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的新闻传播活动介绍

第四节　邹韬奋的新闻传播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动全国,也使新闻界发生了剧烈变化,许多报刊都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这一时期出现的“韬奋精神”和邹韬奋的报刊经验与报刊思想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重要财富。

邹韬奋

邹韬奋原名恩润,祖籍江西余江,1895年11月5日出生于福建长乐县一个旧官僚家庭。邹韬奋从小在家读经书,打下厚实的语文基础。邹韬奋进入大学开始读的是机电工程科,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1922年,邹韬奋进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编辑《职业教育》丛书。1926年10月,他在上海接手刊物《生活》。这个刊物只有职员三人,其中有一个还在外面兼职,其销量不过2000份。因付稿费太低,难以对外约稿,主要由邹韬奋轮换用六七个笔名撰文。《生活》兼顾报纸和杂志的优点,不到三年其销量便上升到4万份。

邹韬奋主张办报要为大众利益服务,为读者利益服务。他强调办报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1]邹韬奋接办《生活》周刊后,增辟了《读者信箱》专栏,以后他主编的刊物都有这一个专栏。邹韬奋认真处理读者来信,读者来信的小部分在报刊上公开解答,大部分给予回复。“九·一八”事变后,《生活》杂志的订户扩大到15万份,远销海内外,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

从1928年开始,邹韬奋用“韬奋”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他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方面要韬光养晦,一方面要奋斗。1932年7月生活书店成立,邹韬奋任总经理。在几年内,生活书店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56家。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3年夏,得知国民党特务把邹韬奋列入暗杀名单,大家劝他出国避难。1933年8月,邹韬奋离开上海,前往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苏联和美国考察。他环球旅行的两年间写了《萍踪寄语》4集和《萍踪忆语》游记随笔,这是20世纪30年代新闻性散文中的佳作,被读者赞为“充满着爱与力的新游记”。1935年8月,邹韬奋由美归国,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11月22日深夜,邹韬奋与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就是国民党打击和迫害抗日民主人士的“七君子”文件。在243天的囚禁中,邹韬奋写了《经历》、《展望》、《萍踪忆语》、《读者偶择》四本书,共30余万字。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释放“七君子”。

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于1937年8月19日在上海创刊。《抗战三日刊》的主要内容是对和抗战有关的国内与国际的形势做系统的分析和报道。战局分析是最能吸引读者的内容。在当时,撰写这类文章有很多困难。要撰写战局分析文章,必须宏观地把握和概括瞬息万变的双方态势。当时战局分析文章绝大部分是金仲华撰写的。抗战前后,金仲华和邹韬奋一起合作办报刊,其中包括《抗战》三日刊。《抗战》三日刊每期都有战局分析,介绍战局进展,分析战场得失,通报抗战消息,鼓舞我方士气。这些文章合在一起,几乎就是上海“八·一三”事变后至武汉陷落前后的抗日战争简史。战局分析后所附地图,直观明了,对于帮助读者理解文章内容大有帮助。《抗战》三日刊的一个特色是各地通讯。重视通讯是邹韬奋办刊的一贯作风。他在刊物上登启事征集战地、后方的通讯,自己也动手写。上海沦陷后,他于1937年12月2日出发,从香港经广西至汉口,一路写成《桂游回忆》。

《抗战三日刊》的出版虽然持续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其历史作用相当大。它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讲国民党政府不肯讲的话,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话,而且为新中国的出版事业锻炼了一批人才。编辑出版《抗战三日刊》时团结在邹韬奋周围的同事,后来许多人成为了新中国建设事业尤其是出版事业的中坚力量。新中国成立后,金仲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胡愈之历任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曾任文化部副部长,胡绳担任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人民出版社社长。

从1939年起,国民党加紧打压社会舆论,一年多内生活书店在全国原有的56处分店只剩下6个。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又将所剩的6个分店查封了5个,留下的重庆一家店也岌岌可危。邹韬奋被迫化装去了香港,在中共南方工委的支持下复刊了《大众生活》。邹韬奋到香港8个月后,1941年12月日军便攻占当地,他带着全家隐藏到铜锣湾的贫民窟里。此时,中共南方工委接到延安关于抢救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精华的指示,派东江纵队交通员接他到根据地。邹韬奋原打算回重庆,后得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下密令暗杀他,便暂留粤东游击区。后来,周恩来考虑到邹韬奋的安全,电示当地党组织将他转移到华中新四军处。1942年9月,他化装成商人,步行千里,通过国民党和日军的重重哨卡,经武汉到上海,再到苏中解放区。他原来还打算北上到延安。然而,他患了耳癌。当时根据地没有治疗条件,就派人将他送往上海。1944年春,他在病榻上撰写《患难余生记》。后因病情恶化,仅写了5万余字。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在上海逝世。

邹韬奋从主编《生活》周刊开始,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出版的报刊有《生活》、《大众生活》、《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日报生活刊》、《抗战》、香港《大众生活》和《全民抗战》等。邹韬奋在长期的办报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办报经验,形成了进步的新闻思想。邹韬奋认为办报的目的就是为了改进社会,报刊要站在时代的前列,发挥其独特的指导作用。邹韬奋非常重视报纸刊物的个性或特色。他说,“要造成刊物的个性特色,非有创造精神不可”,“刊物的内容如果只是‘人云亦云’,格式如果只是‘亦步亦趋’,那是刊物的尾巴主义。”“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2]创造精神既包括内容上具有鲜明的个性,也表现在形式上有独特的风格。内容上,邹韬奋强调刊物内容要有趣味,但是,“趣味”性的内容又必须有价值,既做到引人入胜,雅俗共赏,又能给人以启迪,促进社会的进步。他所办报刊的独特风格是“在内容上是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在文字方面,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3]他强调《生活》周刊要用生动的文字,要用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来同读者见面,“其注意之点不但在‘报有价值’,尤在‘报有趣味’”^[4]。他特别重视报刊文字的通俗易懂,做到寓教于乐,用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文字传播信息和引导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