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动 员[1]
恩斯特·容格尔 撰
梁 爽 译
黄金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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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能被人的行动加以规定的层面上考察战争的面貌，这是有悖于英雄主义精神的。然而，战争以其形形色色的变换与伪装，历经人类时间与空间的兴衰巨变，仍然呈现出一幕扣人心弦的场景。
这一场景使人们想起火山，在不同的区域活动但喷涌出相同的地火。投身一场战争正与此相似：将自己置身于一座正在喷发的火山的波及范围之内——尽管在冰岛的海克拉火山与那不勒斯湾的维苏威火山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别，然而人们会说，在亲身迫近火山坑的炽热边缘时，正如真挚激情爆发的那一刻，一切差别都将消弭。归根结底，在关乎生死的最为直接而迅疾的斗争中，无论战争发生在哪个世纪、为着何种理想、以何种武器展开战斗，这些都成为次要的了，故而在这里搁置不论。
我们将投入更多精力，透过诸多材料，将这场“终末战争”（the last war）[2]——我们的战争，我们身处的时代最伟大、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与历史传承给我们的诸多战争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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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们可以用一种说法来勾画这场巨大灾难的独特性，那就是其中的战争天才（Genius des Krieges）都被进步精神渗透。这一精神不仅贯穿诸多国家相互之间的战争，也贯穿着其后的内战，众多国家正是从内战当中获取了丰厚的二次收获。世界战争与世界革命这两种现象远比它们表面上联系得更为紧密，二者是一个有着无限蕴涵的事件之两面，其爆发与根源在诸多层面上相互错结。
或许，人们的这一探索预设了在不确定性与“进步”这一含混概念背后暗藏的实质。人们现今对于“进步”概念的种种反感情绪与调侃手法，无疑太过轻佻。诚然，人们可以将这种反感指向19世纪任何一种有代表性的理念。但面对扁平化与同质化的进步形制，人们不禁怀疑，进步的起源或许并非最为本质的内容。权力的实践，有赖于一种奇妙的、不可言说的生活产生的力量。从中可以断定，“进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概念以显豁的理性面具作为自身绝佳的藏匿之处。
确信进步运动带来了有悖于其内在趋势的结果，正是这种认识启发着人们，在生活当中任意一处，占优势的都不是这些进步趋势，而是另一些更为隐秘的动力。“精神”（Geist）常常抑制自己对于“进步”的木制傀儡抱有的轻视，但真正操控这些傀儡运动的隐线则是不可见的。
若想深入了解这些木制傀儡的结构，福楼拜的小说《布瓦与佩居榭》（Bouvard et Pecuchet）将提供最好的指引。然而若想考察潜藏着的运动——一个运动往往更容易被感知而非被证明——帕斯卡尔与哈曼[3]都已呈现给世人大量富于启发性的内容。
“我们的奇想、幻觉、谬误选择以及错误结论同时处在上帝的畛域之中。”人们在哈曼的著作中常常能找到这类论述。这些论述表明了一种将化学的科学方法并入炼金术领域之中的意向。由于这项研究并非是魔鬼学（demonology），而是针对20世纪的读者，因而暂且不论是哪一个精神王国统辖着进步的幻象。尽管如此，人们能够确定的是：只有一种宗教形式的力量，一种可能陷入越轨的信仰，能够将目的性的层面延展到无限广远。
那么谁会怀疑，“进步”是19世纪最大的国家教会（Volkskirsche）——惟一的、享有真切权威与不加批判之信任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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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步的一方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情形下，爆发了一场战争。若想从中找寻时代自身的道德因素，那么其中最为强大的力量来自战争自身精致的、无可比拟的魅力，这远非配备有工业时代最先进的杀伤性武器的军队所能匹敌。凭借战争自身的魅力，其队伍甚至能够从敌营中招募成员。
