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受成之主：泰始年间的政治特质
上文已经指出，司马炎完成嬗代本身只是上承父祖遗烈，下赖叔伯辈的宗室、功臣翼戴而得以完成的一个“摘桃子”式的政治仪式，[123]并无多少讨论的余地。司马炎作为一名在贾充、裴秀等人的支持下才坐稳世子地位的年轻皇帝，既无政治历练，又缺乏可靠的行政班底，虽然顶着开国之君的名义，实际上却更像是一个受成之主。[124]身处于宗室、功臣两股既成势力之间，西晋初年的政治格局并没有给武帝留下多少闪转腾挪的空间，让他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西晋的权力结构。在匆匆忙忙地完成了受禅仪式，确立君臣名分后，武帝在其所使用的第一个年号“泰始”的十年中，似乎摆出一副端拱无为的架式，尊重司马昭时代遗留下来的政治格局。此时，武帝所扮演的角色更像是西晋政治中的一个平衡者，而不是具有绝对权威的裁决者。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这“无为”的表象背后，武帝其实并没有放弃抑制宗室、功臣势力过度膨胀的努力，只是所采取的政治手段较为柔软而隐晦。这主要是因为武帝并没有立即对西晋政治结构进行伤筋动骨改造的政治基础与威望；其次，较之于功臣元老与宗室长辈，武帝具有年龄上的优势，只要没有过分的举动威胁到皇权的地位，大可以等待自然规律发生作用。而本节所要叙述的便是这泰始政治表面平静下的潜流。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武帝与宗室之间的关系。司马炎称帝作为一个时间节点，标志着长达十六年的魏晋嬗代历史进程的终结，司马氏家族终于从曹魏的政治网络中的一个权臣家族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支配天下的皇族。作为新朝的创建者，身居至尊之位的司马炎同样兼具皇族领袖的身份，从家族伦理秩序而言，则是在一夜之间从家族中的晚辈跃居于众多家族长老之上。同时司马昭—司马炎一支作为帝系所在，在司马氏家族中的地位也一跃凌驾于其他房支之上，成为家族中的核心房支。以上这三个层面的变化，是称帝这一名分上的转变的直接结果，也是历朝历代的惯例，这种将皇帝、帝系、皇族按照不同的层次加以神格化、尊贵化的举措是维护皇权神圣性的必然要求。[125]但是对于司马炎而言，如何完成司马氏家族内部这三个层面的转化，却是其首先面临的政治难题。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打天下”与“坐天下”两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历朝开国无不遵循这一实力原则，但是对于司马氏家族而言这一情况却显得相当复杂。在漫长而充满政治风险的亡魏成晋事业中，整个司马氏家族逐步凝结成了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共同体，家族内的各个房支中都曾为帝位的取得作出过贡献，家族成员在魏末的政治格局中也各自占据了显要的地位。尽管帝系最后转入司马昭一支，但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司马师意外早死的偶然因素作用其中，仅就对魏晋嬗代的事业贡献而言，司马师—司马攸、司马孚—司马望两支皆有大功于晋室，其在魏晋之际的作用恐怕并不逊色于司马昭—司马炎一支。而司马炎称帝一个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直接在司马昭一支与其他房支之间划出了君臣之别的鸿沟，司马昭一房独占了建立新朝所获得的核心利益。正是魏晋嬗代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导致了其开国形势并不完全符合历朝所遵循的“打天下”等于“坐天下”的政治实力原则。
因此，在西晋开国之初，所面临的一个关键的政治转型就是要从以家族为单位的权臣政治转向皇权政治，将政治权力由家族集体分享转变为皇帝个人独断，建立起帝系独大的政治结构。胡志佳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变化的意义：“西晋初期的司马氏正历经由武帝立国前以家族发展为主轴，转变为一家一姓，集权力、富贵于一身帝位延续想法的过程。从家族成员共享资源的家族主义，到家族集中由武帝这一系成为帝王继承者，不只可见于西晋开国者司马炎在思想上的逐渐转变，它也逐渐成为其他司马宗室必须接受的事实。”[126]胡志佳的这一见解颇具启示意义，可惜她在研究中并没有进一步阐发晋初这一“由族到家”的政治变化是如何展开的。由于这一变化涉及到武帝时代权力结构的构造与晋初宗室势力的消长等关键性的问题，故笔者不揣浅陋，略陈管见。
魏晋之际，司马氏家族作为一个政治利益的共同体，家族各房支的成员对于魏晋革命的完成皆有所贡献。尤其是在嬗代前后的关键时刻，多位司马氏家族的成员出督各州，控制各战略要地，[127]为政权的平稳转移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司马炎称帝之后，司马氏家族的力量既是武帝巩固权力的重要凭依，同时也是建立帝系权威的主要障碍，这一力量对于皇权而言具有两面性。作为一个缺少坚实政治基础的皇帝，宗室的力量是司马炎稳固自身权力的重要助力。因此，在立国之初，司马炎通过大封宗室诸王的方式，借此安抚、酬庸司马氏家族各个房支的政治贡献：[128]
封皇叔祖父孚为安平王，皇叔父幹为平原王，亮为扶风王，伷为东莞王，骏为汝阴王，肜为梁王，伦为琅邪王，皇弟攸为齐王，鉴为乐安王，机为燕王，皇从伯父望为义阳王，皇从叔父辅为渤海王，晃为下邳王，瓌为太原王，珪为高阳王，衡为常山王，子文为沛王，泰为陇西王，权为彭城王，绥为范阳王，遂为济南王，逊为谯王，睦为中山王，陵为北海王，斌为陈王，皇从父兄洪为河间王，皇从父弟楙为东平王。[129]
在晋初所封的二十七王之中，若以司马懿这一辈来确立房支，共有六个房支的成员受封为王，若以数量而论，则以司马孚一支为最盛，其房支之内共有十人封王，除司马孚本人之外，尚有七子（望、辅、晃、瓌、珪、衡、景）二孙（分别为司马望之子洪、楙），司马懿一支位居其后，共有九人封王，其中有六人是司马懿之子（幹、亮、伷、骏、肜、伦），三人是司马昭之子（攸、鉴、机），司马馗一支三人（权、泰、绥），司马询一支一人（遂），司马进一支两人（逊、睦），司马通一支二人（陵、斌）。
与历代分封以帝系为主干迥异，在晋初所封的二十七王之中不但没有一人是司马炎的子孙，甚至连司马懿一支封王人数也不如司马孚一支。武帝诸子没有受封为王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尚处于襁褓之中，并无封王承担政治责任的能力，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帝系之孤弱。晋初司马氏家族诸房支中，犹以十人封王的司马孚一支人丁兴旺，多具政治才能，特别是司马孚、司马望父子对于西晋建立功勋卓著。司马孚的功绩在上文中已有考述，兹不赘述；其子司马望宽厚有父风，魏末先是出镇关中八年，对抗姜维，威化明肃，后征拜卫将军，领中领军，肩负禁卫重任，负责控制曹魏宫廷，[130]可知司马望是魏晋之际司马氏家族中控制军权的重要人物。而司马孚一支的成员在魏末晋初的政治格局中占据了显要的位置：
献王一门三世，同时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位极人臣，子孙咸居大官，出则旌旗节钺，入则貂蝉衮冕，自公族之宠，未始有也。[131]
结合上文的考述，可知引文中晋代史臣所描述的司马孚一支的盛况，并非虚言。对于司马孚一支，武帝一方面对司马孚刻意笼络，待以殊礼，封四万户，表现出对宗室元老的尊重：
帝以孚明德属尊，当宣化树教，为群后作则，遂备置官属焉。又以孚内有亲戚，外有交游，惠下之费，而经用不丰，奉绢二千匹。及元会，诏孚乘舆车上殿，帝于阼阶迎拜。既坐，帝亲奉觞上寿，如家人礼。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给以云母辇、青盖车。[132]
同时充分利用司马望的政治才能，一旦东南有警，多委其督师出征，疑忌石苞谋反，亦遣司马望领军进讨。[133]司马孚父子作为晋初宗室中“人望”与“才干”两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司马炎称帝初年稳固政权的重要依靠。
