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避革命与推动改革：感化型政治的变革意义

三、规避革命与推动改革：感化型政治的变革意义

在我们看来，感化型政治能够有效地优化我们的政治变革模式，主要体现在它对革命、改革的复杂关系上：

第一，感化型政治试图并能规避革命；

第二，感化型政治区别但容许改革，并且能够改变民众在改革中的被动地位，使其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度，主导改革进程；

第三，感化型政治可以与革命、改革形成“三位一体”的复合关系，整体上优化政治变革。这一点可以在印度的例子中得到辅证。

本书就此分论如下：

（一）感化型政治试图规避革命

1.感化型政治在本性上反对革命

从某种角度上看，感化型政治也是一种革命，或者说是非暴力的革命。因为感化型政治，与革命一样，将民众或下层作为政治变革的主体，以发动民众和下层作为主要的路径，而感化型政治也确实能够走出改革步履蹒跚的局限，推动更大、更快的变革。

但是，感化型政治从其本性上看，却是反对革命的。这在于感化型政治对非暴力的恪守、对政治强力的天生厌恶和对社会自我塑造能力的肯定。感化型政治走出了“消极反抗”的泥潭，完全地反对任何暴力，绝不仅仅把非暴力看作是一种斗争策略，而是将其视为社会变革的内在机理，坚守“非暴力”的原则。故而与强调暴力、仇恨和报复的革命完全不同，也不能容忍革命的存在。一个真正的“坚持真”斗士，是不会以谋求政治职位为目的的，也不试图仅仅通过政治权力来自上而下地强制性实现变革目的⁽¹⁹⁾。相反的是，他（或她）会认为，变革是一种教化，是一种日积月累的社会共识潜移默化转变的产物。因此，一般而言，强调不惜代价暴力夺权的革命，是“坚持真”斗士无法容忍的社会变革方式。

这一点可以从甘地对革命的否认和反对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甘地说：

“萨蒂亚格雷哈是一个教育民众观念的过程，它覆盖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最后变得无法抵御。暴力则破坏了这个过程，并且阻断了整个社会结构中真正的革命（或变革）。”⁽²⁰⁾

“任何群体的暴力，最终只能对人类的进步造成伤害”。⁽²¹⁾

所以，甘地反对任何革命，包括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目前为止，我仍不清楚布尔什维克主义到底是什么。我没能好好地去研究它，我也不知道长远地看，它是否有利于俄国。但是我确信，既然它是建立在暴力和否认神的基础上，它是触犯我的信仰的。我不相信短期的暴力能获得长期的胜利。那些对我表示关注的布尔什维克朋友们应该看到，无论我多么同情和敬仰那些善良的动机，我不折不扣地反对暴力，即使这些暴力是为了一些高贵的目标。”⁽²²⁾

在实践上，则表现为甘地反对任何暴力和革命派别。无论是自发的暴力抗争（如1947年的海军起义），还是有组织的革命派系（如鲍斯的印度国民军、印度的共产主义等），甘地都在表达同情的同时，明确表示反对这种抗争方法。在一些专家看来，甘地的反对，也恰是印度革命派（尤其是共产主义派系）在独立运动期间，难以获得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²³⁾

2.感化型政治可规避革命

感化型政治对革命的规避作用，可以通过博弈论得到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先建立民众与当权者的“革命—改革”的二元博弈格局，再比较存在“感化型政治—革命—改革”的格局，展现新的变革模式出现对原有格局的影响。

我们先看只有革命、改革两种选择模式下的当权者与民众之间的博弈见图7.2：

图7.2　革命—改革博弈格局图

在这个博弈策略集中，我们把民众的效用定义为U1，民众采取的策略有两种革命（RV）和呼吁（或拥护）改革（RF）；将当权者的效用定义为U2，其策略有改变（即改革，C）或不改变（不改革，UC）两种。

由图7.2可见，没有一个策略组合对民众和当权者而言，同时都是对对方策略的最好回应。如对民众来说，当当权者改变（C）时，最优策略是拥护改革（RF），放弃暴力革命；但是民众一旦放松抗争，当权者就会消极抵制变革，以使自己的既定利益最大化得到维护，从而出现了（RF，UC）格局；这时，民众不满改革停滞，又会采取暴力抗争措施（RV），出现（RV，UC）格局；民众抗争导致当权者效用降低，当权者不得不又重新实施改革，又出现了（RV，C）格局。据此，双方出现策略反应的不断循环，无法达成任何纯策略均衡。