为了阐明这一进程，我们在此引入“总动员”（Die totale Mobilmachung）的概念：在一个早已逝去的时代，一个值得信赖的领导力量能够将数以千计的应征人员送往战场——正如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表现的那样；同时，如果国王在一场战役当中败北，公民对此的首要义务则是保持沉默。虽然这个时代早已远去，然而直到19世纪的后半叶，保守的内阁仍然能够在漠视甚至抵触民意的情形下，筹备、发动并且赢得一场战争。无疑，王权与军队之间的密切关联是这一切的前提。二者的关联在普遍兵役制的新制度下仅仅遭受到表面冲击，而其核心仍从属于宗法社会。基于既定的军备与开支预算，王权时代的战争仅仅是一种对于可资利用的军队及给养进行有限消耗的方式。在这一意义上，即使最为广泛的动员也被限定为一种局部（partiellen）措施。
之所以作出这些限定，并非仅仅出于方法的有限性，而是出于国家利益自身。君主拥有一种自然本能，时刻告诫自己不要越出封建世袭的权力边界。较之人民代表制，消耗自身的世袭财富无疑更能为君主带来信誉。同样的，到了战斗的关键时刻，比起志愿军分队，君主宁可保全自己的世袭卫队。君主的这种本能完整地延续到了19世纪的普鲁士，并在人们针对三年兵役制进行的激烈抵抗当中表现出来。在封建世袭的意义上，常备军故而远比志愿军（以短期服役为标志）更值得信任。现今的人们常常惊异于当时的君主拒绝对军队装备作出任何提升与改善，然而这些顾虑确有其自身背景。这是因为，在任何一次改进枪炮装备（尤其是增加有效射程）的方式背后，都暗含着对于绝对君主制的间接攻击。正如枪炮齐发是秘密指挥权的象征，相形之下，每一次枪炮的技术改良都促进了个体开展自主的、有针对性的射杀。直到威廉一世，民众的“狂热”（Begeisterung）仍令君主们深感不快。狂热，正如埃俄罗斯[4]的风旗，背后蕴积的不仅仅是欢呼的风暴。对于统治而言，真正的试金石并不是人群的欢呼，而是战事的失利。
局部动员（partielle Mobilmachung）因此适应于君主制的本质。局部动员由于促使民众僭越了惯常的等级秩序，而不得不将精神、财富、“民众”（folk）的抽象形式——简言之，正在增长的国家民主力量——统统投入到战争预备当中。回顾过往，现今的人们可以确信，完全抛弃这些抽象要素的参与是不可想像的，而将这些要素进行整合的方式正构成19世纪治国手腕（statecraft）的核心内容。这一特殊方式，通过俾斯麦的一句格言得以阐明：政治作为“可能性的艺术”。
与这一进程相关，生活当中日益增长的力量，一切短期、机动因素的持续增长，共同赋予了动员运动一种日渐显著的激进特征——在很多情况下，开展动员曾是王权的排他性权力。造成动员运动日益激进的原因是多元的：不动产的取消与对贵族特权的削减，骑士社会等级的瓦解；武装保卫国家不再是职业军人的排他性职责与特权，而是每一个能够武装起来的个体的责任。同样地，因为战争费用的高速增长，基于既定的战争预算而展开一场发饷的战争已不再可能。于是延长一切可能的信贷，甚至向人民积攒的最后一芬尼征税，这些对于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都成为必要的了。相应地，战场上武装对抗的场景延展为庞大的劳动过程（Arbeitsprozesses）。作为战场军队的补充，出现了专门担当商业与运输、食物供给、军械制造等职责的现代军队，即工作的部队（das Heer der Arbeit）。这些军队的出现，以及临近结局的终末之战提醒着人们，今后的一切生产活动，即使是坐在自家缝纫机旁的家庭工人，也都将间接地服务于战场。在将一切潜在力量毫无节制地整合入战争的进程中，正是全体动员将战争的工业国家转化成了一处热火朝天的铸造车间，从中或可找到劳工时代（Arbeitszeitalter）拂晓的显著迹象。世界大战由此成为一个在重要性上优先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现象。为了调动起如此大规模的力量，训练使剑的那只手已经远远不够，而是需要培植人们骨髓深处、生命最精微的感触。而唤醒这些感触正是总动员的任务：就好像通过一个简单触动控制板的动作，传导到现代生活的普遍分支与权力肌理，从中导出强大的战争电流。
