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在赈灾中的作用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向着近代化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性质的民间组织应运而生，有商业组织、媒体组织、艺术界组织、救灾赈济组织等等。在灾害环境下，同乡会是灾害赈济队伍中比较有特点的一股力量，他们在赈灾过程中的作用表现为：督促政府办赈、向社会各界宣传灾情、向国内外呼吁捐赠。

在赈灾救济过程中，同乡会虽远离故乡灾区，但他们依然是灾区政府获得更多赈济款物的好帮手。每当家乡发生灾难，同乡会都要在会员中或向社组织募捐，另外，他们还积极与家乡的主要政府官员进行联络，以了解家乡灾情变化和参与救灾决策，甚至向家乡政府官员的上级直接提出要求，提请这些上级采取措施或发放足够的救济物款。在可能和需要的情况下，同乡会还义务地为家乡的政府代办与赈灾相关的事务。

以民国十四年（1925年）大理救灾为例，可以更好地诠释同乡会作为一支社会救灾力量所具有的作用。《云南大理等属震灾报告》记载凤仪县旅省同乡会急呼省政府拨款赈济家乡灾民：

具公呈：凤仪旅省同乡会长彭嘉猷等为震灾奇重，待赈孔亟，恳恩迅拨巨款，分别募捐，特派员会同地方官绅妥为赈济，以恤孑遗，而谋善后。窃会长等迭接复警电，此次凤仪惨罹浩劫……业经镇守使转据虞知事巧电，报称全县城署、监狱、民房一律倒塌，被灾情形与大理相同云云。……会长及旅省同乡会连日奔走呼号，开会集议，佥以凤仪近年盗匪蹂躏，民不聊生，荡柝离居，救死不暇，更以空前之生者，露宿风餐，无家无食，束手待毙。前仅闻大理一县被灾即蒙仁恩拨款三万元急赈，现既证实凤属震灾、水灾、火灾不减大理，财产损失数百万，……户户失业，人人无告，若不急谋赈济，则老弱填沟壑，壮者散四方，……至各县公款积谷虽蒙钧署电饬各县，准予一律提用，惟查凤仪积谷一项，仓空六年，诉讼尚未了结，实无颗粒可拨。地方公款如团、警两项，现值匪风猖獗，丝毫不能挪移，其他自治、教育、实业各款，平时亦异常拮据，收入者已陆续开支，未收者遭此奇灾，催收更属无望！会长等前已电请虞知事遵照钧署哿电，将自治、教育、实业公款悉提办赈，顷接复电，称地方公款全恃租米，收期未届，缓难济急，刻由县向下关商号捐获二千，政府所颁三万尚待李使分配。城墙倒塌无款可修，匪风四伏，防范不易，尚需设法代筹云云。是凤仪此时一面既谋救灾，一面又须防匪，百孔千疮，无所措手。哀我我邑人，何以堪此？！惟有哀恳钧座大沛仁慈，对于省议会咨请拨济之十万元，指拨数成，电令凤仪县知事提办急赈，俾城乡孑遗稍延一线生机，不致与劫灰同烬。并恳特派专员会同地方官绅妥为散放，以期继续维持灾民生活。……至于善后建设，更非旦夕可望，务祈钧座迅赐，电达北京执政府，转电各友邦通电于各行省及本省未被灾各县，广为募捐，以资补救而谋恢复，……凤仪旅省同乡会会长彭嘉猷暨全体会员同呈。^[59]

从这封凤仪旅省同乡会为家乡灾黎请恤的电报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以下几个事实：一是同乡会拥有足够的社会资源以督促政府办赈；二是同乡会是家乡政府向上级政府反映情况、传递信息和反馈上级政府信息的重要渠道；三是同乡会是替灾区政府向上级政府争取所需救灾资源的一支力量；四是同乡会是灾区政府向上级政府施加压力的筹码。与凤仪旅省同乡会一样，大理旅省同乡会也积极参与家乡救灾事务：“大理同乡会为此（地震）召集旅省各同乡开会，讨论救济办法，其结果如下：一、确实调查死伤人数及损失财物若干。二、请省长及各机关捐款救济。三、由省城各商号募捐。四、由省外募捐。”^[60]弥渡县同乡会也曾接到弥渡县警察事务所函，其中一语说“现已由王县长电呈省长请赈，尚望贵会一致申请，以救灾民”。可见，在当时政治结构中，基层地方政府和官员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从上级政府获得他们进行救灾的充裕资源和条件，他们需要通过旅省同乡会扩大他们的呼声。弥渡旅省同乡会还认为，省政府向灾区各县的拨款不公平，并要求赈灾要一视同仁。“闻耗之下，肝胆俱裂，伏惟钧长对于此次震灾已拨巨款救济，……且幸大理公民得信较早，已将筹赈情形详细呈明，钧署在案。弥渡同隶并蒙同属子民，应请钧长同仁一视，此后关于一切赈恤事宜与大理、凤仪等县并案办理。”^[61]宾川旅省同乡会则先于宾川县知事为该县灾民向省政府请赈：“窃查此次地震，……宾属既受震灾，自应请求救济，早经电询李知事，不知何故，至今竟未得复，所以未敢遽为请赈。兹有目睹震灾之同乡到省、道及人死房倒为数甚多，各灾民束手待毙，并接家乡各亲友来函述及灾重各等语，始悉宾属灾情实与大理无异。现在野遍哀鸿，嗷嗷待哺。理合具文呈恳钧长俯念灾民，汇拨巨款赈济外，至地方积谷以及各项公款恳照钧长电令，仍准一律提用田赋办赈。”^[62]宾川旅省同乡会对宾川灾情不甚清楚，误将宾川灾情与大理、凤仪相提并论，但这并不重要，最为引人注意的是宾川旅省同乡会为该县积极请赈的积极态度，该会的话语表明，同乡会，特别是旅省同乡会在救灾活动中所具有的干预政府救灾行为的特殊意义。此外，旅京同乡会、旅沪同乡会在募集捐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旅京同乡得知大理地震灾情以后，组设了北京云南震灾协济会，在该会的极力推动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在云南设置了云南华洋义赈分会，后来云南分会又在各县设置若干支会。云南分会承总会委托向云南大理地震灾区拨款国币295000元，折合滇币728280元。旅沪同乡会则组成旅沪云南赈济会，分头募捐赈济。

经多方面努力，此次以同乡会为首发起的社会募捐共募集到救灾款共计滇币32674.924元^[63]，国币295000元^[64]，日金5500元^[65]，中央政府拨款1万银元。^[66]与云南省政府拨发的滇币6万元和大理地方官员提出办赈的罚金1600元、学款1200元、实业款800元相比较，社会捐款与政府救灾款的差距一目了然，社会力量在此次震灾中所起的作用远超于政府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