接着，让我们看看出现感化型政治的情况下，策略格局产生的变化：

图7.3　三种变革模式博弈格局图

与图7.2非常相似，这个博弈格局，也不存在纯策略均衡。但是差异在于，出现了一个被支配策略——革命策略。

具体来说，由于U₁（ST!C）＞U₁（RV!C），U₁（ST!UC）＞U₁（RV! UC）。所以，对民众而言，无论当权者变与不变，采取感化型政治，都比革命的效用来得更高。革命成为一个被支配的策略，故而被感化型政治所取代了。

但是，即便如此，也仍没有纯粹策略均衡。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当权者，其变革（C）总以抗争（RV或ST）的存在作为前提条件；但是，变革出现后，民众却以放弃抗争、拥护改革（RF）作为最优反应；这时，当权者又会产生懈怠心理，放慢变革或开倒车（UC），导致了新一轮的循环。

当然，要看到虽然没能达成均衡，但是格局中革命被感化型政治（或者说更为广泛意义上的非暴力抗争）所替代。革命的高风险、高代价，被代价、风险都相对较低的感化型政治所避免了。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变革的优化。

（二）感化型政治推动改革

1.感化型政治区别于改革派但容许改革

严格意义上讲，感化型政治是区别于改革派的。改革派将希望寄托在当权派身上，试图通过呼吁、请愿和参与政权来推动变革。其对当局的态度是抱着合作的态度。这一点与感化型政治（“坚持真”）完全不同。感化型政治，对当局的态度表面上看是“不合作的”（“坚持真”在国内甚至被翻译成为“非暴力不合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条件的合作、有条件的服从的：即只有合作和服从是满足一系列正当性的价值时（如合法的、合伙道德、平等、相互尊重等），合作和服从才有可能，才会被抗争者所接受。这就是甘地所说的，不与邪恶合作，与邪恶合作本身就是一种恶。而当当权者改变其不道德行为或体系时，服从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按照甘地的说法：

“它（非暴力不合作）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在于当政府基本上是不正义的时候，迫使其践行正义。与正义的政府合作是一种义务，恰如与不正义的政府不合作是一种神圣义务一样。”⁽²⁴⁾

所以，合作与不合作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这种关系，使得感化型政治与改革存在互相容许、相互转化的可能。在当权者完全抵制改革，或者变相使符合社会需要的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时，抗争者就会采取感化型政治的方式进行坚决的斗争。而在当权者改弦更张、推动变革时，那么抗争者就会停止抗争，重新参与到拥护改革，推动变革的行列中。这时，合作与不合作交替出现，逐步推动变革实现。这也在印度的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表现为国大党既参政议政，也时而发动不合作运动，抵制英殖民统治，一部印度独立运动的抗争史，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合作、不合作的变奏中前进。

2.感化型政治能促进改革

感化型政治与改革的复杂关系，还可以从博弈论的分析中得到证明。

在图7.2的分析中，我们并没有将双方的博弈展开。而事实上，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会发现“改革与革命”之间的交替并不那么容易实现。主要原因在于，革命一旦出现，则会使整个博弈格局完全发生变化，具体可见图7.4。当革命出现后，会出现的博弈格局：

图7.4　革命出现后双方博弈格局图

如图7.4，当民众采取革命后，当局的态度只有镇压（S）或不镇压（US），而民众的对策是继续或放弃革命（R或UR）。由于，U1（R!S）＞U1（RV!S），U₁（R!US）＞U₁（R!US），放弃革命是被支配策略，无论当权者镇压、不镇压，民众的最优策略都是继续革命。这时，当权者也就只能采取镇压手段，直至双方头破血流、分出胜负。这样会出现一个纯策略均衡，即（继续革命，镇压）组合，从而必须革命到底，革命者无法走回头路，不能转向改革路径了。

