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强迫：安倍卡视野下的甘地1932年绝食

三、极度强迫：安倍卡视野下的甘地1932年绝食

绝食感化的另一个困难在于，对不赞同绝食目标的竞争者或利益相关主体，可能造成极度的强迫。这些主体不赞同绝食所指向的事由，但是面临甘地的绝食威胁却无法采取有效方式抵御，甚至还要被迫接受绝食条款，加入劝阻甘地、挽救圣雄生命的队伍中。这时，这些对象经常会心怀怨恨，却无法有效发泄，其对甘地的不满和仇恨自然与日俱增。其最为典型的要数安倍卡——这位在英殖民统治期间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贱民运动领袖——对甘地1932年反对贱民分治选区绝食的反应了。

（一）贱民解放的路径之争

安倍卡也是英殖民统治期间印度的一个伟大的社会政治改革家、学者、律师。他出身于被称作“不可接触者”的贱民阶层，自幼家境贫寒，他几经痛苦与努力，终于成为印度第一个获得高等教育的贱民。他从哥伦比亚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获得多个博士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其一生致力于印度的社会—政治的平等化运动，建立了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全印被压迫种姓联盟（All India Scheduled Castes Federation）、印度佛教协会（Buddhist Socity of India）等组织，为消除印度社会中对妇女、劳工、贱民等底层民众的压迫和歧视而奋斗终生。其最突出的贡献有：领导印度贱民自立开展解放运动、主导独立后的印度宪法制定工作、领导贱民改宗佛教运动等。但其中贱民解放乃是其终生不渝的追求，这三大贡献也都围绕着这个使命展开。

圣雄甘地也以贱民解放的使者自命。他同情贱民的悲惨遭遇，反对贱民歧视制度。甘地声称自己虽然不是天生的贱民，却是自愿选择的贱民。自南非时期开始，甘地就养成了与贱民共处、从事只有贱民才能进行的清扫活动等习惯，甚至为此，一度与悉心栽培自己的哥哥断绝往来，与妻子发生激烈争吵⁽⁷³⁾。在政治上，甘地认为“没有消除贱民制度，就没有自治（Swaraj）”，将其作为印度自治的前提和一个重要内容。⁽⁷⁴⁾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这些都只是停留在个人行动和言论方面。只有在1930年之后，甘地真正将贱民解放放置于重要位置，并于1932—1934年间连续进行关于贱民解放的绝食，开展了轰轰烈烈为期两年的贱民解放运动。其主编的独立运动杂志也改名为“哈里真”（本义为上帝之子，甘地用之称呼贱民），鼓吹贱民解放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自此之后，甘地把这种关怀始终贯彻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即便如此，这两个共享贱民解放目标的领导人，却对贱民解放的方法路径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时相互攻击、互相诘难，其主要分歧如表6.1：

表6.1　甘地与安倍卡关于贱民解放路径的分歧表

1.出发点不同

贱民解放运动在两人政治运动中的地位完全不同。对于有着切身体验的安倍卡来说，贱民解放是其一生最为核心的关怀。但是对于甘地而言，虽然一直鼓吹贱民解放，却只能将其置于印度独立运动的大背景下来开展。即便如拉吉莫汉·甘地（Rajmohan Gandhi）所言，贱民制度是甘地一生三大敌人之一（其他两个是印穆不和、异族统治）⁽⁷⁵⁾。但是，这个目标只能在不危及独立运动和有利于各教派、种姓团结的前提下展开。甘地在1921年曾经说过：

“它（指贱民解放）是一个比印度独立更为巨大的问题，但是只有在后者获得成功的时候，我才能处理好它。完全有可能的是，印度能在消除贱民制度之前从英国人的统治中摆脱出来。摆脱英国人统治是自治的一个核心要求，没有它任何进步都会十分困难。”⁽⁷⁶⁾

