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随笔写作的过程中的几点注意事项

国际随笔写作的几点体会

庄汉隆

何谓“随笔”?鲁迅认为,随笔就是“杂文之一体”。《辞海》的解释是,随笔是“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随手笔录,不拘一格的文字。中国宋代以来,凡杂记见闻,也用此名。五四以来,随笔十分流行,一般以借事抒情、夹叙夹议、意味隽永为其特色,形式多样,短小活泼”。国际随笔,是以国际领域的素材随意写成的文章。它是报刊宣传中常用的一种文体。由于它介乎评论和散文之间,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杂文的味道,因而深受读者的喜爱。

国际随笔属于散文,更确切地说应属于散文中的杂文。北京杂文学会出版的许多杂文集中,每每都选入优秀的国际随笔作品。

报人们喜欢说,评论是报纸的眼睛、旗帜。有的甚至说评论是报纸的生命。国际评论是报纸评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依照问题的重要性,国际评论可分为社论、编辑部文章、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后、编者按等,而国际随笔是带有文艺色彩的评论,自然也被列入国际评论的范围。

国际评论是报纸对国际局势、国际事件的见解。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球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作为新闻传播媒介的报纸,也愈加重视国际新闻报道。在这种形势下,国际评论在报纸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更为人所重视。当然,国际随笔的重要性也就显而易见了。比如,1989年春夏之交,美国的宣传机器,尤其是“美国之音”竭力污蔑我国没有“民主”、“自由”,向社会主义中国大泼污水。这时,《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名叫《怪哉!美国人不宜听美国之音》的国际随笔。这篇文章虽然只有900多字,但因为抓住了要害,即美国在1948年颁布了“斯密特—蒙得塔”法,规定“美国之音”的任何一条新闻或情报信息,仅适用于国外听众,原件保存在华盛顿,但禁止向美国人传播。这就说明,“美国之音”并非客观公正。文章一发表,《人民日报》等首都报纸纷纷作了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广播。于是,有些人坐不住了,甚至从美国写信寄到编辑部,对文章破口大骂。从上述这些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国际随笔在报刊宣传中的作用。

当然,随笔就是随笔,不能等同于评论。如果把评论比喻为重武器的话,那么随笔只不过是投枪、匕首。它不是高大的天文台,而是小小的显微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国际随笔与国际评论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它的选题不如评论那么重大;它的层次不如评论那么分明;它的结构不如评论那么严谨;它的语言不如评论那么规范。它随意、洒脱、尖刻、诙谐。好的国际随笔,常常能让人读后忍俊不禁,及至从中悟出点什么来。

那么,在写作国际随笔的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呢?根据许多国际随笔作家的经验,加上本人写作实践的粗浅体会,我认为如下的几个问题应当引起重视。

选题要准

国际随笔是以国际问题为体裁的文体。它具有政论与杂文的特点。因此,只有题目选准,才能将文章作得有声有色,有发挥的余地。

要选好题,首先就得对世界局势和国际问题有较深刻的理解和研究,要善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其次,一定不要选大题目,那样容易“大而无当”、“大而化之”、“嚼而不烂”。古人说：“见一滴而知大海。”这应是写作国际随笔的要旨。比如,在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美苏争霸主宰世界是当时世界形势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时的国际言论免不了要揭露这个问题。但是,你不能在每篇文章中都只说“美苏如何如何争霸”,那样读者肯定会倒胃口。那么,应该怎么办呢?著名的国际随笔作家梁厚甫,1979年为新加坡《南洋商报》所写的一篇随笔,便在选题上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他所写的文章题目叫《苏联患上了消化不良症》。文章指出,近年来由于苏联对外扩张过于迅速,而对国内又低估了民族主义在政治中的地位,因此,苏联虽然侵占了不少地方,但吞得进去,却消化不了,出现了“消化不良症”。由于选题新,读者读完文章之后,对于苏联在同美国争霸过程中所表现的“野心很大、力量不足”的特点,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再拿1999年8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的一篇国际随笔作为例子,来分析选题的重要性。这篇文章的题目叫《耄耋之年有忠告》,内容是关于美国退休的外交官乔治·凯南对美国当权者的忠告。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位美国冷战政策的始作俑者,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有着与几十年前完全不同的看法。半个世纪前,凯南因主张遏制共产主义而名扬天下,今天,凯南却劝告美国政府“要超然于(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之外”,要“礼貌和尊重”中国,更不要以世界警察自居,“我们其实没有那么强大”。这说明了中美经过无数次的较量,美国的有识之士终于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作者抓住了凯南的这种态度的微妙变化,批判了那些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的人物,也给予那些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以痛击。文章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要使选题新,作者就得有些闪光的思维,应该从每天发展变化的世界局势中,从那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发现题目。我们有时总抱怨找不到题目,其实正是因为我们自己对世界局势了解不深,对矛盾产生、发展及相互影响看得不透。既然你对国际事件若明若暗,自然也就很难捕捉到可以作文的题目了。

