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沁主义或个人主义的边沁主义被接受的程度

边沁获得接受的程度

并非普遍的接受

其次，这种常识性的边沁主义或个人主义的边沁主义被接受的程度有多大呢？^[13]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予确切的回答。自1832年以后，个人主义在各个阶层中占据主导地位，足以影响立法，并且这种独一无二的巩固地位在许多年里都无可撼动。

然而，尽管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但现在的学生们不应该忽视如下重要的观点，即总是有少数人反对主流的个人主义思想（这是我们下一讲要涉及的主题），也不应该无视如下更不重要的事实，即不同政党间的分歧对应的并非都是不同思想之间的差别。1832年以后，保守党人通常和辉格党人或自由党人一样深信个人主义。无论如何，在改革法案通过之时，当时的政治运动都是在个人主义或功利主义导师的指引下进行的，不论他们身处哪一政党。哲学激进主义者、格罗特、罗巴克、莫尔斯沃斯都是边沁的热心信徒。布罗汉姆、罗素、麦考雷以及其他辉格党政治家，不论他们是否声称自己是边沁主义者，他们都是通常意义上的功利主义的坚定信徒。在这点上，最著名的莫过于奥康内尔的态度了，它本身即足以证明1830年至1845年间边沁自由主义拥有的巨大权威。奥康内尔和英国政党领袖毫无瓜葛。他真诚地信仰罗马天主教，身处教士们的阵营，他在废除运动（Repeal movement）中起了革命性作用——所有这些在大部分英国人看来都将他同哲学激进分子划清了界限。他毋宁是一位煽动家而非思想深刻的政治家。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可归属边沁主义者的行列中。他确切无疑地要比许多辉格党人更加热切地崇拜边沁主义，并且是一名更加真切的边沁信徒。除了废除政策，在各种重要的事务上他都和哲学激进主义者保持一致。

“在议会改革的倡导者中，他是最杰出的代表，他提倡最激烈的议会改革，诸如普选、投票表决以及上议院议员的民主选举。他是最早、最坚定的解放犹太人支持者。他为法律改革大声疾呼，并用充足的学识论证了法律改革问题；对于降低法律的成本、将法律简化并法典化，增加地方法庭数量，废除过时的形式与术语，所有这些他都竭力倡导。他是废除死刑的热心支持者。他希望能改革有关遗嘱的法律，至少使父母可以将他们财产的一半在子女中分配。他支持废除《高利贷法》，并且和边沁一样，他也认为法律试图限制利率的做法是极端愚蠢的。他支持废除军队中的鞭刑，废除知识税，彻底废除赌博法。”^[14]

他强烈地反对奴隶制，尽管他的反对使自己同情美国人。他抵抗工联主义，谴责工联主义者们犯下的暴行，哪怕他的谴责声激起都柏林的工人对他的仇恨。他和布莱特一样是位乐观的自由贸易主义者；他反对谷物法，认为它本质上就是不道德的，他对此的谴责言论可能即便在科布登看来也未免言过其实。^[15]要是人们了解到，有些爱尔兰的爱国者和自由主义者们都认为贸易保护对爱尔兰是有利的，那么，他对自由贸易的乐观态度更加令人吃惊。

再者，曼彻斯特派（Manchester school）的领导者们都并非哲学激进主义者，也无法归入任何哲学派别，他们是些开明的商人，他们期望的是贸易改革而不是政治或社会改革。然而，在政治领域，他们比英国所有的自由主义团体都更加接近边沁的思想。

