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观

三、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观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不仅对其经济学而且对其社会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有了劳动价值论，才有可能创立剩余价值理论；有了剩余价值理论，才有可能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轻视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也要看到，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在经济生活上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遇到了新的课题并受到严峻挑战：

一是科技革命的发展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科技革命的产生和发展，使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科技进步，科学技术也由潜在的要素日益变为主导的因素，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已不再是劳动要素增加的结果，而主要是依靠科学、知识以及组织、管理，因而决定劳动生产力的情况在今天发生了重大变化。有鉴于此，一些西方学者将现阶段的人类社会称之为“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等，认为劳动价值论过时了。如人们比较熟悉的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在其《预测与前提》一书中就认为，马克思讲过劳动价值论，现在我们可以搞一套信息价值论了。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中也提出：“我们必须创造一种知识价值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因为“在信息经济社会里，价值的增长不是通过劳动，而是通过知识实现的。‘劳动价值论’诞生于工业经济的初期，必将被新的‘知识经济论’所取代”。^[16]

二是产业结构变化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科学技术的每次重大突破，都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重大变革。在现代科技革命的冲击之下，传统产业日趋萎缩，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在社会财富的生产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商品的生产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无形商品的生产，生产商品的劳动也越来越开始由物质生产劳动扩展到精神生产劳动。这样，劳动价值论对于产业结构的深刻变化还是否适应？由此产生了怀疑。

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劳动价值论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条件决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必然要求在分配上采取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这一分配制度主要是通过既实行按劳分配方式同时又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方式来实现的，并且都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这样，便开始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资本、技术、生产要素等和劳动一样都具有创造商品价值的功能；有的认为生产诸要素共同创造商品价值；有的甚至提出经济要素和非经济要素都创造商品价值，等等。这就涉及劳动价值论本身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意义和运用的问题。

上述问题确实是深化劳动价值论研究的重要课题，需要深入探讨。不过，通过这些问题可以发现，尽管各种观点所提的角度、所强调的重点不同，但都涉及对“劳动”本身的理解问题。正是在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理解上的歧异，导致对劳动价值论的怀疑和否定。事实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并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褊狭理解的那样，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正是在对其总体把握的基础上，马克思具体阐述了劳动价值论，阐述了劳动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对劳动的总体把握主要是通过这样一些关系问题的理解而得以体现的：

一是抽象劳动与“总体工人”。马克思认为，形成商品价值的劳动是“已经化为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17]这种抽象劳动就是价值的实体。价值实体只是就劳动一般而言的，它并没有标示劳动的具体内容与形式，既不能认为只有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才算作生产劳动，也不能认为生产劳动就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首先重点考察了生产劳动最基本的形式，说明凡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劳动过程“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18]而在实际考察生产过程时则又认为，“这个从简单生产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19]因此，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必须注意研究劳动的具体内容，即不仅要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组织形式，而且还要考虑到脑力劳动和其他间接劳动的实际作用。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就必然扩大”。不仅那些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就是那些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也是生产劳动。“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20]这就是说，生产工人只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他们较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中所从事的劳动自然是生产劳动；而“总体工人”中的其他部分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但他们在生产过程中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某一职能，其劳动也是生产劳动。这就意味着，脑力劳动的消耗只要加入生产过程，就是生产劳动；属于“总体工人”范围内的所有劳动者都可能形成创造价值的劳动。总体的劳动无疑包括生产和运用科学技术的劳动以及组织管理的劳动等。

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使劳动的内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科技劳动逐渐成为创造价值的劳动的主要部分。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表明劳动价值论将被知识价值论所取代，因为知识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劳动，是总体劳动中的一个部分或一种具体表现形态；强调知识、信息在现代生产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并不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只不过是反映了劳动内部结构的调整。用知识价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把现象看作本质，把知识、信息直接作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因而混淆了劳动的现象形态和本质形态。

二是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马克思认为，创造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21]，而复杂劳动则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22]无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都属同质劳动，都属于劳动范畴。马克思在批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时就特别提到这一点，认为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23]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之所以侧重于从简单劳动来考察抽象劳动，这与其抽象分析法或典型分析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基本原理的表述要尽可能简单明了，不能把所有复杂因素都说清楚。就实际情况来看，“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由于形成商品价值的复杂劳动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情况不同，把握起来很困难，特别是与简单劳动换算起来很麻烦，因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只要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24]但这并不等于复杂劳动就不创造商品的价值，也不等于马克思否认了复杂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仅仅把劳动视为简单劳动，进而视为一种体力劳动，实为对马克思劳动观的一大误解。

三是劳动对象化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劳动“对象化”的过程，这种对象化过程也就是把活劳动凝结在一定物质形体中的过程。由于所分析的商品是具有物质形体的商品，因而在对劳动创造价值的分析中，也是将抽象劳动凝结在物质形体的商品之中的。马克思之所以注重对劳动对象化的物质性分析，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直接相关。因为当时劳动对象化的非物质性并不突出，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微乎其微，所以没有将此问题列入研究重点。当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那些原来不突出的非物质产品的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因而对劳动对象化的非物质性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应当看到，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如科技劳动、管理劳动、教育劳动等，虽然不像物质生产劳动那样生产出具有一定物质形态的产品，但不能由此否认它们是创造价值的劳动。产品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不能作为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标准，只能说明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区分。就生产非物质形态的知识产品的劳动来说，它无疑是对非物质形态产品的一种生产，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借助于一定的生产资料如技术、信息等，在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同时，也把自身复杂的抽象劳动凝结到新产品中去了，这就是产品价值创造的过程。生产知识产品的劳动确实有明显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没有改变劳动的本性，并没有成为颠覆劳动价值论的依据。

总体说来，马克思视野中的劳动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系统的、综合的概念，它并非仅仅指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或体力劳动，同时也包含着间接的非生产劳动或脑力劳动。马克思的财富创造论和价值创造论正是同这种全面的劳动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今天研究财富的创造和价值的创造，不能离开马克思的这种理论视野，不能离开对劳动观的正确理解。

【注释】

[1]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15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30、466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7、8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3页。

[16]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5～16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5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5页，注释(7)。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6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7页注释(31)。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