当感化型政治出现（甘地的“坚持真”非暴力抗争）时，出现的新的博弈格局。

如图7.5，这是一个协调均衡格局，即存在两个纯粹均衡策略（ST，S）与（UST，US）。当当局者镇压时，民众的最优反应是继续抗争；而反过来说，民众决心抗争到底时，当局者也是继续镇压。这一点与革命无异。差异在于，当局者放弃镇压时（即愿意改革时），民众的最优手段是进行合作，推动改革；反过来说，民众愿意配合改革，放弃抗争时，当局者最优反应也恰是推动改革。如此，虽然当局者确实存在惰性和懈怠，确实不甘心自愿推动变革，但是这种协调博弈的结局，就是让“感化型政治—改革”之间形成一种反复交替循环，推动变革实现。

图7.5　感化型政治出现后的双方博弈格局图

图7.4与图7.5的格局变化的奥妙，完全是由感化型政治与革命的不同特性。由于革命是以暴力夺权为目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革命的结局往往就是“赢家通吃”，是一种零和博弈。这时，革命者与当权者不可能建立任何信任机制，确保“革命—改革”的循环出现。因为，当权者如果想推动改革，就得放松对革命的镇压，那么其结局完全可能导致放任革命、滋敌养寇、自掘坟墓。对革命者也是这样，放弃革命则意味着满盘皆输，而继续革命则可能还有所希望。所以，只要不是到了双方暴力对抗发展到极致，敌我斗争的结果几乎尘埃落定，这个格局是不会变的。

而感化型政治则不同。非暴力的抗争者们采取的方式是文明的，他们并不想推翻政权，镇压反革命，也不会对当权者进行任何报复和清算。抗争者们的目的仍是要感化当权者，让当权者依照社会需求推动变革。为此，也仍为在恰当条件下的服从和合作留下余地。这些对不伤害、信任、主动承受苦难等价值的强调，避免了“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格局。但是，另一方面，对勇敢、牺牲和坚持不与邪恶合作精神的强调，也使得非暴力的抗争运动能够在避免革命的前提下，继续得到有力推动，降低当权者的效用，迫使当权者改弦更张。

这种博弈论的分析，本身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的。这种博弈论的分析表明，感化型政治一旦获得可能，一旦能够按照其精神获得实践，哪怕从理性人的角度看，它会比革命来得更为优秀，能够促进改革的升级和深入。而那些对感化型政治非理性的驳斥，事实上，只是仅仅局限于对构成感化型政治内部的一些微观的非理性要素（如强调自我牺牲、受苦、不报复等思想）的强调，而没有看到这种政治模式内涵的巨大理性。这种观点不仅是对人类社会行为的一种误解，也完全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做法，没有看到感化型政治非理性要素背后更为宏大的合理性，这值得我们不断深思检讨。

（三）复合模型：感化型政治对政治变革模式的优化

1.“三位一体”的复合变革模式

根据上面的分析，三种政治变革模式之间，存在下列复杂关系：

图7.6　三种社会政治变革模式关系图

如图7.6，感化型政治一方面反对暴力抗争或革命路线，另一方面暴力、革命路线在客观上也会有利于感化型政治的发展——来自暴力的威胁，会使当权者更愿意容许感化型政治的存在，以缓解来自社会的各种不满。而感化型政治与改革之间，存在既区别、容忍，又相互壮大的关系。感化型政治可以促使立宪改革进程，立宪改革取得成效后，非暴力抗争者积极参政议政，也能扩大自己在体制内外的影响力，使自己在将来进一步的抗争中更占有利地位。而改革与革命之间，则存在相互排斥的关系，原因在于暴力的出现，会使改革中断，革命只能革命到底了。

这种“三位一体”的复合模型，是感化型政治出现后，社会政治变革出现的新格局。这样的格局并非完全是一种理论的预设或想象。它在许多社会政治变革中得到体现，比如来自印度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

2.印度独立运动的例证

以印度的独立运动为例，许多论者对于印度获得独立的原因归纳，都绝不仅仅归功于甘地的运动，它还包括来自革命派和温和立宪派的共同努力。比如杜尔嘎·达斯（Durga Das）就认为甘地运动、海军起义及英殖民力量在“二战”中的式微，是印度获得独立的三大主要原因⁽²⁵⁾。即便是极端革命暴力倾向的刺杀者戈德斯也没有否认温和派在促进独立运动胜利中的作用。⁽²⁶⁾