所以，即便甘地绝不承认，许多人都相信：甘地对贱民运动的主张，其中心点并不在贱民本身的悲惨遭遇，而是担心种姓教徒对贱民的歧视会被英国人利用，触犯贱民的反抗，破坏印度教内部的团结，损害整个独立运动的大局。⁽⁷⁷⁾

这种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两人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难以协调、妥协。比如，安倍卡就怀疑甘地开展贱民解放运动的真正动机，指责其从未为贱民运动开展过一次“坚持真”运动⁽⁷⁸⁾。他甚至认为异族的统治者，也比掌控国大党和印度独立运动的种姓教徒来得更为可靠⁽⁷⁹⁾。而贱民解放，对甘地而言，只不过是在印度独立、印穆团结之后的第三位目标而已。⁽⁸⁰⁾

这种立场的分歧带有决定性的意义，使两人在贱民解放运动的具体方式、方法、运动主体等问题上带来更大的不同和冲突。

2.解放运动的主体不同

在甘地看来，贱民由于自身知识贫乏和长期受压迫，已经无力来推动变革。贱民的解放，主要必须由有良知和改革意识的种姓教徒来推进⁽⁸¹⁾。在这一点上，甘地与安倍卡发生冲突。安倍卡相信贱民的解放必须依赖贱民本身。所以，当他发现甘地所创建的印度贱民服务联合会（Harijan Sevak Sang）“从没有意愿去为贱民发动民权运动，协会中占据多数的种姓教徒认为协会的目标并不是改变正统教徒的观念，而是收集资金改善或文明化那些肮脏、没有道德意识的贱民”时，他就拒绝了甘地的邀请，离开了这个协会⁽⁸²⁾。两人也逐渐在贱民运动的组织上分道扬镳了。

3.方法不同

两人都反对暴力、主张非暴力的变革方法，但是在两个方面存在重要的区别：一是是否在印度教内部框架内来解决问题；二是是否采取政治、法律的制度性手段。这两点决定了两人在许多具体方法上的差异。

甘地强调把贱民解放看作印度教自我净化和提升的一个重要前提，并且试图把整个运动局限于印度教内部变革之中。所以他提倡对印度教的经典（如四大吠陀）⁽⁸³⁾进行重新的解释，在前期（尤其是1935年之前）甚至主张继续保持种姓制度⁽⁸⁴⁾，也反对通过改宗信仰别的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的方式，来缓解贱民的被压迫地位⁽⁸⁵⁾。另一方面，甘地试图把贱民运动严格限制在宗教、社会的变革范畴内，因此并不提倡、甚至反对采取诸如保留议席、独立选区、种姓隔离等法律和制度性的手段。

甘地的主要方法是建立学校，教育贱民，改善贱民的生活习性；调和贱民与种姓教徒的关系，劝导种姓教徒对贱民开放寺庙、水井、道路等公共设施，鼓励种姓教徒放弃传统歧见，可以与贱民接触，以及后期（1946年）所提倡的通婚、共餐等⁽⁸⁶⁾。总之，甘地的方法，基本上是在社会习俗和宗教内部变革展开。

作为接受西方教育、具有更为世俗化观念的安倍卡来说，这样的做法无疑是避重就轻。安倍卡对重新解释经典不屑一顾，甚至带头焚烧经典；他反对整个种姓制度，认为这是贱民制度的根源；他在几经辛苦、毫无建树的情况下，愤然于1956年带领50多万贱民脱离印度教，加入佛教。更重要的是，安倍卡坚信没有制度化的手段，贱民的悲惨命运不能得到解决。他主张给予贱民独立选区资格，将种姓教徒与贱民在政治上分离开；他主张给予贱民的各级议会保留席位，保障贱民的政治影响；他在印度宪法中确立了对贱民、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等弱势群体以保留制度（a system of reservations）等保护机制，确保这些群体可以在公共服务机构、学校等机构拥有特别保留份额⁽⁸⁷⁾。正是因为这种深刻的分歧，安倍卡“对甘地从不想采取宪制手段保护贱民表示极度的反对”。⁽⁸⁸⁾

