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边界

官僚主义边界

官僚主义是一个创立边界的机制。劳动力分配、层级、标准化和形式化的原则在部门之间、职位之间、角色之间以及哪些东西可以获得组织批准而哪些东西不可以获得批准之间创立边界。与以色列人相比，美国人会接受这些边界，并发现它们是值得要的和舒适的。相反地，以色列人则将它们看成是一些限制，因此会忽视它们，并更加频繁地穿越它们。

根据其角色的正式定义，即将他们限制在自己正式的责任上，不允许他们涉足其他人的工作，以色列人被我们的受访者认为很少进行自我约束。相反地，美国人被描述为会将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其正式的工作上。奥拉说“美国人只做自己必须要做的工作，他们从来不会做其他的工作。在美国，责任是非常明确的，人们不会相互干涉彼此的工作”。她给出了一个很小的、但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她在办公室里经常感冒，因此当办公室的温度对她来说变得太低时，她过去常常把它调高一点。这种情况发生了几次之后，系统被锁住了，因此当需要时她不得不打电话叫维护人员来改变室内温度。奥拉说：“他们非常严格，即使是看起来非常小的一些事情。”但她也看到了这些限制的好处。例如，当机器发生故障时，您可以给负责的人打电话，而不用让任何路过的人帮忙，也不用考虑他们是否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以及如何解决它。

以色列人还被描述成是不遵守部门边界和层级边界的人，并且一般来说他们很少将自己限制在官僚主义的组织结构中。吉姆（一位美国经理）说“他们过去常常去他们想去的任何人那里，并且回来后还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在美国，这种行为是不起作用的，并且也是不被接受的”。另一位美国人尼尔说“他们不会接受正式的授权，并且总是会忽略头衔”，这回应了这样一个发现，即以色列文化在权利距离维度上的程度是非常低的（赫福斯特德，1980；加德纳尔，1994；麦斯胡拉姆，1994）的观察。以色列人不将他们限制在自己的角色和不遵守正式层级的一个后果是他们的美国同事认为他们经常把自己抬高到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尽管他们并没有正式占有这样的角色。

在以色列，我们经常被告知，边界是非常模糊的，指令通常也会明确给出，并且人们应当“发散思维”。然而这往往会使美国人感到烦恼，他们也看到了这种行为可以给组织带来潜在的积极后果。例如，丹尼说“在出现问题时他们会进行讨论，他们会问：发生什么事情了，出什么问题了，为什么还没有准备好？而美国人却会仍然保持安静或问一个非常礼貌的问题，但在很多情况下，年度报告将需要等近一年的时间”。美国人有把他们规定的角色限定在边界之内的趋势，许多以色列人将这种趋势视为他们不负责任。另外一些人则将它描述成缺乏兴趣。许多以色列人报告说，美国人遵守角色边界这种行为会导致这样一种后果，即他们可能在组织中工作了两年，周围却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在遵守官僚主义边界方面的文化差异的另一个证明是对计划的态度不同。美国人被描述成喜欢按照计划工作，而以色列人则会忽视计划，喜欢即兴创造。对以色列人来说，决策永远都不是最终的决策，计划只是构成了变化的基础而已。他们的态度被描述成“先那样做吧，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偶尔也制定计划，只不过第二天以色列人就会做别的事情，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更好。美国人通常会对这种行为感到生气，而对以色列人来说，将计划改变得更好通常被视为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根据德芙（一位美国高级管理人员）的观点，美国人都是任务导向型的人，他们通常会根据先前制定的步骤按照一种结构化的方式工作。例如，只有经历过计划阶段之后他们才会进入实施阶段。他说，以色列人都是项目导向型的人，他自己认为这种人更好，因为他们的视野更开阔。特蕾西也说，对以色列人来说，“重要的是最终结果而不是方式”，而美国人却不得不按照结构化的阶段工作。然而，根据她的观点，这种差异可能会带来负面的后果，因为美国人将计划视为是一种协议，而以色列人却不遵守它，因此他们认为以色列人的话不能相信，“他们总是说一些事情，却做另外一些事情”。作为以色列人忽视计划的后果，美国人经常认为以色列人是不可靠的，而以色列人却认为美国人是“古板的”和“僵化的”。

这些差异也得到了文献资料的回应。霍尔（1959）提到了命令对美国人的价值。许多观察家曾经提到过以色列非常注重即兴创造。例如，黑克森和帕芙（1995）将以色列管理人员描述成“其行动是：说服，哄骗，从一个主题转向另一个，总是被电话打断，总是有需要”。他们补充说，“这种管理风格明显没有将重点放在任务的计划和战略分析方面”。扎恩德（1978）将以色列管理人员缺乏战略计划的原因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以色列管理人员即兴创作的不仅仅是管理技能，还包括标准。根据类似的思路，麦斯胡拉姆（1994）将即兴创作称为以色列的国家价值。

官僚主义边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正式政策和程序允许做的事情和不允许做的事情之间的边界。以色列人被描绘成“切断了自己的退路”，他们比较倾向于绕过甚至是扭曲正式的规则和规定。相反地，美国人被描述成接受“游戏规则”和遵守正式的规则和政策。例如，在奥拉工作的公司，当某个员工想要订购某些东西时，他/她需要填写订单，接受批准的数量，然后等待批准的人签字。许多以色列人对这样一个程序感到不耐烦。“当急需某些东西时，我将直接到给我数目的人面前，告诉他我将保管好剩余数量的东西，而美国人却不会这样做”。关于“切断退路”，爱利说：“我们认为它表现出了解决问题的主动性和能力，在美国人看来，它被视为是容易使人误解的。”因此，爱利说，对以色列人来说要与美国人建立相互信任是非常困难的，至少在开始与美国人一起工作时，许多以色列人认为美国人是“古板的”。

许多以色列作家曾经提到过以色列人对规则和规章的忽视与美国人对纪律、命令和下列规则的强调(埃尔昂，1994；麦斯胡拉姆，1994）。这些作家指出，在另外一些事情中，以色列人会明显倾向于逃避支付所得税和他们不守纪律与高风险驾驶风格的罚金。斯塔尔(1990）是一位美国人，他将以色列称为“迷人的无法制”国家，在他的书中有一章就取名为“无系统的制度”。

总起来说，在遵守官僚主义边界方面有相当多的差异。作为这些差异的结果，美国人被视为或自认为是比较结构化的、守纪律的、有条不紊的、系统化的以及忠于他们角色定义、书面责任、时间表、程序和计划的，但有时也有点僵化、保守、古板、行动缓慢和缺乏主动性。以色列人被美国人认为或自认为“思维开阔”、忠于目标、灵活和有主动性，但也有点草率、不尊敬人、不守纪律和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