但在另一方面，武帝也在暗中不断地试图削弱司马孚一支的力量，以防其对帝系产生威胁。关于司马孚一支在晋初的经历，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司马孚去世之后不久，安平国即被降等为次国，特别是在改名为长乐国之后，[134]是否还在房支内部具有大宗的号召力，值得怀疑。其二，司马孚房支内的承继规则相当复杂，有不尽符合常规之处。胡志佳指出司马孚一支在继承上的特色是，本宗有子出继他人，而当本宗无嗣时，不是出继之人回嗣，而是别宗之人入嗣本宗。[135]事实上，这两个特点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笔者认为不断地出继与回嗣的复杂操作，打乱了司马孚一支的继承顺序，同时削弱了其房支内各分支之间的互相认同与亲缘关系，是导致司马孚大宗的衰落重要原因。
司马孚一支内部奇特的化简为繁的继嗣选立方式不但与惯常的宗法秩序不尽符合，而且也未见在司马氏家族的其他房支中广泛推行，其背后或许蕴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事实上，司马孚大宗的衰落，多次面临嗣绝国除的困境，正是由这种繁复的继嗣规则所直接导致。上文已经提到安平国在司马孚死后的迅速衰弱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与武帝在司马孚生前对其尊崇不已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司马孚同情魏室的政治态度而招致武帝的不满或许是其中的一个缘由。但在另一方面，笔者以为司马孚大宗的衰弱作为这种繁复不堪的出继、承嗣规则的直接后果，多少体现了武帝削弱司马孚一支的政治意图。因为这种交互继承的繁冗规则，除了会增加选择继嗣时的困难之外，并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唯一会造成的结果就是破坏房支内部原有的继承顺序，而出继、承嗣的不断循环使得个人既疏远了与本支的联系，又无法建立起与承嗣房支的认同感，只会造成各个分支关系之间关系的复杂化，从而破坏整个房支内部的向心力。尤其是在安平国被降等为次国，遭到削弱之后，司马孚这一人丁兴旺的大房支失去了主干，迅速地碎片化，分化为一个个不成气候的独立小分支。通过这种方式，司马炎成功地消解了晋初兴盛一时的司马孚一支的政治潜力，达成了强干弱枝的政治目标，从而为树立皇帝的权威，完成政治权力从“族”向“家”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武帝与功臣之间的关系。在司马昭后期逐渐形成了贾充、裴秀、荀勖、王沈、羊祜五人的决策核心，若从泰始年间流传的“贾、裴、王，乱纪纲。王、裴、贾，济天下”[136]的谣谚来看，贾充、裴秀、王沈三人的地位似乎更加重要一些。但是王沈在泰始二年（266）便已去世，[137]裴秀在魏末被目为“后进领袖”，[138]人望甚高，“当禅代之际，总纳言之要，其所裁当，礼无违者”，“创制朝仪，广陈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为故事”，是西晋政治体制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但在晋初的政治中，裴秀似乎并不活跃，除了《禹贡地域图》的制作外，并无其他事迹可称。泰始四年便卸去尚书令的重任，改任司空的闲职，这或许与裴秀因服用寒食散罹病，不堪任事有关，[139]本传言其“服寒食散，当饮热酒而饮冷酒，泰始七年薨，时年四十八”。[140]不管如何，王沈、裴秀的早逝使得贾充成为泰始政治中最耀眼的人物。在剩余的羊祜、荀勖两人中，羊祜于泰始五年（269）离开洛阳，出镇荆州，[141]无形之中加强了贾充在中央的地位。由此西晋政治形成了贾充、荀勖居内，羊祜居外的政治格局。而荀勖的政见大体与贾充相合，使得贾充的地位愈加显赫，即使像荀顗这样的元老也常常要“阿意苟合于荀勖、贾充之间”。[142]
贾充作为西晋开国的重要功臣，是晋初政治中的关键人物，位高权重，但《晋书》一改历代正史对于开国元勋褒多于贬的惯常书法，对于贾充的评价很低，基本上将其作为一个反面角色加以描绘，认为贾充“无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专以谄媚取容”，[143]而代表唐代史臣看法的论赞部分对于贾充的指责尤为严厉：
贾充以谄谀陋质，刀笔常材，幸属昌辰，滥叨非据。抽戈犯顺，曾无猜惮之心；杖钺推亡，遽有知难之请，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晋室之罪人者欤！然犹身极宠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没有从享之荣，可谓无德而禄，殃将及矣。逮乎贻厥，乃乞丐之徒，嗣恶稔之余基，纵奸邪之凶德。煽兹哲妇，索彼惟家，虽及诛夷，曷云塞责。[144]
在这篇苛严的评论中，几乎把贾充视为魏晋之际诸种祸端的乱首来加以拷问，除了对于贾充“抽戈犯顺”一事的道德责难之外，更将西晋短促而亡的罪责归咎于贾充及其女贾南风，可以说“恩倖”是传统史书赋予贾充最为显著的标签。而在现代史家的研究中，则以陈寅恪的看法影响最大，其认为贾充是司马氏阵营中非儒家出身寒族的代表人物，诸如弑杀高贵乡公之类服膺儒学的司马氏所不愿直接动手的事件，皆假手贾充完成，为司马氏立下大功。[145]陈寅恪将贾充定义为出身低微的寒士，因此可以不顾儒家的名教伦常，在魏晋嬗代之际充当司马氏打手的角色。但贾充是否果如陈先生所论，出身寒微，笔者颇有疑问。
关于贾充的出身，陈先生提出的主要证据是贾充与庾纯的冲突中，庾纯攻诘贾充之先有市魁者。[146]但在此种言辞激烈的人身攻击中，难免会有夸大不实之语，[147]略检《三国志·贾逵传》便可知：贾充之父贾逵虽然少孤家贫，但却世为著姓。[148]汉代学者名士，少因孤寒而操持贱业者并不鲜见，[149]若仅据此推定贾充出身寒族似乎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而另外的一些史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河东贾氏并非出身寒微：
贾逵字梁道，河东襄陵人也。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曰：“汝大必为将率。”口授兵法数万言。[150]
汉人学术最重家法，学问传习以家族之中的私相递授为主，汉世传兵法者亦有数家，贾习能口授兵法数万言于贾逵，可见其家族素有家学相习，恐非孤寒。贾逵历仕郡县，皆以攻守作战见称，颇有事功，从中亦可窥见家族的兵学传统。此外，贾逵初为郡吏，汉世郡吏例由地方大族把持，亦可证明其家世。
始，（贾）逵为诸生，略览大义，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传》，及为牧守，常自课读之，月常一遍。[151]
贾逵虽以吏干见长，却也是出身诸生，熟习儒家经典。而司马氏家族同样亦是“本诸生家，传礼来久”。[152]同为诸生之家，陈寅恪却将司马氏、贾氏分别定义为儒家大族与寒族，恐怕并不合适。
以下再来考察一下贾充的本人的文化特征，对此问题或可有更加明晰的认识。贾充是晋初律令的主要制定者，《旧唐书·经籍志》除载有贾充等撰《晋令》四〇卷外，尚有贾充等撰《刑法律本》二十一卷，[153]可见贾充对于法律研习颇深，为后世所重。晋律在中国法制史上地位重要，具有儒家化的特征，[154]制定晋律一事除了可以证明贾充本人的政治才能之外，亦可推测其浸染儒家文化。[155]综合贾逵父子的事迹行事言之，河东贾氏家族是汉代典型的文吏世家，以兵法、律令等实用之学递相传习，[156]在东汉“文吏”与“儒生”互相融合的趋势下，[157]其家族亦沾染儒风，熟习儒家经典，呈现吏干与儒学并重的态势，其家族的社会地位或许略低于司马氏，但陈寅恪将这两个家族分别定义为区别悬殊的大族与寒族是不合适的。
贾逵是曹魏功臣，且与司马懿之兄司马朗关系密切，[158]这两个家族在曹魏政治中有很深的渊源，从家族世交而言，长武帝近二十岁的贾充又兼有尊长的身份。以贾充与武帝的关系而论，武帝世子的地位乃是在贾充的大力支持之下方才获得，贾充于其有厚恩，司马昭去世前，武帝请问后事，曰：“知汝者贾公闾也。”[159]蕴有托孤之意。因此，贾充与武帝之间虽有君臣之分，但在晋初政治格局中却呈现“君弱臣强”的面貌，缺乏政治根基的武帝需要仰赖功臣贾充的支持，维持朝廷的正常运转。而贾充素有善于观察上旨的名声，大约也处处注意逢迎新皇帝的旨意。因此在西晋最初的几年中，武帝沿用了司马昭后期的政治班底，对于贾充优宠有加，贾充亦注意维护新皇帝的威严，君臣之间的关系可谓颇为融洽。因此，在以往学者对于晋初政争的党派划分中，往往将贾充视为武帝的亲信。但依据上文的分析即可明了武帝与贾充之间关系亲密表象背后的实质要微妙得多。贾充在晋初政治中的地位，来源于其为司马氏代魏立下的汗马功劳，而非武帝赐予，反倒是武帝帝位的取得，多少仰赖贾充的帮助。贾充这种功高震主的地位，蕴藏着相当的政治风险。凭借贾充一贯柔软的政治姿态，或许可以避免武帝的猜忌，保持君臣相安的局面，但是贾充与武帝之间关系，只是魏末司马氏集团权力结构的延续，作为受成之主的武帝仅仅是接受既成事实，若从私人的交谊而言，武帝未必对贾充有着特殊的信任。