（二）1932年绝食：两种路径矛盾的爆发及其解决

从上文的比较可知，这两种路径截然不同，而又相互竞争。其隐含的冲突在多数情况都没有得到完全爆发，直至1931年第二次圆桌会议上关于贱民独立选区制度的争议，才使长期积累的冲突爆发，最终导致甘地绝食的出现。具体情况如下：

1.贱民分治选区的确立：甘地在圆桌会议上的失败

作为1930年食盐进军运动的结果，1931年9月英国人同意举行第二次圆桌会议，协商印度自治的宪政安排。甘地作为国大党的唯一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却发现自己陷入印度人内部深刻、复杂的内耗之中。作为英国人“分而治之”方针和印度本身内部纠纷的结果，各个教派（印度教、穆斯林、锡克教）、贱民阶级、土王等代表互不信任、相互杯葛，导致对印度自治的宪政安排无法达成一致。其中贱民分治选区问题，更是甘地与安倍卡争论的中心，其议题主要围绕着两点展开：第一，是否采取分治选区；第二，谁能代表贱民。

对于第一点，安倍卡主张采取独立的选区制度，保障贱民在各级立法会中的政治代表性。甘地反对这种做法，认为存在三个弊端：第一，使贱民的社会身份永久化；第二，会分裂印度教；第三，不希望国大党在独立运动中的地位被削弱⁽⁸⁹⁾。但是安倍卡却认为国大党人事实上是由种姓教徒掌控，完全不值得信任。他进而质疑国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完全不公正：为何国大党容许穆斯林、锡克教徒及印度白人社团获得独立的选区资格，却极力反对贱民的这种权利?⁽⁹⁰⁾

问题进一步发展为对谁才具备贱民代表资格的争论。甘地一如既往地认为，只有国大党才能代表印度各界、印度民众，贱民自然也包括在内。在给政府的一封信中，他说：“只有国大党才是您（指政府）所必须认真对待的……虽然我并不能代表安倍卡，但是我确实能够代表整个贱民阶级。”⁽⁹¹⁾这种说法无疑激怒了贱民出身的安倍卡。安倍卡针锋相对，他展示了一份联合省贱民解放协会（the De-pressed Classes Union in the United Province）的声明，表示国大党并不被信任，同时提出，“如果所有印度的贱民获得选举这次参会人员的资格，无论我是否被政府提名，我肯定会是其中获选的一个，我完全可以代表我所属阶级的呼声。”⁽⁹²⁾即便如此，甘地也毫不退让，他也声称，如果贱民们进行全面公投的话，自己必定获选，甚至是票数最多的那一个。⁽⁹³⁾

在此我们无需对两人观点的是非对错进行深入的探究，我们只需明确的是，这种激烈的争论背后隐藏着不可妥协的政治分歧。看似戏剧性的代表权之争，其实背后隐含的是严重的、双方难以达成一致的、涉及双方政治信念核心的、不容轻易退让的主旨。论争已经达到了白热化，致使两个以谦谦君子自居的知名人物竟然“恶语相向”、相互攻击了。

由于印度内部不和，这次圆桌会议毫无成果。但是，对贱民分治选区制度的争议仍然继续，安倍卡与国大党继续角力。⁽⁹⁴⁾可惜在这次政治斗争中，甘地最终落败。英国政府于1932年8月17日发表了一份教派裁定书（Communal Award），声明将同意给予包括贱民在内的六个少数群体以独立选区资格，以之作为未来制定新的印度宪法的指导精神。安倍卡似乎大获全胜。

2.绝食通牒：初次动员

教派裁定书发布期间，甘地虽然身陷囹圄⁽⁹⁵⁾，却对裁定书感到十分震惊。在他看来，“这次他们（指英殖民政府）制造如此大的分裂，妄图让整个国家陷入极度的混乱状态，以至完全无法让她恢复过来。”⁽⁹⁶⁾

