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话语体系的构建

女权主义初衷是为了男女权力平等，昭示女性存在。近代以来，受人文主义、工业革命、科技发展成果的影响，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兴起，女性主义学者开始以语言为利器向传统的父权制话语体系发起挑战。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翻译学者在当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解构主义浪潮的推动下，把翻译研究深入女性视角，意识到女性在翻译中的地位与其长期身处的社会语境并没有什么两样。而通过翻译与女性主义的结合，女性主义翻译学者寻求对语言的介入和控制，力图推翻长久以来“父权制”话语体系。被视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圣经”的加拿大翻译理论家雪莉·西蒙的性别翻译研究经典《性别与翻译》（The Gender in Translation），正是借助翻译手段，来对抗传统的男性话语体系，而这一话语体系正是以长期压制女性心声为特征的^[14]。

她写道：

Translation has at times emerged as a strong form ofexpressing for women—allowing them to enter the world of letters，to promote political causes and to engage in stimulating writing relationships.^[15]

此话意即：

翻译时常表现为一种强有力的展示女性力量的方式，翻译使女性进入话语世界，促进政治发展，并推动两性写作关系改变。

在传统的翻译研究视野中，译者只是一个仆人，“仅用一只无形的手机械地转换着文本中的字符，因而译本只是复制品，毫无任何创造可言”^[16]。而解构主义女性翻译研究则反其道而行之，她们认为，既然所指的概念与能指的意义不同，意义就具有不确定性，文本的意义要靠语境去构筑；而语境不仅存在于文本内，还存在于文本外，即译者的内心世界，也就是译者所处的社会语境。译者只能选择自己所熟悉的语词与话语结构表达原文本中消失久远的语境内涵，译者的主体性使原文本产生新的生命活力。因此，意义既不固定，也无法脱离语境，翻译过程中处处体现着“创造”。正像阿罗约（Arrojo）所说，“意义不能被复制或被恢复，而总是被创造、被更新”^[17]。

在传统翻译中的性别共生关系中，女性是弱方，甚至是次等的、二流的。这和女性长期处于人类社会次要角色这一事实是一致的。在古代，女性被禁止翻译《圣经》，她们无权解读上帝，因为她们被认为没有被赋予这种能力。她们有的只是对神、男性和社会的责任与义务：对上帝要膜拜，对男性要敬畏；而自身则是次要的、轻贱的、柔弱的、必须被保护的、无种姓延续权利的、不被尊重的、必须背负因生育而带来的痛苦与耻辱的、在很多领域是可有可无的，等等。这些角色的普遍指称意义至今依然存在。在传统中外翻译理论及实践中，“原作者、原文常被视为男性、阳性、主动的，而译文、译者却被视为女性、阴性、被动的，翻译和女性常被置于边缘位置”^[18]。

女性在翻译中的从属地位缘于女性身处的社会语境，男权意识形态固守下的权力机构，把社会对待女性的方式如法炮制地应用到文本的制作当中。使男性、原文、作者优越于女性、译文、译者，使女性隐匿于男性，同样使女性译者隐匿于男性译者，使男性等同于创作，使女性无异于模仿，使女性在任何方面都以不变的方式顺从于男性，这就是男权社会的既定规则。无论女性以什么方式反抗，都会被冠以“反本质”“无体统”“徒劳的”等，男性会以固有的姿态把女性贬斥到“他”的权力之外。

翻译的女性主义诉求缘于女性被长期隐蔽在翻译的男性世界里，女性的独立情感、话语、见解被贬斥，女性的角色与身份被湮没，而时代与文明的进步不允许这种旧的翻译定式保持安逸，就像其他固守的社会藩篱会随着时代与社会的进步被破坏、被重新构筑一样。

事实上，女性对自身话语身份的诉求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今，女性主义翻译学者开始探索用翻译手段，来对抗传统的父权话语体系，试图推翻长期压制女性心声的男权话语，而女权主义运动为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注入了勇气、胆魄与力量。“性别”概念的引入，揭开了翻译研究的新篇章，女性开始探寻在人类语言掩盖下的自身既在情感与强大存在，“并使女性主义翻译发展成为替女性‘代言’的一套独特理论与实践体系”^[19]。