在世界大战的初期，人类的智慧尚未如此大规模地投入到一次总动员当中。此时的总动员仅仅表现为一些孤立事件：在战争开始时大量雇佣志愿军与预备役士兵，出口禁令，书报审查制，汇率的变动。随着战争的深入，这些孤立的措施被日益强化：原材料与食物的计划配给使得工业生产关系向着军事形势转变、国民警卫队的职责、商船的武装化、总参谋部权力的扩张、“兴登堡计划”、鲁登道夫融合军事需求与政治需求的种种努力，等等。
即使在随后更为残酷的物质战争（Materialschlachten）当中，人们凭借自身的组织才能获取了血腥的胜利，动员运动也尚未展开自身的全部可能性。只有当人们限制自己对于战争技术层面的关注，只有当有关战争进程的图景早已被嵌入和平状态的秩序当中，动员的全部可能性方能得以施展。因此可以看出，战后时期诸多国家的军备方法，已经基于总动员的模式进行了调整。
就此可以解释诸多现象，例如“个人自由”（individuelle Freiheit）的持续削减。作为一种特权，“自由”无疑常常出现问题。对于个人自由的攻击首先发生在俄国与意大利，而今在德国也发生了。进行攻击的初衷是，拒绝一切不作为国家局部机能之事物的存在。可以预见，一切有着世界愿景的国家都将展开对自由的持续限制，以此为新型力量的进一步扩张解缚。法国从“势能”（énergie potentielle）视域对权力关系所作的调整，以及美国提供的模式，正向人们展示出工业与军队之间达成的协作。这种军备行动的精神内核在德国战争文学当中得以展现，即强迫普通民众在战争事务上作出选择。俄国的“五年计划”（fiveyear plan）就此扮演了先行者，卓有成效地将整个伟大帝国的主要力量引导至某个单一方向。借此考察一个经济理论如何发生彻底转变是富于教益的：“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作为民主的最终成果之一，如何最终超越自身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权力范式。从我们时代的诸多现象中可以观察到权力的紧缩过程，正是群众的巨大压力促成了权力的刚化（Kristallisation）。
此时，无论攻击还是防卫，都要求超乎寻常的努力，来自世界的压力也变得更为显豁。正如每一个生命都已埋下了死亡的种子，在民众力量的起源处就已暗藏了有关死亡的民主。精准的个体射杀的时代已经过去，中队长们遵奉夜间空袭的命令，已不再对战斗人员与平民作出区分。何况，致命的烟云如同原始力量一般弥漫在大地之上，结束所及一切生物之生命。这类死亡的恐吓也不再是局部的或是普遍的，而是一个总动员。甚至摇篮中的婴儿也不再安宁，而是更易受到死亡之手的触碰。
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但以上足以让我们反思自己的日常生活，其原则的严苛与冷酷，弥漫着硝烟与战火的地区，有关商业的物理学与形而上学，汽车、飞机与不断萌生的城市。怀着一种略呈快意的恐惧，我们觉察到生活当中没有一个原子不在运转——我们已被深深地嵌进这一狂暴进程。总动员完整地实现了自身，并通过战争与和平的交替无情地揭露了现实——我们正身处被群众与机器主宰的时代。总动员证实了每一个个体的生活始终是一个“工人”（Arbeiter）的生活。于是，继骑士、国王与公民的战争之后，我们如今迎来了工人的战争。工人战争以其理性结构及其冷酷，为伟大的20世纪的第一场冲突提供了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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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触及总动员的诸多技术层面，该层面的完善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期间政府的首次征兵，以及从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开展的军队改组到大战最后几年开展的规模巨大的军备项目。当时的国家已经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庞大的工厂，在流水线上夜以继日地生产军队以直接将其投入战场，而一个血腥的机械巨胃则接替了消费者的角色。这一单调场面不禁使人联想起一架以鲜血为燃料的涡轮机的精准运作。这固然伤害到了个人的英雄主义情怀，然而这一联想的象征意义则是十分恰切的。显然，这是一个时代在战争介质上留下的坚实印记。