他马上致信当时的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首相，同时发出绝食通牒，声称：“我必须用自己的生命来抵制您的决定。”⁽⁹⁷⁾他提出只有当英国政府撤销贱民分治选区资格后，自己才会停止绝食。不过，这次绝食并没有马上展开，而是给了一个多月的期限（9月20日才开始），以使双方有足够的时间沟通和协商。

即便如此，甘地在与英国政府的协商中，都没有能获得有效的进展。首相麦克唐纳对甘地的做法深表不解和遗憾，他表示分治选区的目的并不在于分裂印度教，而是要向贱民阶层提供有效的政治保障（safeguard），以使他们将来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悲惨遭遇⁽⁹⁸⁾。但是首相的话语留下了进一步和解的空间：他表示当有关的当事人双方（指印度教内的种姓教徒和贱民）自己无法达成一致时，政府是无法改变这个裁定的。其背后的潜台词意味着，如果双方能够自己达成一致，撤销裁定并非不可能。同样地，他也暗示了给予贱民某种双票制的可能。⁽⁹⁹⁾

甘地的绝食通牒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剧烈反应。在绝食前两天（9月18日），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和阿尤蒂亚（Ayodhya）等地的印度教庙会向贱民开放，各地也兴起了解除对贱民歧视、展示种姓团结的行动。各派政治力量也出来表示支持。M.C.拉贾（M.C.Rajah），另一位贱民领袖，出来指责英殖民政府的这个政策，要求各方各尽所能，拯救甘地的生命⁽¹⁰⁰⁾。马德拉斯的一位穆斯林领袖雅库贝·胡选恩（Yakub Hussain），国大党人巴布·拉贾德拉·帕萨德（Babu Rajendra Prasad）等人也都出来呼吁贱民主动撤回独立选区的要求。许多政治领袖还在孟买、德里召开会议协商解救甘地的生命。

在英国，甘地忠实的朋友安德鲁斯、甘地传记作家波拉克（Polak）等人采取各种行动教育英国舆论，试图让英国人理解甘地绝食的意义及其对印度的影响。英国国会上院议员、工党领袖兰斯贝利（Lansbury）要求政府撤销此裁决。英国的印度和解社团（Indian Reconciliation Group）、印度之友（the Friends of India）、来自埃及的穆斯塔法·纳哈斯·帕萨（Mustapha Nahas Pasha，埃及前首相）等团体和个人都以各自方式表示对甘地的同情和支持。⁽¹⁰¹⁾

此时，绝食虽仍未揭幕，但序曲已紧张有致、精彩纷呈，甘地正在慢慢地将局势往自己理想的方向扭转。

3.拯救圣雄的行动与浦那协议

离通牒的最后时间（9月20日）越来越近，但是英国方面并没有撤销分治选区的迹象，印度教徒和贱民领袖也没有能达成任何有关的协议。甘地做好了绝食的准备。

依照惯例，甘地在绝食之前总要发表绝食声明，对绝食的事由、目的、对象和困难解决的可能进行详细的说明。他在9月16日发表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在声明中指出，绝食所针对的并不是英国官方，或者其他反对他的人。绝食是要反对那些相信他、认为他代表正义方的人。究其意而言，就是要“刺激印度教徒的良知，使之采取恰当的宗教行为”⁽¹⁰²⁾。他强调不应将分治选区所可能导致的分裂，归咎于贱民阶层，而是要把整个责任归结到种姓教徒身上。只有“让贱民阶层可以在印度教内部享受完全的自由”才可能完全取代分治选区制度。甘地同时指出，如果印度教徒与贱民阶层的领袖可以就合作选区上达成一致，自己将愿意遵从这样的协议。这也暗示了解决困局的方向。⁽¹⁰³⁾