认识到贾充这一政治人物的复杂性，是我们解开晋初政治诸种谜团的钥匙之一，仅仅将贾充视为因取媚武帝而得宠的恩倖人物，不但是将这样一个重要政治人物脸谱化，而且也无助于我们认识到政治运作背后的复杂断面。尽管《晋书》的叙事有意无意地要将贾充塑造成一个典型的“奸臣”，但亦无法完全否定贾充富有政治才干。除了制定律令之外，“充为政，务农节用，并官省职”，“从容任职，褒贬在己，颇好进士，每有所荐达，必终始经纬之，是以士多归焉”。[160]从这些简略的描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晋立国之初贾充合理的政治举措保证了政局的平稳过渡。应当承认贾充在晋初政治中位高权重的地位，源于贾充的历史功绩与政治才干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
但是，贾充在朝廷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所有朝臣的认可。度过了建国初期的一段安定局面之后，贾充与其政敌的矛盾在泰始七年被公开化了。任恺、庾纯借口西北的羌乱，建议武帝派遣贾充出镇秦、凉，从而离开中央。这一密谋几近成功，命令贾充出镇的诏命已经发出，贾充最后只是借助于嫁女与太子的方式，才得以留在中央，保住了自己的权势。在既往的研究中，往往通过党派分野的视角，将此视为西晋党争的一个高潮，贾充一派最终在武帝的支持下，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61]但是最近小池直子、权家玉相继发表了三篇论文，对于贾充出镇及与太子联姻两事的前后因果进行了细密的研究，[162]借此我们可以窥见贾充与武帝关系的微妙之处。小池直子详细分析了贾充出镇的背景，指出其与武帝的政治意图有关，并进而讨论了贾南风婚姻中相关的不同利益方武帝、杨皇后、贾充、郭槐、荀勖的活动与态度，认为主导贾南风婚姻的是晋武帝；《晋书》对于贾南风婚姻的叙事，视之为西晋的短促而亡的重要原因，盖是受到传统史学中“女祸论”的影响，也与唐修《晋书》的编纂背景有关。权家玉则从质疑党争说入手，指出贾充的政敌任恺、庾纯在西晋政治中的地位根本不足以动摇贾充。由于贾充前妻李氏女为齐王攸妃，武帝做出外放贾充姿态的政治目的，乃是为了迫使贾充联姻太子，从而表示出对太子地位的支持，疏远贾充与齐王攸之间的关系。因此联姻目的一旦达成之后，任恺、庾纯便失去了利用价值，迅速被武帝疏远。在此期间，武帝频频介入贾充的家务事，先是特许贾充并置前妻李氏与后妻郭氏为左右夫人，但在联姻太子一事后则禁断了贾充与李氏的往来，以确立太子妃生母郭氏的地位。
权家玉的这篇论文能够突破“党争说”的窠臼，从考订具体历史事件的背景出发，不再单向度地将贾充视为武帝的亲信，发赜阐幽，让读者深有启示。但是权氏在论证的过程中却忽略了两条对其结论构成严重挑战的论据：首先，根据出土的《晋贾皇后乳母美人徐氏之铭》的记载贾充联姻太子之事发生于泰始六年（270），[163]而非《晋书》记载的泰始八年，若此成立，权文的整个论证便难以成立。其次，在权家玉的研究中，强调贾充一方是这一事件的被动接受者，但据《太平御览》所引的一条王隐《晋书》佚文则可以动摇这一看法：“郭必欲使所生女配太子，既先使人言，又输宝物于杨后，固启必成。”[164]从中可见嫁女与太子一事并非武帝单方面的想法，至少贾充之妻郭槐对于此事态度积极。而小池直子的研究较好地解决了以上两个问题，弥补了权文的不足。小池直子通过考证指出泰始六年武帝与贾充尚在服丧期内，举行婚礼的可能性极小，墓志所记的泰始六年并不可靠。而郭槐在贾充的前妻李氏遇赦从辽东归来之后，正妻的地位受到威胁，作为利益相关方，郭槐因而极力设想让太子娶其女，从而加强自己的地位。
通过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我们对于泰始党争背后的复杂动因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也对武帝与贾充之间的微妙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借助这一视野我们可以解开晋初政治中一些颇难索解的谜团。
侍中任恺、中书令庾纯等刚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为齐王妃，惧后益盛。[165]
这是一条在传统“党争说”的框架下无法解释的史料，因为按照“党争说”的划分，任恺、庾纯与贾充无疑分属于两个对立的朋党，齐王攸则是其中争执的焦点，贾充一派支持太子，而反贾充的力量则倾向于齐王攸。但这条史料所揭示的任恺、庾纯疾恶贾充的缘由却是“充女为齐王妃，惧后益盛”，与“党争说”框架下的一般认识完全不同。而这条史料的背景恰好是泰始七年，任恺等人密谋出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之前，当时贾南风尚未嫁给太子，因此这段文字中的“齐王妃”三字不可能是“太子妃”的误植。结合小池直子、权家玉的研究，我们对于这段史料以及所谓泰始七年“党争”的背景能够有全新的认识。任恺、庾纯对于贾充的攻讦与责难主要集中在弑杀高贵乡公一事上，这无疑是贾充政治道德上的一个污点。而任恺、庾纯在魏晋之际名位尚微，或许不需要承负太多的政治责任，因此可以在晋初政治中扮演“清流”的角色，但必须要指出的是他们同样经历了从“魏臣”到“晋臣”的身份转换，而且任恺、庾纯的父辈皆仕于曹魏，任恺尚是魏明帝的女婿，[166]同样应当承担忠于曹魏的政治义务。其实这两人的行迹较之于贾充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并无多大的道德优势。
贾充弑君之举，于曹魏固为悖逆，对于司马氏而言则具有两面性，一方固然有大功于新朝，另一方面确实也不是什么光彩的行径，给司马氏造成了强大的道德压力。在此情形下，这一话题无疑是不便提及的政治禁忌。但庾纯却敢于公开责问贾充“高贵乡公何在”，须知这一指责不但指向贾充，同样也质疑了西晋统治的合法性。此种过分的言辞，也不过只受到了免官的处分，不久便告复起。较之于王仪仅仅因为一句“责在军师”便惨遭杀身之祸，庾纯的命运无疑要好得多。这其间固然有司马氏“外宽内忌”政治边界不断变化的因素，但笔者也颇为怀疑任恺、庾纯对于贾充的大胆责难，乃是受到了武帝的纵容，因为这两人本身便是武帝登基之后才快速上升的政治新星，大体上可以视为武帝自己的亲信。这条史料揭示任恺、庾纯憎恶贾充的缘由在于“以充女为齐王妃，惧后益盛”，而齐王攸曾与武帝争夺世子之位，兄弟之间的关系微妙，是武帝小心翼翼防备的对手，特别是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其愚鲁不慧的特征日益明显，[167]关于武帝身后事的担忧逐渐浮出水面，本来已经平息下去的齐王攸地位问题有重新成为政治焦点的可能。贾充当时已经位极人臣，所谓“惧后益盛”只能是指武帝去世之后，齐王攸有机会取代愚鲁的太子登上帝位，作为齐王妃之父，贾充有望获得更大的权势。在太子地位不稳的情况下，作为功臣之首贾充的立场与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而贾充与齐王攸之间由于通婚而产生的密切关系，很有可能成为武帝疑忌的对象。恰好此时任恺、庾纯作为武帝亲任的大臣，开始忧惧贾充益盛的问题，并与之爆发激烈的政治冲突，时间节点上的巧合值得注意。
无论如何，泰始七年围绕着贾充出镇、太子妃册立这两件事情所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纷争，绝非“党争”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所能涵括，从中透露出武帝与贾充这样的功臣群体之间既互相仰赖又互相戒备的多重面向，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加以重视。
