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观上的革命性变革

二、劳动观上的革命性变革

马克思在劳动观上的革命性变革或创造性转换，就在于把劳动与人的本质力量和人的存在方式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就通过人与动物活动方式的区别明确地阐述了关于劳动的看法。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4]人的生命活动方式同其他动物的生命活动方式不同。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它的全部特性就体现在它的生命活动之中，动物不能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而人不同，人的生命活动方式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而不是无意识的本能活动。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即人的活动是自觉的、受自己的意识支配的。所以马克思说：“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5]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的集中表现就是劳动。劳动按其本性来说应该是自由自觉的，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和体现，因而并非像斯密所讲的那样，只是一种牺牲、付出或消极的活动。

马克思不光从劳动来理解人的本质，而是将财富的主体本质移入劳动之中。在马克思看来，那些把私有财产仅仅看成是物，看成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是拜物教徒，而实际上，“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作为自为的活动、作为主体、作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就是劳动”。^[6]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们并没有真正发现主体，他们把劳动和劳动者分开，没有给劳动者以应有的重视，因而“无宁说是敌视人的”。同对私有财产的看法一样，马克思对工业的理解也是移入劳动之中进行的。他认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7]但是，“对这种心理学(即认识论——引者注)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8]

应当指出，在《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劳动积极的、创造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对劳动价值论不予承认。为什么要否定劳动价值论？这与马克思当时的研究状况及其所达到的认识程度直接相关。首先是同对国民经济学的认识相关。出于解剖市民社会和弄清“历史之谜”的需要，马克思从1843年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发财致富的科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不断演化的，在其历史上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重商主义阶段，二是自由贸易阶段。自由贸易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相对于重商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其进步的典型表现就在于深入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但是，这样的经济学同样是一种伪善的、矛盾的经济学，它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采取历史的、客观的态度。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9]正因为国民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经济学，所以马克思对其劳动价值论表示强烈的怀疑。其次是同对异化劳动的看法相关。按照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商品包含的抽象劳动越多，其价值也就越大。而且，商品的交换也是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及产品的关系远不是这样，实际的情况是：“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越低贱；工人的产品越完美，工人自己越畸形；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劳动越有力量，工人越无力；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10]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马克思自然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持否定的态度。不过，在其哲学意义上，马克思还是对劳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如果说，在《手稿》中，马克思否定劳动价值论，而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逐渐改变了这种态度。《神圣家族》已经开始承认了劳动价值论，接近了劳动价值论，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站到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来。这与马克思还没有搞清楚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关系有关，也与他还没有弄清楚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其形式有关，更与他虽接近唯物史观但还没有真正达到唯物史观有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史观的创立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劳动价值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关于现实生产是社会历史的前提与出发点，全部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并使这种发展具有明显规律性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该著对价值问题的论述虽然篇幅不多，但意义重大，研究结果表明，马克思已经确认了劳动价值论。在商品价值的决定上，已从先前所提出的价值由偶然因素决定的观点中摆脱出来，明确提出：“在竞争的领域中面包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不是由面包师任意决定的。”金属货币的价值，也“完全是由生产成本即劳动所决定的”。^[11]这里所说的“生产成本”就是指生产某种商品所花费的费用，包括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当然，此时在商品价值决定上还没有深入研究劳动的性质和内涵，也没有分清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在竞争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上，已放弃了先前所认为的竞争具有消灭一切商品内在价值的破坏性力量的观点，明确赋予竞争以新的意义，即具有根据社会需要来调节社会劳动的分配机制，而这种机制正是竞争对于劳动价值论来说所不可或缺的内容。马克思还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成本即劳动决定，是通过竞争的作用实现的，只有通过竞争的作用，商品的价值才能最终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来决定。所有这些见解，为他以后深入探索和系统阐述劳动价值论开辟了重要的通道。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公开表述了自己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立场。他完全站到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立场上，用他的理论来反对蒲鲁东的价值理论；充分肯定了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功绩，批判地吸收了李嘉图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在同蒲鲁东的价值理论的论战中，唯物史观既得到了透彻的贯彻，劳动价值论又得到了明显的发展。首先，批判了蒲鲁东只从流通领域研究价值的方法，坚持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观点。蒲鲁东认为，交换价值起源于分工与交换，而分工与交换则是一个生产者向另一个生产者建议的产物，有了这种建议，才有了鲁宾逊式的孤立个人走向交换世界，从而才出现了价值。马克思对这种违背事实所作的解释给予了尖锐的驳斥，认为“蒲鲁东先生并没有细究这些关系的始末，他只是给交换这一事实盖了历史的印记，把交换看作急欲确立这种交换的第三者可能提出的建议”。^[12]相反，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才是对价值形成的合理解释。其次，批判了蒲鲁东关于“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的观点，阐明了价值决定的社会性。在蒲鲁东看来，在商品价值的决定上，只要先开始用产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产品的相对价值，供求就必然会达到平衡，交换就会顺利进行下去。马克思认为，劳动时间先天决定交换价值是不可能的，因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总是社会性的，是和供求相联系的。劳动时间成为价值尺度正是在供求的变动中实现的。这一认识成为他后来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即决定价值的劳动时间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再次，批判了蒲鲁东将“劳动价值”与“劳动的价值产品”相混淆的观点，阐明了二者的区别。蒲鲁东错误地用“劳动价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认为按商品所包含的这种价值进行交换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弊端，实现永恒公平。马克思认为，“蒲鲁东先生是把以下两种衡量的方法混为一谈了：一种是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另一种是用劳动价值来衡量”。^[13]其实，“劳动价值”是无法用来确定或衡量商品价值的，因为用“劳动价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用价值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这是循环论证。因此，马克思强调指出：“象任何其他的商品价值一样，劳动价值不能作为价值尺度。”“只要承认某种产品的效用，劳动就是它的价值的源泉。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这种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来确定。”^[14]总的说来，在《哲学的贫困》中，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学说实现了有机的结合。

劳动价值论的确立和劳动观上的革命变革，在财富世界和人的生活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既然劳动是人的本质和价值的源泉，财富的生产便可以在社会可支配的总劳动量中找到一个相应的尺度。任何一种商品，不仅要以货币这一外在尺度来衡量，而且要用劳动时间这一内在尺度来衡量。劳动是财富的本质就意味着：“财富的独立的物质形式趋于消灭，财富不过表现为人的活动。凡不是人的活动结果，不是劳动的结果的东西，都是自然，而作为自然，就不是社会的财富。财富世界的幻影消逝了，这个世界不过表现为不断消失又不断重新产生的人类劳动的客体化。”^[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