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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传播中的话语构建

时间:2022-02-28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人们的行为是以他们的阐释为基础的。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大跃进运动的真实存在是毫无疑问的。考察其政治传播中的话语建构,就是要探明,在大跃进运动中,什么样的政治行为者,通过什么样的社会互动过程,实现了什么样的话语建构,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能,以此深化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以大跃进运动为例,“大跃进”口号的提出,是党内争夺定义政治现实的话语权的结果。
政治传播中的话语构建_以大跃进运动为例_中国政治传播研究:基础与拓展(第1辑)

◇许 静

关于政治传播概念的界定

由于政治传播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中外学者关于政治传播的定义不胜枚举又众说纷纭,这反映了政治传播研究多元发展的特点。[1]就本研究而言,笔者赞同“政治传播就是研究政治过程中的传播行为及其影响”[2]这一内涵相对宽泛的定义。它反映了政治学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向制度研究、再向现代政治过程和政治行为研究的拓展。

关于传播的定义也多种多样。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搜集并列出了126种不同的传播定义[3]。如果遵循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的传统把传播作为人的一种符号化的社会互动行为来强调,那么从本质上讲,政治传播的研究重点不是传播技术本身,而是政治过程中人的行为,特别是经由传播而形成的人的集体行为,包括人的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以大跃进运动为例,政治领袖的想法如何变成全国人民的集体行动,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一个社会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个问题很值得从政治传播的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关于社会构建论与话语研究方法

社会构建论是由美国学者伯格和卢克曼在《现实的社会构建》(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书中提出的。实际上,这个理论的形成源于更早的布鲁默的象征性互动论[4]和舒尔茨的现象学社会学[5]。相对于社会是作用于个人的物质性现实的传统观念,社会构建论认为,社会的组织、权力和思想是由人类不断地再创造和再复制,并且被不断地挑战和改变的。伯格和卢克曼认为:“现实是由社会建构的,知识社会学必须分析这种建构的过程。”[6]将这一理论思路运用到政治传播研究中,就为我们观察政治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传播视角”(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而非“其他视角”——“因为现实都是在传播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所以传播就包括了所有的事物,无法与它们分开”。[7]

社会构建论认为:世界就在我们眼前,供我们观察和了解。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所具有的意义并不相同。正是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下的互动,我们逐渐形成了对世界的看法。社会互动构建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世界上的所谓真实的事物,只有人们都认为某个事物是真实的,那个事物才是真实的。[8]

符号互动论是社会构建论的基础。按照符号互动论的观点:人们是按照他们对所处情境的主观理解来作出决定和实施行动的。社会生活是由互动过程而非结构组成的。人们通过所属群体共享的符号的意义来理解他们的体验。语言是社会生活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世界是由社会性客体组成的。这些事物都获得一定的命名和意义,而这些意义是由社会所决定的。人们的行为是以他们的阐释为基础的。通过阐释,人们对相关的事物和行为进行思考和界定。[9]

具体到政治传播中,我们同样可以认为,人的政治行为是基于其对政治现实的认识和把握,而政治的集体行动则基于对政治现实的共识。政治传播首先要考察的是,什么样的政治行为主体,基于什么样的社会互动,通过什么样的话语建构,形成了社会的共享现实(shared reality)。

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经常会受到语言的支配和限制,话语在社会构建中处于中心地位。话语研究因此成为分析社会构建过程的重要方法。话语研究有两种基本取向:一种注重内容,倾向于揭示人们对世界的独特构建;另一种则注重过程或功能,倾向于探讨话语的功能或成效。话语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有别于传统经验主义研究。第一,它有别于传统经验主义者所主张的缜密研究。话语研究很少依赖广泛的抽样案例、数值测量或统计分析,而是采用灵活自由的研究方法,从密切交叉的案例中提取信息,通过解释构建出意义支持结论。第二,话语研究并不对预测和控制试验过程的方法感兴趣。因为话语模式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甚至变化得很快,因此话语研究转而选择其他目标。受构建论思想的启发,他们确信所有的研究其实都掺和了价值取向,因此他们挑战价值中立,而且通过研究进一步支持其价值取向,并把研究结果作为社会批评的手段。[10]

