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 双语感知及其作用,双语感知的触角

双语感知及其作用,双语感知的触角

时间:2022-10-2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伸展“双语感知”的灵敏触角一、双语感知及其作用双语感知是指播音员主持人对两种语言符号的文化感知觉。当然这个试验并不是说,语言决定了其视网膜功能和别人有差异,语言不会影响人的视网膜功能,但是,语言的分类法强制地形成了一个分类体系,这种分类体系改变了我们的感知,说祖尼语的人会认为这类事情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不重要或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相干。所以,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语言本身还指引人感知的道路。

第一节 伸展“双语感知”的灵敏触角

一、双语感知及其作用

双语感知是指播音员主持人对两种语言符号的文化感知觉。为何强调播音员主持人的双语感知?我们先从双语与感知、思维之间的关系谈起。

1. 双语提升语言感知与思维能力

历史上人们对于双语能力的认识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20世纪初盛行的观点是双语能力会影响智力的发展;20世纪30~50年代的观点是,双语能力对智力发展不会有积极的影响,但也不会有消极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觉得双语能力对智力发展有正面积极的作用。

我们先引入一个很有意思的语言试验,R.布朗和E.朗内贝格研究发现:在英语中,黄色和橙色分别是两个词;而在祖尼语中表示这两种颜色的只有一个词。结果在实验中,一个只懂祖尼语的人最不容易分辨黄橙两种颜色;一个只懂英语的人能够轻易地分辨这两种颜色;而一个两种语言都懂的人分辨这两种颜色的能力介于前两者之间。(1)

当然这个试验并不是说,语言决定了其视网膜功能和别人有差异,语言不会影响人的视网膜功能,但是,语言的分类法强制地形成了一个分类体系,这种分类体系改变了我们的感知,说祖尼语的人会认为这类事情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不重要或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不相干。自然而然,对分辨这两种颜色的感知比较迟钝。所以,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语言本身还指引人感知的道路。(2)

早在1929年,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就指出,语言的作用不仅仅是传递信息,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塑造了我们对客观现实的感知,即语言结构决定这个人的思维方法,各种不同的语言结构导致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以不同的方法去观察世界。实际上,很早以前,18至19世纪,德国学者赫尔德和洪堡就提出过这一观点。

从东西方语言思维比较的角度来看,申小龙在《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中说到:“生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思维偏于大脑右半球,而右脑主管的能力正是具体的能力,综合性的能力,类推性的能力,空间性的能力,直觉性的能力,整体性的能力……汉族人思维不像西方人那样讲究分析,而是更多地带有综合的特点……不同于西方语言那种执著于西方知性、理性的精神,而是充满感受和体验的精神,汉语的语言思维是一种具象思维。(3)

从这类观点出发,播音员主持人至少掌握一门外语,不但多了一双眼睛、一对耳朵和一张嘴,甚至还多了一个头脑,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感知的多元化。播音员主持人精通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提高双语感知的灵敏度有利于及时消除播音主持过程中因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交流障碍

2. 双语感知有利于消除跨文化交流的障碍

双语感知是播音员主持人消除跨文化交流障碍,进行双语转换的基础。

比如,汉语和英语的双语词汇里,“竹子”(bamboo)作为客观实体,看它的外形特征,中外没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对它的文化附加义的感知。竹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厚的关系,中国人常以竹喻人,表达一种坚强、正直、虚心、高风亮节的品格;但 “竹子”在英语里仅仅是个语言符号,几乎没有什么联想意义,这就决定了bamboo这个英语词汇贫乏的文化内涵。英语为母语的嘉宾或受众听到这个词可能茫然,或疏漏其文化品味。在双语播音主持创作中,汉语转换成英语表达,要么避免使用,要么做一些铺陈解释,以消除外国嘉宾或外国观众理解上的障碍。

反之,汉语也有一些理解上文化含义缺失的词,如daffodil(黄水仙),它沿袭了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等诗人的笔下的春天及春天所带来的欢愉心情,象征着春天与欢乐,而在汉语里它没有什么意蕴;如果将daffodil这个词转换成汉语表达时,中国播音员主持人很可能会忽略传达出它的深层含意。

由于双语播音主持创作的受众结构更复杂、覆盖面更广,有中国受众,也有外国受众,因语言文化理解差异而大不相同,一次双语创作,如同一次异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双语感知或双语感知迟钝的播音员主持人能够消除跨文化交流的障碍,能够迅捷、准确、巧妙地完成每一次双语转换。因此我们第一次提出训练播音员主持人的双语感知能力,要求在创作中伸展双语感知的灵敏触角。

二、双语感知的触角

具体而言,双语感知的触角就是指对双语词汇与非语言符号的文化感知觉。从语言与文化的角度看,双语转换成功与否,取决于播音员主持人对两种语言符号的文化感知是否灵敏。

1. 触角之一:对于双语词汇的感知

双语词汇的感知主要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长期生活中逐渐附加上的具有强烈民族主观感情色彩特征的文化内涵的理解,交际文化学称之为对文化附加义的理解。毋庸置疑,播音主持过程中,双语在词汇文化附加义上的差异是跨文化交流双方误解与冲突的一个敏感区。

比如英语cricket,译成汉语就是“蟋蟀”。这个词在汉英两种文化中带着迥然不同的文化情感和民族审美心理,汉语文化中“蟋蟀”的鸣叫烘托出“蛩唱如烟波,更深似水寒”,渲染的是忧伤凄凉的气氛,给人孤独和寂寞感;英语里cricket却意味着快乐的小昆虫,尤其在圣诞夜里听到它鸣叫的人将会有好运,它传达给人的是幸运和欢乐的感受。

