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意义的动态构建

传统交际模型虽然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交际中话语意义的实现是建立在话语和意图正确识别的基础上的。SCA言语交际观无疑也是遵循这种普遍模式，不同之处在于，SCA不但关注交际过程中的“合作”因素，也关注“自我中心”因素。如上面提出的，关注交际双方的差异性不能单从听话者视角来推导话语意义，因为许多“自我中心”式的言语行为是无法只从听话者视角来推导的。当然听话者对语言和意图的识别是交际的关键，我们也充分肯定其他交际模式对听话者推导模式所做的贡献，但对于研究者来说，采取说听同等视角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看待整个交际过程。因此本节进一步探讨话语意义的动态建构过程。话语意义无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综合体，它不但包括意图、注意力、态度等认知心理因素，也包括社会、文化、习惯等语境语用因素。本章无法一一探讨，主要对构成话语意义的核心“词汇”进行分析。

关于“意义”(主要是词汇意义)无疑是当代语言学理论极为关注的一点。总的来说，存在两种显然对立的观点: 一个是“认知语言学的意义观”，另外一个是“生成语言学的意义观”。认知语言学家(C．F． Geeraets1997; Langacker1987; Lakoff1987)认为语言形式和世界知识之间没有界限。语言被认为是世界知识存储器和有意义分类的集合，它们能帮助人们储存原来的信息的同时处理新经验(Geeraets1997)，也就是说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形式本身是具有意义的。与之对立的是以Chomsky为代表的生成派。Chomsky(1972，1986，1995)认为语法是由词汇所驱动的，词汇具有自然的语言语义并因此作为个体内部语法的核心组成成分。由语言知识所构成的大脑内在思维模型是独立于其他世界知识和技巧的。对于语言和概念，SCA认为“词汇本身就有一定的独立性，词汇单位并非完全与概念紧密地捆绑在一起”(Kecskes 2003)，并且“语言是人类生活经验的结果但是同时语言自身也创造出一个魔鬼(monster)”。我们理解为，词语和概念并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能过分估计词汇和概念中任何一方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由Kecskes(2008)提出的意义动态模型(DMM)对上面的争议做了很好的解决，解释了词汇中的共同核心(commoncore)、指定概念(designatedconcept)、词汇具体语义特征(word－specific semantic properties) 和文化具体概念特征(culture － specific conceptualproperties)在具体语境中使用时怎样整合在语句中的。下面结合言语输出和言语摄入来具体分析话语意义的动态建构。

根据Kormos(2006)的总结，所有关于言语输出的理论在下面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 第一，言语输出包括四个阶段，即概念形成(conceptualization)、构成(formulation)、发音(articulation)和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 第二，这四个阶段的运作遵循上面的排列顺序，另外概念形成需要注意力资源，而构成和发音在母语中不需要注意力资源，因此言语输出比较流畅; 第三，言语输出的基本工作机制是激活扩散(activatingspreading)。我们认同言语输出的四个认知心理过程和排列顺序，也赞同其基本工作机制是“激活扩散”，但认为工作机制更确切地说是“等级凸显”。本书当中所关注的“凸显机制”更多是从语言形式对概念激活而言的，即从话语摄入角度而言的。其实，在话语输出过程中，凸显机制同样发挥作用，不过这个过程与话语摄入阶段恰好相反，是从概念到词汇的过程。具体而言，比如说一个说话者意欲表达“我的父亲死了”，在下一步的“构成”阶段，由概念所激活(凸显)的词汇形式就个体而言是不一样的(这里我们且不涉及句法和语音等因素)。对于“我的父亲”这个概念，激活(凸显)的词汇有“家父”、“慈父”、“家严”，“老子”等等，而“死了”这个概念可能激活(凸显)的词汇有“逝世”、“过了”、“走了”等。SCA认为说话者会根据个体对这些词汇的可及性、熟悉度和使用频率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凸显度。这些具有不同凸显度的词汇的激活及其语法和语音的编码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过程，不需要多少注意力资源(对于母语而言)。而说话者具体选择哪个词汇作为最终的话语表达显然是考虑到共有知识和交际对象的，这个过程无疑是有意识的控制和处理，说话人需要不断关注(Levelt1989)。

上面这些词汇都反映了一个共同核心概念(commoncore)，但是却体现了不同的词汇具体语义特征WSP和文化具体概念特征CSCP。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对于同一个言语集团的听话者来说，不管说话者最终采用“我父亲死了”还是“家严仙逝了”，听话者的理解都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这也是“话语合作”的基本机制(详情见第5章)的保障作用。但如果是词汇本身可能导致不同的概念诠释或者有较大的WSP和CSCP的差异，并且说话者对共有知识估计错误或者自我监控和调整不够充分，则听话者的理解就有可能出现偏差，甚至出现自我中心言语行为表象。举例而言，“纽约时报”的头条“Price Soars for Eggs，Setting off a Debate ona Clinic'Ethics”，假如说话者意欲将他从报纸上看到的这则新闻告诉他人，而没有对egg做必要的解释(“egg”这里采用的是非凸显义“卵子”)，听话者在受到“egg”的语音刺激后凸显的很可能是“鸡蛋”这个共同凸显义。在这种情况下，听话者会表示出疑惑，说话者必须补充必要的信息才能帮助听话者达成正确的理解。概念与词汇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具体文化概念特征的不同，交际双方往往对于同一个词汇和表达所激活的概念内容差异巨大，甚至造成误会和笑话。如:

例(8) 一个外国教授刚来中国几个月，自以为学了不少汉语。一天，他来到一个卖熟食的地方想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你有脑子吗?”他问一个卖杂碎的。卖杂碎的愣愣地看着教授，半晌才说: “如果我有脑子，你以为我还会呆在这儿干这个?”

