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的边界

表达的边界

它是指在人们的想法和感情以及公开的行为之间的边界。对于美国人和以色列人在这方面的差异有许多表现形式。美国人都是比较克制和约束的，而以色列人则通常会比较公开地发表他们的观点和评价，并且会用口头或非口头的方式比较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感情。

以色列人通常会被他们自己或他们的美国同事描述成开放、坦率和直接。詹妮(一个美国人）说：“您知道在哪些地方与以色列人站在一起，在哪些地方与美国人站在一起，但您却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或他们在想什么。”根据杰克(一位高级美国经理）的观点，“以色列人都是非常真实的，您看到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对于以色列人，您立刻就会知道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以及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而对于美国人，即使他们不喜欢您所做的事，他们也会保持礼貌”。埃里克（一位美国人力资源经理）说：“以色列人是一些非常直率的人，如果他们想告诉您什么，那么他们就会这么做。”

实际上，直接和坦率的谈话方式(用以色列语称为谈论Dugri）是以色列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根据爱利兹和爱阿雷（1993）的观点，它是建立在以色列人的信仰(即坦率有益于组织长寿）基础之上的。例如，根据埃米尔(工程队伍的一名以色列领导人）的观点，在会议上不同意其他人观点的以色列人常见的反应是打断您说话，然后说“它没用”或“您太年轻了”。相反，美国人会说“完成这项任务可能有一种不同的方法”或“根据我的经验，我曾经见别人用不同的方法做过”，甚至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您可以解释得更清楚一下吗？”

以色列人的谈论Dugri或说出他们所想的做法通常被美国人认为是没有礼貌的、粗鲁的，甚至是以色列人的挑衅行为。在以色列人看来，他们通常将美国人约束自己直接和坦率谈话的做法视为是伪善的或“欺骗人的”。米利）一名以色列的软件开发人员）说：“美国人决不会问任何将使您感到尴尬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有礼貌的，但他们在您背后会议论您。当他们当着他或她的面时，他们会说好听的话(哪怕他们的看法相反）。”塔米尔(一名以色列首席执行官）说：“当美国人告诉您让我们开次会，我会认真考虑一下它，它是一个好的主意——当他说让我送您回去，或让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吧，他实际上对与您保持联系不感兴趣。”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以色列人认为这种做法会使人感到迷惑，至少在他们刚开始与美国人共同工作时是这样认为的。例如，在奥拉做的一次产品介绍会上，她推荐使用某些工具，虽然她的美国同事却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主意，但是他们却并没有直接攻击这个主意。他们中的一个人说“这是一种可能性……”另一个人则说“在我过去使用这种工具时，出现了几个问题”。最初，这些说法在她看来似乎是具有建设性的，并且也不算太严重，不过一段时间以后，她意识到他们的意思是“您难道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吗，您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她开始与美国人一块工作之前，当她听到“如果我是您，我会采用不同的方法……”，而她会想“……好，他不是我，这只是一个建议而已”。这使她陷入到了麻烦当中，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老板将说“但是我告诉您这样做了”。奥拉于是意识到这种评论是一个命令，而不是一个礼貌的建议。她的结论是：“要知道人们想要您说什么或做什么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您只能等等看看。”

其他的以色列人也有类似的经历。米利说“他们不会使用极端的词语”。例如，最初当米利听到“我非常关心……”时，他并不认为情况非常严重。现在，他说他现在知道了，当美国人使用这个术语时，意味着他或她感觉情况非常严重。艾杜(以色列一家刚成立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说他实际上从来没有听美国人说过“不”。他告诉我们他曾聘用了一位美国顾问，让他陪伴着自己去参加一次会议以便帮着自己解释“事情的真实意思”。

以色列人中表达的边界具有更大的可渗透性，这可以从他们谈话的内容和他们谈话的口气中得到证明。例如，奥拉说她现在认识到以色列人在会议上的口气比较具有挑衅性。爱利(一名以色列高级管理人员）对这种文化差异提供了另一个证明，即谈话时所使用的语调。由于以色列人都比较善于表达，因此他们对语调的使用也就更多，这可能会导致误会。例如，根据爱利的观点，在希伯来人看来，您可以说“给我一杯咖啡”而不用说“请”或“您介意……”，如果语调适当的话这听起来很好。当美国人听到这话时，他们认为不管语调如何，直接对某人说“给我一杯咖啡”是非常不礼貌的。爱利说“在某些方面，以色列人说的某些话被想像成不礼貌的程度可能远比我们有意表现出来的大”。如果他是正确的，美国人总是说“请”的这样一种做法可能是建立在人们都会保持表达的边界，并且不会以他们的声调自由地表达自己这样一种假设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谈话中使用请求的语气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能通过语调来传达。

在表达的边界的可渗透性方面存在差异的另一个证明是当其他人在与自己谈话时以色列人所表现出来的不耐烦以及他们打断谈话或讨论的做法。在我们的研究中，在这些方面美国人和以色列人都提到了许多次。根据尼尔(一名美国副总裁）的观点，“如果有五个以色列人在与您争论，那么您要说完一句话是非常困难的”。埃米尔(一位以色列）说当他去以色列开会时，他往往在开完会后会感到头痛，因为他不习惯大声说话和每个人都频繁地打断谈话。美国人通常将打断别人谈话视为是非常不礼貌的、好争论的，甚至是好斗的，尤其当谈话的内容非常重要时更是如此。特蕾西(一位美国人力资源主管）说：“在整个介绍的过程中，以色列人都在寻找打断别人的机会。其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美国的介绍者从现场中出来时满眼含着泪水，她感觉遭到了拒绝和攻击，因为他们不让她按照计划做完介绍。她不能理解这就是以色列人表现自己兴趣的方式。”

一些以色列人说美国人避免直接批评这种做法会给组织带来负面的后果。例如，塔米尔说由于美国人不用直接的方式说出令自己不高兴的事，因此要发现问题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而且不能及时地加以解决。根据塔米尔的观点，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领域是绩效评价领域。由于美国通常会尽力弱化他们的批评，因此工人可能不会及时得到真实和准确的反馈，于是也就可能会得不到机会来改善他或她的绩效，这样就可能会“陷入紧急状况”。其他的观察家已经注意到了在以色列人和美国人之间存在的这些差异，发现公开的谈话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内心的想法和感情（如艾森伯格，1994；埃尔昂，1994）。斯塔尔（1990）将美国人的间接和以色列人的率直看成是使用语言的两种方法，它们往往会造成极度的相互不信任。斯塔尔为她的书起名为隔着玻璃接吻：美国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看不见的屏蔽。本书的后面有一个评论，即美国人都是非常礼貌的，不过他们总是尽力使自己与别人联系在一起，这就好像是隔着玻璃接吻，它是以色列著名的作家在第一次访问美国之后做出的。

从更广阔的角度来考虑这些观察，特洛姆派娜尔（1994）认为看得见的夸张行为的数目是文化之间的最大差异。在这一点上，他将文化区分为中立文化和情感问题。中立文化的成员虽然不会表现出他们的感情，但却会小心地使自己保持克制和柔和。相反地，情感文化的成员很好地约束自己，他们会通过口头和非口头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情。与北欧国家和远东文化的一些国家相比，他将美国划归为情感文化。然而，我们的采访和其他观察家的观察（如斯塔尔，1990年）却清楚地表明，与以色列人丰富的情感和表情相比，美国人已经是相当中立和内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