就改革派来说，事实上，国大党人从来都不是坚定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者。在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1920—1922年）后，1923年国大党的著名领袖C.R.达斯（C.R.Das）就与老尼赫鲁在国大党内成立了自治党（Swaraj Party），主张参与英殖民政府主导的宪制改革，参加议会选举，通过议会斗争争取自治的实现。这一派完全可以说是温和派的再续发展。最终甘地也无法反对其主张，在1924年更公开表示支持⁽²⁷⁾。其后，国大党一直都与英殖民统治者时而参政议政，时而采取不合作、文明不服从运动，改革的手段和“坚持真”的手段交互使用，使国大党在斗争中不断壮大。

另一方面，就革命派而言，独立运动期间，如刺杀、暴力骚乱等革命性的行动并不鲜见。如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因为连续的三次暴力事件，而最终被迫中止⁽²⁸⁾。影响更为重大的是，曾是著名国大党人鲍斯从国大党退出，自行组建的前进同盟，鼓吹革命路线。其后，他逃到日本，利用日本的力量组建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试图入侵英印，以武力寻求民族独立。他的行动造成了广泛的影响，他及其队伍虽然失败了，却被视为民族英雄，受到民众的极度拥护。最后，就是1946年的海军哗变。这次哗变让英殖民者脆弱的神经遭受到了更重大的打击，最终促使英国下定决心退出印度。

故而，以印度经验而言，独立的获胜决不仅仅是任何一种模式独立运作的结果，而是以非暴力抗争运动为主导的各种抗争手段相互结合的客观产物。详细的进程我们可以参见表7.3：

表7.3　印度独立运作中各方互动进程表

由表7.3可见，三种路线（革命、非暴力不合作、宪政改良）之间具有复杂的博弈和合作关系。非暴力不合作在印度独立运作中是主导的变革模式，但是在其核心组织国大党内部就衍生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甘地对这两个派别首先都采取反对的态度。但是，很快在自治党成立一年后（1924年），就逐渐同意其主张和行动。对于革命派的鲍斯，甘地态度更为强悍，甚至宁愿违反组织原则，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让鲍斯无法成为国大党主席，导致其与国大党分裂（1939年）。革命派最终自组前进同盟，组建印度国民军。虽然如此，在革命派失败后，甘地也对鲍斯和印度国民军表示尊敬和同情。最重要的是，革命派的行动，如印度国民军的组建（1943年）和海军哗变（1946年），极度地刺激了国民的抗争热情，极大打击了英殖民者。可以说这三者之间，有竞争和斗争的关系，也有合作和客观利用的关系，它们之间最终形成一种合力，不断地迫使英殖民者在宪政改革上妥协、让步，最终以退出印度而结束其殖民统治。

印度的经验，证明了三种模式互补、互相促进的可能。当然，这种理想化的复合模式之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成就，与甘地的英明领导、国大党人和英殖民者的理性态度完全离不开。没有甘地的巨大魅力和领导，感化型政治（即便是蜕化为“弱者的非暴力”）就无法得到贯彻和坚持，没有崇尚世俗主义的国大党人对“坚持真”和改革的理性态度，就不会有这种互动格局出现，而没有英殖民者对“坚持真”、改革采取的相对开明态度或有限制的压制态度，革命也无法得到避免。这个事实加强了我们的观点——在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冲突中，更为理性的各方，是避免革命、推动改革和进行感化型政治的有利条件，而非不利因素。

【注释】

(1)见本书第一章导论及文献综述。

(2)参见本书第三章“绝食政治：感化型政治探究的一个起点”。

(3)关于这点，可参见本书第三章“绝食政治：感化型政治探究的一个起点”。

(4)参见本书第一章概念的界定。

(5)Jawaharlal Nehru，Jawaharlal Nehru：An Autobiograph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538.

(6)Gene Sharp，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With Essays on Ethics and Politics，Boston：Porter Sargent Publishers，1979，p.7.