泰始年间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件是九年的选妃：
七月……诏聘公卿以下子女以备六宫，采择未毕，权禁断婚姻。[168]
关于此事，一般的看法皆将其视为武帝生活奢靡荒淫的一面加以批判，安田二郎则独出机杼，指出泰始九年纳入后宫的嫔妃人数并非如《晋书》、《资治通鉴》所描述的那样众多，而且基本上出自官僚大族阶层，“司徒李胤、镇军大将军胡奋、廷尉诸葛冲、太仆臧权、侍中冯荪、秘书郎左思及世族子女并充三夫人九嫔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将吏家，补良人以下”，[169]具有身份内婚制的特征，并采取了与皇后同等的纳聘礼仪，这点甚至引起了朝臣“礼唯皇后聘以谷圭，无妾媵设玉之制”的非议，[170]但从中可见武帝非同一般的重视。此时恰逢关于太子不慧争论日益高涨之际，武帝用高规格的礼仪广纳后宫的目的在于扩大外戚阵营，辅翼不慧的太子，从而加强统治的基础，因为随着女儿的入宫，这些家族的政治地位皆可有所提高。[171]安田二郎的看法颇有见地，缺乏政治基础的武帝，身处宗室、功臣两股既成的政治势力之间，在泰始年间更多地只能扮演一个政治平衡者的角色，而联姻帝室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筹码，是武帝笼络功臣，扩张统治基础的主要手段。以下结合学界的相关研究，[172]对于这一时期司马氏的婚姻网络略加分析。
在泰始九年新晋的外戚家族中，尤以安定胡氏、琅邪诸葛氏最为引人注目，胡氏家族世代将门，三代为魏晋名将，胡奋之兄胡广、弟胡烈皆当时名将，胡奋少以白衣随司马懿出征辽东，甚见器重，与司马氏家族亦有渊源。[173]武帝娶胡奋之女当有笼络其家族，巩固军权之意。司马氏与琅邪诸葛氏的关系则更为复杂，这两个家族的渊源要上溯至魏末，诸葛诞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都是曹魏贵戚子弟交往圈中的活跃人物，两族之间尚有姻亲之谊：司马伷娶诸葛诞之女。尽管随着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两族之间关系破裂，但并没有影响到这桩婚姻，平吴之后，武帝尚试图通过诸葛太妃的关系，与诸葛靓重修于好。诸葛氏家族是魏晋时代一流的大族，直至东晋尚可以与琅邪王氏一争先后，[174]武帝对于诸葛靓委曲求全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琅邪诸葛氏的名望与地位。[175]尽管目前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诸葛诞与诸葛冲这两个房支之间关系的远近，但是武帝选择娶诸葛冲之女或许可以视为其修补与诸葛氏家族的关系的一个举措。
而在公主夫婿的选择上，目前可以考知武帝的五个女儿荥阳长公主、武安公主、襄城公主、繁昌公主、荥阳公主，[176]分别嫁给了华恒、温裕、王敦、卫宣、卢湛，[177]牵涉其中的平原华氏、太原温氏、琅邪王氏、河东卫氏、范阳卢氏诸家族都是魏晋时代重要的政治家族。或许在具体婚嫁对象上的选择带有不少偶然的因素，但只要分析一下司马氏联姻的家族，就不难在总体上把握这一婚姻网络的实质。联姻在曹魏时代便是司马氏扩张权势网络的重要手段，武帝时代的通婚网络一方面是曹魏政治网络的延续，其婚对对象多是与司马氏世代交好的政治大族。在另一方面则具有了更强的政治笼络功能，成为武帝巩固其与西晋官僚阶层的关系重要手段。例如，对于卫瓘这样一位在魏晋之际“优游其间，无所亲疏”的名臣，武帝先欲以其女为太子妃，未果，又将公主嫁与其子卫宣。[178]武帝在婚对选择中，对于河东卫氏的特别青睐，无疑有着现实的政治目的。对于缺乏政治基础的武帝而言，婚姻网络不但是其笼络功臣的重要手段，也是建立亲信政治班底的重要途径：
（王济）起为骁骑将军，累迁侍中，与侍中孔恂、王恂、杨济同列，为一时秀彦。武帝尝会公卿藩牧于式乾殿，顾济、恂而谓诸公曰：“朕左右可谓恂恂济济矣！”[179]
根据以上四人的仕宦经历推断，此事大约发生在泰始中晚期。在接近皇帝的侍中人选中，武帝的姻亲王济、王恂、杨济占据了四席中的三席。重用外戚以为亲信在咸宁二年之后成为武帝一朝重要的政治特征，并对西晋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一章中还将详细讨论。泰始年间，外戚势力虽然有所上升，但对于实际政治的影响尚不显著，只是西晋政治中的一股潜流，并不足以与功臣、宗室的力量相颉颃。从上文的分析中已经可以注意到，武帝在泰始年间虽然摆出一副无为而治的态度，但在暗地里却对功臣、宗室势力怀有明显的戒心，不断地试图加以限制、削弱。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泰始年间是一派风平浪静的景象，但是君臣之间强弱易位的不平衡关系给西晋政治的稳定带来了隐患，各种矛盾因素已在发酵之中。西晋朝廷在表面平静之下，不乏暗流涌动。
在一般的印象中，腐败与奢靡是西晋政治的两大标签，司马氏对于功臣的纵容，常常被后世史家所指责，但司马氏也一直有着“外宽内忌”的声名，那么这“宽”与“忌”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这成为笔者在本章中思考的起点。由于司马氏无故诛杀大臣的事例并不多见，那么观察司马氏每一次收紧罗网的背景，见微知著，无疑是解开“外宽内忌”实质的一把钥匙。
本书的第二章中已经对魏晋之际关键的政治事件进行了考释，是故这一章中笔者试图反其道而行之，努力发掘一些以往不太为人注意的事件作为观察政治生态的窗口。身处于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政治人物大都具有复杂而多变的特质，并非是一些简单的党派标签所能涵括，而往往在一些小事件中能够更加直接地透露出真实的政治讯息。无论是司马孚还是陈泰，其在魏晋之际矛盾的政治姿态并非是一种单向度的忠诚或虚伪，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其内心天人交战的一面。石苞从被信任到受猜忌的地位转变，则展现了司马氏集团内部权力结构的更替与司马氏父祖兄弟之间不同的政治特质。至于留在政治核心圈内的贾充也并非是《晋书》所描述的那种恩倖式的政治小丑，其与武帝之间互相仰赖又互相戒备的微妙关系是晋初政治的基调之一。
【注释】
[1]《三国志》卷二八《王淩传》裴注引《汉晋春秋》，第759页。
[2]表现前一种形象最有名的故事当是东晋明帝与王导之间的讨论，“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创业之始，及文帝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晋书》卷一《宣帝纪》，第20页。至于后一种形象则集中表现在晋武帝身上，其对于功臣贪腐奢靡行为的放纵，往往又成为当代史家批判西晋政治腐朽的重要例证。
[3]《晋书》卷四六《刘颂传》，第1296页。
[4]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0页。
[5]关于阮籍的政治态度，可参读景蜀慧：《嵇康阮籍论析》，《魏晋诗人与政治》，第125—161页。
[6]《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5页。
[7]《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裴注引《魏略》，第301页。
[8]《晋书》卷三三《何曾传》，第994页。
[9]《晋书》卷四三《山涛传》，第1223页。
[10]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第160—161页。
[11]《晋书》卷三三《何曾传》，第995页。
[12]《晋书》卷三三《何曾传》，第995页。
[13]这一点上，近代史的学者已有较多的反思，参见罗志田：《民国史研究的“倒放电影”倾向》，《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第104—106页。
[14]《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3页。
[15]《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3页。