在拙著《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一书中,笔者对其政治传播的符号化等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但没有明确以社会构建论为基础理论,对话语研究的方法运用也缺乏系统性。本文力图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理论和方法层面做进一步拓展。

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大跃进运动的真实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但从社会构建论所提供的“传播视角”来看,这一历史事实却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由政治领袖发动和领导,借助于大众媒介和政治组织,通过各种社会互动过程而构建起来的历史过程。考察其政治传播中的话语建构,就是要探明,在大跃进运动中,什么样的政治行为者,通过什么样的社会互动过程,实现了什么样的话语建构,产生了什么样的社会效能,以此深化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反思。

政治现实的符号化及隐喻性建构

话语构建的方法之一是对现实的符号化界定,隐喻是符号化的特定技巧。以大跃进运动为例,“大跃进”口号的提出,是党内争夺定义政治现实的话语权的结果。早在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快慢上就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其他主要领导人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在经历了两年多的所谓从“冒进”到“反冒进”,再从“反‘反冒进’”的斗争之后,终于在1957年6月全国人大一届四中全会而告结束。在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反以往对1956年经济工作“急躁冒进”的批评,反而称赞其“争取了跃进的步骤”,这表明毛泽东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占据了党内主导地位。

毛泽东特别欣赏“大跃进”这一提法,认为自从“跃进”的口号提出后,反冒进论者就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跃进”则不好反,一反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他称赞说“其功不在禹下”。“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11]实际上,“跃进”或“冒进”描述的是同一个事实。借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的能指—所指说,语言具有符号特征。每一个概念性的符号,就是能指(signifer)和所指(signified)的联结。[12]能指和所指的联结具有任意性,因此在特定情况下常常可以改变。改变这种联结的方法之一,就是改变能指而所指不变。任何符号都包含情感和认知两部分内容,这两方面都导致了个人对符号的反应以及对符号的使用。用“跃进”替代“冒进”,事实上是能指的改变而所指不变,二者在认知上是一致的,都是对同一事物的指代,但由于这两个词暗含的褒贬不同,引起的心理联想和情感反应也就不同。因此用“跃进”取代“冒进”,其中所表明的态度倾向和价值判断是非常明显的。

同一事实经由不同的话语建构,可以显示不同的政治现实。这种构建的重要性源于其政治效用。政治传播中掌握了“话语权”(discursive power)的人,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权力资源和话语资源,通过隐喻、叙事和修辞等话语方式,诉诸某些事实和观点,而使其他各方观点保持沉默,从而控制对政治现实的定义。在许多时候,政治权力首先意味着用话语构建政治现实并使政治行为合理化的能力。

隐喻是话语建构的重要方法之一。除“大跃进”外,在运动中还出现了特别多的新词语,以进行对现实的符号化表达,如“全民整风”“农村社教”“向党交心”“放卫星”“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等,其中多用隐喻。实际上,“在真实受重视的地方,隐喻就不大受欢迎了。”[13]“反映字面意思”的词语一般被认为是符合事实的、不夸大的,但因为“大跃进”强调思想解放,打破常规,因此大量使用华丽的、包装过的隐喻,反映出“词语的常规使用和创新使用之间的不同”。隐喻能将人们从“反映字面意思”的词语意义中解放出来,从而令人兴奋。但遗憾的是,如果把隐喻当成现实,那就是为隐喻所用,所建构的就并非实际的经验,而是缺乏现实敏感度的想象。

政治行为的合理化解释与叙事性建构

社会构建论认为,人们构建社会现实的另一种主要方式便是做出描述和解释,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政治行为的关键在于行为者对行为目标的合理化过程(Reasoning Process),即人们如何通过话语理解、阐释和证明,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而研究者若想理解其对象的政治行为,就同样必须理解他们的合理化过程。因为正是通过合理化过程,人们才能证明自己的行为选择。行为的合理化过程常常没有绝对的、客观的标准,而只有相对的、主观的,建立在对其本人来说是足够的证据基础上的判断。

