学的成就上。

另一方面，伴随着考据学的繁荣，学者以学术谋生的现象多了起来[82]。这固然是学术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但职业化的倾向也改变了学人的心态，“学为名儒，出为名臣”的理想消失了。同时，学者的研究日趋专门[83]，具有强烈政治意涵的义理之学普遍受到忽视。种种因素的结果，是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非政治化”的心态[84]，一向被认作是“入世”的儒者，此时亦不能公开表达其政治意见，思想所能容许的空间随之发生萎缩，无论是强调心性的宋学一路、还是重视经典的汉学一路，皆只能在这有限的空间里腾挪。对于理想中兼具经学造诣与政治能力的通儒，氛围既不允许，社会亦未形成期待，这就是清代前中期思想界的现实[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