[16]卢建荣：《魏晋之际的变法派及其敌对者》，《食货月刊》10卷7期，第271—292页；葭森健介：《魏晋革命前夜の政界——曹爽政权と州大中正设置问题》，《史学杂志》95卷1期，第38—61页；吴慧莲：《曹魏的考课法与魏晋革命》，《台大历史学报》第21期，第59—78页。
[17]《三国志》卷九《何晏传》裴注引《魏略》，第292页。
[18]《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附王弼传》裴注引《王弼别传》，第795页。
[19]《隋书》卷三三《经籍志》，第968页。
[20]按从地方亲民之官中选拔有才能者进入中央是汉代政治的重要传统，参读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30—331页；而这一传统在曹魏亦得到保留，《三国志》卷二四《崔林传》裴注引《王氏谱》载魏文帝诏曰：“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可知出镇州郡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历练过程，第680页；在晋代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晋制，大县令有治绩，官报以大郡。不经宰县，不得入台郎，见《通典》卷三三，第918页。但黄炽霖通过统计证明曹魏自黄、散迁出的官员，出历州郡者并不占据多数，可知这一方针在实际运作并未得到很好的贯彻，《曹魏时期中央政务机关之研究》，第161—164页。另参黄惠贤：《散骑诸官初置时期有关问题索隐》一文中的讨论，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2—163页。
[21]如曹爽的亲信毕轨明帝时曾出任并州刺史，便因轻率地出击鲜卑轲比能失利而被召回，蒋济曾直率地评论此事云：“凡人材有长短，不可强成。轨文雅志意，自为美器。今失并州，换置他州，若入居显职，不毁其德，于国事实善”，由此可窥见曹爽一系人物长短之一斑，《三国志》卷九《曹爽传》裴注引《魏略》，第289页。
[22]《三国志》卷九《曹爽传》裴注引《魏略》，第288—290页。
[23]《三国志》卷九《何晏传》裴注引《魏略》，第292页。
[24]据《三国志》卷九《何晏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载：“初，宣王使晏与治爽等狱。晏穷治党与，冀以获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邓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穷急，乃曰：‘岂谓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此事虽未必可信，但透露出一个消息，相比于邓飏、丁谧、毕轨诸人，何晏被定罪的时间要晚一些。或者说对于司马懿而言，杀掉何晏是一个更为艰难的决定，遇到阻力更大，何晏最初自认为不会被定罪，大概也是自恃曹魏亲旧的缘故，第293页。
[25]《三国志》卷二八《王淩传》，第759页。
[26]《晋书》卷一《宣帝纪》，第18页。事实上曹爽被诛之后不久，“嘉平中，绍功臣世，封真族孙熙为新昌亭侯，邑三百户，以奉真后”，《三国志》卷九《曹爽传》，第288页，可知司马氏很快便为曹真立后，以安抚人心。
[27]《晋书》卷二《景帝纪》，第25页。
[28]《三国志》卷一一《王修传》裴注引王隐《晋书》，第348页。
[29]《三国志》卷一四《刘晔传附刘陶传》裴注引干宝《晋纪》，第449—450页。
[30]《三国志》卷二三《常林传》及裴注，第660页。
[31]《三国志》卷二六《满宠传》裴注引《世语》，第725页。按《晋书》卷三九《荀勖传》载守门者乃是孙佑，两者不同，未知孰是，第1152页。
[32]《晋书》卷四二《王浑传》，第1201页。
[33]《通典》卷三六引《魏官品》，郡国太守为第五品，第992页。
[34]《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附陈泰传》裴注引干宝《晋纪》、《魏氏春秋》，第642页；《晋书》卷五〇《庾纯传》，第1397—1398页。
[35]《太平御览》卷二四八引《魏略》，第1173页。
[36]杨联陞：《“报”作为中国社会关系基础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与制度》，第291—322页。
[37]曹操延揽士人也有类似的倾向，如《三国志》卷二《文帝纪》裴注引《续汉书》所叙杨彪事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不夺其意。黄初四年，诏拜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见位次三公，如孔光故事”，第78—79页。另可参读朱东润先生对于华歆等名士在曹魏政治中作用的分析，朱东润：《八代传叙文学述论》，第81页。
[38]《晋书》卷三九《荀勖传》，第1152页。
[39]《晋书》卷四八《向雄传》，第1335页。
[40]《世说新语·言语第二》，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2页。
[41]《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刘孝标注引荀绰《冀州记》、《晋诸公赞》，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82页；《晋书》卷四三《乐广传》，第1245页。王衍品题一事见《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08页。
[42]余嘉锡曾指出：“懿父子兄弟杀人之父，亦已多矣！除深仇如曹爽、王淩、李丰等皆族灭外，其余亦未尝因虑其子之报仇，而尽诛其童稚。”《世说新语笺疏》，第676页。
[43]《晋书》卷三三《何曾传》，第996页。
[44]《三国志》卷二八《钟会传》，第793页。
[45]《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第2041—2042页。
[46]《世说新语·言语第二》、《贤媛第一九》，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26—128、674页；《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裴注引《世语》，第304页。
[47]《太平御览》卷四四五引王隐《晋书》，第2048页。
[48]《三国志》卷一四《卢毓传》，第650—652页；《晋书》卷四四《卢钦传》，第1255页。
[49]景蜀慧分析著名的隐士皇甫谧在魏晋之际的心态变化，对于笔者有所启示，《魏晋政局与皇甫谧之废疾》，《文史》2001年第2辑，第53—74页。
[50]这种对司马孚政治隐逸者形象的塑造或许与东汉以降对于隐士的推重有关，范晔《后汉书》中《逸民传》的设置便反映了这一风尚。金发根、守屋美都雄等学者都注意到了逸民式的人物在汉末清议中的作用与影响，《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4本2分，第544—546页；《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67—72页。
[51]《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第414页。
[52]《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70页，卷六四《司马道子传》，第1740页，卷六五《王导传》，第1753页，《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第1655页，卷八三上《外戚冯熙传》，第1820页。
[53]《晋书》卷三七《安平献王孚》，第1084—1085页。
[54]参读《晋书》卷三七《宗室传》史臣曰，第1114页；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二九《晋书一》，第419页；王应麟著、翁元圻等注：《困学纪闻》卷一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17页；王懋竑：《白田杂著》卷五。
[55]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第175—181页。