当人们集体行动、集体思考的时候,需要创造一个共同的逻辑体系。它能使人们用同样的方法从因到果,从过去看到现在和未来,从证据得出结论。这一共同的逻辑体系常常表现为叙事合理化(narrative rationality),即将各种事件填充到一个紧密相关、相互一致、充满希望的特定的叙事结构中,从而使人相信其行为的动机、目标和优先选择是一致的和有意义的。

每一种叙述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都建构了过去、现在和将来,并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诠释了行动的过程。每一种叙述中都有作者、叙述者、故事主角和听众,人们努力叙述自己的故事,而权威依赖者则会尽量寻找一个好的叙述者。因此,政治行为的叙述合理化过程是政治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政治领袖常常充当了叙述者的角色。叙述者的形象和诉求非常重要,因为一个不为听众喜爱、不能使人信服的叙述者注定不会成功。在叙述中,听众的认同非常关键。当人们相信了一个叙述者,人们就走进了他的故事中。对于经常并不理智的信仰者来说,他们对叙述者本人的认同可以压倒对叙述逻辑准确性的要求。一种叙述的逻辑是否准确、是否一致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在于它能否为人信奉:信仰本身就能使它变得事实准确、逻辑一致。真正的信仰者从不重视观察性证据,如果观察可以用来证明叙述逻辑的正确,他们就欢迎它;而当观察和信仰发生冲突时,他们宁可选择信仰。

大跃进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的有组织的运动,主要是通过党的一系列高层会议和全国性大会来发起和推动。其中与大跃进运动直接相关的有两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即1957年9—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和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前一次会议催生了大跃进的口号和初步行动,后一次大会则正式提出了充分体现大跃进精神的总路线,全面确立了跃进计划。在所有这些会议上,特别是在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都作了多次的、长时间的演讲。因此,大跃进运动中的合理化叙事的叙事者主要是毛泽东,他的思想通过会议讲话特别是大会演讲的形式表达出来,再经过各级党政领导以及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的进一步阐释、补充和放大传递,并通过自中共建党以来逐渐建立健全的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的机制加以贯彻,形成全国性的话语秩序。

一个良好的叙事应该具备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14]

一是有一个有价值的要点。叙事的要点在于要解释一件事,达到或避免达到某种状态,而这个要点要有价值,这些价值支配了读者的诉求。二是与要点相关联的事件。要点的确立或多或少会决定故事中应当出现的事件的种类,而叙事中所包含的事件,则可以让要点或多或少变得更加清晰、更易获得,或者更生动。三是事件的先后顺序。在确定了叙事目的,并对相关事件有所取舍之后,我们会将这些事件进行一个有序的安排。四是因果关系理想的叙事会提供一种解释。正如利科所说:“解释必须…编织成故事”。[15]

大跃进中的叙事合理化的价值要点是毛泽东所确立的“通过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以加速推动经济建设”。或者用《人民日报》的经典表述——“壮丽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出丰满的经济之果——这种发展完全符合规律。”[16]

与这一价值要点相关联的事件有很多。一是“正确的个人崇拜”。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推翻了党的八大确立的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并得到了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的全面阐释和积极响应。[17]成都会议之后,全国上下再次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正如李锐所说,“正确的个人崇拜”看似与“大跃进”运动中提出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相悖,但二者其实有着完全一致的目标背景。倡言“破除迷信”也好,肯定个人崇拜也好,都是为了更好地发动大跃进。“破除迷信”是清除思想障碍,肯定个人崇拜才便于动用个人威望以至无限权力。[18]肯定个人崇拜,确保了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绝对的领导者地位和话语建构的主导者角色。二是否定党的八大确立的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判断,提出“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就为“大跃进”运动增添了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性,支持大跃进才能保证政治正确。三是紧接其后的对“反冒进”的公开批评。毛泽东在公开批评中,把反冒进同国民党和被定性为反党的右派同盟联系起来,使得是否支持大跃进变成一种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选择。四是深入开展党领导下的全民整风运动,并且把整风运动与各个时期不同领域的跃进口号和具体任务相结合:如农村整风以社教运动为主,并围绕《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制订跃进计划,开展以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大跃进;企业整风主要以鸣放和整改为主,开展以反保守为核心的“双反”运动,并进一步提出“超英”的跃进口号;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当中的整风则主要是思想改造和“向党交心”运动,要求民主党派、工商界,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自觉地站到党的路线一边,自觉认同党的政策及关于大跃进的集体行为逻辑。