女性主义翻译学者站在理论的至高点，极力反抗传统的翻译理论，挑战隐含男性权威的“忠实”翻译观，竭力打破男性在翻译领域的主体地位，并在翻译研究的文化学转向与解构主义浪潮的推动下，构筑完整而系统的女性翻译理论研究体系。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在中西方类似，如带有政治倾向、挑战传统忠实观，解构传统二元对立、建构女性翻译主体等特征；她们以独特的语言风格、话语结构改写原文，旨在昭示女性自身的存在。

女性主义翻译学者提倡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翻译原文，通过补偿、前言或脚注、挪用等翻译途径对原文进行女性化处理（womanhandling）。女性翻译同样不单单是语符间的转换，也涉及历史、文化、政治、信仰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更有女性自身额外背负的性别压抑与社会屈辱。放眼历史的语境，女性翻译的实践与心路历程充满凄厉与抗争。

女性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有所不同。女性翻译研究着眼于性别不同而导致的翻译策略、语言选择、目标取向、道德标尺等方面的差异；而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则积极介入翻译中的权力与平等意识，常利用历时性政治批判与文化干预来彰显自身、抗争外界。法国女权主义先驱波伏娃那句著名的断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成为女性洗雪耻辱的口号与旗帜。在女性翻译实践中，女性译者的翻译行为有意无意之中都在彰显她们自身的性别身份，都是在为女性代言。然而，她们的代言并不总是积极的，很多情况下是消极的、胆怯的，甚至是意识淡薄的。在追求女性权利与意识上，西方女性是积极的、激进的，而中国女性在这方面是后来的、试探性的、温和的，理论性引进多，系统性探索少，不够深入。

弗罗托（Luise von Flotow）曾说，“传统中，语言是压迫女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语言作为媒介昭示权威，让女性意识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附属的”^[20]。她所主张的“翻译就是性别改写”其实是一种干预主义。用彼得·纽马克的话来说就是，“译者应该以众所周知的道德事实，即‘真理’之名，对原文内容进行‘更正’”，而女性主义翻译者正是以这种“真理”之名对原文本进行“更正”^[21]。

显而易见，传统语言体系不能满足甚至有意阻止女性表达自身世界经验的愿望，由社会权力机构锻造的父权话语系统自然就成了女性主义翻译家挑战的对象。就像译者通过“主体性”宣战打破作者的绝对权威一样，女性译者通过打破对原作与男性译者的绝对权威，来改变自身对男性译者的从属地位。即以女性特有的方式解读概念、表现叙事，以此在翻译中建构女性语言，体现女性特殊感受、别致心理及话语存在，以此来昭示隐没在男性光环背后的女性自然主义翻译成就，发现女性在翻译中散发的智性与光芒。

通过翻译，可以构建女性话语模式，提升女性话语身份，通过“女性化处理”（womanhandle）原文文本，冲破男性翻译话语模式，即打破传统话语思维模式，解构传统二元对立关系，用女性话语方式来转换原文信息与风格，以女性方式把原文呈递给读者。这是自然赋予女性忠于原作的方式，因为女性忠于事实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不同于男性，但又长期被隐匿，结果是：通过男性作者的权威作品而界定的美学、文学及意识形态标准把女性的创造性与独特个性逐出历史，使女性作者与作品迷失在历史的虚无之中。那么，通过挖掘与翻译这些女性作者与作品，就可以从虚无当中找回她们曾经有过的“气质”与“存在”。

文本反映的是社会规则。在男权社会中，所有男权的意愿都被巧妙地、隐隐地藏匿在文本的字里行间，男性通过文本中的文字游戏占领着意识形态高地。当女性揭露与反叛男权的诡异时，往往又会被其强大的话语回音鞭回到原地。男性以理性之名对女性的排斥，理性被划归在男性本质的范畴内，女性被远离这种本质，男性因此而固守被其筑起的阵地，永远将女性置于远离他的权威的边缘。然而，女性的躯体写作、女性的天然性抗逆、女性话语意识的崛起以及女性话语系统的构建等，都在不断演绎着压制与抗争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