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货币层次及其乘数
我国目前对货币供应量的定义如下：
M0＝流通中的现金
M1＝C＋D，其中C为流通中的现金，即M0；D为活期存款，包括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及农村存款。
M2＝M1＋TD，TD为准货币，包括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定期存款、信托类存款和其他存款。
B＝C＋R，其中B为基础货币，R为各类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
根据这些货币层次定义可以列出M1和M2的乘数：
m1＝（1＋k）／［（rt＋re）（1＋t）＋k］
m2＝（1＋k＋t）／［（rt＋re）（1＋t）＋k］
式中，m1、m2分别为M1和M2的乘数，k为通货存款比率k＝（C／D），t为准货币占活期存款的比率（t＝TD／D），r为总准备金比率（r＝R／D＋R／TD＝rt＋re），rt为法定存款准备率，re为超额准备率。
（二）基础货币的影响因素
从中国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可以推导出，基础货币存量的任何变化都是以下一种或几种原因影响的结果：中央银行对中央政府的债权（包括政府在央行的透支和央行持有的政府债券），商业银行再贷款数量的变化和外汇储蓄存量的变化。
1.中央银行对中央政府的债权
就中央银行对中央政府的债权来看，由于法律已禁止中央政府对中央银行进行透支，因此主要是中央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的数量变化对基础货币产生影响。中国从1996年4月开始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货币供应量。但由于我国债券市场不发达，市场总量较小，央行和商业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量过少，通过该渠道对基础货币的影响不大。随着政府发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发育的进一步完善，这种影响会逐渐加强。
2.商业银行再贷款数量的变化
在1994年前，我国存在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1994年后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银行信贷的增加导致存款货币的增加，根据我国准备金制度的规定，银行必须相应增加存款准备金。当银行存在超额准备金时，可以自行解决准备金增加的要求，否则必须向中央银行申请增加再贷款。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迫使央行增加再贷款：一种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可以将央行支持政策性贷款的资金挪作他用，将资金的“硬缺口”留给中央银行。由于粮食收购、外贸、重点项目资金等政策性贷款是必须保证的，央行为保证这些政策性贷款的到位，只能以再贷款的形式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另一种方式是为了支持更多的贷款，商业银行尽量压低超额准备金比率，这会对银行的安全性产生影响，但由于在当时体制下银行不会破产，因此，商业银行对利润的关注远远大于对自身安全的关注。由于央行承担着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职能，当银行系统出现普遍的支付危机时，央行最终不得不作为最后贷款人，再贷款给商业银行，增加基础货币供给。
1994年以后，这一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趋于消失，这是由于我国的金融体制和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金融体制方面主要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承担原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贷款功能，实现了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的分离。在宏观经济环境方面，主要是人民币汇率并轨，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政策性银行的成立，将政策性业务从商业银行中剥离，从理论上讲，可以减少外部因素给商业银行造成的损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商业银行向央行“倒逼”基础货币的理由，有助于提高央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政策性银行的成立可能并没有完全割断政策性银行与基础货币的联系，这主要源自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问题。目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资金主要来自发行各类政策性金融债券。
3.外汇储备存量的变化
1994年1月1日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此之后，外汇市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持续性的外汇供大于求。这一时期，央行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通过外汇公开操作业务入市干预，大量买入美元。央行外汇资产的急剧增加必然会导致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
（三）货币乘数
我国实际上从1984年才真正建立起中央银行制度。我国1985年6月至1995年12月间货币乘数变动具有如下特征：
1.m1，m2：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波动的特征，即在经济高涨时期趋于扩张，在经济调整时期趋于收缩
从m1变动的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两次经济过热，即1988年、1992—1993年，这两个时期m1都曾出现明显放大。就m2而言，虽然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周期性特征依然很明显。两次经济过热时期，m2都呈显著放大之势，并且都达到局部性峰值；在随后的经济调整中，m2也都出现了回落。
2.在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中，超额准备率的影响最大
有学者计算，超额准备率变动对m1，m2的影响占各因素综合影响比重的61.06%，超额准备率的变动大致决定了货币乘数变动的基本趋势，并且超额准备率本身的变动也具有逆周期波动的趋势，即在经济高涨时趋于收缩，经济调整时趋于扩张。
上述分析说明，我国货币乘数不是一个稳定的变量，具有典型的顺周期波动的特征。根据前面的分析，在影响我们货币乘数的各种变量中，超额准备金率的影响最大，几乎决定货币乘数变动的基本趋势。
（四）中国货币供应的波动
我国的基础货币m1、m2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波动的特征，即在经济高涨时期趋于扩张，在经济调整时期趋于收缩。我国的货币乘数不是一个稳定的变量，具有典型的顺周期波动的特征，所以总的来说，我国货币供应量具有明显的顺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威力最大的货币供应量调节工具，我国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时候，也往往是货币供应量增长过快或波动较大的时候。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两次较严重的通货膨胀：1988—1989年为第一次，1993—1994年为第二次。这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多数年份增长率都在10%以上。1987—1994年这段时间是m2供应量增长较快的时候，一般月份都在20%以上，有些年的有些月份甚至超过50%，原因可以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等方面来分析，其中“倒逼机制”“功不可没”。1994年以后我国解决了商业银行倒逼中央银行再贷款的这一问题，加上政府财政、货币政策的收紧，主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我国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放缓。1997年到2002年这段时间里，我国实行的基本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率很低，亚洲金融危机时甚至曾出现物价负增长。这段时间m2的增长率基本稳定在10%—20%之间，其中1998年较低，为11%。从2003年开始，我国开始新一轮较为温和的通货膨胀，2003年个别月份m2超过20%，2004年我国连续两次小幅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用来遏制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和通货膨胀，2004年m2增长温和回归。2004年以后，我国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m2增长率基本稳定在百分之十几，2005年有小幅上扬。但随着近两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关于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在继续，有些国外学者认为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投资高增长来支撑起来的，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2006年8月15日起，我国又一次小幅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又一次收紧货币供给。
近几年来，由于连年巨额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大幅急剧增加导致我国被迫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成为货币供给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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