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奠基性探索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奠基性探索^[1]

凌海金^[2]

延安时期，从1936年5月到1945年8月，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的学习型政党建设，进行了奠基性探索。今天，全党开启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应在历史继承中给予创造性推进。

一、领导者带头著书立说登台执教

怎样建设学习型政党，毛泽东的奠基性探索之一—领导人带头研究，亲自登台执教，给出了中国共产党人需要继续创新的答案。

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带头研究，是毛泽东留给全党的学习传统。1936年夏初，红军渡河东征回师陕北以后，毛泽东开始发愤研究哲学，撰写哲学著述，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学习型政党建设探索的发端。在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阅读的哲学书籍，从《毛泽东选集》注释考证和近些年其他书籍考证，有据可考的哲学著作24种。有些哲学书籍甚至反复研读过10遍。目前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读过的、并且留有文字批注的哲学书籍有七种（八本）工。在这七种哲学著作中，“批注最多且重要的有五本”，留下了两万多字的哲学批注。在大量阅读和潜心研究探索的基础上，1937年春，毛泽东着手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历时4个多月，始成初稿。全书共分三章,6万1千字。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初，此书第二章的一部分，题名为《实践论》，第二章中的《矛盾统一法则》，经过仔细加工、补充、修改，题名为《矛盾论》，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其余部分经过艾思奇、李达等哲学家再创作，逐步演变为当代大学一年级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领导干部登讲台，讲授研究成果，是毛泽东给全党干部作出的表率。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一书，三个月，共讲了100多个学时。延安的中高级干部，红军初、中、高级干部，知识青年，延安干部学校教职员工，大多都亲自聆听和学习了毛泽东的哲学讲授。之后，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了此书，并从三个方面拉开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九年大学习的序幕。首先，推动了延安的干部教育。党在陕北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办的20几所干部学校，均把毛泽东的这部著作列为教材，把哲学列为主要课程，分批分期地对党的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其次，推动了延安思想理论界对哲学的深入研究。在毛泽东的带动和组织下，艾思奇对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哲学与生活”、“思想方法论”，陈唯实对“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周扬对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范文澜对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和培元对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陈伯达对中国近代哲学思潮和中国古代哲学专题，潘梓年对“逻辑与逻辑学”，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批颇有质量的论文和专著。延安的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哲学研究的“春天”。第三，推动了党的高级干部对哲学的深入学习与研究。

今天，转变发展方式，走科学发展之路，也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哲学世界观的变革，我们在学习型政党建设中，应给予思考。

二、围绕时代中心任务推动高级干部投入群体研究

带动高级干部对党的中心任务进行群体研究，可以说是毛泽东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奠基性探索之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如何，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代课题。而对着残酷的现实和思想领域“全面抗战论”、“片面抗战论”、“亡国论”、“速胜论”、“正规战论”、“游击战论”和“持久战论”等七大思想动态交织，相互交锋，相互激荡的态势，毛泽东在战争学领域发起了学习研究攻势，并带动高级干部对时代中心任务投入了群体研究，科学地论述了抗日战争三个发展阶段的具体发展道路，同时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大学习。

1938年5月上旬，毛泽东着手撰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在延安《解放》周刊上，6月出版了单行本。之后，各根据地广为翻印发行，印行了十多种版本。中旬，毛泽东开始撰写《论持久战》一书，七天七夜连续奋战，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演讲他的鸿篇巨著《论持久战》，科学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论持久战》一问世，立刻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效应。仅1938年到1939年春，就印行了19版。这篇著作的发表，在思想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国的理论威望。有许多进步青年，就是因为看了这部著作才下定决心，打起背包，由武汉、重庆等地徒步走到延安的。连许多国民党部队，当时都把这部著作奉为经典，作为战地的最佳读本，反复阅读。在毛泽东的模范带动下，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及军队将领，纷纷投入了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与演讲，如刘少奇著文《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彭德怀撰文《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朱德在八路军总部《前线》周刊分期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长文等，一时间，延安抗日战争论坛成了中国共产党大学习的一抹亮丽的彩虹。

今天，改革开放进入新的30年。在新的30年里，中国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如何?将会呈现什么样的具体发展阶段和发展特征?各省市县乡村、各行各业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将呈现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发展道路和发展趋势?这些，应是学习型政党建设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只有深入研究具体发展道路，学习才能够一步步走向深入，党的执政能力、干部的领导能力和党员的本领才能在学习型政党建设中实现质的提高

三、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

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可以说是毛泽东对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奠基性探索之三。

1938年秋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同时，部署了全党的大学习。之后，全党建立了正规的学习制度。在职干部教育，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学习两个小时;干部学校教育，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办的几十所干部学校，党员干部分期分批培训。1939年全党开启了学习运动。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发起的生产运动和学习运动都是永久性的”。“我们的党要由小到大，才能领导这样大的中国革命，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进一步讲了九点意见，指出六中全会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意义”;“党政军民学各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而工作，一而学习”。从1939年春开始，全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学习。

为推动全党的大学习，首先，毛泽东带头抓基本教材建设。如毛泽东和李维汉等人撰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张闻天和刘亚楼、莫文骅等人编写《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宣部副部长陈昌浩撰写《世界近代革命运动史》，范文澜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等。一批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推动全党的学习走向了系统化。其次，撰写著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如毛泽东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纪念白求恩》、《论政策》等著名文章;刘少奇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朱德和周恩来、任弼时、陈石等，也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名讲演。这些著述和文章的内容，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为推动全党的大学习，毛泽东引导全党推进学习制度的改革。1939年干部大规模学习运动开始后，逐步产生了片面追求正规化、制度化和系统化的教条主义毛病。我们党在“江西时期”锻炼出来的红军初、中、高级干部，如杨成武、肖华、杨得志、许世友、李先念、余秋里等一代人，当年几乎都是“放牛娃”和“长工”、“短工”出身的干部，没读过多少书。学习追求正规化、系统化，使全党的学习一下子处于“短路”的状态，很难收到学习效果，而且‘干部们对学习的意见也很大。鉴于此，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改革目标，“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接着，中央成立学习总委员会，各单位成立学习分委员会。结合过去的教条主义错误、现实的教条主义学习，结合全党76万新党员的世界观改造，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反对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推行全党学习理论、学习历史、研究现状，并使二者有机结合，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和研究每个党员的历史和现状，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于是引发了一场历时两年的影响深远的延安整风运动。

为推动全党的大学习，毛泽东引导党的高级干部集体研究、总结和升华党的历史经验。从1921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20年的奋斗历程需要给予深刻研究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需要深入剖析和总结。从1941年到1945年，毛泽东同志用4年的时间，引导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与研究党的历史，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首先，1941年春，中央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研究党的历史。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查阅了近千万字的中央文件，编辑出版了416万多字的《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下册），《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两部大型党史文献，供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之用。其次，从1943年10月以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作了一系列关于党史研究的报告，指导党的高级干部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央扩大了研究规模，绝大多数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参加了研究。对于党的全部历史，特别是1931年初到1934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同时，中央还组织了过去曾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中工作的干部，召开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通过高级干部历时四年的深入学习与研究，以1945年8月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志，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期“改造党、建设党”的伟大任务始告胜利完成。

【注释】

[1]此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年第5期。

[2]凌海金，1982级政治教育专业，现为中共广西区委党校教授。