所有这些事件都被媒体充分报道,并被精心选择、排序,纳入关于大跃进的种种合理化叙事当中。可以说,当时媒体的首要功能,就是建构关于大跃进的合理化叙事。其表现多种多样、不胜枚举,但基本都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不断取得成功和胜利的渐进式叙事(progressive narrative)。

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另一种媒介合理化叙事主要是英雄传奇式的故事结构。因为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并正式确立跃进计划。从此次大会以后,媒体不断报道各种各样的生产建设奇迹,其高潮体现在农业高产放卫星和大炼钢铁放卫星。媒介报道中的合理化叙事就是要不断体现整个大跃进运动的因果关系和当然逻辑。通过合理化叙事,媒介报道“证明”了中央早在1958年3月就作出的预言:“在运动过程中,会不断地出现惊人的奇迹,出现各种平日难以达到的先进的速度和先进的指标,树立起各种先进的典型和旗帜。”[19]

政治传播效果的修辞性与想象

话语建构的第三种方式是修辞。简而言之,修辞就是一种说服的艺术,而修辞研究就是要探明人们是如何被说服的。修辞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时期,亚里士多德曾写过《修辞学》一书,主要探讨公共演讲中的说服技巧。现代主义日益信任客观性、科学和真理,认为“逻辑和事实论据——表述得清楚易懂——才是取得进步的关键”,因此,通过“花言巧语”、诡计、情绪感染和其他类似手段来说服他人的修辞学,曾一度失去了合法性。但是随着社会构建论研究的发展,修辞研究开始复兴,因为从构建论的视角来看,修辞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有效构建与无效构建之间的区别。[20]事实上,今天的广告、营销和政治宣传都在借助修辞的力量。修辞的力量就在于,诉诸一种表达,而使其他观点保持沉默。

作为大跃进运动的“始作俑者”,毛泽东在各种会议讲话和演讲中对政治修辞的运用可谓匠心独运、举世无双。特别是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面对1600多名与会代表,毛泽东以高屋建瓴之势、丰富的古今中外事例、惊人的想象譬喻,系统论述其有关大跃进的思想,激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应。

以演讲方式进行的口头传播与一般决策过程中小群体讨论的方式很不相同。小群体讨论的目的是为了作出决定,语言的运用是为了达成协议而不是说服性诉求(appeal)。讨论的实质是妥协、让步和达成一致,而不是让世人看的特定表演,因此不需要戏剧性甚至主角。在避开宣传的决策讨论中,人们可以不在意公众形象、不在意他们的言语对公众的影响,因此不需故作姿态。但是在公开演讲的情况下,通常只有一个主角,讲话也不会被轻易打断,演讲最主要的目的是告知、激发和说服。能否说服听众,最重要的是靠演讲者完全控制演讲形式的能力,看演讲者是否能调动起听众的热情,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因此,政治演讲的语言形式一般是激励式的。这种激励式的风格与其他政治文本中的语言风格全然不同:行政管理的语言风格主要是规定和命令,充满复杂严整的定义和曲折的陈述。它要求人们按照既定的方法而不是抽象原则的激励诉求来行动。法律语言则更强调技术性而不是激励性的符号。它不是要说服,而是要让读者感到深奥、严谨、合法,从而迫使他们服从。与之相反,激励式语言重视的是崇高的理想、雄辩的逻辑、磅礴的气势、对光荣历史的回顾、对光辉未来的展望、受众的物质精神需求等,它要调动的是受众的激情而不一定是理智,目的是使他们在群情激奋之下,相信他们所听到的东西。正如艾德尔曼(Murray Edelman)所说:“演讲的力量不在于语言,而在于人们的需要和情绪。”[21]

