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主导分配

【国蓄·第三章】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 母。

“利出于一孔”，这是管子非常著名的经济思想。从字面上说，利，是利益；孔，是渠道。利益只可以出自一个渠道。实际上，根据上下文的意思，“利”是指利益、财富的分配只能有一个渠道，就是由政府来调节分配。如果这样做，国家就能强大。如果财富分配有两个渠道的话，还勉强过得去，军队还可以不被别人打败。为什么呢？说明老百姓的不满程度还在可控范围内，因此还影响不到军队士气。如果财富分配渠道有三个了，不可以举兵，因为士气低落，没有战斗力了。“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当然，这里的二、三、四都不是指实数，而是指程度。照理利益如何分配，决定权应该在中央政府或君主手里。中央可以决定，地方政府也可以决定，那就是“两孔”了。再来一个外国资本也参与决定，就是“三孔”了。官商勾结后的财团也有权决定，就是“四孔”了。“先王知其然”，以前的明君知道这个道理，他们采取什么措施呢？“塞民之养，隘其利途。”堵绝或收窄民众获得财富、利益的渠道。不让老百姓获取马克思所讲的“百分之三百的利润”。把利益给什么人，不给什么人；让什么人富起来，不让什么人富起来，都由君主决定。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会像敬畏日月一样地敬畏君主，像亲近父母一样地亲近君 主。

管子承认贫富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的能力不同造成的。有些人聪明，所以致富了；有些人笨，所以发不了财。他说：“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父亲临死前分财产，每个儿子一份。聪明的拿了这一份就会有收获，可以获得比常人多十倍的利润。笨的甚至连本钱都收不回。“不赓本”，就是赔本。因此造成“能者有余，拙者不足”的社会现象。（《地数》）但政府不能听凭贫富的悬殊，要干预，要调节。《揆度》上说：“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你不能缩小贫富差距，怎么可以“为天下”，怎么可以治理国 家？

但是“予之在君”并不是白白将财物分给穷人，而是政府通过放贷的形式给穷人。白给会出问题。现在的扶贫救济往往是白给。20世纪70年代以前，最穷的西北地区的老百姓每年靠吃救济过日子，不愿意下地干活。粮食产量低，生活很困苦，劝他们移民到比较富裕的地方也不愿意，因为不适应下地劳动。冬天没有被子，政府发了被子，到天气一暖和，把被子卖了换酒喝。所以管子不主张白白地给，而要用放贷的形式。有位美籍华人来西北做扶贫事业，选了两个最贫困的地区，以一千元的小额贷款只贷给妇女，不贷给男人。因为如果贷给男人，他们拿到钱就可能去赌博、喝酒，积累不了财富，也改善不了自身。而女人当家，不会随便乱花，买一头母猪生小猪，慢慢改变赤贫生活。每个女人赚到钱就还款，老先生收回来的钱再贷给更多人。这样做了好几年，做得非常成功。这种中国传统的做法就是来自管子那里的思想影响。“夺之在君”，不是用剥夺财产的方式去均贫富，不是搞土改，把土地从地主富农手里全部夺走，而是运用轻重之法，去调节物价、调节市场。政府把暴利从富商大贾和高利贷者手中夺过来，借此使财富分配达到相对的平衡。允许有贫富，不是要消灭贫富，只是通过平衡使得差距不要那么 大。

【国蓄·第四章】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然者何也？国多失利，则臣不尽其忠，士不尽其死矣。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且君引錣（货币）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谷有所藏也。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均）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则君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己，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恶能以为治 乎！

凡是要治理一个国家的人，不懂得轻重之法，就无法笼络住老百姓。为什么用这个“笼”字？就是国家把经济控制起来，就像做一个笼子把民众框在里面。如果不通轻重之法，就无法管控经济。陈云的“鸟笼经济”理论就有点这个意思。“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君主不能把民众的利益调整好，讲其他的制度没有用，不可能达到天下大治。万乘之国就会有万金巨富，千乘之国就会有千金富豪。后果是什么呢？本来属于国家的资产就会流失，朝廷没有可以动用的足够资源。百官势必不会尽忠报国，谁能给他们好处，他们就为谁办事。将士不会冲锋陷阵，因为朝廷没有办法赏赐他 们。

年成有凶年，有丰年，所以粮价就会波动，会有高有低。“穰”，丰收的意思。“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政府要向老百姓征调物资。例如，发生战争了，军队需要布匹、粮食、武器。政府颁发的命令有限期，下令一个月交上来，或者十天交上来，不同的限期都会影响到物价。令越急，物价就越贵，因为大家都要从市场上买了交上去；限期比较长，物价就会比较便宜，老百姓可以从容去准备。“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在前面两种情况下，如果朝廷没有办法干预和控制，就会让那些囤积商进出于市场，价低买进，高价抛出，趁老百姓因匮乏而急需的时候，赚取暴 利。

“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同样的土地，劳动力强、技能高的就能守得住分到的地。老弱病残者种不了，最后只能卖田卖地。时间长了，土地就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土地高度集中，引起朝廷和地方豪强的矛盾，导致朝廷采取抑制豪强的措施，或者重新分配土地。土地重新分配以后，过若干年又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土地改革其实不是共产党的新发明，是延续历史上的做法，再把土地分一次。“分财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赓本之事。”这在前面解释过了，民众的不同能力是导致财富不均的因素之一。“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政府没有能力调控财富的分配，所以民间就出现贫富相差上百倍的现象。贫富悬殊扩大，不能简单地怪罪富人，仇富心理是没道理的，只能将原因归结于政府没有主导财富分配的政策和措 施。

“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人富了以后，政府就没有办法让他做事。发了财，有了钱，他就不被君主差使了，反而倒过来要差使“君主”了。财团要控制政府，让当官的为他跑腿办事了。“贫则不可以罚威也。”穷人穷到底了，再怎么罚也都没用，所以刑罚就没有威慑作用了。你把他关起来，还要给他吃的；真杀他的头，对政府也没有好处。在古代社会，人口越多越好。人口越多，交税的人就越多，当兵的人也越多。所以管子得出结论：“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法令无法推行，民众无法管治，原因在于贫富不均。再说，“引錣量用，耕田发草，上得其数矣。”“錣”，筹码的“筹”，这里指的是货币。君主发行使用货币，耕田垦荒，所得是有数可计的，也就是有限的。“发草”，“发”，开发；草，长满野草的荒地。“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老百姓所需要的口粮，一个人要有若干亩地去生产就够了，这也是有数可计的。“步”和亩一样，也是一种丈量土地的单位。因此，“计本量委则足矣”。计算一下产量，估量一下储存，就足以维持生活了。“委”，积蓄，委积。既然如此，“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粮食被那些商人囤积起来了。“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君主铸造和发行货币，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物资流通。“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有多少人，放到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需要多少，也是算得出来的。百千是指货币单位。“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既然需要的粮食和货币都是有数可计算的，是有限的，为什么日常开支还不够，生活必需品还不足呢？“利有所并藏也。”因为富豪们把财富藏起来，专擅其利，或者倒卖粮食，或者钱生钱，放高利贷，老百姓自然就用不足了。“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羡”，羡余，积余。如果君主不能把富商积聚的粮食、货币和物资分散出去，平均贫富，分散富商垄断的财富和利益，使老百姓的日用能够满足。那么，“虽强本趣耕，而自为铸币而无己”，即使督促农民去种地，发展农业，自己掌握了铸币权，也都没有用，最后钱财还是都流入富豪的口袋。“乃今使民下相役矣，”以致造成富人奴役穷人的后果，本来他们都应该役于君主的。这样怎么可以做到天下大治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