事实上，在自由主义者中，边沁主义思想并非惟一的垄断性思想。追随皮尔的保守党人可能会嘲笑成为功利主义者的念头；^[16]然而，他们和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都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边沁的学说。他们和老托利党人一样反对对政制进行更深入广泛的改革，但是在皮尔的领导下，他们认为应该逐步地革除一些弊端，并灵巧地处置国内公共事务，保证与国外的和平，那么国家的繁荣才有保证。后来被称为皮尔派的那些人和曼彻斯特派的激进分子们一样都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然而，在看待政治的方式方面，他们比诸如约翰·罗素或自由派名义上的领导者帕默斯顿（Palmerston）这些辉格党人更加接近老边沁主义者。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没有忘记与社会主义划清界限。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说：“你就不能别理它吗！”（Why can’t you let it alone.）它表达的并非懒惰而是对自由放任主义的信任。

最后，工人阶级的指导思想有时也是边沁主义。弗兰西斯·普雷斯不信任工联主义，却全身心地相信马尔萨斯的思想，以及新《济贫法》的节俭美德，只要它能被严格执行。^[17]工联主义者自身至少采纳了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形式，如果不是其原则的话；他们希望得到恰当解释的自由放任主义能够给予工薪阶层适当的方式以解决他们的社会政治地位问题。^[18]在宪章派中也许可以找到几个社会主义思想的忠信者，但是宪章主义并不是社会主义。1838年形成的人民宪章（The People Charter）是一通严格的政治方案，^[19]它追随的是民主边沁主义理论。

事实上，边沁自由主义不仅在所谓的改革时代占主流地位，而且，至少在议会中其影响力也丝毫未见减弱，直到19世纪进程过半。那么就看看1850年和1852年舆论的一般状况。作为一个党派的哲学激进主义（它声称支持人民的主张，却从未得到人们的信任和爱戴）已经不复存在，而现实的个人主义是当时的主导情感。如果当时还存在像约翰·穆勒和他的朋友们那样少数一些热切的边沁信徒（二三十年前他们曾热切地宣扬功利主义），那么事实上，边沁已经取得了胜利，并且审慎的功利主义已被接受为正统的政治信念。麦考雷（他的《英国史》的前两卷1849年出版）的乐观主义以一种极富天才的绚烂修辞表达了当时的论调。大约在同时（1849—1850），马蒂诺女士条理清晰的理论证明了英国在“三十年和平”（Thirty Years’Peace）^[20]期间取得的进步应该归功于边沁自由主义；乔治·格罗特的学识被用于或被误用于从英国民主的历史中推导出支持哲学激进主义的结论。1851年的展览具有的意义远非现今的人们所能理解。对于当时明智、充满爱国之心的人们来说，它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信念，即自由贸易将铲除导致国家间不和的主要原因，并开辟一个工业繁荣和持久和平的时代。人们认为，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理念总体而言即自由放任主义理论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改革后的议会，虽然其立法仍无法满足所有哲学激进主义者的愿望，却证明这是稳步推行功利主义改革的恰当手段。剧烈的政治变革看来走到了尽头。宪章主义在1848年10月就气数已尽了，而且工人阶级也不再迫切地要求民主改革。1852年、1854年、1859年以及1860年提出或实施的法案是为了兑现政治家们的誓言，或解决政党急需之利益，而未产生任何普遍利益。1859年布莱特试图煽动人们支持户主选举权。他的演说吸引了不少听众，但却未能点燃民众的激情，而且据说，演说者还将自己的演说比作“对牛弹琴”。确实，1848年以及紧接着1848年以来发生的事件已经使共和主义的名誉散失殆尽，因此限制了英国民主的进步。而且，这些事件的意义并不只此，在有常识的英国人的眼中，这些事件不仅表明了社会主义的邪恶，还证明了其荒谬性。^[21]1857年，巴克尔（Buckle）向全英国唱响了一个嘹亮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体现的是主流的、老生常谈的自由主义原则；而两年后，约翰·穆勒这位边沁主义的后期代表，出版了《论自由》一文。对于他成千上万的崇拜者、信徒，这本书似乎为个人主义的绝对真理提供了最终也是决定性的论证，并且坚实地证明了保护自由是明智的法律和政策的伟大目标。^[22]作为当时舆论状况的标志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惟一重要的、可被归为帕默斯顿立法成就的是1857年《离婚法》。然而，这部法律反对高教会教徒的信念，却和边沁主义完全一致。除了在这些最近发生的历史中显见的事实外，还必须包括不间断的边沁主义立法，尤其是谷物法的废除，以及废除谷物法带来的繁荣对道德和理智产生的巨大影响。确实，持续的边沁主义立法是个人主义几乎统治了议会改革的整个过程的主要证据，同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其主要原因。^[23]