角度要新

国际随笔的依托是事实。文章涉及的事件、人物、观点要真实,就是文中提到的细小的情节,也不能虚构,不能随意更改。

国际随笔的写作,不仅要把被当做由头的事实搞准确,同时还要注意与此有关的历史、人物、数字、典故等等。在下笔之前,首先应认真阅读与主题有关的大量材料,从中选出一个新的角度。比如说,海湾战争爆发了,你要写一篇有关这次战争的随笔。战争的第一天,美国首先使用的是它的杀手锏——空军,并不惜使用了它部署在海湾近1/5的巡航导弹。但这一天却看不到伊拉克空军起飞迎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于是,你就得把近些年来美军在海外作战的战例,中东战争的有关材料拿来研读分析。而当你看完这些材料之后,你的分析就有根据了。伊拉克的空军虽然数量不及美国,但还是有一定的阻击能力的。伊拉克的空军之所以没有升空,其一可能是美国实施了电子干扰,如当年以色列在贝卡谷地的做法;其二可能是伊拉克把飞机转移到邻国,以便保存实力,犹如当年美国袭击利比亚时,利比亚便把飞机转移到邻国藏起来的做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这就使得你的文章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具有分析性和预见性了。

文章的视角要新,选材自然也要新,不要运用那些尽人皆知的东西,而且材料不要芜杂,要集中,以能说明问题为好。凡是不能说明主题的材料,不管其如何生动,都要统统舍弃,毫不可惜。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指出的：“乘一总万,举要治繁。”

开头要活

好的文章,其开头便能紧紧地抓住读者。

凡事开头难,文章也不例外。高尔基就说过：“开头第一句是最困难的,好像在音乐里定调一样,往往要费很长的时间也不能找到它。”作为大手笔的高尔基尚且有如此的感觉,作为一般的作者,其难度就可想而知也。古人也曾说过：“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我国的文学家一向重视文章的开头。杜牧的《阿房宫赋》,开头只用了12个字：“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你看!清丽洒脱,概括凝练,令人读了开头,便产生了往下读的欲望。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开头只用了“环滁皆山也”五个字,笔墨省俭,匠心独运。

国际随笔作家们在撰写文章时,也是十分注重开头的。例如,梁厚甫的国际随笔《孤臣孽子之心》,其开头是这样写的：“孤臣孽子,操心也危,虑患也深。”当时,正值美国国务卿布热津斯基访华,中美面临正式建交,台湾处境更加孤立。梁文的开头,十分简洁地勾勒了此时此地的台湾当局的心境。苏联著名的国际评论家爱伦堡在他的《新世纪》一文的开头这样写道：“19世纪没有到期限就降生,过了期限还不肯死去,它差不多拖长到130年——从7月巴士底狱(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那一个动乱的日子起,到阿芙乐尔的大炮响起来(俄国十月革命)。这是一个有无限希望也有无限失望的世纪。”这样的开头使人感到奇峰突起,令人耳目一新。

鲁迅先生在谈到文章的写作时说过：“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

结尾要精

文章光是开头好还不行,结尾也要精彩。这样才有所对照,形成呼应。所谓“凤头”、“豹尾”,历来都是有建树的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恩格斯就曾说过,写文章“要有一个好的结尾”。

我们现在读到的一些国际随笔,其结尾有的精彩,有的便不怎么样了。还是以梁厚甫的《孤臣孽子之心》为例,其结尾就很耐人寻味。他写道：“东海扬波,惊涛拍岸。”其气势之磅礴,自然使人想到潮流之不可阻挡,也就更加衬托出“孤臣孽子们”的“操心”与“虑患”了。毛泽东的文章,尤其注意结尾。《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的结尾写道：“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贺。”司徒雷登与白皮书有何关系?为什么这两件事值得庆贺?读者会引起许多联想。