(7)印度社会、经济诸方面的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之前（尤其是尼赫鲁时代），是值得一提的。但是其后，由于采取保守的计划经济，迟迟没有改革开放，而逐渐被亚洲四小龙和中国所甩开。这一点直到1991年实行开放和改革后，才逐渐改善。即便如此，在独立后的30年间（1947—1977年），印度的表现还是比一些革命社会好了许多。主要是内部可以继续凝聚力量，稳步发展。可参见Ramachandra Guha，Indiaa fter Gandh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New Delhi：Picador，2007，p.469。

(8)如果感化是个过程的话，那么显然，其目的是为了和解。在这点上，即便是“弱者的非暴力”也能起到这一点作用。

(9)［英］威廉·H.布兰察德：《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戴长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10)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一般的非暴力抗争则不具备公共化的特点。这些抗争者之所以抗争，其目的仅仅是弥补自己个人的权益，而没有制度性的诉求，也没有把议题上升到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层次。这种利己的倾向，会导致抗争者各自为战，甚至最终被收买的结局出现。因此，纯粹的私人化的非暴力抗争，在社会变革意义上看，其失败有其必然性。

(11)关于正义与愤恨之间的关系，可参见慈继伟：《正义的两面》，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九章。

(12)更具体参见本书第五章对甘地绝食的分类分析。

(13)可参见Gene Sharp，Research Project on“Totalitarianism and Non-Violent Resistance”，The Jour-nal of Conf lict Resolution，Vol.3，No.2，June，1959，pp.153—161；Amrut Nakhre，Meanings of Nonviolence：A Study of Satyagrahi Attitudes，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13，No.3，1976，pp.185-196。

(14)Gene Sharp，Gandhi as a Political Strategist：With Essays on Ethics and Politics，Boston：Porter Sargent Publishers，1979，p.15.

(15)值得一提的是，甘地多次强调可以采用“坚持真”来对抗希特勒、墨索里尼政权。

(16)关于非暴力抗争运动在独立后印度的发展，可参见Bjorn Hettne，The Vitality of Gandhian Tradi-tion，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13，No.3，1976，pp.227-245；Ishwar C.Harris，Sarvodaya in Crisis Gandhian Movement in India Today，Asian Survey，Vol.27，No.9，Sep.1987，pp.1036-1052；Thomas Weber，The Lesson from the Disciples：Is There a contradiction in Gandhi’s philoso-phy of Action?Modern Asian Studies，Vol.28，No.1，Feb.1994，pp.195-214等人的作品。

(17)换言之，因为革命意味着高度风险和巨大牺牲，所以每个人都期待他人革命而坐享其成，如此革命也就毫无可能。当然我们这样说不是要从理性假设来否认集体行动的可能。但是，我们要指出的仅仅是，单纯依赖经济人、理性人的假设，无法完全解释人们的社会行动。在其中，意识形态、情感、正义感等非理性的要素，同样起重要的作用。

(18)关于甘地对施明德红军倒扁反腐运动的影响，可参见《倒扁上演〈甘地傳〉　施明德感動若有所思》，中国评论新闻网：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crn-webapp/new/doc/docDetail.jsp?docid＝100235142，2010年10月6日。

(19)如甘地本人就从未参与殖民地及独立后的印度政权，在1934年退出国大党后，他对该党的领导，完全不借助任何组织形式，而更多的是以自己的巨大声望和威信，通过精神领袖的形式实现。

(20)The Moral and Political Works of Mahatma Gandhi，Vol.3，p.576.

(21)Ibid.，p.576.

(22)Ibid.，p.553.

(23)Barry Pavier，India and the Russia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Socialism，No.103，November 1977，http://www.marxists.org/history/etol/newspape/isj/1977/no103/pavier.htm，2010年10月6日.

(24)M.K.Gandhi，Non-violent Resistance（Satyagraha），Bharatan Kumarappa（ed.），New York：Schocken Books，1961，p.159.

(25)Durga Das，India：From Curzon to Nehru and A f ter，New Delhi：Rupa＆Co.，1981，p.252.

(26)戈德斯认为革命派、温和派和英国的衰弱促成印度的独立，参见Nathuram Vinayak Godse，and Gopal Vinayak Godse，Why I assassinated Mahatma Gandhi?Surya Bharti Parkashan，1993，pp.88-89。

(27)Dinanath Gopal Tendulkar，Mahatma：Life of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Bombay：S.N.，1951-1954，Vol.2，p.219.

(28)这三次恰好是甘地采取三次绝食（1919年、1921年、1922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