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

三、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

利伯从他关于自治机构的理论中进一步提出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根据。他在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指我们所理解的那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而是有他的特定含义。在他看来，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原则在人类的早期社会中已经出现，后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两条原则也就表现得愈来愈清晰。与古代社会相比，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主义在个人财产、个人权利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务方面，表现得特别清晰。与古希腊和罗马的社会相比，我们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在基本教育、慈善事业、相互交往、出版自由、通讯自由、卫生措施、惩罚制度等等方面也表现得特别明显。许多个人需求都被社会机构统一加以解决，而成为社会的公共福利，于是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逐渐得到克服。他说：“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者是两条真正的和经常起作用的原则……这两者都隐含在国家这个观念本身之中；因为，国家是一个社会，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个人并没有失去他们的个人性格，而是被共同的纽带连结起来，被共同的利益、组织以及共同的延续性连结起来。”^[16]

按照利伯的观点，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赖以连接起来的主要纽带是法律或法规，在美国，这就是联邦宪法和各种不成文法(common laws)。他把联邦宪法看作代议制共和主义的典范，并认为各种不成文法足以满足各种社会需要，借助于这两者就能使个人的公民自由和社会的和平安定得到充分保证。他十分强调法治的作用，呼吁要健全各种法制，提高法官的地位，培养民众的守法精神。他说：“我们的主或者‘尘土的上帝’，必须是法律，而不是某个人、某些人或某一群人。”^[17]

在利伯看来，不仅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范围内，个人与社会、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紧密相连的，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出现愈来愈密切的联系。利伯在美国被看作美国民族性理论的倡导者，但他并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明确地谴责黑格尔主义者所倡导的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从历史进程上考察，可以发现社会正在从民族主义向国际主义发展。在古代，历史沿着个别国家的狭窄河床发展着，而在现代，历史仿佛航行在辽阔的海洋上，那是能看见挂着各个国家的旗帜的船只穿梭往来。在古代人那里，一切事物都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宗教、政体、知识、文学、艺术等等都是如此，而在我们这里，地图上的不同色彩并不是标志宗教、知识、艺术或者习俗的不同区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日益广泛，将来有一天，全世界将演变成为一个由许多相互依赖的国家或民族组成的大共同体。他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刚才所说的历史的辽阔海洋，也就是这个由许多生气勃勃的、优美的民族组成的共同体，将扩展到遍布我们的这整个星球，谁能说这一天不可能到来呢?”^[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