现在，我们要讨论边沁主义立法的趋势和倾向。

【注释】

[1]1816—1846年。——译者注

[2]参见本书第117页。

[3]“在一个民族或一项职业中，在追求进步的历程中拥有一个长远的目标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边沁之所以在英国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其秘密就在于，他成功地为英国提供了这么一项目标。他为我们提供了一项清晰的改革原则。英国上世纪的法律人们可能都盲目地以为英国法是人类理性最完善的结果，但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他们缺乏其他的行动原则。边沁使国家的利益成为一切目的之首要目的，这样，他就为长久以来一直在摸索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道路。”Maine，Ancient Law，pp.78，79。这些话刊行于1861年。
　　“诚然，德国哲学家们忽视了边沁。甚至惟一认识到边沁天才的罗伯特·莫尔（Robert von Mohl）也认为希尔·伯顿（Hill Burton）对边沁的赞誉言过其实，因为伯顿认为英国19世纪前半叶所有伟大的改革几乎都根源于边沁。梅因爵士的话可以用来支持伯顿的看法，而且伯顿的观点在后来也确实得到了有力的证实。但是最好且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比较边沁的思想和遵循边沁思想的那些立法。”Redlich and Hirst，Local Government in England，i，p.97。

[4]其中自然包括西德尼·史密斯。Holland，Memoir and Letters of Sydney Smith，4^thed.，p.386。

[5]对于系统的边沁主义思想和功利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差别，可以对比边沁的《谬误之书》（Book of Fallacies）和西德尼·史密斯对该文的评论（其中包含著名的“傻子演说”［Noodle’s Oration］）；或者对比詹姆斯·穆勒《论政府》和麦考雷刊于1829年《爱丁堡评论》的评论功利主义哲学的文章。麦考雷的这些文章中，尤其值得一读的是他的“格莱斯顿论教会与国家”一文。

[6]正是由于边沁的思想，这场平静的革命（1832年《改革法案》是其可见的标志）像其他许多致力于进步的平静或暴力的改革、革命一样，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人们经常说清教革命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在法律领域比在其他领域更加明显。许多清教徒都意识到法律必须进行改革，然而清教革命在法律改革与修订方面没有取得丝毫进展。洛尔（Rolle）大法官能够完善收回不动产诉讼的法律拟制，为土地占有恢复提供便利（Blackstone，Comm.iii，p.202）；但是清教徒却没有意识到，使占有恢复的诉讼的程序变得如此复杂的那些法律拟制根本就应当被废除。清教徒对普通法的崇拜阻碍了他们对这些法律的修订。对专断权力的恐惧使他们看不到通过衡平法院衡平规则的发展而逐渐、艰难地进行适当改革的必要性。在崇拜柯克的党徒中不可能产生像边沁这样的改革人物，而且即便他们生活在17世纪，他们也无法理解边沁。

[7]其中许多人成了拿破仑最卑下的仆臣。

[8]边沁对社会契约理论的批判，参见哈列维，第一卷，附录三，第416页。

[9]Benthan，“Anarchical Fallacies”，cited kent，English Radicals，p.184.

