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引导的民间被动赈灾分析

二　政府引导的民间被动赈灾

赈济灾荒必须依靠财力物力的投入，才能将各项制度和措施落实到位。如前所述，元代官方的赈灾系统受到制度弊端、官吏腐败以及财政状况不佳等因素的困扰，许多时候很难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为了弥补上述缺失，尤其是解决赈灾物资不足的问题，元廷因袭前代的赈灾之法，积极引导民间力量进入灾荒赈济当中，变被动为主动，以缓解政府自身面临的压力。“入粟补官”及“劝分”政策便是政府引导下民间力量被动纳入赈济体系的集中体现。

“入粟补官”政策在元成宗大德年间已偶有实行，但形成制度化则是在元文宗时期。元文宗天历三年(1330年)，“内外郡县亢旱为灾，于是用太师答剌罕等言”，实行入粟补官制:“凡江南、陕西、河南等处定为三等，令其富实民户依例出米，无米者折纳价钞，陕西每石八十两，河南并腹里每石六十两，江南三省每石四十两，实授茶盐流官。如不仕让封父母者，听。钱谷官考满，依例升转”^[33]。补官标准有地域差异，相对而言江南地区的入粟额较高。江南三省:一万石之上，正七品。五千石之上，从七品。三千石之上，正八品。二千石之上，从八品。一千石之上，正九品。五百石之上，从九品。三百石之上，上等钱谷官。二百五十石之上，中等钱谷官。二百石之上，下等钱谷官。先已入粟，遥授虚名，今再入粟者，验其粮数，照依资品，实授茶盐流官。……江南三省:六千六百六十石之上，正七品。三千三百三十石之上，从七品。二千石之上，正八品。一千三百三十石之上，从八品。六百六十石之上，正九品。三百三十石之上，从九品。先已入粟，实授茶盐流官，今再入粟者，验其粮数，加等升除^[34]。尽管“入粟补官”制度“虽非先王之政，然荒札之余，民赖其助者多矣”^[35]，故对于缓解灾情、赈济灾民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元廷出台的这种“入粟补官”的奖励政策，极大地激发了家道殷实者参与救荒的积极性，一些民间力量借此步入仕途，如嘉兴路崇德州人濮鉴，大德丁未，岁大，他“捐米千余石以食饥者，全活无数，府上其事，遂以应格登仕版焉。……初调富阳税务官，继授将仕郎淮安路屯田打捕同提举”^[36];庆元路奉化州人张元礼，至顺初年陕西饥荒，张氏响应元廷号召以入粟补官，初任芦花场盐司管勾，后藉此累迁，终“以昭信校尉福建等处都转运盐使司判官致其仕”^[37]。松江义士夏椿，“凶岁所赈施镪若干，米若干，全活者口若干”，乡之耆老“既白于有司……以次具其事达于朝，将官之，夏君曰:吾老矣，乃官其长子，而表其门曰‘义士’，且旌其家云”^[38]。

与“入粟补官”制度相结合，元政府还积极实行“劝分”措施，对民间“大家”、“富户”进行劝谕，号召他们为赈济灾荒出资出力。至顺年间，江浙行省宁国路旱饥，宣城特甚，录其数至三十三万余口，地方官员“恻然弗宁，夜起彷徨”^[39]，众议救荒之策，其结果是“首督郡募民粟，几至万石”。宁国县饥，受灾人口达六万七千七百余，官员劝民米一万三千六百十七石，钞一万一千九百锭，而官予米才一万石^[40]。材料中提到的“募民粟、劝民米”，其募劝的主要对象不会为升斗小民，而应是那些“大家”、“富户”，只有他们有能力在灾荒时期出粟米钞锭支持政府的救灾活动。盐官州遭遇灾荒，“时斗粟十千，殍?枕野，属仓库并罄”，州判叶森“义激巨室，发嬴粮三千二百二十九石，钞八百五十三锭，赈四万七百人。复以二千一百四十五石谷直续，济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六人。不足，又劝善富米一千六十石，给三千余人。省臣嘉公救荒有绪，檄摄富阳，一如治盐官，得米二千三百石，疗饥民一万一千一百一十九”^[41]。如此事例，史载颇多。可见，通过“劝分”政策的实施，主动引入民间力量，对弥补政府财政不足大有裨益，同时对灾荒赈济也有显著效果。

需要提及的是，元政府在赈灾过程中有意识地对民间力量进行控制和引导，将其纳入整个国家赈济体系之中的做法，始终带有国家强权政治的色彩，此种情境下的民间力量基本处于被动地位与消极层面，即以“劝分”政策为例，政府利用国家权威诱使，甚至是迫使富有民户将其私有财产进行无偿分配，尽管高举赈灾的旗号，颇具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富民利益却是会因此遭受相当的损失^[42]。元人张光大曾批评“劝分”之弊云:“常观荒歉之岁，上司举行劝粜，应济饥民，其司属贪官污吏不体忧民之念，以为奇货，先行差人勾集税户，不问高下、有无验地等，则抑令认定米数，勒令减价出粜;或作词申覆，合干上司，夤缘下乡，首至税家，大张声势，问要原认米石，盘点见数，呼集社长，供报缺食户口，伺候收籴以次，需索饮食，百端巧言。田多富贵者，畏其紧迫，恐受辱责类，阳散阴收。田少乏力者，必不能从，则称不遵劝分，煅炼承伏，以令其余。所至之处未了，即令走卒前村报信，安排远接计禀，人情如此，逐乡逐村遍行，有钱者得免，无力者受责。税户既被勾扰横取，无复乐愿赈粜。官吏既有所获，只得相与蒙蔽，虚申劝率到某人，粜讫米若于，赈讫户口若干，文饰其辞，欺罔上司。如此则奚有劝分之实，适足以滋抑配扰民之弊矣。”^[43]

如此“劝分”的背后是强大专制王权的威慑，足以说明应劝者的被动。“劝分”政策事实上无偿分配了富有民户的利益，其背后所隐含的国家对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在官方看来，一些富民“有利必取赢，凶岁必闭粜腾价”^[44]等不恤祸败之行为“固是愚而无知”^[45]，政府“理宜督勒，随时平粜”，否则容易造成“奸民不畏官法，乘时放强，鼓动恶少，不问物主，擅取仓禾”的局面。灾民抢夺富户人家，“以此税户亦不安居，往往搬移回避，景象殊恶”，此等情况下，政府“若不多方措置，不惟饿死者众，亦恐别生事端，倍费有司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