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观点在写作的过程中

一、写作的内涵

1.写作的含义

写作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实践性很强的精神创作活动，通俗地讲就是写文章、搞创作、撰文、写书。就其过程而言，写作是借助书面语言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情感和认识，制作文字作品的精神劳动［1］;就其本源而言，写作是人们在与客观事物(包括精神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引发思维活动和心理活动，以语言文字符号为工具和媒介，进行有序化和篇章化的表达，完成思维活动成果的行为过程［2］。

写作含义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写作就是关于普通文体的基础性写作，包括应用性较强的日常生活常用的一些实用文体写作;狭义的写作通常是指作家的写作，即文学创作。广义的写作和狭义的写作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起点，后者是前者的提炼和升华。现代社会的健全公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人人都能从事文学创作，成为诗人、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网络文学创作家，但需要具备基础性写作的基本功，因为准确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情感和认识是现代人事业成功、生活愉悦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一个今后将从事中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大学生，熟练掌握普通文体的基础性写作，能进行浅层次的文学创作显得尤为重要。

2.写作的工具

“工具”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劳动所使用的器具，二是指劳动所凭借的手段。写作的工具是什么?可以指纸、笔、电脑等实物，也可以指语言。

从“工具”的前一种意义上看，写作的工具随着时代而变化，如我国上古时代写作的工具主要是刻刀、龟甲、兽骨等实物;大约从商朝起，通用的写作工具是毛笔、墨和竹木筒;汉代以后，纸代替了竹木筒;从20世纪开始，毛笔逐渐换成了铅笔、钢笔和圆珠笔;到了电子时代，为数不少的人开始利用电脑进行写作。在任何劳动中，技术、器具的变革不仅会提高劳动效率，而且也会对劳动者的心智产生作用。同样，写作工具的变革也会对写作活动和写作主体产生影响，但是，工具对于写作活动不具备决定意义。电脑写作固然能为写作提供诸多方便，比如能减轻修改、抄写的辛劳，便于存档和调阅，也能提高写作速度等等，但电脑写作无法确保就能写出好文章，因为写作活动质量的高低甚至是成败，归根结底是由写作主体的思维和表达能力决定的。因此，写作的好坏关键在“人”，而不是写作工具。

从“工具”的后一种含义出发，有人把书面语言(文字符号)也看作是写作的工具，有学者称之为写作媒介。所谓媒介，是指劳动者为达到目的所使用的介质(它可以是具体性的，也可以是抽象性的)。按照西方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是含有信息的介质(“媒介即信息”是麦克卢汉的名言)，是“人的延伸”。具体到写作活动，它所使用的媒介主要是书面语言，即文字;劳动成果是文章，只有主要媒介是文字符号的精神劳动才是我们所说的写作。“用口写作”的口号实际上是高科技条件下利用语言识别系统，将语言转换成文字;而“多媒体写作”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音像作品的编辑制作，它们使用的媒介与写作活动使用的媒介有很大不同。

3.写作与说话

“五·四”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革命派”，针对文言写作中“言文分离”的弊端，提出了“作文如说话”的口号。语文教育界，有感于中国语文教育“重写轻说”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比较重视把“说”(口述)纳入语文教学特别是作文教学之中，所以才有“口语写作”、“口头作文”的说法。但从写作学的理论角度来看，“作文如说话”不是一个科学命题，写作与说话还是有着较大区别的。

其一，两者使用的媒介不同。写作与说话尽管都属于人的表达活动，但写作活动使用的媒介是书面语言，而说话活动使用的媒介则是口头语言。

其二，两者要求不同。口头表达可以凭借语音、语调、语气、节奏等因素，可以夹杂一些衬字，可以重复，还可以借助手势、表情等肢体语言来表情达意。但到了写作时，这些凭借都无法使用，只能使用文字符号来表达内在的思想感情，因此，语言使用上的要求就更为规范和严谨了。

就日常经历来看，同样是有文化的人，多数人说话说得娓娓动听、有条不紊，却写不出好文章;就个人的表达经验来看，同样的一件事，可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动笔写时仍然觉得困难重重。因此，写作与说话之间不能画等号。

朱自清、朱光潜等前辈学者对此曾经做过详细的分析和论述。朱自清先生说，学生的白话写作确有不少毛病，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过分依赖说话”。学生受“作文如说话”影响，没有辨别作文与说话的差异，把口语言谈直接搬到文章写作中来。他认为，尽管白话文提倡“言文一致”，但是，“写的白话不等于说话，写的白话文更不等于说话。写和说到底是两回事。”［3］他还指出:思想、说话、演说、作文，都要遵守一定的思路，思路的体现就是“脉”。体现在意念之中是“意脉”，体现在口头语言里是“语脉”，体现在文章中就是“文脉”。“思想、谈话、演说，作文，这四步一步比一步难，一步比一步需要更多的条理。”［4］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也做过多年的研究。他在撰文说，写作运用的媒介是“写的语文”(Written language)，口头言谈所运用的是“说的语文”(Spoken language)。作文与说话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因此，从科学意义上讲，“作文如说话”是“一句带有语病的口号”。［5］

4.“写”与“思”的关系

写作不仅仅是“写”的过程，它首先要有一个“思”的过程。“思”是“写”的基础，“思”得细致、成熟，“写”才能得心应手，“意在笔先”、“胸有成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写作快捷，“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一挥而就”，要知道，在他“下笔”、“一挥”之前，经过了许许多多次深思熟虑。

那么，写作是不是心有所思，笔墨(文字)承之，即“文字表达”承接“思维”呢?或者正如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所说，对于艺术创作(包括写作)来说，最重要的是“思”，至于表达，只是对思维成果的“翻译”呢?思维是表达的基础，但“写”并不是对思维的直线式的承接。事实上，写作活动中的“思”与“写”并不能截然分为两段。古人固然说过写作需要“成竹在胸”，然而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够把“竹”在心中完全而细致地生成，然后再原封不动地用文字记录下来，而是“思”与“写”在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语言思想是不能割裂开来的，在运用思想时就要运用语言，在运用语言时也就要运用思想。语言和思想都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在生发的，在生发中，语言和思想密切联系从而互相推动着……在说理文的写作中，思想和语言总要维持辩证的关系:不想就不能写，不写也就很难想得明确周全。”［6］不仅说理文，其他文章的写作也是如此。由此观之，思考时所用的是内心语言，写作表达时所使用的则是书面语言。在内心里自以为想得成熟了的内容，到了写成文字时还会发现有不够成熟的地方，于是推动思维的进一步深入。正因如此，1987年在荷兰提尔堡召开的国际写作专题讨论会的研究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在写作与思维之间存在着共生的关系。”［7］

综上所述，“思”在“写”前，又与“写”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