[10]参见本书第128页。

[11]弗兰西斯·佩雷斯即便在其人生后期也被他的崇拜者誉为“老煽动者”。不过，虽然他颇为狂热，却从未表达过对英国制度的丝毫仇恨。再者，我们从边沁致奥康内尔的一封信的话中也能推断出边沁的审慎：“议会改革、法律改革以及法典编撰，所有这些获得您许可的事项，对我来说就感知足了，它们也是我最大的荣耀。它们对于不幸的英国来说，也已最有益处，并且从此以后对于其他文明世界，或者在万能的上帝的福佑下，对于其他野蛮国家也是最有益处的。”Bentham，Works，x.p.598。

[12]例如，每个人都有权利收取别人欠自己的钱，但在创立郡法院之前，穷人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收取哪怕是别人已承认了的债务。

[13]对于福音派和边沁主义之间的关系，参见本书第十二讲。

[14]参见本书第147页。

[15]Lecky，Leaders of Public Opinion in Zreland，ed.1903，ii，p.91.

[16]“他同时也是各领域的自由贸易毫不妥协的倡导者，包括完全废除谷物法。在这方面，他采取的政策是十分可贵的，因为爱尔兰在谷物法方面有着特别的利益，这点奥康内尔似乎从未察觉到过。再没有什么比看到爱尔兰的人口急剧下降、并变成一个巨大的牧场国家更有违奥康内尔的心愿了，但再没有什么比废除谷物法、因而剥夺了爱尔兰在英国谷物市场上的优势地位更能导致这种后果了。奥康内尔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最粗野、最极端的看法，认为对食物课征的任何税收都是完全不道德的。在致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的一封信中，他指责天主教的贵族们‘由于肮脏的垄断勾当而玷污了天主教本身’。他写道：‘征收谷物税本身就是最严重的犯罪，这是谋杀，是对首要的公正原则的最公然的破坏……它本身就是最严重的暴虐与不公正的行为，不可能获得道德上的宽恕……受到谷物法保护的人对工人们说：你们不得购买早餐，尽管你们千辛万苦劳动有钱购买，除非先向我支付一笔数额不菲的税之后才拥有购买的权利。’”Lecky，Leaders of Public Opinion in Zreland，ii，pp.92，93。

[17]1835—1844年间，爱尔兰建起了许多农业培训学校和模范农场。但是，“英国自由贸易论者强烈反对国家拨款资助农业培训，并且这种反对声音影响到了政府。他们反对用公共收入培训农民，反对国家拨款参与农业生产。皮尔和卡德维尔（Cardwell）很赞同这些观点，所有的模范农场几乎都被取缔了，农业教学也仅仅限于书本知识。和当时广泛传播的观念相一致，巡视员们也积极地打击农业实践指导，而不仅仅限于农业教育。”Lecky，Leaders of Public Opinion in Zreland，ii，pp.125，126。这段描述既表明了当时的自由放任主义，也说明了皮尔及其党徒的态度。

[18]一般可参见华莱士（Wallas），《佩雷斯传》（Life of Francis Place），关于1832年人们仍然期待的改革，尤其参见第326、327页。有关行业联合短暂变幻不定的特点，参见第217、218页；有关严格执行济贫法的期待，参见第332—334页；有关马尔萨斯的理论，参见第174、175页。

[19]参见韦伯，《工会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第277—283页，以及第265、266页。当然，我没有忘记有很多手工业者受到罗伯特·欧文理论的深刻影响。

[20]Walpole，Hist.，iv，p.49.

[21]注意《季刊评论》（Quarterly）对诸如莫里斯（Maurice）、金斯利（Kingsley）这些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们粗暴的评论（Life of Maurice，ii，pp.7173），以及堂区长（Rector）对金斯利一次布道的谴责。金斯利正是在这位堂区长的邀请之下发表的布道，而在听众听了金斯利的布道之后，堂区长马上就做了上述谴责，认为金斯利的布道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思想。

[22]注意巴克尔对所有沾染了保护主义的东西无不加以责难。关于约翰·穆勒的影响以及福音派和个人主义之间的联系，参见本书第十二讲。

[23]参见本书第66—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