与此同时，总动员的技术层面并非是决定性的，可将其视作动员的预备。这类预备在一切国家都是可见的，这使得世界大战成为历史上最为普遍的战争之一。世界大战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民众从局部的劫掠与殖民主义战争当中，已预见到将享有一个具有相对较长的和平阶段的未来。在开始考察这场战争时，我们并不聚焦于人类天性的基本面，即人类固有的掺杂着狂野与神圣的激情、时刻准备响应战争的号召。相反，我们将聚焦于若干符码，正是这些多义的符码开启并伴随着这场战争。
无论何时人们耗费了如此多的努力，以占有“无目的性”的特质——例如金字塔与大教堂这样屹然矗立的伟大建筑，或是吁求作为生命原初动力的战争。此时，无论如何雄辩的经济学解释终归乏善可陈。同样的原因，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只能够触及这一进程的表层。为了解释这类进程，我们应将探究的目光投向宗教秩序的多元现象。
在将进步定义为19世纪最为普遍的宗教时，我们已经暗示了民众的参与对于终末之战而言不可或缺，而这正出自总动员蕴含的信仰的强大力量。与民众信仰的强度相应，规避这场战争是毫不可能的。而与之相伴的这些纯粹的、不断回响并驱使着民众投入行动的话语也就拥有了某种进步内涵。的确，这些话语往往偏好某种刺目与骇人的色彩，以使得自身的有效性不容置疑。这些进步话语就像猎场上的鲜艳碎布，用来驱使猎物奔入猎枪的有效射程。
即便是浮光掠影地考察，从纯粹地理优势的角度分出胜者和败将，也必须承认“进步”国家所具备的优势。这类优势使人想起某种决定论，例如达尔文提出的“适者”（Tüchtigsten）生存。同时，俄国与意大利这两个战胜国在避免本国政治系统彻底崩溃当中显示出的无能，使“进步”的决定意义表现得尤为显赫。以此观之，战争是最为公正的试金石，以其严峻的内在法则进行价值判断。这正如一场强震，考验一切建筑物的地基。
此外，事实证明，在尚且信仰人的普适权利的最后时刻，君主体制在面对战争的巨大破坏性时显得格外羸弱。与众多无足轻重的王权一起，德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与土耳其的王权也最终化为焦土。而奥匈帝国，这个将自身整体铸造成中世纪模式、如同一个在灭绝时期困守孤岛的国家，也最终如同爆破的屋舍一般倾颓。沙皇，欧洲大地上最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绝对王权，也终究沦为一场内战的牺牲品，仿佛被一场长久蛰伏的瘟疫吞噬。
另一方面，进步结构具备的抵抗力量，即使在一种全然脆弱的状态下仍在发挥效用。对于这场战争而言，法国军队镇压1917年兵变，这又一次的、道义上的“马恩河式的奇迹”，比起1914年的纯军事化更具典型意义。同样，在拥有民主宪法的美国，动员令能得以严格执行，而这在以阶层划分选举权的普鲁士是不可能实现的。况且，谁会怀疑美国，这个缺少“隳颓的古堡，玄武岩柱，骑士、鬼神与强盗传说”的国度，是这场战争中最显明的胜利者？战争的胜负，此时已不再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军事化程度，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是否具备总动员的能力。
德国因而注定要输掉这场战争，即便获取了马恩河战役与潜艇战的胜利。因为德国即使采取了局部动员，在更大范围内总动员蕴含的力量也已经丧失了。出于同样的原因，与军备的内在特性相应，德国更适于获取、维持局部胜利，却绝不会赢得整体胜利。为我们的武器添缀上后一种胜利则需要准备另一场坎尼战役[5]，其重要性不亚于施利芬[6]终其一生的著述。
而在继续推进这一论述之前，我们将考察另一类要素，以期呈现进步与总动员之间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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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实有助于启发那些致力于理解“进步”一词的人们，看清该词华而不实的面貌：在一个以骇人的酷刑公开处决拉瓦亚克或达米恩[7]等弑君者的时代，谋杀王室成员将损害一个更为强大的社会阶层，即一个更深切地与信仰相关联的社会阶层，其意义远甚于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对于路易十六的处决。这些表明，在进步的等级秩序中，王室所处的类型并不十分受宠。
可以想像，一场现代战争在某个时刻必须利用一场公开处决作为宣传，这将多么怪诞。能够触发民众激愤情绪的两个导火索，分别是萨拉热窝行刺与比利时的中立地位受到的侵犯，无疑前者将激起更大的民意声浪。世界大战的表层原因，无论看起来多么偶然，也都被赋予了一种象征意义：对于萨拉热窝的行刺者与受害者，也就是哈布斯堡的皇位继承者而言，以王朝大一统为基础的国家原则，与现代的“民众自决的权利”一同在维也纳会议上被以一种老式的政治手腕修复了自身的合法性。