[56]《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2—53页，卷三七《安平献王孚传》，第1082—1084页，《三国志》卷二一《傅嘏传》，第627页。
[57]《晋书》卷三七《安平献王孚传》，第1085页；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第201—205页。
[58]《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7页，卷三七《宗室传》校勘记八，第1116页；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一八《晋书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17页；周家禄：《晋书校勘记》卷四，收入《二十五史三编》第5册，岳麓书社，1994年，第181页。
[59]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23页。
[60]劳格：《晋书校勘记》卷二，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8—29页。
[61]《太平寰宇记》卷六三，中华书局，2007年，第1281页。
[62]西晋封国大都以地名或者区域名命名，西晋有长乐县，但与此处的长乐国无关。长乐国所辖的武遂、武邑、观津都是在原安平国的范围内，据此安平国改为长乐国，仅仅是改名，而并没有改变封地，但是这又与西晋封国一般的命名方式迥异，至于武帝改安平国为长乐国的背景也没有进一步的材料可供解释。
[63]《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第4240页。
[64]《三国志》卷一五《司马朗传》裴注引司马彪《序传》，第466页。
[65]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三七《微子下》，中华书局，1990年，第1279—1287页。
[66]焦循：《孟子正义》卷七《公孙丑章句上》，中华书局，1987年，第249页。
[67]汪荣宝：《法言义疏》卷一七《渊骞篇》，中华书局，1987年，第490页。
[68]其实在司马氏家族的成员中有人对魏晋嬗代提出了更加强烈的抗议，《晋书》卷三七《任城王景传》：“（司马）顺字子思，初封习阳亭侯。及武帝受禅，顺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第1114页。可知武帝对于超越政治容忍界限的抗议，虽是宗室至亲，并无宽假，这或许也是司马孚不愿意采取过于强烈的姿态的原因之一。
[69]正是由于如何在乱世中安置国家、家族及个人利益的先后已成为每个士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而汉儒的忠孝之论并不足以应对魏晋社会的复杂性，忠与孝之间的关系及其优先次序不断地受到社会现实的挑战与冲击，才使得这一问题成为士人反复申论的重要话题。参读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233—248页；林丽真：《论魏晋的孝道观念及其与政治、哲学、宗教的关系》，《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思想与学术》，第33—53页。
[70]《三国志》卷二二《陈泰传》，第638—642页。
[71]《三国志》卷二二《陈泰传》裴注引干宝《晋纪》、《魏氏春秋》，第642页，此事亦见《世说新语·方正第五》，刘孝标注引《汉晋春秋》叙其事云陈泰“归而自杀”，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87—288页。
[72]对于颍川陈氏这样的四海之望而言，其未必会对魏晋嬗代表达激烈的抗议，但作为前朝旧臣，其需对篡位举动保持距离，以维护士人的名节及家族声望，陈泰之父陈群在汉魏革命时的表现便是典型的例子，见《三国志》卷一三《华歆传》裴注引《魏书》，第403页。
[73]《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04—505页。
[74]这种高下品评对于士人个人及家族声音有着巨大的影响，也是士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世说新语·品藻第九》记载此类事甚多，极端者如王珣临终，尚念念不忘于“世论以我家领军比谁”，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43—544页。
[75]这种士人间的比拟与竞争在魏晋时代无处不在，不但不同的家族之间有所比竞，即使父子之间亦难逃品评，而武陔论陈群、陈泰父子优劣，以为若“以天下声教为己任者”，陈泰不如其父，《世说新语·品藻第九》，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504页，正是因为有此非议的存在，陈泰在关系天下声教、士人名节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尤须措意。
[76]《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附陈泰传》，第641页；具体的事例参见《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780—781页。
[77]王右军目陈玄伯：“垒块有正骨”，见《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79页。
[78]参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二二《陈群传附陈泰传》引诸家说，第548页。
[79]《晋书》卷九二《文苑袁宏传》，第2396页。
[80]《北堂书钞》卷五九引王隐《晋书》，第199页。
[81]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四辞而后就职，顗承泰后，加之淑慎，综核名实，风俗澄正”这段记载分见于王隐《晋书》、臧荣绪《晋书》，可知这段《晋书》文字是袭用晋代史官的原文，亦可从侧面印证此段文字背后可能存有春秋笔法的考量。见《初学记》卷一一引王隐《晋书》，第262页；《北堂书钞》卷五九引王隐《晋书》，第199页；《文选》卷五八《禇渊碑文》注引臧荣绪《晋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510页。
[82]《三国志》卷二二《陈泰传》裴注引《陈氏谱》，第642页。
[83]《晋书》卷四六《刘颂传》，第1296页。
[84]《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5页。
[85]《晋书》卷三三《王祥传》，第988页；《太平御览》卷四九六引《王祥别传》，第2267页。
[86]《晋书》卷二《文帝纪》，第37、42页，卷三三《郑冲传》，第992页；《世说新语·文学第四》，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245页。
[87]朱晓海：《西晋佐命功臣铭飨表微》，《台大中文学报》第12期，第149—192页。
[88]《晋书》卷三三《郑冲传》，第991—992页。
[89]羊祜出仕的背景可参读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第94—97页。
[90]《晋书》卷三九《荀勖传》，第1152—1153页。
[91]《晋书》卷三三《郑冲传》，第992页；卷三五《裴秀传》，第1038页。
[92]《晋书》卷三三《石苞传》，第1002页。
[93]《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4页。
[94]《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2页。
[95]《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24页。
[96]唯一不在其列的羊祜，最初也拟晋封公爵，只因羊祜固辞而作罢。《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4页。