9月20日，开始了这次伟大的绝食。绝食当天，在印度成百万的人进行了全天的祈祷和禁食，从道义上表示同情和支持甘地的行动。甘地绝食所产生的社会动员和教育功能，也逐渐走向高潮。在各地，更多的公共设施（水井、庙会、公路）逐渐向贱民开放。在德里，许多种姓教徒与贱民举行了盛大的联合仪式。学生们还将甘地有关贱民解放的文献送到了农村。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等地的妇女联合会也参加了进来。孟买的妇女联合会还在各处庙会门口举行了一次公共投票，票决是否支持贱民进入庙会。结果以24 797对445的绝对优势获得通过⁽¹⁰⁴⁾。即便顽固出名的尼赫鲁的母亲，在面见甘地时，也坦诚了自己因受感召，接受了一个贱民递给的食物。⁽¹⁰⁵⁾

贱民也积极参与了这次运动。在加尔各答有11个贱民组织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合作选区制度。在阿默达巴德、孟买等地，成千上万的贱民与甘地一同绝食，并且参加公共聚会，指责英国人的错误做法，呼吁采取合作选区制度。⁽¹⁰⁶⁾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面前，种姓教徒的领袖与贱民领袖走到一起，共同协商谈判解决困局。

这次谈判在以拉贾戈帕拉查里为首的印度教种姓教徒领袖和安倍卡带领的几个贱民领袖间进行，他们先就事情可能的解决方案达成协议，然后再派代表一起到甘地面前进一步协商完善方案，直到甘地满意、放弃绝食为止。就其议题而言，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选举的方式：分治选区还是合作选区，还是某种折衷?

（2）代表席位数量：就地方议会而言，英殖民政府只给贱民71席；而安倍卡表示如果放弃分立选区的安排，那么就必须给予补偿，其要求的数额是197席；种姓教徒领袖认为这样的数额太高。

（3）进行是否继续保留贱民席位的最后公决期限：其间隔是每十年还是每五年；安倍卡主张间隔十年，而印度教领袖认为这样间隔过长。

（4）政治解决之外，社会经济补偿措施的地位问题：安倍卡提出在政治代表之外，还需包括诸如政府职位、学校、大学等公共设施给予贱民特别保留份额等一整套的配套措施，以保障贱民充分的社会权益。

就这几个问题，通过艰巨的谈判，双方于9月25日早上最终达成了一个“浦那协议”（Poona Pack），其内容主要为：

（1）采取双重选举制度：在印度教徒内部划出一定席位给予贱民，先由贱民按照1∶4的比例初选出预定的候选人，再由整个印度教徒一起选出最终的获选人；

（2）在地方议会给予贱民148个席位；中央议会则在英属印度直接管辖的领域（即土邦份额外），按照18%（贱民占总人口的比例）确定贱民保留的席位；⁽¹⁰⁷⁾

（3）最后公决的间隔被搁置了：公决具体时间将由双方的进一步协议来确定，但分治选区制度维系最长不超过10年；

（4）社会经济补偿方案得到确认，但是不进入法律程序，只在原则上声明这一点。⁽¹⁰⁸⁾

协议达成之日，英殖民当局立即将协议传送到英国。英国首相连夜赶回白厅，依照浦那协议的内容，重新修正了教派裁定书。次日（26日），甘地认真审阅新的政府声明，认为满意后，于当天晚上停止绝食。

一场令人胆战心惊的绝食，最终仍以甘地的胜利结束。

4.绝食的意义

甘地这次绝食取得了预想的效果。但是对于这次绝食是否具有强迫性，绝食本身是否对贱民运动是一种推动，在学界和许多政治家看来，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甘地的支持者们，如甘地秘书佩阿雷拉尔、甘地传记作家菲斯特、泰戈尔等人誉之为“史诗性的绝食”（epic fast）⁽¹⁰⁹⁾。在他们看来，甘地的绝食改变了印度对待贱民的基本态度，它是一种精神上的洗礼，远非简单的政治协议所能达致。按照菲斯特的说法：

