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思维：谁不是“宋教仁遇刺案”的指使者？

5.反向思维：谁不是“宋教仁遇刺案”的指使者？

金满楼

宋教仁遇刺时，被国民党视为死敌的梁启超正南返故里。闻讯后，梁启超怃然曰：“天下从此多事矣！”时隔不久，梁接到昔日同门江孔殷的电报，其中称：“遁初竟及难，以党死，殆无疑。此何时？有爱与项城者不为，共和与统一必无是，杀遁初者可以弱国民、危总统，险矣哉！”文末，江孔殷请梁启超也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这一记载，大概代表了原立宪派士绅的意见。

宋教仁遇刺案是世纪疑案，这点无可置疑。时至如今，刺杀宋教仁的真正凶手是谁，幕后指使者又是谁，当年没有答案，百年后恐怕仍不会有确切的答案——除非有新的、铁一般的证据出现，但这种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而且，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最终真相水落石出的可能性趋近于零。这一疑案，就像历史上很多类似的事件一样，很可能就此湮灭在历史的尘雾当中，后人们只能根据目前已知的、有限的信息来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这个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主观的。

令人费解的是，这样一个充满疑点的历史事件，在主流历史述说中却异口同声地断定：袁世凯是“宋案”的幕后主使人，在谋杀了宋教仁后，为掩盖其罪行，他之后又派人毒杀武士英，接着派人砍死应桂馨，进而毒死赵秉钧，还杀了说错话的王治馨，临死之前，他还派人刺杀了陈其美。如果不是袁世凯死得早，估计洪述祖后来的死也要算到他的头上。就这样一条处处缺乏过硬证据的逻辑链，却被反复述说，百口相传，几乎成了近代史上的一桩铁案。

据历史学者张永、朱怀远的总结，目前学界关于“宋案”的主流观点如下：

1.李剑农：“我们看了前面的证据，不惟可以断定赵秉钧是谋杀的嫌疑犯，就是袁世凯也不能不被认为谋杀嫌疑犯之一，参以后来应桂馨与赵秉钧暴死的经过，袁之为谋杀犯，尤很明白。”

2.吴相湘：“程、应联衔通电公布重要文证，霹雳一声，阴霾尽揭，至此袁世凯、赵秉钧授意杀宋已成铁案，盖为素喜应用暗杀手段之袁氏一空前杰作也”；袁主使刺宋的真正原因是，“宋、黄活动举黎元洪为正式总统，宋以国会多数党之推选出任国务总理把握实权，袁将被排斥于政府之外。”

3.丁中江：“杀人的主使者是大总统袁世凯，同谋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担任联络的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行凶的是失业军痞武士英。”

4.陈旭麓、何泽福：“等到凶手被逮，案情查清，证明这次暗杀事件的主使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自己的时候，袁世凯已经把武装力量准备好了”。

5.朱宗震：“袁世凯政府主使暗杀证据确凿”。

6.侯宜杰：“这些确凿无疑的证据证实，谋杀宋教仁的主谋者不是别人，就是堂堂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国务总理赵秉钧”；袁世凯“密令赵秉钧进行谋杀”，赵秉钧“对刺杀宋教仁格外卖力”。

7.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这些证据的公布，暴露了袁世凯的元凶面目。”

8.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由于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作为袁世凯对立面的单一政党内阁呼之欲出，使袁备感威胁，故布置刺杀宋教仁，以阻止国民党的政治崛起。”

这些观点，无一例外地认定“宋案”的幕后主使者就是袁世凯，就连《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也做如此表述，“一系列证据证明，这次暗杀是由袁世凯政府指使的”；“袁氏之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为了清除政敌，而是表明袁世凯与宋教仁之间，在组成全国政府的观点上有着根本的分歧。”

目前对“袁世凯是刺宋主谋”说法持保留态度的只有少数史家，如台湾历史学家张玉法在《中华民国史稿》中仅简单一笔带过，称“宋教仁被暗杀，事涉袁世凯政府”。张的说法，未明指袁世凯而说袁世凯政府，显然是存疑态度。另外，一向为袁世凯抱冤的旅美史家唐德刚则在《袁氏当国》中吞吞吐吐地说，“袁或无立刻杀宋之心。然赵为保存其相位，而乘机除一劲敌，或为杀宋之主要动机所在，亦未可知。”

说“宋案”是千古疑案，并不意味着这一事件毫无继续探究的价值，相反，如果把疑窦重重的“宋案”视为铁案，这才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与极大不尊重。近年来，对“宋案”真相提出质疑的学者日益增多，除张玉法、唐德刚及上文提到的张永、朱怀远两位先生之外，最早提出质疑的似为上海学者廖大伟，其在一篇名为《袁世凯非刺宋主谋》的长文中，分别从“袁世凯的地位、身份与信仰”、“宋教仁不具真正的威胁”、“上海行刺，许多困难难以逾越”、“书证的新解读”四个方面否定了之前“刺宋是袁主谋”的主流看法，并认为“袁世凯因‘宋案’而得罪党人，受疑天下，之后‘主谋’渐成定论，长期背着沉重黑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宋案’受害者”。其文可谓观点鲜明，分析独到。