“西风”(west wind)在汉语审美概念里都是 “古道西风瘦马,夕阳夕下,断肠人在天涯”,“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空对西风老泪滂”之类的形象。自古以来,“西风”成了凄凉、萧条的代名词。而在英语中恰恰相反,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不同,西风是无比美好的,它和春天、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预示着蓬勃的希望和力量……

这些都是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作用下,双语表达同一理性概念的词,必然会产生的附加在词汇本身概念之上的不同感受和联想意义。从词汇学角度又称之为非理性意义。这些非理性的词汇常常导致双语意蕴不对称,而且在双语播音主持创作时我们无法避免这些词汇,无论是把英语转换成汉语,还是把汉语转换成英语,双语转换之前必须理解母语里的这一个词在外语里所承载的全部文化信息量,以便正确传达各自的文化内蕴。播音员主持人应该充分理解和感受同一词汇的文化差异和不同魅力,培养灵敏的“双语词汇感知”能力,开阔自己的中外文化视野,才能做到双语转换游刃有余,临场应变如鱼得水。

2. 触角之二:对于非语言符号的感知

语言的文化差异不但明显地体现在词汇中,还隐含在语言系统的非语言符号中,萨莫瓦以及国内外大多数交际学专家认为,在面对面的交际中,信息的社交内容只有35%左右是语言行为,其他都是通过非语言行为传递的。(4) 播音员主持人的仪态和举止所表露出的信息量往往大大超过其谈吐的信息量,并且在谈吐中也含有大量的非语言行为的副语言信号,例如,语调、停顿、沉默、笑声和交谈中的话轮转换等等。非语言符号最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态度、心理活动和价值观念。有研究表明,反映态度的言语只占行为的7%,而声调和面部表情所传递的信息却多达93%。(5)

从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特点出发,我们将非语言符号粗略分为四类:

(1)体态语(body language):包括基本姿态(姿势和身势)、基本礼节动作(如握手、拥抱、微笑等)以及人体各部分动作(如面部表情、眼神交流、手部动作、腿部动作等)所提供的交流信息。

(2)副语言(paralanguage):包括沉默、话轮转换(turn-taking)和各种非语义声音。

(3)客体语言(object language):包括皮肤的修饰、衣着和化妆、个人用品的交际作用。

(4)环境语言(environmental language):包括空间信息(如体距、座位安排)、时间信息、演播室内装饰、灯光、颜色、标识等等。

非语言符号反映一个民族的是非标准、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在一般情况下对语言起辅助作用,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重复(repeating)、补充(complementing)、代替(substituting)、否定(contradicting)、调节(regulating)和强调(accenting)。在某些国际性话题的谈话节目里,主持人对非语言符号的跨文化差异敏感度高,运用恰当,非常有利于活跃节目气氛,推动节目进程。

我们来看看阳光卫视播出的《杨澜访谈录——专访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女士》片断:

杨 澜:[汉]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在两百多年的时间当中,美国的国务卿一直都是男性,直到1996年奥尔布莱特出任国务卿,美国才有了第一位女性国务卿。是什么样的一些个人因素使她从一位家庭妇女成为首席外交官呢?她又是如何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呢?我想,大概在一个人离任之后,这样的谈话会变得轻松一些。……

img10

杨澜主持《杨澜访谈录》

杨 澜:[英]形象对政治家很重要,特别是在媒体的眼里,有时候形象甚至比谈话内容本身传递出的信息更多。作为国务卿,您很在意您的穿着。旁人也同样很关注您的服饰,特别是您的胸针。最有名的故事是,有些伊拉克人称您是蛇一样的女人,您就干脆带上个蛇形的胸针。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主持人想抓住奥尔布莱特颇具个性色彩的一个“故事情节”,希望她能就此畅所欲言。]

奥尔布莱特:那时我刚到联合国。我的一位前任金·帕特里告诉我,“人们会很注意您的穿着打扮”,所以我就有理由买新衣服。那个蛇形胸针我很早就有了,它也是我的收藏品之一。从那以后,我觉得用胸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非常有趣,别的书好像还没有提到这一点,而我在我的书中则有描写,有机会的话,大家不妨看一下。[没想到奥尔布莱特没有详细描述有关蛇形胸针的情节,只说在自己的新书中能找到答案,没有如杨澜所预期的那样就故事情节展开讲述。]

杨 澜:看来您已经为您的新书做促销了。那么,您今天的胸针可以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

[主持人的追问很聪明,放弃 “情节”,抓 “细节”,她早已敏锐观察到奥尔布莱特的胸针上的变化,于是从这个点上再继续追问。]

奥尔布莱特:眼下正是春天,这是个珊瑚胸针,我觉得那是种“中国红”。[终于奥尔布莱特借用珊瑚红胸针,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的友好。恰到好处,主持人追问成功!]

img11

主持人杨澜

img12

嘉宾奥尔布莱特

这里,“胸针”就是非语言符号的一种客体语言(object language)。在西方文化里,“ 蛇”是邪恶与狠毒的象征,而在中国文化里 “红”色象征着吉祥、喜庆和欢乐。杨澜敏感于“胸针”这个“无声的细节”在东西方文化内涵中的差别,并恰到好处地抓住了这一点变化,可见,杨澜双语感知非常灵敏,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深入了话题,给人以举重若轻之感。

播音员主持人灵敏的双语感知,犹如一对强有力的“触角”,时刻保持语言与文化的警觉,有助于我们随时触动文化的神经——传导中外差异——调节语言航向,一触即发,便可达到理想效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