“在为期六天的绝食期间……一种变革、忏悔和自我净化的精神席卷了整个印度大陆，这个魔法师就像一个深谙音律的艺术家一样弹奏着人们的内心世界……这次绝食是一个宗教革新，一个精神、心理的革命，一个对印度教千年传统恶疾的一剂良药。没有这次绝食，即便有甘地和安倍卡的政治协议，也无法达到这个效果……这次绝食将歧视贱民的看法从一个宗教义务骤然转变成为一种道德罪恶，它把贱民的权利深深刻入人们的生命中。”⁽¹¹⁰⁾

但是，许多论者却认为这次绝食是深具强迫性的，事实上对于贱民解放运动而言，是一种阻碍多过于促进。比如班德尤帕蒂雅亚就认为这次绝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内心感化”，尤其对安倍卡而言，完全是对他的一种强迫。⁽¹¹¹⁾安倍卡及其跟随者也以为这次绝食让贱民解放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这一点固然值得争论。但是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甘地的这次绝食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和影响：

第一，他避免了印度的进一步分裂。这是多数论者的观点⁽¹¹²⁾。正如南达所指出的，如果没有这次绝食，如果没能有效地迫使英殖民政府撤销教派裁定书，在印度独立谈判期间（1945—1947年），国大党人将要在穆斯林分裂主义、土邦分离倾向之外，面临贱民阶层新的挑战，其难度将大大加强。⁽¹¹³⁾

第二，这次绝食将贱民问题从一个“边缘问题”，重新拉回到了人们的视野。甘地以其在印度教至上的声望和高度的自我牺牲，唤醒了整个印度教教徒对贱民问题的自觉。在绝食前后，他通过强有力的社会动员，改变了普通民众对贱民问题的道德认知。如前所言，自这次绝食后，贱民不可接触的戒律已经从必须遵守的宗教义务，变为一种宗教恶习，其道德地位一落千丈。甘地成功感召了相当一部分印度种姓教徒。而其后两年（1932—1934年），甘地把贱民解放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心，通过巡行演讲、募捐、组建贱民解放机构、创办贱民宣传期刊《哈里真》等多种方式，极大地冲击了“不可接触”这种印度教传统顽疾，为贱民进一步解放提供了社会基础。

（三）本次绝食的恶果及其化解

这次绝食甘地虽然获得了胜利，却也造成了一些恶果，尤其对安倍卡而言，这种绝食是难以忍受的一种强迫。这造成两个贱民解放运动领袖日渐疏远，甚至反目成仇。后来，经过十几年的岁月变迁，才由甘地的一系列主动化解行动而终于和解。其主要过程为：

1.这次绝食中的交恶及其影响

无可避免的问题是，甘地是否遵行其绝食“非强迫性”的承诺。即便甘地将自己绝食的对象定位为同情自己、相信自己的那些人，但是作为一种政治行为，他无疑对英殖民统治者及其贱民领袖如安倍卡等人，造成了现实的压力和冲击。这一点，在安倍卡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9月22日（甘地绝食的第三天），安倍卡及其助手在狱中与甘地谈判中，就有这样的一段话：

安倍卡：“圣雄，您对我们很不公正。”

甘地：“我总是会显得不公正的，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安倍卡：“我需要补偿。”

甘地：“我会支持你多数的要求，但是你说你在意我的生命?”

安倍卡：“是的，圣雄。如果您全力投入来改善贱民阶层的处境，您将会成为我们的英雄。”

甘地：“那就好，如果你在意我的生命，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¹¹⁴⁾

可见从一开始，安倍卡就不怎么心甘情愿地在分治选区问题上进行退让。正如安倍卡日后所指出的，签订浦那协议，完全违背自己的最佳判断，他说：

“对我来说，毫不夸张的是，没有人在当时面临着比我更为困难和悲惨的处境了。那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境地。我必须在两难之间进行抉择。我面临着一种义务——我把它看作是一般的人道精神——来拯救甘地的生命。但是，我也面临着保全首相已经给予贱民的政治权利的问题。我最终只能听从人道精神的呼唤，以同意修正‘教派裁定书’的代价来拯救甘地先生的生命。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浦那协议。”⁽¹¹⁵⁾