毛泽东的演讲风格恰恰是最具有鼓动性和激励作用的。他的演讲旗帜鲜明、立场坚定,高屋建瓴,语言丰富而生动,常有惊人之论,令听众有茅塞顿开、叹为观止之感。而且他的演讲具有很强的战斗性。他的措辞之激烈、气势之强大,常常令对手难以论争,而使群众信心大增。除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毛泽东还经常采用贴政治标签的办法对他不满意的思想倾向加以批判。如他曾先后为批评对象贴上了“右倾保守主义”“小脚女人”“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白旗”“资产阶级法权”等标签。这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说服办法。一般科学的定义必须在准确、客观把握事物特性的基础上进行,也就是说理解在先,命名在后。而贴标签的做法则反其道而行之,是命名在先,理解在后。当大多数人还没有理解某一现象时,如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毛泽东所加的政治性标签已经亮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于是追随他的人不得不去揣摩和理解他所贴的标签的含义。毛泽东在演讲中常常引用大量的古今故事。这样不仅让人叹服其知识的渊博,从而易于接受(人们通常总是更相信那些有学问的人),而且能使人把古代和现在相联系,产生一种历史认同感。在当时许多领导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特别是缺少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情况下,这种方式尤为有效:一个好的故事可以使人产生联想,更好地理解演讲者的本意。总之,毛泽东的领袖魅力突出表现在他的演讲才能上。即使是他的反对者,也经常为他的说服力和辩才所折服。

美国学者贝尔斯(Bales)在对小群体的研究中发现,个人可以通过幻想(fantasizing)发展出共同的身份认同。幻想以语言化、表达化或戏剧化的方式,利用人们对未来的憧憬来构筑想象中的现实。幻想当然不会经常实现,但是一旦听众把某一幻想当成是他们自己的幻想,他们就会有认知上和情绪上的双重反应。他们会沿着最初的方向继续这一幻想,并补充新的例子来扩展它。在幻想的传播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追随者的行列中,从而创造出共同的现在。通过共同的幻想和共同创造幻想,特定社会的成员们彼此连接起来。这个过程被称为链接(chaining)。幻想如果不能广为传播则将失去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传播创造了精致的幻想锁链”,或者说“幻想把全体链接在一起”。[22]

一个群体的共同幻想可以构成一种修辞性想象(rhetoric vision),它虽然可能根本不反映现实,但却能够成为这一群体成员间共享的逻辑、共同的认知与信念。每一个政治共同体都会有不同的修辞性想象,有些想象甚至可能彼此矛盾,但总会有一个居主导地位的想象框架。该共同体的政策便总是在这个框架中形成。领导者或是把自己的逻辑变为主导的修辞性想象,或是在主导性想象的框架中形成自己的政策,从而树立及巩固自己的权力。

人们通常会采纳社会中被普遍接受的想象逻辑。因为幻想需要在人和人之间进行传播、链接,因此修辞性想象总是一个群体的产物。符号、语言、信仰和意识形态,以及需要和权力关系等都会影响修辞性想象的产生。而能够有力地明白说出这一幻想的人便会成为政治共同体的观念上的领袖和精神上的领袖。换句话讲,领袖的权力不仅仅来源于政治斗争,也可以来自幻想的提出与修辞性想象的设立。对于一般群众来说,修辞性想象的最大作用在于为他们理解世界提供了框架。在幻想中,世界是有意义的、准确的和有根据的,所以是安全的。

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修辞性想象的诞生、发展的过程,便是一个政治传播的过程。政治传播的主导者提出某种修辞性想象,并使人们接受了它。通过上述的链接关系,受众又可以在传播过程中丰富、发展这一幻想,形成相互的影响,甚至反过来影响领导者。

反观大跃进运动,先是以符号化的方式为当时的政治现实和政治行为贴上了标签。随后是通过全国整风运动,以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名义进行全面动员统一思想,并不断建构对政治选择的合理化叙事。最后,当政治选择的目标无法真正实现时,借助于政治修辞以及集体的修辞性幻想,主观化的社会现实得以继续建构。