[97]《晋书》卷三六《卫瓘传》，第1055—1057页。
[98]《晋书》卷三五《陈骞传》，第1036页。
[99]《晋书》卷三九《王沈传》，第1145页。
[100]《晋书》卷三九《荀勖传》，第1153页。
[101]《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6、1175页。
[102]此事《晋书》未系年，《资治通鉴》卷七九系于泰始四年九月，从之，第2507—2508页，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亦系于此时，当本自《通鉴》。《二十五史补编》第3册，中华书局，1955年，第3327页。
[103]关于这一事件，历来学者注意的并不多，笔者所见只有王惟贞《从〈晋书·石苞传〉看魏晋之际的君臣关系》一文有所涉及，但其将司马炎对石苞的怀疑仅仅归因于当时君臣相疑的社会风气，似乎尚可商榷。原刊《中国历史学会集刊》第32期，后又附录于氏著《魏明帝曹睿之朝政研究》，第133—153页。
[104]《晋书》卷三三《石苞传》，第1002页。
[105]《三国志集解》卷四《三少帝纪》引赵一清曰：“观此，则未禅位之前，居然行天子之礼，又与孟德不可同年而语矣”，第172页。事实上，以天子之礼葬司马昭，是颇为特殊的安排，无疑是在向天下宣示晋事实上已革魏命。
[106]《晋书》卷三三《石苞传》，第1001—1002页。
[107]《三国志》卷五五《丁奉传》，第1302页。
[108]《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7页。
[109]例如《文选》卷四三有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仲容为石苞之字，《文选》注引臧荣绪《晋书》叙此事本末：“太祖遣徐劭、孙郁至吴，将军石苞令孙楚作书与孙皓。劭至吴，不敢为通。”（第1931—1938页）则作为对吴前线的重臣，石苞尚可直接与吴主有信函往来。
[110]《晋书》卷三三《王祥传附王览传》言王览子王琛为国子祭酒，似乎并非同一人，第991页；又《太平御览》卷二四五引《晋起居注》，太康十年诏：“尚书郎王琛，每所陈论，意在忠谠，其以为太子庶子。”第1161页，按此处的王琛当是王览子王琛。
[111]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26页；张鹤泉：《魏晋南北朝都督制度研究》，第8页。
[112]“大马几作驴”是晋初流行的谶谣，当曾被人有意地加以利用，改写传播，成为政治斗争中互相攻讦的工具。除了石苞一事外，惠帝初又有“荆笔杨板行诏书，宫中大马几作驴”之语，盖是指涉杨骏及楚王司马玮专权，见《晋书》卷二八《五行志中》，第844页。
[113]《晋书》卷五六《孙楚传》，第1542页。
[114]《三国志》卷二八《诸葛诞传》裴注引《世语》，第769页。
[115]《晋书》卷五六《孙楚传》，第1453页。
[116]《晋书》卷三三《石苞传》，第1002—1004页。
[117]《晋书》卷三五《裴秀传附裴楷传》，第1048页。
[118]《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0页。
[119]《晋书》卷三四《羊祜传》，第1014页，卷三九《王沈传》，第1143页，《荀勖传》，第1152—1153页。
[120]《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第150、153页。
[121]石苞坚持以天子之礼葬之，意在肯定司马昭的功业与地位已非人臣的身份所能涵括，也从侧面反映出魏晋嬗代的准备工作在其生前已一切就绪。
[122]这十一位公爵的顺序是石苞、陈骞、贾充、裴秀、荀勖、郑冲、王祥、何曾、王沈、荀顗、卫瓘，从中我们不难注意到这一排名既没有按照原有的政治地位，也并非依照对西晋建立的贡献多寡或者人望高下，《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2页。
[123]从武帝即位诏书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关节，诏书首先铺陈了皇祖宣王、伯考景王、皇考文王的功业，最后又大谈“惟尔股肱爪牙之佐，文武不贰之臣，乃祖乃父，实左右我先王，光隆我大业。思与万国，共享休祚”。一方面渲染父祖的功业，一方面又强调西晋功臣与司马氏家族的世代交好的密切关系，表示要与其共享荣华富贵，《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1页。
[124]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司马炎的经历与曹丕不无相似之处。福原启郎认为司马炎武帝的谥号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较之魏武帝曹操，司马炎其实扮演的是类似曹丕的角色，《西晋の武帝司马炎》，第3—4页。王瑞来分析中国古代皇权时曾提出过“亚开国皇帝”的概念，专指如唐太宗、宋太宗之类虽非开国之君，但几乎与开国皇帝拥有同样强势政治支配力的第二代君主，见氏著《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中华书局，2010年，第4页。那么如司马炎、曹丕这样的虽有开国之名，却主要仰赖父辈遗泽而开辟新朝的人物，或可以视为带有受成之主性格的“弱开国皇帝”。
[125]皇帝这一名称为“煌煌上帝”之意，其本身就带有神圣而至高无上的性质，而秦汉帝国又通过祭祀、宗庙、谶纬、礼制等一系列手段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这种神圣性及以君主为中心的等差秩序，这构成后世皇帝制度的重要基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甚多，较为重要的可以参读雷海宗：《皇帝制度之形成》，《清华学报》9卷4期，1934年，第862—869页；西嶋定生：《中国古代统一国家的特质——皇帝统治之出现》，收入杜正胜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下册，华世出版社，1979年，第732—734页；萧璠：《皇帝的圣人化及其意义试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2本1分，1993年，第1—37页；邢义田：《中国皇帝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第2—7页；王健文：《奉天承运——古代中国的“国家”概念及其正当性基础》，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
[126]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第125页。
[127]参读万斯同编：《魏方镇年表》，《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第1004—1006页，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128—132页。
[128]关于西晋的分封研究可参读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考》，《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77—105页；杨光辉：《西晋分封与八王之乱》，《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第141—148页；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9年。除了酬庸之外，西晋的分封也与当时主张封建的社会舆论有关，陈寅恪最早提出所谓的复建五等是东汉以来儒学理想长期积累的产物，《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第141—145页。另参读鲁力：《魏晋封建主张及相关问题考述》，《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163—169页；渡边义浩：《“封建”の复权——西晋における诸王の封建に向けて》，《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纪要》50辑4册，2004年，第51—65页。