双音节名词“脑子”在汉语中既可以理解为“智慧”，又可以指“杂碎”的一种。显然，对于教授来说先是具有了“杂碎”这个概念，然后才根据自我知识选择“脑子”这个词汇形式，但对于听话者“卖杂碎的”来说，“脑子”这个词汇形式在他脑海中凸显的是“智慧”这个概念。正是因为同一个词汇形式在说听双方那里凸显不同的概念才形成趣话。

虽然说话者的“概念－词汇”与听话者的“词汇－概念”是两个相互对立的过程，又由于词汇与概念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而导致说听双方的概念意义可能不一致，但一般情况下说听双方仍然能共同构建话语的意义，即听话者能正确领会说话者的意义。其原因为，一方面“话语合作”的一般机制能够保障基本交际(详情见第3章)，另一方面交际双方的主动监控和调整起到一种纠错的作用(详情见第7章)，简而言之，社会因素能够使具有自我中心思维本质的话语交际变得更加“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话语意义的动态构建”指的是一个交际双方由于语义的不确定性(underdeterminancy) 需要将“自我经验”结合“当前语境”(current context)从而形成“共同意义”(con-sense)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语用学中语义的不确定性是建立在对语用和语义的“一刀切”的批判上形成的一个共识(Carston2002a)，其立足点是话语理解视角。我们认同语用学的观点，不同的是“语义的不确定性”是对整个言语交际过程而言的。诚然，对于说话者来说语义是明确的，因为话语输出是一个“概念－词语”的过程，并且说话者为了实现话语合作总是有意识地基于共有知识来选择“适当”的词语来表达这些概念。问题在于思维的自我中心性会导致共有知识估计错误，往往使得说话者并不能完全保证这种“选择”的正确性。对于整个话语交际过程来说，一方面说话者被期待根据自己凸显的词汇选择“适切”的言语表达来传递“概念意义”，另一方面听话者被期待基于话语所引发的凸显的概念来理解说话者所表达的意义。在此过程中，由于交际双方的自我知识、自我视角和自我信念不同，在监控和调整不到位的时候，错误的诠释甚至是自我中心言语行为表象是难免的。

其次，话语意义的动态构建还体现在互动交际过程中临时性、突发性意图和共有知识的构建上。在英语课堂中，老师经常采取一些游戏教学方式，如让学生通过用英语提问来猜他/她所预先想好的一个物体名称，学生不能直接问“Whatisit”，只允许提有关该事物特征的问题，如“What color is it”。学生累积该事物语义特征的认知过程，也就是动态构建词汇概念意义和话语意义的过程。

词汇意义是话语意义动态构建的核心，但其他如句法、语音、副语言等也是重要的构建因素，这里不一一赘述，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说话者的自我监控和自我修补也是话语意义构建动态性的重要标志之一。SCA认为，人们在交际之初是自我中心性的，这个阶段主要体现为一种无意识的状态，而后续的自我监控和自我修补则是有意识的言语行为。说话者关注他们在说什么及如何说的，并几乎能够监控其言语行为的各个部分，但他们不能同时连续地关注所有一切，因为注意力是选择性的，而且是波动的。说话人的注意力分配和情景以及任务有关，说话者可能只关注某些失误或者不流畅的地方，而忽略其他。说话者注意到自己的言语中的失误之后，可能会自己进行修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修补都是完美的，而且说话者也经常需要听话者的提醒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失误(比如英文中的“What”或者“What do you mean?”以及其他非语言表达信号)，即说话人不仅对自己的言语进行直接监控，而且还通过对听话人的反应间接监控。可见，无论是自己监控还是他人监控，自己修补还是他人修补都是为了确定话语意义，这是一个动态的、互补的过程。我们将话语意义的动态构建过程初步描述如下图(图8－3)。

图8－3 话语意义动态构建图

总之，语言形式和概念的“双向道”关系(见1．2．2)，交际者的思维运行的自我中心性是导致交际需要监控和修补的本质原因，也是话语意义动态构建的内在动因。话语合作的实现不但需要社会文化等规范性因素，也需要即时的个体认知因素的参与。前者为话语交际提供了“合作”的模式和规范，使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省力，而后者则为互动交际中临时性的、突发性的因素提供了保障——监控和修补。总之，社会和认知的结合才使得具有自我中心思维本质的言语交际能够如此地“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