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洛·阿尔托学派和乐队模型

帕洛·阿尔托学派^[4]和乐队模型

帕洛·阿尔托学派成员将控制论的灵感应用于人类学研究，但最终也是江郎才尽，在现今的人文科学领域几乎销声匿迹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数学家通过非正式网络（有的就是因为来自同一所大学）建立起联系，渐渐成了学派，该学派就以他们居住的加利福尼亚城市命名。其典型人物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先后研究过动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分析学，其他人等的学历背景也大体相似，都对自然科学和生命科学有浓厚的兴趣，都想把这些学科的概念嫁接到社会科学，以期最终实现所有知识的整体化。贝特森著有《纳文》（Naven，1936）一书，以讲述新几内亚部落仪式和习俗为主，但他用系统论的观点描述那里的社会。从40年代起，维纳常与贝特森来往，影响他走上了研究传播的普遍理论的道路，即用普遍理论包含两个方面（活的/非活的，信息/能量，他本人的说法是“精神/自然”）。贝特森也汲取了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和涂尔干的人类学素养，因此走向结构主义（他的生物学因此走向政治用途——环保、合作等，这被认为是风险最低的选择，就像维纳的理论一样）。对贝特森以及帕洛·阿尔托学派其他成员来说，传播具有统领一切的价值：“传播是子宫（matrice），人类活动尽在其中。”[《传播与社会》（Communication et société），1951]不过，贝特森审慎对待数学信息理论和控制论的机械化阐释。整体优先并不意味着还原主义或简化因果关系，而是吁请研究复杂的反应和流传，这样的研究会使分析多样化，最后得不出任何清晰的解释，它的缺憾在于永远不满足于局部推理，结果就把弗洛伊德、动物仪式和逻辑理论叠加在一起……这类调查研究提出了结合逻辑学和心理学的新概念，如贝特森提出的“双重束缚”（double bind，又称double contrainte或injonction paradoxale），专指在不可超越的矛盾的基础上建立的关系系统，如“要顺其自然”，这个概念起初仅用于精神分裂研究，后来应用于一切人类实践。

拒绝线性、拒绝为系统而系统，促成了一个重大转变：即发现了组成整体、生成整体的要素。贝特森认为，系统内在于行动中，形成于我们所观察到的互动中，而不是在互动之前就已存在，不是行动的隐秘来源，不是像工业生产的模子一样生产看似多样，实则雷同的产品。这一点与功能主义截然不同，功能主义认为行动是系统的产物。帕洛·阿尔托学派改变了系统论的中心，使其从抽象的普遍性转向微观社会，关注日常生活的源起。它的信条是“我们不能不传播”[保罗·瓦兹拉威克（Paul Watzlawick），《传播的逻辑》（Une logique de la communication），1967]，这句话意味着，一切的游戏随时准备加入信息生产。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研究人际空间的语言，又称人际距离（人和人之间的身体距离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距离的标准是什么，距离包含怎样的意义）雷·博威斯特（Ray Birdwhistell）继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米斯（Marcel Mauss）之后，也认为身体是一个重要的能指，动作和姿势都是丰富的表达，新的学科——体态传播学（Kinésique）诞生了。将传播比作乐队，每个人始终都在介入，人类的各个方面一直在展开，它取代了数学信息论将传播比作电报的说法。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之间没有严格的分界（教学不是老师对学生射出一道光，而是二者之间的互动，不断被问题打断，学生时而着迷，时而走神，信息流从无中断——即便教室里出现片刻的安静，也不意味着交流的停止，交流还在通过目光和姿势进行着）。

埃尔维·戈夫曼（Erving Goffman）完成了这一理论建设工作，彻底告别了控制论。他将人际传播引入了美国社会学理论（受齐美尔影响，以米德和帕克为代表）。戈夫曼的理论明显受到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充满了系统、行为的“语法”、“文法”和“规律”之类的概念。他本人希望与系统论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齐名，不过他的实践更接近于微观社会学，即始终重视实验、注重新事实的发现和归类。戈夫曼对所谓极端社会情境（精神病院里的生活、抽烟的方式等）比对日常生活更感兴趣，他研究这些问题，试图从中提取出维持关系的规律。意义不可能还原成信息、系统或社会。意义就是对别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根据角色在我们认为重要的人面前生产出来的东西。角色是多重的，情境和人也是多样的，人的传播是永无休止的冲突，要用互动的仪式来解决，这种仪式未必消灭了冲突，但是能让所有人保全面子。会做人，就能确保关系平和，避免僭越，否则就会导致公开的暴力。这一交流框架的概念引出了后来的情境社会学思潮（详见第十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