无疑，正常意义上的不合时宜，以及维持精神要素的巨大影响力，这些都是有益的，然而这些都需要信仰作为前提。从中央集权的意识形态出发，信仰既不与时代合拍，也并非全然不合时宜，也绝非超越时代。与之相比，民众的情绪则全然是应激性的，无论与时代是否合拍，带来的都只是虚假的浪漫情怀与不完满的自由主义的混合物。观察家们由此对于过往世代的必需品、晚期的浪漫主义风格，尤其是对于瓦格纳的歌剧情有独钟。《尼伯龙根之歌》宣扬的忠诚，以及伊斯兰圣战企求的胜利也同属此类。这些无疑属于技术、统治、话语的领域，属于主体的动员，而非主体自身。主体的缺失，正突显了统治阶层既与民众疏离，也与更为基础的权力相疏离的事实。
因此，对一个“废旧合约”作出知名、睿智的注解，这一举动也迟来了150年之久——当时的原则或许适用于普鲁士浪漫派，但其内核并非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如此断言，并在开明君主制的意义上嘲笑这些不再发挥效力的合约。然而贝特曼霍尔维格[8]本应知道，在我们身处的时代，即使是一张普通的纸片，只要它上面写着宪法的条文，也将与天主教世界里象征圣体的薄片拥有相似意义。故而撕毁既定的合约适用于专制政体，而自由主义的力量则来自对这些合约的诠释。考察那些将美国带入战争的往还信件，人们将发现一个“公海上的自由航海权”原则，这正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在这样一个时代，以此种方式，一己之利能被奉为人道主义的普遍要求，被赋予普遍的人道含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德国进步的卫士之一，抓住了这一使命的辩证方面，将战争的意义与沙皇式的、反动政体的瓦解相等同。
但这些与在西线民众当中发动的动员相比，又表明了什么？谁能否认，“文明”（civilisation）远比“文化”（Kultur）更紧密地与进步相连？当“文明”在大城市当中说着自身的语言，操控着方法与概念之时，文化对此要么持敌对态度，要么无足轻重。这是因为文化无法被用作宣传，而任何厘清它的企图，都使自身与文化日渐疏远。正如我们看到无数版本的邮票与纸币上带有的头像时，感到的冷漠或是感伤。
然而我们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抱怨。我们只想确认，德国是不适宜担当起时代精神的，德国也不适宜为世界提供一个比德国精神更好的原则，而这一精神始终在自觉意识与当下世界当中寻求自身的合法性。时而以浪漫主义—唯心主义的方式，时而以理性主义—唯物主义的方式，这些奋斗的德国人力求使这一精神符合自身的标准与形象。但合法性的所在之地，部分属于过去，部分属于对于德国精神而言全然陌生的领域，其间可怖的斗争力求对抗整个世界，而人力与机器的投入无法捍卫信仰。
由此我们必须致力于考察某些基础因素，例如民众深远的、原初的伟力。我们满怀崇敬地看到，在理性的这场十字军东征的起点，出自全世界民众共享的理念，一个德国青年怎样响应武器的号召，如此激奋、迷狂、嗜饮着死亡，就像我们的历史从未教导他死亡以外的知识。
如果询问其中任何一位青年，走上战场的动机，他可能无法给出一个明晰的答案。但他绝不会提及为了对抗野蛮人，或是为了文明、解放比利时、公海的自由航行权。或许，他会给出这样一个答案——“为了德国。”为着这句话，整团整团的志愿军投入了战争。
然而，这闷燃的火焰是为着一个神秘而不可见的德国而燃烧，从一个运动开始，到国家连骨髓深处都在颤抖。如果，它获得了方向、意识与形态（Gestalt），又将会是怎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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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组织化的思维模式，总动员只是这个时代加诸我们的诸多更高层次的动员之一类。总动员的内在合法性，使得人的法律只有与之相适应方能发挥效力。
没有什么比这一事实更具说服力，那就是在战争当中，某些力量能够自发地将自身定位为反战立场，然而，这些力量却比它可能显现的那样，更加亲和于战争的强力。在推动民众加入内战而非战争的行伍时，总动员变换了自身运作的领域，却并未变换其实质。现在，总动员的行动侵入了某些原本拒绝服从其要求的领域。这些本不受战争规制的领域，现今却似乎主动对自身在这场血腥事业当中的地位提出了要求。因此战争从起始处对于一切力量的要求越整一、越深刻，其最终获得这些力量的进程也将越加确定、有保障。