可以说，安倍卡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心甘情愿，内心感化地服从甘地的要求。相反，恰恰是在巨大的精神压力——来自拯救甘地生命以及甘地阵营的人，迫使其不得不退让、服从⁽¹¹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倍卡对这次绝食的不情愿服从并没有被岁月逐渐磨蚀；恰恰相反，这种情绪反而越发激烈，以至于在安倍卡1944年出版的《论甘地与国大党人对贱民所作所为》一书中，指控这种绝食手段是“最为极端的强迫”。⁽¹¹⁷⁾

这次绝食也恰是甘地与安倍卡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根据哈罗德·科沃的研究，甘地与安倍卡在圆桌会议之前，由于共享解放贱民运动的目标，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和政治合作关系。但是圆桌会议，尤其是这次绝食之后，两人的关系迅速恶化⁽¹¹⁸⁾。失去分治选区宪制保护的安倍卡及其领导的贱民组织，逐渐被国大党的强大势力所淹没。1937年省议会选举，在印度教徒内给予贱民的保留席位竞选中，国大党人获得多数的席位，安倍卡方面只在孟买获胜。而1945—1946年的同样选举中，安倍卡更是一败涂地。⁽¹¹⁹⁾

在这时，安倍卡并没有所谓的“感化”和信服，相反，基于贱民处境难有现实改善的悲观和愤恨，他越发怨恨国大党人和甘地。他越发激进，逐渐提倡贱民改宗，改信佛教，以挽救他们在印度教中的悲惨地位。另一方面，在1944年，他更专门撰写长篇著作《论甘地与国大党人对贱民所作所为》，运用大量的数据、史料以及精辟的分析，控诉国大党人和甘地无心解决贱民问题，致使贱民问题毫无进展。他甚至提出这样的质疑：

“甘地先生已经为了各种心爱的目标进行许多次的绝食，为什么他连一次为贱民的绝食都没有?

甘地先生发明了‘坚持真’的手段来修正邪恶、赢得自由，用之抵御英国政府。为什么他自己却从未为使贱民能够共享水井、庙会或其他公共设施等诸如此类被种姓教徒剥夺的权利，而向种姓教徒开展‘坚持真’运动呢?哪怕一次都没有。”⁽¹²⁰⁾

这样的说法虽然语带激愤，却未必完全空穴来风。最起码，我们从中可见，甘地的绝食，给他和竞争对手（安倍卡）的关系，造成了怎样的伤害。这次绝食有许多表面的成功与辉煌，却无法掩盖对安倍卡强迫的事实。

2.恶果的化解：两人最后殊途同归

正如甘地所言，“坚持真”斗士是没有敌人的。甘地与安倍卡的纠纷，其根源无非来自于两人政治见解和政治立场的差别。与安倍卡不同的是，甘地倾向于在印度教内部采用宗教、社会习俗改进等手段来解决贱民问题，试图把贱民解放运动纳入整个民族独立运动，尽力避免使其被分化以至于削弱民族运动的力量。这种区别使得甘地不能不冒着自食其言的风险，采取极端的绝食手段，迫使安倍卡退让，服从独立大业的大局。

但是，随着贱民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和独立运动的胜利在望，甘地逐渐调整了自己对贱民运动的一些观点，在政治上也更加主动拉拢安倍卡。比如，甘地也开始（在20世纪40年代）主张全面废除种姓制度，主张种姓教徒和贱民聚餐、通婚。晚年的他更是要求，不是这种通婚的婚礼，自己是不会参加的⁽¹²¹⁾。甘地自己也逐渐看到，独立的来临未必真的就给贱民带来福音——因为在印度教种姓教徒的统治下，贱民完全可能处于比外来殖民者更差的境地⁽¹²²⁾。而这一点，也恰是安倍卡一直所强调的。