另外，袁伟时先生在《民国初年宪政失败的原因是社会全面腐败》一文中也否定了袁世凯是刺宋主谋的主流看法，不仅如此，袁先生还将怀疑对象指为“赵秉钧、陈其美和黄兴”，并认为于右任在宋教仁墓前铭文的意思解读为“在舆论认定的袁世凯和赵秉钧之外另有主谋”，此说可谓别出心裁。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网络上对“宋案”的讨论也一直是热潮涌动，一些非专业历史学术圈的研究者异军突起，其中最值得推荐的是芦笛、思公、张耀杰三位先生的作品与见解。芦笛先生旅居海外，其在网上发表《“毁宋酬勋”考》、《是谁杀了宋教仁》两篇文章后，立刻在网上被竞相转载，流传甚广。《“毁宋酬勋”考》一文主要对应桂馨、洪述祖密电函进行分析，其中对“毁宋”的解释与从“毁宋”到“杀宋”转变过程做出厘清；在《是谁杀了宋教仁》一文中，芦笛先生更是进一步分析“宋案”中的种种疑点并对之前“袁世凯系刺宋主谋”的主流看法提出有力的质疑。最有意思的是，芦笛先生对之前形成主流看法的“动机论”反其道而行之，从利益得失的角度推论出陈其美与孙中山更有资格成为怀疑对象，这点恐怕是体制内学者所欲言而不敢言者。

思公先生原为历史学界中人，其在搜狐博客上发表的《刺杀新民国：宋教仁谋杀案之谜》系列文章可谓厚积薄发，功力深厚，这一系列文章后来被收入《晚清尽头是民国》一书，是该书中最具亮点的一部分。据思公先生所云，其系列文章也曾受芦笛先生的启发，并在其基础上将所有涉案人和整个案件的发展过程做了详细备至的讲述与分析，其框架之清晰明了，逻辑之严密周至，令人佩服。不过，思公先生并未明确指明谁是凶手、谁是主谋，文章见仁见智，全凭读者自行思考得出见解，其客观理性之精神，尤其令人敬重。

张耀杰先生关注“宋案”已久，数年来相关文章散见于各报刊，后于2010年以《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为书名在台湾先行结集出版，2012年在此基础上出版《谁谋杀了宋教仁》一书，可谓“宋案”研究之集大成者。张先生之书，广征博引，材料充实，文中直指“宋案”元凶系革命党内部人，尤以陈其美嫌疑最大（甚至孙中山亦有共谋嫌疑），全书主题明确，观点鲜明，令人耳目一新。据张先生在后记中所说，书写过程中他也曾与思公先生反复交流心得，此书的出版势必给“宋案”研究带来更多的争鸣。

关于“宋案”，林林总总，疑点丛生，因为关键证据与内情的缺失，单纯的文本分析很难辨别其中真伪。不过，从应桂馨与洪述祖的密电函中至少可以勾勒出“宋案”的一个基本概貌，即应桂馨以“毁名”始而以“杀宋”终，这点大体可以得到确认。

通过对应、洪密电函的整体解读，“宋案”最初起于应桂馨的提议，即购买所谓“孙黄宋劣史”在媒体公布，目的是在国会成立之前毁其名誉，阻止其组阁的计划。得此信息后，洪述祖同样认为奇货可居，并企图垄断应桂馨与北京的联系，以此为邀功之道。但很可惜的是，应桂馨在提出这个计划后，后续却毫无进展，所谓的“孙黄宋劣史”原本就子虚乌有，站不住脚，在无法交差的情况下，应桂馨实际上是放了个空炮。

而在另一边，洪述祖似已将应桂馨的计划上报给赵秉钧与袁世凯，由此不断催促应桂馨派人前往日本，尽快拿到切实可靠的证据，以实施计划的第二步即“毁宋之名誉”，但应桂馨的后续报告令人失望，对于这个计划的失败，洪述祖不免也要承担连带责任，这也是他在密电中对应桂馨有所抱怨的原因。

关于“毁宋”的说法或计划，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毁其名誉”，一种是“杀宋本人”。至少从3月13日前的密电函中，还看不出有要“杀宋”的意思，因此，对于应、洪密谋的前半程，似应视为“毁宋名誉”，而从宋教仁被刺后赵秉钧的异常反应，似乎可以看出袁、赵两人对这一计划有所知并予以默认。