我们已经看到，进步的精神在德国只能被部分激活。巴布斯[9]的事迹就是无数事例当中最好的一个。作为一个敢于直言的反战者，巴布斯只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接受这场战争，那就是将这场战争看作是为着进步、文明、人道与和平，与一切反对这些进步因素的原则的斗争。对巴布斯而言，“战争必须被消灭在德国的胎腹中”。
从反战到接受战争，无论这一辩证过程多么复杂，其结局是确定的。一个哪怕只有最微小的好战倾向的个人，也会发现自己难以拒绝国家为自己提供的枪械，因为在他的头脑中另一种出路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当这个人在头脑中作出艰难抉择时，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他，看他守卫在密布战壕的荒野，如同所有人一样跃出战壕，穿越物质战争的骇人战火。但这最终有何特别？与其他人一样，巴布斯也是一个战士，一个为人道而战的战士，能够罔顾机关枪的火舌、毒气与断头台，正如基督教会能够罔顾世俗之剑。为了达到这样一种动员的程度，巴布斯须得生活在法国。
德国的巴布斯们则发觉自己身处一个更为艰难的境地。只有个别的知识分子能够最先迁往中立国，并决定采取公开反战的行动。而绝大多数的人们只能留在国内，试图跟上国家的步调。上文已经提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尽管以国际主义为信条，以德国工人为主体的结构也极易使之发展为英雄主义。而且，即使在其意识形态内部，也发生了事后被控以“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一次转向。可以从路德维希·弗朗克[10]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演讲中窥见此过程的概况。这位社会民主党的领导者与帝国代表，作为一位40岁的志愿军在1914年9月的诺伊森科特（Noissoncourt）头部中弹而亡：“即使我们这些没有祖国的同志们也都知道，即便作为养子，我们也是德国之子，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祖国抵抗反动而战。如果一场战争爆发，社会民主党的士兵们将衷心履行他们的职责。”（1914年8月29日）这富于启发性的句子已经暗藏了战争形式的种子与潜在的革命，个人的命运也已寓于其中。
若想深入研究这一辩证关系，进步报纸在战争期间的表现为人们提供了充足例子。麦克米利安·哈登（Maximilian Harden），作为《未来》（Futur）的主编、威廉时代最知名的记者，在战争期间使自己的各项活动配合总参谋部的要求。我们注意到，只有抱着同情的兴趣，才能觉察出他如何精明地先后装扮成战争激进主义与革命派。作为喉舌的《同步画派》[11]，曾以虚无主义为利箭，攻击社会等级与军事体系，现今也拾起了沙文主义的腔调。此外可见，这些期刊的质量伴随着其爱国热情的上升而锐减——它们就此放弃了自身最具胜算的场域。
这一内在冲突在拉特瑙[12]的性格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也赋予这个人物一种悲剧力量。拉特瑙积极地为这场战争动员，组织起庞大的军备，甚至在大崩溃前夕还致力于“群众暴动”思想。正是他，后来发表了著名的言辞，使得帝国的代表们能以胜利者的姿态穿越勃兰登堡门而进入首府，使得世界史因之丧失意义。由此可以明晰，一种动员的精神如何能够支配一个个体的技术力量，而无法侵占其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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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最后一位战士还横尸敌军阵前，德国进步力量拥有的秘密军队、秘密总参谋部就已命令人们以欢呼迎接最终的崩溃。正是关系最为密切的西方同盟军最先越过莱茵河，埋下了特洛伊木马。在最微弱的抵抗中，占主导地位的精英们仓促让出自己的职位，以宣示对于新精神的认可。在选手与对手之间，本就没有实质差别。
这也正是政治更迭在德国呈现出一种相对无害形式的原因。即使在抉择的关键时刻，帝国的社会民主党总理还能玩着保全御座（Die Krone bestehen zu lassen）的把戏。而这种保存建筑物正墙的伎俩又有何意义？这座建筑久已被“进步”的债务拖累，以至于在事实的所有权关系上已不存在任何疑问。