[129]《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2页。
[130]《晋书》卷三七《司马望传》，第1085—1086页。
[131]《艺文类聚》卷四五引王隐《晋书》，第804页。
[132]《晋书》卷三七《安平王孚传》，第1084—1085页。
[133]《晋书》卷三七《司马望传》，第1086—1087页，卷三三《石苞传》，第1002页。
[134]《太平寰宇记》卷六三，第1281页。
[135]胡志佳：《门阀士族时代下的司马氏家族》，第204—205页。但是这一看法并不完全正确，上文提到的受封长乐王的司马祐实际上是过继给了司马翼一支的司马承为子，当是在大宗嗣绝时回嗣，见《晋书》卷三七《司马翼传》，第1090页，同卷校勘记四，第1115页。
[136]《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75页。
[137]《晋书》卷三九《王沈传》，第1145页。
[138]《世说新语·赏誉第八》，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421页。
[139]余嘉锡：《寒食散考》，《余嘉锡文史论集》，第172页。
[140]《晋书》卷三五《裴秀传》，第1037—1040页。尽管裴秀早卒，但河东裴氏依然是西晋最重要的政治家族之一，时有“八裴方八王”之说，关于裴氏家族在魏晋之际的发展，可参读矢野主税：《裴氏研究》，长崎大学《社会科学论丛》第14期，第17—22页。
[141]徐高阮认为泰始五年羊祜的出镇乃是在党争中受到贾充的排挤所致，见《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第106—108页。但是并没有直接有力的史料可以印证这一推论。
[142]《晋书》卷三九《荀顗传》，第1151页。
[143]《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7页。
[144]《晋书》卷四〇《贾充传》“史臣曰”，第1182页。
[145]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7—19页。
[146]《晋书》卷五〇《庾纯传》，第1397—1398页。
[147]如祢衡曾云陈群、司马朗为屠沽儿，《后汉书》卷八〇下《文苑祢衡传》，第2653页。祢衡此语或是讥陈寔出身贫寒，尝操贱业，但此类诋詈之词并不能代表当时人的普遍看法。
[148]《三国志》卷一五《贾逵传》裴注引《魏略》，第480页。
[149]吕思勉：《汉世向学者多孤寒之士》，《吕思勉读史札记》，第738—739页。
[150]《三国志》卷一五《贾逵传》，第479页。
[151]《三国志》卷一五《贾逵传》裴注引《魏略》，第481页。
[152]《晋书》卷二〇《礼志中》，第614页。
[153]《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2009页。
[15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00页。
[155]在晋初政治中，贾充曾多次上表讨论服制、礼法等问题，可见其对于儒家典籍素有研习。参见《晋书》卷一七《礼志中》，第613—614、620、640页；卷四〇《贾充传》，第1169页。
[156]汉人素重刑律之学，士人常兼习经律，汉魏之际最重要的士人家族之一颍川钟氏便是法律世家，钟皓“为郡著姓，世善刑律”，《后汉书》卷六二《钟皓传》，第2064页，其子钟繇、钟毓皆曾出任廷尉，有明法之称，参读邢义田：《秦汉的律令学》，收入氏著《治国安邦：法制、行政与军事》，第37—59页。
[157]参读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中的相关章节，特别是第十章《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12—463页。
[158]《三国志》卷二八《王淩传》，第758页。
[159]《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6页。
[160]《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7页。
[161]徐高阮：《山涛论》，《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本1分，第87—125页；曹文柱：《西晋前期的党争与武帝的对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第44—51页。
[162]小池直子：《贾充出镇——西晋泰始年间の派阀に関すゐ一试论》，《集刊东洋学》85期，第20—40页；《贾南风婚姻》，《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7号，第28—61页；权家玉：《晋武帝立嗣背景下的贾充》，《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期，第58—70页。
[163]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洛阳晋墓的发掘》最先公布了这方墓志的图版，《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第169—186页。
[164]《太平御览》卷一四九引王隐《晋书》，第728页；《晋书》卷三一《武元杨皇后传》中也提到郭氏贿赂一事，但文字较简，第953页。
[165]《晋书》卷四〇《贾充传》，第1167页。
[166]《晋书》卷四五《任恺传》，第1285页；卷五〇《庾纯传》，第1397页；《三国志》卷一一《管宁传》裴注引《庾氏谱》，第363页；另外可以参读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中对于庾氏先世的考证，第86—87页；多田狷介：《魏晋代の颍川庾氏につぃて》，《汉魏晋史の研究》，第173—195页。
[167]司马衷在泰始三年正月被立为太子，年九岁，初武帝以李熹为太子太傅，李胤为太子少傅，泰始七年行冠礼，泰始八年大婚，至咸宁初，出居东宫，正式担负其太子的政治责任，在此期间随着年龄的增长及与朝臣接触的增加，其不慧的特质日益显露，已成为武帝必须要面对的重要政治议题。
[168]《晋书》卷三《武帝纪》，第63页。
[169]《晋书》卷三一《武元杨皇后传》，第953页。
[170]《太平御览》卷一四五引《晋起居注》，第707页。
[171]安田二郎：《西晋武帝好色考》，《六朝政治史の研究》，第43—161页。
[172]除了前引安田二郎的研究之外，可以参考渡边义浩：《西晋司马氏婚姻考》，大东文化大学《东洋研究》161号，第1—26页。
[173]《晋书》卷五七《胡奋传》，第1556—1557页。
[174]《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第2041—2042页。
[175]杨德炳：《汉末的琅邪郡与琅邪的诸葛氏》，《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9、10辑，第57—61页；方诗铭：《关于汉晋琅邪诸葛氏的“族姓”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58辑，第227—244页；王永平：《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文史哲》2005年第4期，第82—87页。
[176]此处有两个荥阳公主，疑其中或有一讹。
[177]分见《晋书》卷三六《卫瓘传》，第1057页；卷四四《卢钦附卢湛传》、《华表附华恒传》、《温羡传》，第1157、1262、1267页；卷九八《王敦传》，第2553页；其中卢湛与荥阳公主未成礼而主薨。
[178]《晋书》卷三六《卫瓘传》，第1055—1059页。
[179]《晋书》卷四二《王浑传附王济传》，第1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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