但在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的密函中，原本因拿不到证据而可能夭折的“毁宋名誉”计划突然异峰突起，应桂馨在这份密函中明确地提出要“去宋”，“去宋”的字面意思可谓清晰明了，这也意味着这一计划将由“毁宋名誉”转为了“杀宋本人”。对于这一关键节点，读者不可不察。

应桂馨计划的突变有两层原因，一是担心原计划的夭折将影响到自己在北京方面的信誉与上升途径，二是应、洪两人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利益往来。从提出“毁宋”计划开始，应桂馨即有借此牟利的动机，而洪述祖在其中同样有利益关联，即从应桂馨所得中“折三分一”，这也是洪述祖一直热心于该计划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应桂馨与洪述祖还存在其他的经济往来，如洪述祖托应桂馨为之活动江苏观察使之职，而应桂馨更是请洪述祖在购买“八厘公债”上帮忙。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生意是否能够做成，与“毁宋”或“去宋”的计划是紧密搭钩的，而应、洪两人在其中也不乏尔虞我诈，如应桂馨未必在为洪述祖活动江苏观察使一事上出力，而洪述祖所谓帮应桂馨敲定“三百五十万元公债”之事，也很可能是诓骗应桂馨赶紧对宋教仁下手而施放的烟雾弹，因为后面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所谓“三百五十万元公债”已在财政部办成。

从应桂馨提出“去宋”计划后，可以明确的是，洪述祖不但深知其中用意，而且还一再鼓励、督促应桂馨完成这一计划。由此，洪述祖后来在青岛发布所谓不知“毁宋”是“杀宋”的自辩电，基本属于狡辩。但在这一关键节点上，赵秉钧与袁世凯是否知道应、洪密谋的突变，则是一个未知数。在没有得到确切的证据之前，似应持存疑的态度，这也是目前认为“袁世凯是刺宋主谋”之主流看法的最主要硬伤所在。

从应、洪密电函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毁宋”还是“杀宋”，应桂馨与洪述祖都是直接策划者，而具体实施该计划的正是应桂馨本人。“宋案”过去后，洪述祖的姐夫赵凤昌说的那句耐人寻味的话，“将来罪名至洪述祖止，转瞬雨过天青矣”，大体意思如此。

在民国文人白蕉所著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中，袁世凯亲信幕僚张一麟曾留有这样一段眉批：“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7）张一麟是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机要秘书，以其对北洋内情的了解，此言非虚。更何况，白蕉之书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此时的袁世凯不但早已作古，而且被舆论批得稀烂，张一麟似乎没有为旧主讳言的必要。

但是，密电函的分析只是“宋案”的第一层面，如果把这一重大事件仅仅归结为应桂馨与洪述祖的“小人之谋”，当然不足以构成世纪疑案。“宋案”发生后，从报案人到破案到武士英的翻案与离奇死亡，无一不让人疑窦丛生，种种蹊跷与吊诡，层出不穷，可谓无处不破绽，无处非隐情。最让人奇怪的是，以陈其美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为何在极短的时间内即锁定主犯应桂馨？犯案之后，杀手武士英与应桂馨何以如此淡定？破案为何如此之速？关键证据如密电函、手枪等为何一索即得？杀手武士英何为离奇落网？这所有的一切，背后似乎都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一切。

从破案的过程来看，报案人是假、凶犯是真，这点基本可以确认；破案系由国民党人主导，这点也可以确认。宋教仁死前，于右任说“此事凶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原因就在于此。据参与破案的周南陔等当事人的回忆，陈其美等人之所以能快速破案，是因为事前即安插国民党人吴佩璜为上海电报局局长，通过详查各方来往电报而发现线索，这固然是事实，但无法解释为何立刻锁定嫌犯应桂馨并派出虚假线人报案，更无法解释应桂馨在案后何以如此淡定。

作为“宋案”的第二层面，很可能是两个谋杀在同时进行。表面上看，是应桂馨在操纵一切，实际上后面还有另一队“影子杀手”。从报案人的爆料来看，应桂馨寻找杀手的过程中即有陈其美的人在其中穿针引线，譬如将武士英介绍给应桂馨的吴乃文，即应桂馨担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时的手下，而他同时也是陈其美的手下。在当晚的“宋案”现场，除了武士英之外，至少还有吴乃文、陈玉生、张汉彪三人，其中陈玉生是整个刺杀案的具体负责人，行刺当晚也是由他带队；这三个人，身份基本都可以定义为杀手。更让人咋舌的是，这些人在案发后全部逃之夭夭，唯独武士英一个人被抓被杀，而陈玉生在镇江被捕后，居然始终没有出现在“宋案”的审判席上，这是何等地离奇！