然而，德国的这场政治变动之所以不像俄国那样引发社会动荡，除了精英们已为这条道路做好充分准备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国内大部分的“进步力量”被战争的各项事务牵绊，无法再投入国内冲突。从个人角度而言则是：由一个前首相掌权，还是由一个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革命派贵族掌权，二者大不相同。
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丧失了在西方世界的强势地位，而巴布斯意义上的文明、和平与自由诸价值则赢得了胜利。然而，当我们自己已采纳这些价值，在“墙，将欧洲围裹”（Mauer，die Europa umschnürt）之外不敢于任何冒险，我们又怎能期许一个不同的结局？不同的结局，需要自身价值一次更为深刻的显现，需要别样的理念与不同的盟军。而这种物质的刺激可以伴随着进步主义的乐观论而发生，正如俄国的例子暗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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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凝视着这个世界，正如它从灾难当中浮现——怎样的效应统一性，怎样缜密的历史连贯性！的确，若将人们直到19世纪末在精神与肢体上的发展以及未开化的自然本性，全都并置于我们的时代，将之集中在一个有限空间，并将全世界的武器瞄准这里开火，其成果也不会比这更为明确。
克里姆林宫的乐钟现在奏着国际歌。在君士坦丁堡，学童们拼写着拉丁文而不再是《古兰经》古老的蔓藤图案。在那不勒斯与巴勒莫，法西斯警察用指挥现代交通的方式规制着南部生活的整体样貌。在世界最偏远的，甚至是传说中的国家，议会大厅落成并投入使用。抽象与冷酷，在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中日益滋长。爱国主义正被一种国家主义稀释，这种国家主义被日益强化的意识要素熔铸。在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美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有色人种运动中，到处都有进步力量的推手。“进步”在此将自己颠倒过来，遵循着人工的辩证法，在一个极其简易的轨道上持续行进。除却对民众自由与社会性日渐减少的保障之外，“进步”管理民众的方式与一个专制政权的做法并无多少差异。在许多情形下，“进步”的人道主义面具几乎被剥光，而露出一种半怪诞、半野蛮的机器崇拜，一种幼稚的技术祭礼的原状——尤其在那些人们尚未与强力建立起直接的、生产性的关联，那些远程火炮与轰炸机的毁灭力量只被作为战争措辞而非实际行动的地域。
同时，数量（Massen）获得了更多的尊重：赞成票的数量、公众的数量成为政治的决定因素。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尤其成为两个关键的里程碑，在二者之间，“进步”将旧世界残余的一切、最终将其自身都碾为齑粉。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民众被选举权的错觉蒙蔽，像皮球一样被“左”与“右”扔来扔去。看上去，一方仿佛总能保护民众免于另一方的侵害。现在发生在一切国家的事实是，敌对双方的差别愈益模糊，即使是自由的梦想也在铁钳的捏握中渐趋消失。在各种运动当中，到处都能看到被同质塑造的民众落入“世界精神”（Weltgeist）布下的陷阱，这构成了一幕伟大而又可怖的场景。每一次运动都促成了更为尖锐、更为残酷的控制，受压迫的形式远胜于正在承受的痛苦。这压迫是如此剧烈，使得人们不得不以欢呼迎接它的到来。在每一个带有幸福标记的出口，都有痛苦与死亡环伺。而幸福，就是在步入这些空间时与之遭遇。
后 记
在初版近五十年后，我对这篇文章完成了最后一次审阅。数十年间因为这篇文章屡次重印，我也为之审阅了许多次，这并不会使文章的核心内容因偶然因素而发生变化。
世界强国的军备行动已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胜利，这正与其潜力相称。一些小国如埃塞俄比亚，也同样在迫近总动员的艰辛道路。“动员”的概念早已进入到政治当中，无论是在论辩还是在现实层面。各国都在整军备战、都在谴责他国，而不断举行的阅兵庆典更加剧了这一恶性循环。