更重要的是，在独立来临之际，甘地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重要决定。他力排众议，无视多数国大党人的不满，提议尼赫鲁等人让安倍卡进入独立政府的首任内阁。而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不仅使安倍卡成为新印度立宪起草委员会的主席，使其在印度宪法制度中起主导性的作用，最终成为“印度宪法之父”；它还使得新的宪法确立了“信仰自由、根除贱民制度、取消各种歧视”等基本原则，而且宪法还对诸如妇女、贱民、表列部落等弱势群体，在公共服务、中小学校和大学等机构保留工作席位，为其提供各种经济、社会权利保护等措施。这一点，既兑现了甘地在1931年做出的通过宪法保护弱势群体和社会下层的承诺，也使得安倍卡的经济、社会平等观点充分得以体现。可以说，在甘地生命的最后几年，甘地以自己的主动和睿智，化解了与安倍卡的这种纠葛，两人最后殊途同归、形成合力，为独立后印度的社会平等和贱民解放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¹²³⁾

（四）政治与非强迫：各自的无奈

回到我们的主旨，这次绝食体现了什么样的内在张力?怎样评价这样的张力?

就此而言，这次绝食体现了绝食完全的“非强迫性”的不可能。毕竟在一个现实的政治世界中，一次绝食影响的对象，绝非绝食者自己所能够规范和限定的。绝食必然会影响到对手、异议分子等各方的利益。当绝食者为顾全大局时，常常不得不或者放弃对这些对象的“非强迫性”承诺，或者通过诡谬的言辞粉饰其“强迫性”。在1932年的反对分治选区的绝食中，对安倍卡方面的“强迫”恰是甘地无法规避的一个环节，绝不以甘地那种“绝食只是针对同情自己的人”的言辞所能掩盖。

但是政治现实是如此赤裸裸和紧迫，以至于甘地如果要顾及安倍卡方面的意见的话（而这在两个极端冲突的不同意见间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势必无法有效阻止分治选区的最终成立，其后果可能是贱民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但是却很可能令印度进一步被分解出新的贱民阶层分裂势力，对国家统一、团结将造成不堪想象的危害⁽¹²⁴⁾。就这一点来说，如果安倍卡当时表示退让是一种基于两难抉择的无奈，那么甘地采用绝食，造成安倍卡极度反感，又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之举?！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必须看到，这并不意味着“坚持真”就与其他的政治行为没有区别。在这次绝食中，甘地的“坚持真”理念起码在两个方面具有独特的意义：

第一，把绝食主要对象界定为“同情自己的人”，尤其是印度教徒。这绝非仅仅是一套虚词。事实表明，正是通过这一点，甘地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了热爱自己、把自己视为圣徒的印度教徒身上，从而使这次绝食转化为一次伟大的政治动员、政治宣传，为贱民解放运动的后续发展扫清了道路。这与那种简单的、直接的、粗暴的、仅仅奔向狭隘政治目标的绝食行为完全不同⁽¹²⁵⁾。其效果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绝食之后的和解意义重大。这是“坚持真”的独特特质。如果说对安倍卡方面造成强迫有无奈成分的话，那么和解则是对安倍卡的补偿。而事实上，甘地一直都在“补偿”安倍卡。比如在浦那协议中，给予贱民的议席就从英殖民统治者给予的71席增加到了148席，极大提高了贱民在印度教内部的代表比率。另外在公决时限、初次获选人的比例等问题上，甘地也有所让步。可惜，这些都没有给安倍卡造成深刻印象。但是，在1947年独立前夕，甘地提议安倍卡进入内阁，使得安倍卡的主张能够通过国大党的政治机器得到贯彻实施，无疑是一种伟大的决定。它再次证明了“坚持真”大公无私、博大胸襟及对党派之争的超脱。这一点恰是“坚持真”的强大力量所在，它使完全不同、几乎成为仇敌的两派，最终能够团结一致、互补互利，共同推进贱民解放事业。⁽¹²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