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的革命性变革

第一节　网络的革命性变革

现代社会，公民表达政治意见、参与政治讨论，甚至加入决策过程的主要手段就是形成有影响力的舆论。而公共舆论的形成不可能空穴来风、无所凭借，其形成不仅需要充分全面的信息资讯，还需要一个允许公民自由发表见解、充分交流意见的平台，以达成多数的共识。

在理论上，这就需要一个理想化的、不受限制的媒体环境，一个既不受政治控制又不被资本操纵的公共领域，它向公众开放，所有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在其中自由讨论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任何事务。所谓公共领域，阿伦特认为，是“行动者以言行彰显其个体性（即能回答“我是谁”之问题）的空间，也是‘他者’（the other）耳闻、目睹、见证、了解、评论发生之言行、事件的场所”。^[1]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就是允许公民充分获取信息，自由发表和交流意见，进行辩论、协商，以形成共识和公共舆论，并可能采取行动的宽广而自由的舞台。借助这个舞台，原本互不往来、各顾其事、一盘散沙般的公众得以组织起来，在其中表达利益诉求、情感、想法，交换资讯，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并在冲突管理、寻求妥协和派系分立制衡上发挥作用，获得共同目标：对政府提出要求，使官员负起责任。一个批判性的公共领域，按照康德的观点，可以使政治从属于道德；公共性是唯一能够保障政治与道德同一性的原则。

形成与塑造“公共领域”是对传媒最理想、最公益的理论诉求，但现实世界不存在符合理论定义的纯而又纯的公共领域。就传统媒体而言，不仅因物理性质限制而时空流量有限，而且易被经济、政治或文化因素束缚与诱惑，从而导致其营造公共空间的能力有限。对于没有任何话语权的弱势群体而言，这一点尤其突出。

技术的进步总是在推动人类接近更大程度的解放与自由。作为一种革命性的新媒体，互联网的诞生与迅速成长，为类似于雅典时期广场辩论式的真正的公共领域^[2]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前景与可能——英国皇家桂冠诗人姆辛“过去1000年并不完全是脱轨发展，而更像是一个长长的圆环”^[3]的说法得到印证。

在1998年5月举行的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上，互联网被正式冠名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外的“第四媒体”。尽管名列“第四”，但其对社会的影响却是其他三者所难以比拟的：数年来，经过互联网在全球各个角落以几何速率的扩张，世界上文明开化的地域和人种，都以不同的终端通过联网电脑组成的网络世界紧密地连接在一个平台之上，它以极强的包容性和变革性把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放在自己的背景和机制中，从而把人类带入到了具有革命意义的网络时代。美国《时代》杂志把2007年的年度人物颁发给了网民：正是数以亿计的网民的浏览与参与，才使得网络信息得以爆炸性地增长，推动着传媒进入大众唱主角的时代，推动着新闻内容、流动方向和传输速度的革命性变化，推动着整合了各种沟通模式的互动式网络不断发展，从而在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

作为一种全新的沟通模式，互联网在历史上首次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等形式整合到一个系统里。通过人脑两端，也就是机械与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新结合起来。^[4]新的沟通与传播模式吸引了广泛的参与，而这种参与反过来又极大地影响了网络的发展。这种发展使得充满现代科技内涵的传播手段，已经成为塑造文明发展方向与景观的重要力量之一；网络传播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环境的限制，以光速传播经过数字化处理的信息，实现了尼葛洛庞蒂所说的从“原子传输”到“比特传播”的革命性变化。

互联网的这种发展对世界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身处网络时代的虚拟现实中，国家、民族与种族的分野不再明显，因使用不同语言而自然形成的网民群体则突显出来。所有的生活，包括社团、会场、商场、课堂、政治、经济、家庭、生产、艺术、旅游、游戏、战争、情爱等都可以虚拟，甚至人生也可以以“第二人生”的形式从头来过。过去，地理位置相近是友谊、合作、游戏和邻里关系等一切的基础，而现在，握有电脑的网民完全不受地理束缚，他们与世界上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和沟通。正如享有“数字经济之父”美誉的美国未来学家唐·泰普斯科特所说，生活在网络中的网络世代（Net Generation）利用数字媒体沟通，他们视数字媒体为接触其他网络世代及建立互动关系的一个有价值的工具。网络上志趣相投的人，不管他们从事何种行业，相互之间的兴趣爱好怎么千差万别，他们之间都能够很容易地相互沟通、分享信息以及形成讨论群体，从而走向对话与和谐。^[5]这样，就在人类原有的公共活动范围之外，缔造了一个不可想象的却有身临其境感觉的虚拟的公共空间。在这个虚拟的公共空间里，自发进入的公众建构了一个具有沟通、共享及监督功能的“公共领域”。身处其中，多元观点、多元文化得以形成，新的对话机制和舆论空间得以创造，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甚至左右着现实社会中的实际决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