从中或可看出某些原则，其核心正在这一层面揭示出来。然而，对于一个经历了四年的濒死战斗与《凡尔赛条约》的德国青年而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特殊道路已成为次要。与文章的第一版相比，其历史的意义没有丝毫变动。
（1980年8月23日）
【注释】
[1]本文译自Ernst Jünger，Die Totale Mobilmachung，Sämtliche Werke，Zweite Abteilung，Band 7，Essays I，Klett Cotta：Stuttgart，1980。该文发表于1930年，收录于文集《战争与战士》（Krieg und Krieger）。该文构成了容格尔其后的代表作《工人》（Der Arbeiter）一书的主体思想部分，奠定了容格尔有关战争、技术等主要思想的基础。译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硕士。——编者注
[2]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3]约翰·格奥尔格·哈曼（Johann Georg Hamman，1730—1788），德国著名思想家，乃最早对启蒙运动提出系统批判和深刻质疑的思想家之一，被歌德称为“18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享有“德国文学全盛时期的开山之父”的声誉。——编者注
[4]埃俄罗斯（Aeolus），古希腊神话中的风神。
[5]坎尼战役：公元前216年，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在意大利半岛东南沿海的坎尼附近，以少数兵力战胜罗马8万大军，成为以少胜多的围歼战役典范。
[6]阿尔弗莱德·冯·施利芬（Alfred von Schlieffen），德意志帝国陆军元帅，德国总参谋部参谋长，“施利芬计划”的制定者，其战略思想为德国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重要影响。代表作《坎尼战争》《现代战争》等。
[7]拉瓦亚克（François Ravaillac，1578—1610），法国安古莱姆省的一名法庭听差、狂热的天主教徒，于1610年暗杀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后被公开处决。达米恩（Robert-François Damiens，1715—1757），法国一位家庭佣人，于1757年试图暗杀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后被公开处决。
[8]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Hollweg，1856—1921），德国政治家，曾于1909—1917年间任德意志帝国首相。
[9]巴布斯（Henri Barbusse，1873—1935），法国新闻记者、作家，曾参加过一战，后成为著名的反战人士。著有描写自身战争经历的长篇小说《地狱》（L’Enfer，1908）、《在战火中》（Le Feu，1916）。鲁迅曾在《华盖集》当中介绍过其人及其作品。
[10]路德维希·弗朗克（Ludwig Frank，1874—1914），德国社会民主党（SPD）政治家，一战前夕主张德法两国在议会层面的沟通与休战。
[11]《同步画派》（Simplicissimus）：阿尔贝特·朗根（Albert Langen）于1896年在慕尼黑创办的讽刺周刊，1964年停刊。该刊旨在讽刺僵化的普鲁士军官与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曾受到威廉二世的查禁。在20世纪初，该刊曾发表托马斯·曼、里尔克、柯勒惠支等人的作品。
[12]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魏玛共和国外交部长，为德国在魏玛时期的经济、政治稳定贡献卓著。1922年6月24日遭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暗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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