从各种记载来看，被指为直接凶犯的武士英，很可能是事前即被安排去顶包的傻蛋。事实上，武士英这个人的历史至今都无法搞清楚，他所谓曾当过新军军官甚至营管带的说法其实并没有任何旁证。按说，“宋案”这么大的事，武士英又是其中至关重要的涉案人，如何没有人来指认其过去历史呢？好歹他当时也算个“名人”！另外，从武士英被抓及在庭审中的各种表现，实在无法看出他具备做中层军官的素质与可能。

据庭审记录，武士英在行刺前只看过宋教仁的相片，对宋教仁本人身材体貌特征并不熟悉，在夜晚行刺更具有相当的难度，至于其枪法究竟如何，其实也是无人知情，不过有这么一说。鉴于多名杀手（可能还不止上面提到的三位）出现在案发现场，究竟打入宋教仁体内的子弹系谁施放，除了武士英的嫌疑之外，恐怕未为可知。另外，据北一辉的说法，“宋案”中尚有日本人涉案，如果此说是真，那陈其美派出杀手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应桂馨并没有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失踪的杀手很可能埋藏着人们苦苦寻求的真相，但这一切，却被轻易地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

武士英的翻案与被杀同样是“宋案”的关键所在。或者可以这样说，谁在背后唆使武士英翻案并刻意将祸水东引至袁世凯一方，谁又在武士英翻案之后又将之神秘谋杀，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主导整个“宋案”的真正幕后指使者。从这个角度来说，基本可以排除北京一方（袁世凯与赵秉钧）的涉案可能，因为无论是“影子杀手”还是武士英的翻案与被杀，就当时的条件而言，北京一方都不具备伸手到上海的可能性。当时的上海，远不是他们的地界。

武士英被杀后，“宋案”实际上已经陷入停顿。作为“宋案”的第三层面，已经是袁世凯一方与国民党一方的政治斗争，“宋案”本身反而成为了其中的牺牲品，如国民党方面要求提讯赵秉钧时，北京方面就搞出“血光暗杀团”要求提讯黄兴作为反击；国民党方面指责总统、总理涉嫌谋杀，袁世凯一边就指责黄兴等人违法公布证据，不一而足。等到“大借款”案一出，“宋案”更是迅速被边缘化而成为双方斗争的一个筹码。到这时，宋教仁究竟被谁所杀，实际上已不再重要。这对宋教仁来说，是何等地悲哀与不公，而对每个关注宋教仁命运的人来说，又是何等地遗憾与悲怆。

以“动机论”而言，如果袁世凯是刺宋主谋的话，那陈其美同样可以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从案发后的破案、武士英的翻供与被杀、应桂馨的脱逃等种种表现来看，如果不是陈其美主使了整个“宋案”的过程，至少他放任了宋教仁被杀的这一结果。如果后者是真，那读者或许要问，陈其美又为何要放任此事的发生呢？

对此，芦笛先生同样运用主流看法惯用的“动机论”做一解读，即：如果袁世凯、赵秉钧谋杀宋教仁是因为宋威胁到其政治地位的话，那宋教仁的崛起同样对国民党内其他领袖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构成严重威胁并很可能导致他们在民国政坛的边缘化。这一质疑同样有力。当然，芦笛先生并不认为黄兴卷入了“宋案”而是认为陈其美很可能是在得到孙的默许后主动进行的，因为以黄兴的人格、行事方式及与宋教仁的关系来看，他不太可能做如此事，而“宋案”发生时，孙中山已在日本访问，按当时的通信条件也做不到指挥一层。

宋案之后，汤化龙为宋教仁写了一副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从挽联中看，汤化龙并不认同国民党所一口咬定的“袁世凯是刺宋主谋”的判断，而这也代表了当时很大一部分人特别是非革命党人的看法。

历史是复杂的，特别在关键节点、重大事件上更不应简单化，深入地探讨、多元的观点对一个理性社会的培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不是也不应做政治的婢女，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但凡存疑，不宜妄下定论，更不能因为政治取向而刻意掩盖真相，动辄搞“盖棺论定”。事实上，“袁世凯是刺宋主谋”的说法，是在国民党当政以后才成为主流说法并由此延续至今，而不客气地说，以革命起家的国共两党对宋教仁及其倡导的宪政都并不怎么认同与友好。

宋教仁的被刺是民国初年乃至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件大事，这一案件原本应由法律解决，但最终沦为了政治的牺牲品。正如思公先生说的，“宋案不仅没有得到过公正的法律机会，反而成为失去法律、加剧暴力的推动器，这给了好把历史打扮成小女孩的伪装大师们以机会，将严肃的历史描绘成一部狼外婆和天真儿童为主角的童话。”

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乱象，既是宋教仁的悲哀，同时也是国人的悲哀，更是一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悲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