但是,我们有时也读到一些国际题材的文章,其结尾总是“拭目以待”一类的语言。偶一为之,尚且可以,篇篇如此,也就不新鲜了。结尾不是文章内容的复述,而是文章内容的升华。因此,要求力避唆、冗长,要有耐人寻味的东西。

语言要“特”

自古以来,作家对文章的用词都十分讲究。刘勰指出,作家要写出理想的文章,必须达到“情周而不繁,辞运而不烂”。也就是说,文章一定要熔意和裁辞。一篇好的文章,其语言必定是清新、生动,能让读者琅琅上口。贾岛做诗,有“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称。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评论家,其作品之所以为世人所称道,除了他对问题分析透辟、对人物刻画入微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所使用的语言有自己的特色,使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从他的作品中得到美的享受,悟出了某种哲理。

国际随笔不同于文艺随笔,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语言一定要生动、简练、尖锐、泼辣。国际随笔既然是一种特殊的文体,既有政论的色彩,又有散文的特色,这就要求它既要讲究逻辑推理,又要注意形象思维,其语言特点就体现出概念和形象的紧密结合。历来经典作家的许多随笔,都是语言十分生动的。梅林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风格时写道：“文若其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作家来说也很不相同,他们两人在文章风格方面都是独树一帜的大师。”司马迁也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特别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精神态度和性格特点。比如说,刘邦和项羽都见过秦二世,但两人的反应就完全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说得十分露骨,足见其强悍爽直的性格。而刘邦就不同了。他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表现其内心的贪婪和狡诈。短短的几句话,就把两个人的不同性格活脱脱地摆在读者的面前,令人叹服。

1978年6月15日,梁厚甫在中美即将建交时,写了一篇文章谈他对卡特总统的看法。文章写道：“人们虽然有耳语,认为卡特总统是个三心二意的人,记者以往也不免逐流随波,认为其爱走‘之’字路线。但是,从他最近的表现,他给人们的印象是大智若愚,大勇若怯。以美国近几位总统来讲,他实在是一个比杜鲁门更杜鲁门的超级杜鲁门。杜鲁门向来以粗犷著名,曾要打破名学者皮尔逊的鼻子,亦曾一声不响,而炒了麦克阿瑟将军的鱿鱼。”这段文字,生动传神,把卡特的特点描绘得淋漓尽致,读者无乏味之感,反而会发出会心之笑。

1941年8月16日,《大公报》发表《苏德战局新发展》一文。该文虽然是一篇社论,但其语言颇具特色。文章把希特勒侵略苏联与拿破仑入侵俄国作了比较,认为希特勒无法实现速战速决的最初企图。文章说：“拿破仑还能到克里姆林宫住了33天,希特勒能否到莫斯科城边看看克里姆林宫的大红星都成问题。”这种充满幽默感的语言,令读者忍俊不禁,又从中吸取了力量,坚定了反法西斯必胜的信心。

上述这些例子都说明,形象的语言,能推进逻辑推理,使其更具说服力。

要有生动的语言,这就得靠作者平时的积累。其一主要向书本学习,将古诗文中的典故、名句、警语及名人名言,经常熟记;其二是要放下架子,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现实生活中许多群众语言,是再生动不过的了。倘若把它用到文章中去,自然会增色不少。正如老舍所说的：“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靠用的恰当与否。连着用几个‘伟大’,并不足以使文章伟大。”语言之妙,就在于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化妆品涂在脸上,能使人变得漂亮;若将浆糊抹在脸上,就不成体统了。

庄汉隆,1943年出生于广东,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后赴部队锻炼并入伍。先后在连队当兵,在团、师、军政治部当新闻干事,报道组长。1979年初调到解放军报社时事处,历任编辑、编辑组长、副主任、主任、副总编。其间,主管时政评论,并多次带领记者组参加“两会”等重大报道活动。1997年率解放军报社采访团随驻港部队进驻香港,较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采访任务。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其撰写的杂文多次获得北京杂文学会奖,编辑的稿件曾获中国新闻奖。主要著作有《当代的五场战争》、《苏美间谍战》、《伟人·名人·罪人》等10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