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以前的劳动观

一、马克思以前的劳动观

在西方近代以前，众多思想家都程度不同地表述过有关劳动的看法。尽管理解的角度不同，形成的结论各异，但其基本倾向是比较一致的，都是贬斥劳动，没有给劳动在人的生活中以至社会发展中以应有的地位。在古希腊，劳动是会说话的工具即奴隶具有的职能。如果要贵族、奴隶主成为劳动者，这对他们来说不啻于亵渎、侮辱。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定义就反映了与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观念，他把人规定为政治动物，注重从政治、伦理的角度来看待人及其生活和发展，认为劳动只是奴隶所从事的职业。他论证说，天之生人，有宜于从事脑力劳动者，有宜于从事体力劳动者。宜于脑力劳动者，能由精神运用而具有先知，自然他们是主人；而宜于体力劳动者，只能用他的体力实现脑力劳动者的先知，所以就自然地应该成为奴隶。^[1]奴隶制度之所以合理，就是这种自然的劳动分工的结果。为此，他把哲学思辨看作是最高层次的实践活动，认为幸福所需要的闲暇，只有在思辨生活中才能达到，展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智能和德性都不能满足闲暇这一条件。而且，哲学思辨的最高对象是神，只有少数哲学家才能享有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自由、幸福。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看法，实际上代表了古希腊和中世纪的思想主流。

这种对劳动的歧视态度在近代以来开始有所改变。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古典经济学家们力图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加以论证，提供理论支持。为此，他们特别关注劳动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具有开创意义的劳动思想。但是，他们对劳动的认识和看法常常是矛盾的：在经济学领域，从其劳动价值论出发，肯定劳动在价值创造和财富增长中的重大作用，牢固地确立了劳动的权威；而在历史观领域，对劳动的地位和作用则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既未真正理解劳动的本质，又未对劳动与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做出科学的揭示。如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那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有关劳动创造价值的深刻阐述，另一方面仍能看到古希腊思想的残留影响，这就是仅仅在消极的意义上把握劳动，把劳动定义为工人的牺牲。马克思就此评论说：“把劳动单纯看作牺牲……这纯粹是消极的规定。……纯粹消极的东西什么也不创造。”^[2]劳动作为“对安逸的否定，作为单纯的否定，作为禁欲主义的牺牲，不创造任何东西。一个人可以象僧侣之类那样整天灭绝情欲，自己折磨自己等等，但是他所作出的这些牺牲不会提供任何东西”。^[3]其实，劳动并非像斯密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牺牲或消极的东西，它只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和特定社会关系中，才具有这样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