在农业高产放卫星中,《人民日报》7月的一篇社论宣称:“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有把握可以说,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我们不再做历史和外国的思想奴隶了,我们已经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的主人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23]10月1日《人民日报》的国庆报道以“五亿农民高举粮食帅旗,一年实现十年增产指标”“小麦棉花压倒美国,棉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为标题。宣称“我国的粮食问题可以说今年已经基本上解决了。”[24]当天第10版发表的“神话似的现实”一文则说:“党和毛主席预见的今天以它的光辉灿烂照耀着明天。中国人民好像进入了神话时代。……无数的事实告诉人们:相信党和毛主席就是相信真理。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就会创造比神话还要美妙的‘神话’”。

在8月北戴河会议后,开展了以危机动员方式进行的大炼钢铁运动。运动中,钢铁卫星越放越大,越来越多的省做到了“一年任务一天完成”。到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用红字标题正式宣布:1070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肩题:一年之内钢产翻番,在世界钢铁史上写下辉煌的一章,副题:千万英雄儿女斗志昂扬奔向明年生产1800万吨钢的新目标。到12月31日,宣布全年累计钢产量为1108万吨。毛泽东提出的钢产量一年翻番的指标终于在群众运动的力量下,在媒介倡导的全国一致的修辞性想象中超额完成了。群众运动成为了修辞性想象得以链接、传播的最佳环境。

结 语

大跃进运动可以被界定为:由政治领袖发起,以通过政治运动进行社会动员的方式,谋求超越式发展目标的实现,从而最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典型的政治传播现象,本文的研究则着重从社会构建论的视角出发,分析其中的话语构建过程,以利于进一步的反思和批判。

但是研究不应止于描述,而应该有进一步的解读和原因分析。社会构建论认为,人们表述和解释世界的方法是由关系决定的。我们看到的所谓现实,并不是观察得到的东西,而是经由关系得来的,“是集体传统惯例的产物”。[25]具体到对大跃进运动中的话语建构现象的研究,更应该深入到对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包括党内关系、党群关系、党与媒体关系、媒体与社会关系等的理解和把握。此外,大跃进运动中的话语建构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进行的,冷战背景下的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现代化语境下的经济发展赶超战略,以及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想界定等,都构成了大跃进话语的基本语境。大跃进运动中的话语建构无法摆脱这些既定的话语秩序,反而落入了语言的陷阱。而尤为重要的是,政治传播可以改变人们对客观现实的理解,甚至创造新的社会现实。但类似改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之类的事情,并非通过观念的改变就可以一蹴而就的。社会构建论为我们提供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提供了一个特定视角,希望引发的是进一步的反思与批判。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注释】

[1]相关定义的比较可参见许静:《大跃进运动中的政治传播》,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1页。

[2]Dan Nimmo &K.R.Sanders,Handbook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Beverly Hills,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1.p.197.

[3]Dance,Frand E.X.,and Larson,Carl E.The Functions of Human Communication:A Theoretical Approach.New York:Holt,Rinehart &Winston.1976.

[4]Blumer,H.1969.Symbolic Interactionism,New York:Prentice Hall.

[5]Schultz,A.1972.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London:Heinemann.

[6]〔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汪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7]〔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4页。

[8]〔美〕肯尼思·格根:《社会构建的邀请》,许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9]Lal,Barbara Ballis.“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ies”,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38(1995):pp.421-441.

[10]〔美〕彼得·伯格、托马斯·卢克曼:《现实的社会构建》,汪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1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页。

[12]〔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2页。

[13]〔美〕肯尼思·格根:《社会构建的邀请》,许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14]〔美〕肯尼思·格根:《社会构建的邀请》,许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50页。

[15]Ricoeur,P.(1981).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278.

[16]《人民日报》1958年2月18日。

[17]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页。

[18]同上,第259页。

[19]《关于反保守反浪费的指示》1958年3月4日。

[20]〔美〕肯尼思·格根:《社会构建的邀请》,许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2-53页。

[21]M.Edelman,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4,p.114.

[22]转引自Ernest G.Bormann,“Fantasy and Rhetorical Vision:The Rhetorical Criticism of Social Reality”,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8(December 1972),pp.396-407.

[23]《人民日报》1958年7月23日第6版。

[24]《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日第9版。

[25]〔美〕肯尼思·格根:《社会构建的邀请》,许婧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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